宾为霖与《天路历程》的汉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汉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9)05-0083-(08)
西方传教士著译的小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除了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之外，大约就要推宾为霖(William C.Burns，1815-1868年，也译作宾惠连、宾惠廉、宾威廉、宾维廉等，①本文采用当时传教士中最常用的译法)翻译的《天路历程》了。这首先当然得益于这部小说本身的文学成就。《天路历程》是17世纪英国牧师、散文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年)的代表作。该书1678年面世后即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印行3版，作者生前销售已达10万余册，至今被翻译成120多种文字，在各地流传。文学史称：“在世界文学中有三部伟大的讽喻体作品：斯宾塞的《仙后》、但丁的《神曲》和班扬的《天路历程》。第一部作品吸引了诗人，第二部吸引了学者，第三部则吸引了各种年龄和地位的人。”[1]论及《天路历程》在中国的流传，宾为霖的译介功不可没。在多种中译本中，宾为霖的译本并非是最早的，却是第一部完整的并被公认为是最佳的译本，在中国读者中也最具影响力。本文所关注的是，身为传教士的宾为霖在翻译此书时所采用的一些特殊策略，宾为霖译本的特点、流传，以及在宾为霖译本的影响下，《天路历程》这部宗教小说是如何被中国读者所接受的。
一、宾为霖的天路历程
尽管《天路历程》由于宾为霖的译介而深入人心，但这位译者本人似乎并不为人所熟悉。事实上，宾为霖作为一个来华传道的牧师，当时在教民中颇受爱戴。他去世后的数年间，《教会新报》曾发表多篇追思文章。《教会新报》卷二上刊载了北京教友曹子渔的《宾教师传》。宾为霖在京时曾租赁他的房屋，因而得以“朝夕过从，甚获提撕之益”。文章追忆了宾为霖的高尚品格及在京的传道事迹。第三册上有福建美以美会教友许扬美的《宾牧师行述》并附《吊宾牧师诗》，从第四册开始分32次发表了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译述的长篇传记《宾先生传》，其中还包括《宾先生日记节译》、《英国宾先生传问答八条》。艾约瑟称：“宾先生纬廉，传道中国，溯自道光戊申至同治戊辰，凡二十一年。其仁爱之心为教友所灼知，信德之闻尤教会所久著。今先生蒙主召，离世已三年矣。西国为之立传历述其生平语言事迹，极为详备。兹择要译之，约仅十分之二三，俾中国教友咸知云。”②文章所述甚为详备，本文主要据此将宾为霖的生平事迹整理成篇。
宾为霖初来中国，就选择长篇宗教小说《天路历程》进行翻译，并非出于偶然。他本人从小就深受《天路历程》的影响，“幼不嗜读，所读者《天路历程》暨《苏格兰杰士瓦里斯行述》各一部”。③并将书中所说的“随时待命”(Always Ready)四个字作为他生活的原则和事神的态度。他因为翻译《天路历程》而为中国读者所认识，而他个人的人生轨迹同样深深打上了这部小说的烙印，是一段向天国艰难行进的历程。
宾为霖1815年出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父亲是当地的牧师，性格仁厚，温恭虔谨。母亲勤勉劳作，常以义方训导他。13岁时，宾为霖在舅父的安排下进入阿伯丁(Aberdeen)一所著名的学校就读，学业颇有进益：“掌院者弥勒分谙于拉丁方言，迄今苏格兰之地作拉丁文者咸景仰之。先生于兹始嗜读。迨出此书院时，学业已进，盖得斯琢磨预立传道之基而先生不自知也。”④之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从阿伯丁大学毕业，并且前往爱丁堡担任见习律师。
然而，事情忽然发生了转机：“忽一日，先生受感化，心顿易。会家有姊二人致书于先生，劝读圣道之书而恐先生不之听也。乃先生复函无厌道之语，即索圣道书于家，姊奇之。盖以先生素有美室良田之志，至是顿易其初心矣。”⑤这一突如其来的感悟改变了宾为霖的人生轨迹，他放弃了即将获得的律师资格，转入格拉斯哥大学攻读神学，为传道生涯作准备。他向神许愿，愿意被差派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块土地去传福音。1838年他致信掌管印度传教事务的牧师，表示愿赴印度传道。
1839年春，顿底(Dundee)圣彼得堂的牧师玛革遮那(Robert M.McCheyne，1813-1843年)因为健康情况欠佳，延请宾为霖代理传道事务数月。这对他无疑是一个挑战，因为玛革遮那是当地声名赫赫的布道家，要找人接替实属不易。但宾为霖很快就在当地教民中赢得了声誉：“盖先生虚心和平，不骄傲，不矜夸，自知人力为主所赐，仁以居心，恕以接人。传道讲书之际，无论博学者、愚陋者、富贵者、贫贱者，皆视如一例，竭力事主，无忝厥职。自觉若上帝之藉其口以宣命者，是以在顿底会堂初登讲席时虽在少年，毫无畏葸。维时安息作礼拜者，皆为之恐。继而听先生祈祷之语，坦然直陈，字字恳切，则如久咀福音之深味者，群疑始解，群惧始释，咸视之如本堂牧师。”⑥
此后，各地请宾为霖讲道者不断。1844年宾为霖又到加拿大传道，两年后乘船回到苏格兰。“斯二载也，先生为主之道多耗心力，乡人见其精神衰惫，知为基督奋勇驱驰之迹可证耳。”⑦1847年7月，宾为霖登上一条驶向中国的商船。在旅途中，他仔细研读了两本与中文有关的书籍，一是卫三畏(Samuel W.William，1812-1884年)编写的《英华辞典》，一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翻译的《马太福音》。经过五个月的航行，宾为霖在将近年底的时候抵达香港。在香港，他刻苦学习中文：“先生昔在加拿大时，日读法国书，祈祷皆用法国语言文字。今习中国方言亦然。且欲期速成乃竭心力读汉书，夜以继日，或祷告唱诗皆用中国方言文字。常耳听人言而默会于心，以期速肖。”⑧为了尽快提高中文，他“初与西人同寓，旋僦屋与华人为邻，旦夕交谈，以期庄岳之效，盖心急于传道以拯中国世人，故不惜心力日孳孳于方言也耳。”⑨这样做果然奏效，他很快就习熟粤东方言。宾为霖在粤东居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后因房屋租赁到期，房东欲转租他人，他认为这是主在暗示他离开此地，因而于1851年赴厦门传教。闽中之人喜听传道，而且愿意学习，长时间地听讲也不觉厌倦，较之粤东之厌于听者不啻天渊之别。这让宾为霖看到了希望，他在日记中写道：“近予于各村并多处传福音，有数人偕予出传道。维时在会堂听讲者加多，在露地听者尤众，日讲书五六次。统计此次各村镇来者，不下三千人。斯土传道之事似有可望焉。”⑩
在阿伯丁接受的严格的拉丁文训练，使宾为霖学习中文时获益匪浅，不论是潮州话、厦门话、福州话或官话，他都能迅速掌握，并用于翻译和传道工作。宾为霖是一个热心于布道的传教士，他的一切著述活动都是以此为旨归的。除翻译《天路历程》外，他还译有《神诗合选》、《潮腔神诗》、《榕腔神诗》、《厦腔神诗》、《京音旧约诗篇》及小说《正道启蒙》(Peep of Day，官话本)等。(11)“(咸丰九年)十月内，先生赴福州府习其乡谈，每日在会堂或听或讲，尝以福州土语译圣诗以训人”；“(咸丰)十年十月，先生反(返)厦门、潮州查办传道之事，勷其失，劻其正，众来就听者较前益众。先生每为之哀痛，复以潮州土语译圣诗一册，以训于人焉。”(12)1850年，宾为霖还与美国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罗啻合作，创造了一套以23个拉丁字母连缀切音的厦门话白话字(又称厦门话罗马字)，易于学习和应用。
1854年，宾为霖护送英国长老会的医生杨雅各牧师(James H.Young，1860-1921年)回国，同时在各地报导中国的需要。第二年，他再度动身来华，进驻上海。时太平天国建都于南京，他尝试与之进行接触，未获成功。一位船长告诉他，汕头很需要宣教，于是他动身前往汕头，同行的有戴德生(Hudson Taylor)。宾为霖的属灵经验对戴氏日后创设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颇有帮助。咸丰十一年(1861)宾为霖又由潮州再赴福州，他作为一个“随时待命”的人奔波在传道之路上。
由于福建的信道之家常常遭到骚扰，宾为霖不得不买舟北上。同治二年(1863)西历十月，他抵达北京，在这里传道四年：“僦一屋极卑隘，一佣为之炊。先生自奉俭约，积资有余辄施贫人，或助义塾。常济医院买药之需，每佐讲堂僦屋之费。先生日惟二事：一译书，一讲书而已。”(13)一向不愿照相的他，应母亲的要求，破例由一位俄国朋友为他照了一张相，右手拿着雨伞，左手拿着圣经，简朴而坚定(图1)。同治六年(1867)“先生知奉天省牛庄无人传道，乃慨然顾往。盖因其地西商云集，人数众多，独乏传道者，以致安息日讲书无人，且其地俗尚斗狠，亟应教之。先生乃刻日束装，由京赴天津大沽海口，觅舟以适牛庄。于八月初旬至大沽候舟五日。每日市中讲书，迨登舟东发，旦夕礼拜。舟主不欲随之，三日后乃愿随先生祈祷。他舟子亦有如此者”。(14)可见宾为霖的传道颇具感染力。在牛庄(今营口)的4个月里，他平时用中文讲书，安息日用英文讲书。同治七年(1868)，宾为霖完成了自己的天路历程，病逝于牛庄。先葬于牛庄河旁，后移葬于牛庄西商坟地。
图1 宾为霖(1815-1868年)
二、翻译《天路历程》
法国文学评论家丹纳(Hippolyte Taine)说过，在英国除了《圣经》，《天路历程》是人们读得最多的一部书。宾为霖选择《天路历程》进行翻译，显然独具慧眼。然而，要让这部基督教的经典小说被中国读者所接受，又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天路历程》是一部宗教寓言小说，全书自始至终穿插着《圣经》故事和箴言，可以说这部小说完全是依附《圣经》而生的。仅第一部中，作品直接引用《圣经》就达200余处，其中涉及《旧约》19部，《新约》22部，还有不少典故、故事来自《圣经》或对其中的文本略加变通或转述后再行引用的。[1]艾约瑟在《宾先生传》中曾经谈到此书的重要性以及翻译成中文的难度：
斯时先生译《天路历程》书。考斯书之在西国，久已脍炙人口。作者英人，名本人，于中国明末清初之时传道英国，被窘下狱十二年，故以圣书寓言而成斯书。专叙求升天堂永生之路之人，应备历艰辛，耐诸试炼，坚心忍性，以期得救。传道者喜译斯书，以为传主福音之助，已各以诸国方言译之，凡译数十国矣。因中西方言不同，或读者不能识其寓言佳妙，则全译反恐失其真。盖作者才高笔大，精于圣道，善于喻言，多方劝导，引人入胜，使读者如游名园，奇花异卉，夹路盈眸。层层变幻，应接不暇。惟各国方言译改，未免失庐山面目耳。如华人西服，虽极于妆饰，亦不雅观，又若中国名人诗赋，亦尝译以西国方言，读之失其本来意味。于以见方言译改，彼此一辙也。(15)
宾为霖本人也意识到了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他最初的浅文理译本中，他不仅加入了插图帮助读者理解，而且在序文中试图引导读者更好地解读此书：
《天路历程·小引》：《天路历程》一书，原是大英国人，耶稣教徒所作。复姓本人，名约翰，约二百年前，因传福音真道，被恶官囚于狱，十有二年。绝无怨恨之念，而慕道之心转殷。于是将圣经之理，辑成一书，始终设以譬词，一理贯串至底。其曲折处，足令人观之而神悦，其精严处，尤足令人读之而魂惊。且教人如何信福音道理，如何赖耶稣功劳，当如何著力，如何谨慎，是诚“天路历程”之捷径也。至于人名地名，非真有其人其地，亦不外假借名目，以教人识真伪耳。读者自当顾名思义，因词达意也可。即如首卷首行所云：“我者，本人自谓；穴者，比囚狱也；睡中之梦，比静中之思也；一人衣破，衣比世人有罪无功；面转室而他视者，是欲背世俗而向天理之意也；背上有大任，言世人身任多罪，如负一大任也，故观圣书，遂战慄而流涕云云。以下五卷解法，大率如此类推。在善读书者，心领而神会之已。今爱是书者，已将各国文字译成，素未译以中国文字，至咸丰三年，中国士子与耶稣教师，参译始成。但恐读者以为假设虚造之词，不知书中之意，尽是圣经真实要理，今故绘以图像，作一小引于首，使知其由来，而索其奥蕴也。是为序。(16)
从宾为霖的浅文理译本中，我们看到译者对该书进行了适度的归化或者说本土化。之所以说“适度”，是因为宾为霖并未像其他早期的传教士那样，在中文著作中一味强调中国传统小说的表述方式，模仿套语，对原作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天路历程》客观移植了原作的叙述者与视角，完全保留了第一人称叙事，尽管这并不合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或许作为一个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宾为霖并不真正清楚中国读者喜欢怎样的叙述方式。小说是这样开篇的：“我行此世之旷野，遇一所有穴。我在是处偃卧而睡，睡即一梦，梦见一人，衣甚破烂……”(17)这个“我”贯穿了整部小说，以“我梦见”基督徒的种种经历构筑全书。小说最后写道：“我知自天门亦有路通地狱，一若由将亡城然。我梦至此乃醒。”而在晚清，最早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的3部西方小说译作：《百年一觉》(1894)、《华生笔记案》(1896)、《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原作虽然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但译者考虑到中国读者不习惯这样的叙事方式，或担心读者把小说中的“我”等同于译者，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改动。李提摩太把“我”改成了“某”，林纾把“我”改成了“小仲马”，《时务报》则把“我”改成了“华生”，这样译者就免去了“荒诞”或“淫荡”之讥。[2](P328)
不过宾为霖还是采用了分卷的形式，将全书分五卷，每卷又分章节，但没有标回，仅冠以“天路历程续说”，大致与晚近直译本的章节相吻合。(18)另外，有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改动，如卷三，基督徒与尽忠到达虚华市，宾氏为了博得读者的亲切感，将原文中的地名改为中国读者熟悉的中华衢、安南衢、天竺衢、吕宋衢等。同时，宾氏非常巧妙地将诗歌转化成中国的古诗，且每卷每节篇末几乎都有篇尾诗。这里略举两例，将宾为霖译本与西海的译本进行对照，可见其述译巧妙(表1)。
1865年，出于受众的考虑，宾为霖将《天路历程》重译为官话，并在旁边出注，说明出自《圣经》某卷某节。宾氏的白话译本同样采用直译，语言朴实洗练，在当时的译作中实属罕见，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其《官话自序》称：“予不惮烦重译是书，诚以是书为人人当读之书，是路为人人当由之路。”上引文理本的开篇，宾氏译为官话如下：
世间好比旷野，我在那里行走，遇着一个地方有个坑，我在坑里睡着，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身上的衣服，十分褴褛，站在一处，脸儿背着他的屋子，手里拿着一本书，背梁上背着重任。又瞧见他打开书来看，看了这书，身上发抖，眼中流泪，自己挡不住，就大放悲声喊道：我该当怎么样才好？(21)
艾约瑟在《宾先生传》中如是评价他的译作：“复译《正道启蒙》一部，斯书之在英国名《将明篇》，乃塾中用以训小儿女者，故以‘启蒙’为名。译时先生多以己意笔削之，期于中国方言有裨使人洞悉。又译《天路历程》书，初尝译以华文，今复译以北京土语，更译《续天路历程》，乃从前无人译者。中多妇女信道勤走天路之譬，先生随意酌削。即如婚姻一节，欲人知圣教婚姻之仪，故多以己意寓言之焉。”(22)在小说第二部即《续天路历程》中，宾为霖的确增设了一些文字，目的是通过展示在基督徒的婚姻中应当遵循的准则，来提高这部作品对中国妇女的实用性。不过宾氏对原文改动的程度并不像艾约瑟描述的那样，“随意酌削”，事实上他的增删极为有限。将宾为霖的译本与晚近的译本相比，其叙事部分近乎直译，完整、准确地保留了原文内容和西方小说的基本特征。
在第一部译作完成后，宾为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能够完成班扬《天路历程》(第一部分)中文译本的最终修订稿，它让我们从1852年6月1日忙到现在，只除了去年夏末的那一个月，我生病发烧，被迫把它搁在一边。全文经罗啻(E.Doty)和施敦力亚力山大(A.Stronach，在厦门的传教士同仁)及他们的教师们审阅，由此获得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校完清样的最后一页之后的一小时里，我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本《天路历程》中文本，由伦敦布道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在两年前刊印的，主要是给学生看的。然而，它并非全书的完整译本。(23)
三、宾为霖译本的流传与影响
宾为霖的浅文理译本《天路历程》1853年出版，后来他在北京又将它翻译成官话，于1865年出版。1866年宾氏翻译了小说的第二部《续天路历程》。
现据笔者目力所及，并参考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年)1867年出版的《在华传教士回忆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with Copious Indexe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1917年雷振华(George A.Clayton)编纂的中文书目《基督圣教出版各书书目汇纂》(汉口：圣教书局1918)、《协和书局图书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Sold by the Mission Book Company，1922年10月上海四川北路总发行所发行)、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书目》，将宾为霖所译《天路历程》版本稍加整理。即使是通过这一并不完整的版本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到宾为霖译本数十年间多次出版，与其他人的译本相比，可谓一枝独秀(表2)。
宾为霖的译本并非《天路历程》的首译，但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此前有慕维廉的节译本，题为《行客经历传》，供学生阅读。另外，还有多种方言译本：宾为霖的译本刚一出来即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打马字转译成厦门土话，1853年在厦门出版；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来牧师(D.M.Lyon)也几乎在同时用苏州土话翻译了此书，1853年由协和书局出版；英国圣公会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的宁波土话译本题为《旅人入胜》，1855年在宁波出版；同治十年(1871)出版了英国循道公会义务教士俾士(George Piercy)广州土话译本《天路历程土话》，由羊城惠师礼堂镌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版了上海口音书局藏版、上海美华书馆排印的《天路历程上海土白》；斯得胜的上海土话译本1899年、1913年由中国圣教书局(上海)出版；钟秀芝的四川土白译本1912年由华西圣教书局(重庆、成都)出版。此外，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胡德迈(Thomas Hall Hudson)翻译的《胜旅景程》是《天路历程》第二部完整的中译本，1870年分两部分在宁波出版。该书分回，比宾为霖的翻译更为通俗易懂。(27)又有英国伦敦差会孙荣理的官话译本1908年、1913年由中国圣教书局(上海)、基督圣教协和书局(汉口、天津)出版；1930年广学会出版了专门针对儿童的《小天路历程》(Little Christian’s Pilgrimage:The Story of The Pilgrim’s Progress)，由英国女传教士绿慕德(Miss M.Lawrence)根据英国作家泰罗(H.L.Taylor)的改写本翻译：“本书是泰罗将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全书的大意，用简明的文字，编辑成功的。原文《天路历程》颇为冗长，儿童们不仅不易明白其中深奥费解的理，即其中章节子目亦不易使儿童了然。本书是将全书分为四十九章，每章贯以标题。见标题就可以了解本题的大意。全书能使儿童对作者所描写的这个基督徒终身所遭遇的景况，和所接触的人物，可以概然于胸。而且译文又是流畅的语体文，有新式标点，其便利当不可胜言矣。”(28)1936年广学会又出版了谢颂羔翻译的《天路历程》，题为《圣游记》。
尽管《天路历程》译本众多，但宾氏所译是第一部完整的、也被公认为是最佳的译本，发行最广，版本最多。方言译本中有许多，特别是晚出的版本，其实就是用方言转译宾氏的译本，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宾氏的译本。俾士在将《天路历程》译成广州土话时作了一篇序：
《天路历程》一书，英国宾先生于咸丰三年译成中国文字。虽不能尽揭原文之妙义，而书中要理，悉已明显。后十余年，又在北京重按原文译为官话。使有志行天路者，无论士民妇孺，咸能通晓，较之初译，尤易解识。然是书自始至终，俱是喻言，初译无注，诚恐阅者难解。故白文之旁，加增小注，并注明见圣书某卷几章几节，以便考究。今仿其法，译为羊城土话。凡阅是书者，务于案头，置新旧约书，以备两相印证，则《圣经》之义，自能融洽胸中矣。是书诚为人人当读之书，是路诚为人人当由之路。苟能学基督徒，离将亡城，直进窄门，至十字架旁，脱去重任，不因艰难山而丧厥志，不为虚华市而动厥心，则究竟可到郇山，可获永生，斯人之幸，亦予之厚望也。爰为序。同治十年辛未季秋下旬书于羊城之惠师礼堂。
此序明白无误地表明，俾士所译《天路历程土话》受到了宾为霖译本的影响，译者肯定了宾氏译本的成就，并对宾为霖为小说加上旁白和注释，以帮助读者理解的做法尤加赞赏。而他在自己的译作中也很自然地沿袭了这种形式，并提醒读者将《新约》、《旧约》置于案头，阅读时对照注解，参阅《圣经》，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奥妙。宾为霖的注释全部放在书眉，主要是详尽标明其中的典故、箴言出于《圣经》某章某节，这对于阅读一部寓言性小说是很有帮助的。此外，还包括许多评论性的文字，如“此等危眼往往多为其所惑”，“此等只倚赖自己功能，乃似真而伪者，鲜有不为其所迁”，类似于评点。宾为霖是否确实受到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启发，我们无法获知。但这一体例出现后，迅速被其他译者模仿。谢颂羔所译《圣游记》为“新译国语，用新式标点。而书中所有人名与地名，差不多完全采用旧译本。译文非常准确，使原文意义畅达无遗”。(29)谢氏之所以沿用《天路历程》旧译本中的人名、地名，当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说明旧译本影响深远。此处虽未点明旧译本是哪一种，不过，由于宾氏译本出版最多，影响最大，当为此无疑。
宾为霖的译本因为最为常见，易于获得，因而流播广远，不仅对各种各样中译本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而且流风还及于韩译本和日译本(图2)。《天路历程》被视为最早译介到韩国的西方小说。尽管其第一个韩文译本是由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奇一(James Scarth Gale)1895年在元山直接译自英文本，但韩译本至少沿用了宾为霖的标题译名“天路历程”(图2左图为其中的人物插图，人物造型已韩国化，着韩服和笠子，绘图者为金俊根)。而日本的基督教新闻《七一杂报》则从1876年至1878年连载了村上俊吉翻译的《天路历程》，是根据宾为霖译本进行的转译。明治十二年(1879)佐藤喜峰对村上俊吉的翻译进行润色，题为《天路历程意译》，由东京十字书屋出版发行(图2右图为其书影)。著名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充斥着基督教文化情结，鲜为人知的是，他曾翻译《天路历程》，题为《骨董羹》，是日本最早的单行本译本，其插图风格完全中国化，英诗的翻译也带着浓厚的中国腔。[4](P8)此译本也参照了宾为霖的译本。
图2 《天路历程》宾译本对韩、日译本的影响
尽管《天路历程》实际上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西方长篇小说，但学界却把这个第一的位置给予了英国作家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的《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1873年第3期－1875年第28期先连载于《瀛寰琐记》，1875年增加三章后出版单行本)。而《天路历程》的文学价值则长期被忽略，无论是在翻译文学史中还是在文化交流史中，这部作品都遭遇了不应有的漠视。就连译者本人也将其视为自传体宗教著作，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5](P118)宾为霖翻译此书的初衷并未实现，即使其成为人人争读之书，而仅局限于教友范畴。这种社会效应与宾氏译本的众多版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值得反思。
注释：
①林乐知在答北京教友曹子渔的来信中解释说，传教士往往延请中国先生将口述内容译写成汉字，其间不免疏漏、讹误，因而宾先生的名字有多种写法，甚至作“柏先生”。《教会新报》卷二，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页559～560。下文所引《教会新报》皆出自此版本。
②《教会新报》卷四，页1470。
③④⑤《教会新报》卷四，页1471。
⑥《教会新报》卷四，页1495～1496。
⑦《教会新报》卷五，页2150。
⑧⑨《教会新报》卷五，页2469。
⑩《教会新报》卷六，页2735。
(11)可参见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编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with Copious Indexe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pp.175～176。
(12)《教会新报》卷六，页2778。
(13)《教会新报》卷六，页2790。
(14)《教会新报》卷六，页2790。
(15)《教会新报》卷六，页2736。
(16)《天路历程》1856年香港据1853年美华书馆本重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标点为笔者所加。
(17)《天路历程》1856年香港重印本卷一，页一。
(18)《天路历程》晚近的译本，为人所熟知的如西海的译本、王汉川的译本。
(19)同治八年(1869)苏松上海美华书馆藏板，新铸铜版《天路历程》，卷一，页九。
(20)同治八年(1869)苏松上海美华书馆藏板《天路历程》，卷三，页二十八。
(21)《天路历程》同治四年(1865)上海：美华书馆，卷一，页1。
(22)《教会新报》卷六，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页2790。
(23)Memoir of the Rev.Wm.C.Burns by Islay Burns,M.A.(New York,1870)，转引自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90～91。
(24)《中外杂志》(Shanghai Miscellany)，1862年7月在上海创刊。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J.MacGowan)主编，月刊，每期约12～15页，半年后停刊。
(25)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pp.175～176.
(26)Ibid.
(27)参见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页91。
(28)《广学会图书目录》目录分类第二十“儿童用书”，上海：广学会1938年，页35。
(29)《广学会图书目录》目录分类第十九“故事”，上海：广学会1938年，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