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在吉安
文／钟阳春
王阳明像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
所谓涉外商事法庭是指一国的国际商事法庭只审理与其有实质性联系的国际商事案件，国内商事案件以及与本国无实质性联系的案件不在该法庭的管辖范围内。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商事法庭就只负责审理涉及荷兰的国际商事纠纷[注]参见廖宇羿：《域外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最新发展及启示》。，属于涉外商事法庭。这类商事法庭从其不审理国内案件来看，具有国际性，但从其只审理与本国有关的国际案件来看，其国际性又极其有限。
（二）钟表教学。钟表上两个数字之间表示五分钟，那么就可以用来背诵和5有关的口诀，比如看到数字4，很容易想起四五二十，因为4在钟表上可以表示20分钟，利用生活经验，把口诀读出。
王阳明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王华，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立下治国平天下大志。年轻时，不仅认真研讨儒家经典，还对军事有浓厚兴趣。他特别爱好骑射兵事，善射。15岁即随父游居庸关、山海关等要塞。良好的军事素养为他后来建功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中进士，时年28岁。明弘治十七年（1504），任兵部主事。明正德元年（1506）二月，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贵州龙场驿驿丞。龙场在贵州西北修文县的万山之中，王阳明在此有了读书时间，有了龙场悟道，开始了他终生的心学传播历程。
王阳明集宋明心学大成，精通儒、释、道三教，且能统军征战，为宋明以来罕见的全能鸿儒，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称“真三不朽”，功绩突出。
在立功方面，王阳明多次平叛镇乱，从无败绩，为明代杰出军事家。尤其是平定宁王，对明王朝的安邦立国贡献巨大。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兵变，王阳明闻讯，立即返回吉安，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积极备战，发出讨贼檄文，发动义军勤王，仅用35天的时间就平定了叛乱，因此获得“大明军神”之称。
立德方面，王阳明龙场悟道，初步奠定了其理论基础，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超越前人，开示后者，德被天下，桃李亦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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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阳明心学中，将“吾心良知”作为普遍的人性哲理，“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答陆元静书》），于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取消了人的等级划分，人的主体作用得到普遍的激发。“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便又必然需要“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这就强调了人的道德责任，在社会矛盾激化、民族危亡加剧的情况下，显然导向着维护封建纲常与伦理道德规范的意义。
左宗棠曾评价：“阳明先生，其事功，其志业，卓然一代伟人，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几及。”王阳明以节义、文章、事功为明朝第一人，是明中后期一切有抱负、希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读书人的楷模。
一、出任庐陵知县
明正德五年（1510）春，王阳明从贵州龙场驿升为庐陵（今吉安县）知县，在位时间七个多月。庐陵是他做地方官的第一站，他的行政思想、地方行政管理观念和心学传播，都开始于庐陵。从此王阳明与庐陵结下了不解之缘。主政庐陵后，王阳明踌躇满志，决定对地方管理进行有效治理。
3.“知行合一”的核心思想
第二，推行里甲制度。里甲制度是明初时建立的一种乡村自治制度，目的是强化基层治安功能。县城内十户为一甲，乡村以村为单位。在王阳明看来，这种制度给百姓的治安能起到极大的保护作用，使百姓受益。王阳明要求县内里老担当教化责任，以里老德高望重的身份进行民事纠纷的排解，教育乡民和睦相处，负责民事纠纷调解工作。这种教化与制度建设并举的行政手段，使得庐陵乡风民俗不断得到改善，诉讼减少，人心思齐，社会逐渐稳定，民众与官府的抵触情绪日益减少。
第三，恢复建立“两亭”制度。两亭即申明亭和旌善亭，均为明初时创建的基层治理制度设施（类似于今天的公示栏），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有人做了坏事，要在申明亭中公布其名字和劣迹，使之羞于见人，其家庭名誉也将受损。而做了善事的人，则在旌善亭公布其人及事迹，让社会见善思齐。两亭制度使庐陵的民风得到改善，对后代的影响极大。这一制度的推行，是王阳明心学的实践，也是获得吉安士绅和民众拥戴的主要原因。
第四，建立街道建筑防火模式。吉安城（庐陵县治所在地）房屋多为木架结构，明正德五年（1510）时因大旱发生火灾。王阳明到现场勘察后，发现城中民众房屋多连接一起，发生火灾极易殃及邻里，遂要求城中店铺民居均砌成防火墙。从此，吉安城街巷店铺出现了隔火墙。此后吉安街巷皆以防火墙为建筑模式，减轻灾害。
可以说，一种思想或一种文化，要达到深入地影响一个区域若干世代，一方面离不开领袖人物的提倡，更重要的方面便是全社会的教化。“致良知”之学，在经历几代之后，根植于吉安民间，妇孺皆知，幼叟共识。它给予社会极大的正能量。具体表现在家族、民众积极自觉地建祠堂、书院、义仓、桥梁、寺塔等，这些建筑或公共活动场所，成为基层社会的精神支柱，社会得以健康发展。
王阳明讲学场所——阳明书院
青原山阳明书院历史展
二、王阳明心学的宗旨与内容
王阳明的心学主要包括“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重要内容。
1.“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学术贡献
在程、朱哲学中，所谓“天理”具有至上性，“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朱熹《读大纪》），个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从理论形式上看，天理是客观的，人则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过程才能体认。这样的修养方式较为具体，但禁忌颇多，南宋陆九渊就已指出其过于“支离”，久而久之，容易滋生虚伪学风。王阳明通过“龙场悟道”，认定“天理原来是人心自足的产物”，从而提出“心即理”和“心外无理”的思想。“吾心良知”成为了王阳明心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取“天理”而代之，从此打破了“天理”的一统局面，肯定了人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这是王阳明在哲学思想上作出的最大贡献。
“心即理”，实质上是自我价值观的肯定，古代哲人把认识自己作为哲学的最高智慧。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王阳明四句教
2.“致良知”的修养方法及影响
在道德修养方面，王阳明强调内外兼修——求诸内心和格之外物，两者不可偏执一端。王阳明指出具体的修养途径，如立志、诚意、除私去弊、循序渐进等等，这对个体做道德修养工夫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王阳明的一生就是道德修养的一生。他早年求学博采众家之长，以倡明圣学为己任；在为政期间，行德政，重视推行教化，所到之地，兴学校、立社学、建书院，讲授圣贤之道以移风易俗。
“致良知”思想有四个特点：具有创世功能、是道德评判标准、永存、人人皆有。这些特点为人们做修养工夫提供了前提。
“致良知”的修养方法，即注重个人修养，每日自省检查，淡薄名利，从身边的事物开始。
“致良知”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其优点在于“天然率性之妙”，人们只要循此良知自然而为，就是圣贤功夫。
第一，设立诉讼接待制度。《王阳明全集·年谱二》记载：“先生三月至庐陵。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而低昂之……”王阳明到庐陵不到一个月，不曾想到庐陵地方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告状、上访人多，不时有人到县衙前击鼓鸣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庐陵地处富庶之地，读书人多、在朝为官人员较多有直接关系。王阳明很快被各种上访、诉讼所困扰。对此，王阳明一方面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找出吉安“好讼”之风形成的根源，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另一方面在耐心接待各种上访和诉讼的同时，决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首先从地方士绅入手，做好民众的各种纠纷的调解工作，使社会矛盾消灭于萌芽之际；再者是提高对簿公堂的门槛，规定诉状必须简明扼要，严禁繁杂冗长，违者严惩不贷。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吉安民间好讼之风很快被抑制，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从道德教育上看，王阳明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第二，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王阳明主张求理于吾心。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
4.人人可为圣贤的道德思想
立言方面，王阳明意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创立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成为一代儒宗。
三、阳明学对吉安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对“文章节义之邦”的再次推动
“文章节义之邦”是对吉安两宋时期所产生的五忠一节人物的地域文化的高度称誉。代表人物首推欧阳修与文天祥。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吉安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人文鼎盛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成化弘治之际，社会风气有所变异。王阳明之学适时在吉安得到传播，“文章节义之邦”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庐陵文化全面进入鼎盛时期。
首先，明清时期出现“家孔孟而人阳明”的局面，产生了大批著名理学家，文化思想建设达到空前昌盛。这些理学家们最具实践精神，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的作用，非常重社地方风化，对地方社会风气的建设，他们身体力行，从朝廷高官致仕归里，在家乡或办馆授徒，或伏案著述；亲躬下田地劳作，不到县府干涉地方行政；以身作则，立朝端正，归里为本分乡民。士大夫们奉阳明心学为圭臬，同志相勉，各成大家。
青海云杉(Picea crassifolia kom)是祁连山东端林区建群树种，分布面积132806.8hm2，占林区乔木的69.67%，对维护林区及周边林区生态平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可燃物、气象条件和火源是森林火灾“三大要素”，在有火源的条件下，森林可燃物能否燃烧、燃烧速度快慢是当地气象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1]。研究气象因子与祁连山保护区东端青海云杉林火险等级之间的相关性，揭示气象因子与青海云杉林火险等级之间的规律，可为有效防范森林火灾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对科学预防森林火灾，保护祁连山青海云杉林和整个祁连山林区生态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由于士大夫们共同维护地方文化建设，在他们精心的组织和推动下，对于乡村家族的管理，表现得十分突出。修族祠、续族谱，订乡约，制家规，修桥铺路，建义仓，办义学等，一切皆以阳明“知行合一”要求进行规范。王阳明在庐陵任职时期推行的两亭制度和里甲制度在吉安得到放大。阳明的思想在家族管理和发展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吉安族谱中把家训族规摆放在首要位置，而祠堂则是检验和落实族谱要求的场所。家族自治，力量无穷。《庐陵马塘西溪刘氏族谱》中“族诫”载：“一、正心术。阳明先生云：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如为慈、为惠、为仁厚、为坦直、为忠信廉节，念念只循天理，都是心术好的。如为忍、为忿、为刻薄、为险竣、为贪嗔妬唆，念念只徇私欲，都是心术恶的。”这种直接将阳明学的思想放入族谱中的做法，在吉安乡村的家族管理教化中比比皆是。
这看似种种的矛盾归根结底是闰土思想里扎根着等级的观念，血液里流淌着高低的等级不平的河流，这就像一堵“厚障壁”，横亘在原本手足情深的兄弟之间，就像一道高高的“围墙”，把闰土封闭在里面，而“我”却在围墙的外面。
2.“致良知”之学根植于吉安民间
第五，实施讲学。王阳明初到庐陵，地方的社会风气不好，人事纷杂，加上杂税、巫赛、讼案等社会怪象，困扰着官吏治理。王阳明“为政不事威刑，唯以开导人心为本”，倡致良知之学，在青原山净居寺讲学。庐陵成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实验田，他将学术思想与道德实践相结合，青原讲学奠定了王学在吉安的历史地位。王阳明在青原讲学，除传播理学之外，还与净居寺禅宗共同创造了青原山“荆杏并修”的人文历史，为明代以后世人仰慕的祖关圣域。后来王阳明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仍以吉安为重要讲学之地，直到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前后在吉安活动达十七年之久，吉安是阳明学的传播中心。
林泰安给人家写了不少状纸，得罪了一些人，后来就有人给族长传话，说他不是林家后代，而是他母亲娘家的人，是戴家的子孙。
（二）消极影响
一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偏于保守，长期按传统思想做人做事，形成泥古不化的僵硬教条，逐渐陷入保守、固步自封的状态。
二是读书人不求功名。吉安境内，自明代正德年后，致力于阳明心学之人趋之若过江之鲫，许多学子放弃功名，潜心王学。明万历年以后，吉安少见名人，人文衰败不振，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中了秀才的不愿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的不愿参加礼部试。他们干什么呢？大都专注于到讨论阳明学了。到了万历年间，邹元标发现了吉安人考上进士的人少多了，于是在庐陵县学（今吉安一中校内）前建文塔，试图让吉安文风得到重振。邹元标没有看到，清代270余年中吉安的进士才280多人。
王阳明挑战传统，以陆九渊心学为基础，经过研读经典，结合时代形势，提出“心即理”学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的理论是王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的根本分歧。
四、传承阳明学的意义
1.“心即理也”的理论意义
阳明心学，自王阳明于正德年间在吉安讲学后，吉安的追随者接踵不断，一代又一代，在嘉靖、万历时期达到跟风程度。明清交替，战乱、灾害、贫穷等社会不利因素并没有阻止吉安士子对阳明学的弘扬与传播。康熙年间，经过施闰章、张贞生的推波助澜，王阳明心学继续在吉安发展。直至清代中后期，吉安的士绅依然试图以阳明精神指导地方社会文化建设。民国时期，吉安社会仍有明清遗风。
1.2 试剂 对照品 5-羟色胺（批号：091M5163V）、5-HIAA（批号：BCBG7644V）和内标异丙基去甲肾上腺素（批号：BCBN8508）均购自美国 Sigma公司（纯度＞99%）。乙腈和甲酸购自美国 Sigma公司，水为超纯去离子水，其他试剂为市售分析纯。
这一期，我们来学习古诗文的第九个字——理。说起古诗文，人们大多感受明显的是儿女情长，其实，在古诗文中也有很多哲理的闪光。只是其中需要更高的思想素养才能发掘，让我们一起来发掘一下古诗文中的哲理。
心学认为，心没有什么私心与道心，心即理。心是天地万物的本体，超越时空的宇宙本源。王阳明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心是天人合一的，不分古今，天下没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不在外，就在自己心中，就看你敢不敢面对，如何面对。
王阳明的思想对现实教育有重要意义，生活中常见的浮躁、攀比、要面子、自私、冷漠、贪婪等等，其实都是心在作怪。心是一面镜子，心蒙上太多的灰尘，好坏照不出，该想的没有认真去琢磨，不该想的耗去大量精力去胡思乱想；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的昧着良心去干，没有从内心良知来涵养人格，肯定实现不了生活目标。
90年代至今，潮州麦秆画经过不断地尝试与创新，以崭新的艺术面貌与艺术感染力在国内外工艺作品展上屡获佳绩，为潮州优秀的民间工艺美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潮州麦秆画在2009年已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领军人物方志伟在2016年被评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师，潮州麦秆画所拥有的艺术价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研究。
2.“知行合一”的教育意义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在当今，知行合一对道德教育仍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知行合一不是空洞虚幻的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适用于各行各业。它博大精深，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解读。它有利于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政绩观；有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有利于促进“人文化成”。
3.“致良知”的修养意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致良知”学说即是王阳明的道德修养论。王阳明认为，良知具有创世和道德评判之功能。这为个体认识并提高道德修养提供了强有力的修养依据，并且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皆有，这不但提高了人在修养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强调了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愿意做致良知的工夫，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推行的道德教化措施，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极具启示意义。一是王阳明通过创建书院来弥补官学之不足，通过书院讲学来倡明圣贤之道。为政期间，王阳明行德政、重教化，爱民如子；量情法重悔改，促贼逆去恶从善。这种推行道德教化的措施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必将给予积极的启示。二是王阳明一生求学和为政的历史，其实就是“致良知”说的修养实践的历史，这对个体道德修养的提高、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了教学，王润华教授也热心地向新马及港台的学术界推广和介绍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仅从1976年7月到1977年9月，他连续在《蕉风》月刊上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比较文学的概念、历史、研究方法及内容》等9篇译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文章，引起了新马及港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由图4可知，当烘干重量为120 g时，烘干功率和烘干时间对感官评分影响的响应曲面比较平缓，伴随着时间的增加，感官评分未出现明显变化；当烘干功率增加时，感官评分的分值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由此可知烘干功率的变化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实验结果，说明交互作用不明显。
另外，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阳明一生多次平叛。他认为平叛容易，但是要消除产生叛乱的社会根源很难。将“心中贼”向更高一层的引申，就是指出人不可过度地向外索求自己的欲望，要安顿好自己的欲望之心，破除“心中贼”的过程，实际就是指对自己人格的修炼，提高自己人格的魅力。
事务所的规模与审计质量成正相关。从独立性来讲，大规模的事务所拥有更多的客户，失去部分客户对自身的影响不大，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不受客户威胁和制约。从专业性角度，大规模的事务所CPA人数更多，执业技能掌握越熟练，从而保证审计质量。
条码技术在食品行业中推广使用的意义。当商品的各种“说明书”下架之后，人们对食品的物理形态能够一目了然，但是对食品的其他特性却无法通过物理形态准确知晓，特别是市场上出现了很多食品不达标的负面报道之后，广大消费者对食品的安全性更加关心。如果食品企业用上条码技术，消费者利用手机等设备扫描食品包装上的条码，就能熟知食品的产地、生产者、加工情况、农药残留、食品等级、检测结果等内容，有利于消费者选择安全、符合自身营养需求的食品。而且，食品行业使用条码技术可以节省消费者的时间，他们购买已贴好条码的食品，无需去排队打秤，甚至无需在长长的人工收款队伍里排队，可以直接在自动收款机付款[2]。
(责任编辑：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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