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能否旅行？区域研究与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旅行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研究危机是日前争论的主题。但是，这场危机到底是怎样的，如何定义其发生的原因，又如何从中找到解决办法，这几个问题却从未被深入思考过。我认为，这场危机至少包含三个方面，这一危机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首当其冲、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资金拥有者越来越不愿为区域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特别是当研讨这些区域问题对超级大国的经济发展没有意义时，他们就更不愿意提供资金了。当然，非洲肯定属于这种情况。大学也越来越不愿意资助区域研究项目。对大学管理者而言，他们更愿意通过跨学科项目进行全球研究，其目的是使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更理性化。在一些大学中，一些院系以区域研究危机为由不愿修改它们对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他们对那些应该选修地理、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课程的学生以及那些应该进行多学科研究的学生设置了门槛。
区域研究危机的第二个方面既是概念层面上的，也是心理层面上的。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自信危机，在这一危机中，关于研究对象(例如“文化”和“领域”)的定义的各种导向性假设越来越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被认为与诸如移民或文化传播这样的社会过程没有关系，而这些社会过程在某种决定性的意义上被认为比那些地方性的和存在地理局限性的现象更重要，而后者是区域研究的传统主题。因此，那些传统上由区域研究专家记录和分析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被认为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是没有助益的。
目前危机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层面的：关于区域研究的性质和发展前景以及全球研究的发展的争论为各种相互竞争的价值以及对如下问题的界定提供了平台：哪些领域是值得探究的，而这一问题也暗含着“学术界应该推动何种研究”这一问题。最近，有人请我对在“全球教育”名目下所进行的一个大型捐赠基金项目发表观点。捐赠者将资金使用的范围限定于欧洲及日本，其理由是这些区域充满活力的经济使得它们的文化和社会与纳入课程的各种研究议题相匹配。这类举措的后果就是建构起了一种“政治经济学”，它决定了如何在大学中分配资源，以及文化与社会中的等级结构是如何在全球层面被组织起来的。这后一个方面，特别是政治过程(通过政治过程，各种价值体系得以组织起来，自我的形象和他者的形象也得以形成)使得文化研究构成了研究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解释区域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文化研究是一场跨学科运动，对目前各种学科划分世界的方式提出了挑战。在文化研究范围内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都集中关注于文化与政治的交集部分。“文化研究”拒绝在经典的艺术作品与大众文化之间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区别，因此它对有关文化的研究中暗含的等级结构以及将文化因素从有关权力的研究中排除出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当文化研究集中关注国际性问题或跨文化问题时，它倾向于描述混合型的艺术形式和文化传播。关于在非洲大陆上生活的人们的文化及历史的研究并没有在文化研究中占据很突出的位置，但非洲人向其他地方的流动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这是因为，在人文学科和很多社会科学学科(例如经济学)中，关于非洲的研究议题是非常边缘化的，而文化研究看起来是区域研究的支持者的朋友。
然而，与政治与经济勉强挂钩的研究议题往往主导了有关区域研究危机以及该危机对非洲研究学者的意义的争论。比如，在上一期的《今日非洲》中，经济发展、民主化以及政治稳定的问题是作者们的主要关注。在支持这些被讨论的公开议题的基础上，还存在认识论层面的因素。这些文章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从两个维度考察了这一危机，无论这一危机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第一个维度在那些强调背景、文化、历史的研究模式与那些致力于寻找普遍化解释的研究模式之间进行了区分，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研究主题，就像许多文章所做的那样。由区域研究专家组成的反对派阵营与充满信心的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们之间的争论只是今天这一争论的早期形式。现在，我们逐渐从方法论层面来展开争论，在解释中寻求科学，或者在普遍性中为特殊性进行辩护。我一度以为，这些方法论上的争论早在一战以前就已经由马克斯·韦伯以及其他人解决了。就社会科学而言，韦伯是正确的。历史确实在重复自身，起初是作为悲剧在重复，然后作为闹剧——或者用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的话来说，是“滑稽剧”。
另外一个维度当然是全球与本土的争辩，对资金提供者来说，这也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这一争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得以充分展开，在该领域，方法论并不像因果关系的具体化与定位那样备受争论。但是，即便是较柔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都存在全球化的倡导者。安杰利克·豪奇拉德(Angelique Haugerud)在前一期《今日非洲》的导论中引用了贝茨的文章的评论者的观点，这位评论者指出，在诸如人类学和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中，远离区域研究并不意味着远离“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其观点指向的可能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并不与文本或农民打交道，而是关注当代艺术、混杂性、边缘化和抵抗。
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我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区域研究的危机。我的问题是，文化研究能否被运用于非西方的语境中？我还介绍了一些第三世界的奖学金项目，它们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其他的选择。
区域研究的危机
比起政治学和经济学，关于文学、艺术、宗教、社会组织及文化的研究构成了区域研究更主要的组成部分。艺术以及研究艺术的人文学科与前一期《今日非洲》所考察过的那些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对于区域研究危机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中，认为区域研究是一项重要而有价值的、需要支持和维护的事业这样一种充满自信的观点已经不再成立了。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即区域研究似乎被认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然而，如果我们不将研究东方语言及宗教的长期传统考虑在内的话，区域研究作为一项事业是相当年轻的。区域研究分支的很多创始人仍然在世，还在继续撰写文章和教学。比如说，关于非洲艺术史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是由爱荷华大学的罗伊·西尔伯(Roy Sieber)于1958年提交的。西尔伯1995年才退休。区域研究涵盖的很多领域仍然期待着出现重大的研究发现，而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领域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巨大成果。
然而，在其他方面，区域研究已经经历了一场知识及出版物的大爆炸，这场大爆炸使得人们无法掌控过去40年间积累起来的知识。要成为一个我还是研究生时所定义的那种人类学家或非洲研究学者已经不可能了。人们只能成为一个研究东非或西非或南非的学者。然而，文化上的延迟现象仍然存在着，所以研究生们被要求参加非洲人种学的考试。新的教员往往回答不出关于非洲大陆许多地方的最基本的问题，可还得要教授有关非洲民族及文化的课程。
很多老师和学生对他们所研究的地方了解甚少。洛克菲勒基金会为研究非洲的学生提供了资金支持，以此来提升他们研究项目的质量。有关在相关研讨会开设之前进行非洲研究培训的一篇报告指明，即使在一些著名的大学，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域研究培训，正在展开的相关推广也很少，而有关方法论的教学也常常是不合时宜的。如果政治科学家们准备研究扎伊尔的土地所有制，他们就会接受培训来研究全国性的选民调查。而研究非洲文学的学生却不需要考察口头文学及笔头文学。
由区域研究产生的区域性知识在研究中的运用以及培训中的教学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区域研究及其替代性研究都不再受欢迎。区域研究旨在形成区分细致、文化意涵丰富、有着特定语境的时空研究。区域研究的一个主导性观点可以用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一句格言来表述，那就是：“一般形式在特殊个体中表现其生命力，每个特殊个体都是一个人。”其他时间、地点、文化及社会都被假设拥有一种将它们组织起来的逻辑或者一整套推动其行为的区域性知识，这些区域性知识使得这些行为从外部看来最初是不被理解的。对“他性”(otherness)的认知被认为是对具体情况的理解，这是正确的，但这仅仅是跨文化翻译过程的一部分。区域研究能够告诉我们，行为并不只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也是通过行为主体在内部展开的。因此，行为也是各种理性的产物，需要在具体的背景和情境中被发现与解释。
在这里，我使用的是复数形式的“理性”。社会也是复数形式的。社会成员可以选择的理性不止一种，而且这种理性与社会并不是一一对称的。即使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点，存在方式和理解模式也是多元化的，这使得文化内部的以及跨文化的理解成为可能。就如何应对这个世界并使其能被理解而言，我们拥有一些共同的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存在不同一样。文化内的和跨文化的理解依赖于我们将我们共有的东西与不同的东西进行对比的能力。理解是完全基于细节的，理解这些细节可能成为一生的工作。我相信，区域研究为细致而深刻地解释其他文化、社会、时代及地方提供了可能性；我担心区域研究的危机会使很多文化和国家失去这种可能性。
上述立场饱受攻击，以至于在某些学术圈中推行上述立场就会给自己贴上维护殖民主义的标签，甚至更糟。上面的论述正确地显示了历史的、文化的及政治的因素是如何形成对“他性”的认识的，而对这一论述的批评却极少尝试去考察那些打破了种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界线的示范性研究。因此，现在在人文学科、一些社会学科及艺术领域中正在进行的很多研究都不愿意涉及其他时代、空间、文化及历史。这不是那种能使研究生们或资助者们激情澎湃、充满能量的事业。这种批评的杀伤力所带来的最奇怪的结果就是，区域研究的学者被认为投靠无门。过去50年产生的研究著述被视为文化政治学的反射，这些著述的作者也被视为毫无抵抗的力量。当然，这是区域研究学者在其著述中关于“他者”形象的典型抱怨。
区域研究的替代性方案所处的状况更加糟糕。现在是谁在提倡那种天下一统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将在2l世纪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危机，与之相伴随的是，那种试图将同一种发展模式应用于所有国家的努力失败了。每天，新闻报道都在展现着“疾风般的变化”尽管带来了政治独立，但它没能带来文化自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结果，通常是彼此对立的区域研究和发展研究现在都处于相同的境况中，即都被视为名声不佳的学术运动。
这远不是事情最好的状态。我深信，区域研究大有所为。相比于来自文化研究的批评，我更认为世界历史的趋向导致了区域研究的危机。我认为文化研究对于复兴区域研究项目而言是大有助益的。区域研究的危机并不一定就是件坏事。危机通常会形成一种产生立场声明(position paper)的环境。危机会促进人们去寻求替代性方案，目前正在进行的大量努力就试图将区域研究形成的重要而深刻的知识与其他研究路径和方案结合起来。研究资金的提供者越来越要求，研究应该是比较性的，它应该解决有关全球化或新兴民族主义的问题，区域研究应该更加具有关联性。这可不是新出现的情况。对关联性的要求一直以来都有。不过对关联性进行定义所使用的术语却随着历史进程而一直在改变。我的一个同事现在是一位杰出的非洲哲学家。他经常向我说起一个德国基金会曾拒绝他在欧洲进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申请，他们的理由是哲学是非洲国家享受不起的奢侈品，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它们难以产生强大的国家和发展项目。我更喜欢这样一种有关关联性的观念，它所要探寻的是区域研究能够从文化研究中获得什么。当然，一种答案就是人文主义作品对构建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研究：能否移植？
只要我们能理解文化研究的真正内涵，那么文化研究就能对区域研究贡献颇丰。尽管它是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只要你想要让它披上什么样的外衣，它就会披上什么样的外衣，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对文化研究及其目标下个定义。文化研究拒绝高低二分法(high－low dichotomy)，正如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所指明的，这种高低二分法在西方的宇宙论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根基。文化研究强调研究文化的普遍形式和反抗行动的重要性。它反对自身去研究“高等”艺术形式及其所隐含的鉴赏行为，这种行为会导致艺术作品不加批判地被经典化。文化研究使很多学者能够更好地鉴赏西方经典之外的文化作品。当然，这一变动并不是学术界独有的。世界性文化、世界性音乐以及第三世界和少数群体的文学对很大一群人来说已经变得重要而有意义了。移民和新媒体带来了相互联系，从而使全球化和文化传播成为可能，而全球化和文化传播又为艺术打开了新道路。这些新道路的传播方式挑战了有关经典及文化遗产的观念。对于研究这些新道路的产生、被接受和传播而言，文化研究相比于传统学科更加有用，就像文化研究告诉我们的，全球化研究不应被丢给经济学与政治学。
文化研究考察文化生产、流通与吸收的方式确实还存在问题。文化研究，特别是美国的文化研究，经常采取一种先锋艺术的视角。它通过将外来艺术与文化吸收进某类艺术家的伦理道德中而对其大加赞赏。通过这样的做法，文化研究往往想要避开那些与翻译和差异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早已被区域研究所把握。对文化如何进行传播的理解所带来的收益往往因为对文化如何被生产或接受的理解存在的缺失而被抵消掉了。比如，与宗教相关的复杂动机、关于人的不同观念或者复杂的主观立场在人们对离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s)的混杂性和创造性所表示的赞赏中经常被忽视了。比起劳动一天再表演一天的乡村艺术家来，四处旅行的表演者和他们的跨文化的观众们要更加受瞩目。一般来说，国际性的和全球性的艺术、文化和交流形式通常被描述为比乡下人更重要，而前者正是利用后者的资源来形成跨文化的艺术、离散意识等等的。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但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依赖于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的文化与经济活动，而这些人却没有四处旅行所需要的必要资金。
从专业角度和个人角度来讲，如下情况是令人困扰的，即人数庞大的第三世界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第三世界农村的人们，完全被遗忘在了文化研究的视野之外，或者只被当做少数群体或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或西方大都市的第三世界人们所进行的文化活动的附属品。第三世界农村地区的人们被忽视的一个原因可能与文化研究如何定位文化生产、流通和吸收的过程有关。这里在分析上玩了个花招，似乎是说，如果我们了解了全球层面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就解释了区域层面的事情。
随着对全球研究的狂热稍有降温，一个新的研究主题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而我的批评实质上只是对这一主题作了一些变更。我们现在应该记住，全球是由多个区域组成的，每个区域都有其自己的与大量存在交集的临近区域进行交流的方式。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任何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或模式也是由很多区域性的元素构成的。即使新的电子通讯形式也需要区域性的信息发送者与区域性的信息接收者。农民的抗议活动和“部落”运动通常是通过录音机(甚至可能是更先进的电子通讯形式)组织和促成的。那些彼此之间只有零星的面对面接触机会的人不仅能够交流，而且还能共享艺术形式和政治观点。尽管这些新形式是全球化的产物，但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即便地方共同体的性质因为其与其他地方性行为体进行联系的方式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如果我们只从全球的视角审视世界，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诸如亚马逊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内，本土和全球之间的交流模式肯定不同于喀拉哈里沙漠这样的空间中本土与全球的交流模式，即便全球层面的进程影响了本土空间的结构。
我们所需要的研究项目应该是基于本土的，在研究视野方面是比较性的。如果我们真想理解像新出现的基于种族的次级民族主义(subnationalsim)这样的全球现象，我们就必须找到在波斯尼亚和尼日利亚展开发展研究的方法。区域研究的特点就是其研究的地点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丢掉产生于这种特殊性的知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点和时间确实比我们曾经认为的要更加复杂和更不一致，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分裂。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恰恰是我所描述的这种复杂性(即全球是由很多区域构成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应该资助那些愿意对一个或多个区域进行长期研究并且提出了一种比较视角的长期研究框架的团队。在此，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取消区域研究所倡导的那类准备性研究——历史、语言、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知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受过区域研究培训的人才，他们能够提出具有比较研究框架的研究项目。这是我们能够理解区域、全球以及构成全球进程的多个区域之间的特定的交流形式和模式的唯一方法。
当我们在文化研究中对不是作为城市的混合型主体的第三世界人们进行考察时，他们一般都被当做古怪的博物馆陈列品，他们的存在是活生生的，却又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对更广阔的世界和自己缺乏认知。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在他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很好地批评了这个观点，在该书中，他描述了一幅澳大利亚土著人在沙漠中坐在一台电视机前的场景，通过这一场景，他力图证明对于技术的接受意味着西方控制了其他地方，上述这种行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文化研究完全没有对其他文化中的人们采取一种人种学的态度。因此，它很少考虑是否要改变它所使用的概念以便理解其他的时代、地域和空间。权力的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化研究领域的很多研究都采用了一种韦伯意义上的权力概念，它被定义为力量与统治地位的结合。然而，在大多数非洲语言中，我将它们翻译为“权力”的那些概念更多的是与关于人、能力和宇宙论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有形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就与权力有关的基本观念而言，将其翻译为“能够做某事”会更好，它指的是男女之间、老幼之间、强弱之间的不同能力。比如，在东非的神灵附体仪式中，女性一般将自己化身为男人无法想象的拥有强大权力的人。然而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她们仍屈尊于男性。这样一种文化描述沉浸于另一种文化，关注文化之间的转换问题(即“翻译”问题)，这使得我们能够看到“施加权力”(power over)和“赋予权力”(power to)之间的区别。
然而，文化研究所固有的另一个问题是缺少一个关于社会的概念。这更多是美国的文化研究导致的结果，而不是英国或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所导致的。我发现，文化研究是从很多不同的学科中发展起来的，其所处的背景各不相同。在美国，文化研究既是从美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又在抵抗美国研究。例如，它体现了其学科源头(即美国研究)的一些缺陷和困扰。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比起来，美国的文化研究更偏向于狭义上的文学。它同美国研究一样，同样体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抵抗，而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相比，它对其他文化结构的兴趣没那么高。美国文化研究的特点更多地在于它对多元文化主义、种族与性别的研究，但是它们对于多元化的解释仍然是在狭义上来理解权力和社会。美国人对于种族的狂热以及英国人对于阶级的狂热忽视了其他的时代、地域和文化结构。最近，一位黑人学生在看了一部扎伊尔的电影后，在关于非洲大众文化的课堂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这部电影的惊人之处是里面出现的所有人都是黑人，种族与这部电影的内容毫无关系。
我非常青睐于与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以及伯明翰学派有着紧密关系的英国的文化研究，因为它所含括的关于社会和社会机构的概念明显不同于美国的文化研究中所使用的全球性的文化概念。“英国社会研究”可能是一个更确切的术语，但它不是对英国的文化研究展现其社会学思维的方式的溢美之词。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文化”这个词在英国的文化研究与美国的文化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进路中，“文化”指的是社会生活的这样一些方面，如表现性文化(expressive culture)和大众文化，我们通过社会进程和历史进程这一双重视角来审视它们。在美国的学派中，“文化”是个复杂的整体，展现出了生活方式的模式和特征，即使采取了它所描述的那种生活方式的人非常前卫，被边缘化，或与其他人混杂在一起。在像保尔·威利斯(Paul Willis)的《学习劳动》这样的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中，意识形态和自我意识是与社会机制(如阶级体系和教育体制)紧密相连的。美国的文化研究和一些女性主义研究集中关注“抵抗”，并经常将抵抗行为视为“拥有力量”的例证。我怀疑这个问题在英国的文化研究中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毕竟，抵抗只是展现力量的形式之一。社会理论、甚至是日常的语言都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在英国的文化研究中，力量往往被认为是从社会结构和制度矩阵中发展形成的。如果我们从传统的意义上来看待力量，即力量会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我们便可以说英国的文化研究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通常既将力量视为从社会中产生，但同时又与社会格格不入。人们被描述为“拥有力量”，把力量当做一种物品。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曾有一次对我这么说道，如果英国的文化研究转型成美国的文化研究，英国人将会对他们美国兄弟的自由散漫的面貌感到震惊。
社会可以被进一步分解成不同的制度复合物。社会制度既使人们的行为成为可能，又限制人们的行为，人们遵循着社会制度来采取行动。而这些制度的重要方面就是C.怀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所说的“文化装置”(cultural apparatus)，它包括媒体这样的重要的社会机构、博物馆和世界博览会这样的展示场所，还包含宗教仪式和戏剧这种形式的其他机制。在很多社会中，这类活动提供了身份得以塑造又被质疑的背景。通过将身份放置在具体情境中，进而检视其与各种机构的关系，英国的文化研究能够避免陷入某些更极端形式的身份政治，在这些极端形式的身份政治中，只有被压迫者被认为拥有话语权和可靠性。
关于这种概念工具，我在英国的文化研究中所找到的最有用的例子来自斯图尔特·霍尔，他将交流过程分解成三步：生产、流通和接收。霍尔的三步分解法一开始是作为媒体研究的框架，现在有了更大的用处。它切断了交流与特定文化的关系，并使如下研究成为可能，这种研究能够表明观念和意象如何在某种情境中形成，如何与其他有着不同来源的观念和意象联系起来，如何在多元化的背景下被接受，其术语又是如何从不同的、往往是无关联的话语中发展出来的。文化成为社会进程所利用的资源，以此方式发挥着作用，而这些社会进程包括解释、互动、身份协商、权威的实施，等等。人们可能会说，这属于关于社会的文化研究，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研究。
上述文化研究不仅与美国的文化研究形成了对比，而且也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提出的“感受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概念形成对比，该概念指的是具有明显特色的文化形式将文化素材组织起来以展现出一个主观上所体验的文化整体的方式。威廉斯的感受结构指向的是一种近乎阿诺德(Mathew Arnold)式的文化概念，后者是19世纪关于整体的概念。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奇，因为威廉斯深受他的导师F.R.利维斯(F.R.Leavis)的影响，利维斯关注于英国人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因为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商品化而变得不可靠了。威廉斯正在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将激进的、充满浪漫主义的右翼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参照框架结合起来。我不是第一个持这种看法的人。在我看来，美国的文化研究经常存在相同的问题，即没有吸取唯物主义关注政治和经济这一优点。这可能是为什么从英国的视角来看，美国的文化研究显得非常自由散漫的原因。
深入思考哪种形式的文化研究应与区域研究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披上文化研究的外衣，却依然从事着脱离了政治经济学的区域研究，这不是件难事，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把我们的关注点从穷人转向中产阶级，为文化传播以及它们在印度、中国、肯尼亚等国家获得独特性的方式大唱赞歌，忽视那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或者忽视那些有着自己的文化生产、生活在无法选择的环境下并且对全球文化系统的运作方式有着自己看法的人。
同样，在区域研究中应用文化研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仅仅根源于英国和美国的文化研究的差异。这些问题与对待概念和理论的态度有关。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曾就“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这个主题撰写过两篇重量级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当理论转移到其他文化情境中时，就失去了其激发力和阐释力，必须被彻底地修正。十几年以后，赛义德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理论旅行实际上有两种方式。在第一种方式中，它是作为一种坐标强加于其他时代和文化的；在第二种方式中，它从其他情境中获得其大部分特殊性，因为它只作为一种阐释其他情境的方式而被使用。
利用理论来进行开放式的研究，还是利用理论来支持那种削弱了其他观点选择的解释性主张，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在区域研究的历史中，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种批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关于“失去范式”(paradigms lost)的一篇经典文章对于抛弃历史的发展理论发出了同样的抱怨。即便是琼·斯考特(Joan Scott)所提出的关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咒语”(mantra)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其他生活形式，或在某个特定情境下的可替代的生活方式。通过将种族、阶级和性别视为非固定的范畴，是对人们组织其生活的方式的大致接近的描述，我们就可以将理论应用于开放式的研究。核心观点是文化研究不是消除我们在区域研究中常常碰到的文化傲慢主义的解药。它常常会披着新的外衣来复制这种傲慢。
第三世界已经产生了文化研究吗？
粗略读一下任何区域研究杂志中的书评，你会发现文化研究可能主导着区域研究的某些次级领域，我之前提到的问题也存在于这些研究之中。但是，就那些应用了文化研究的区域研究著述所投射出来的认识而言，重要得多的是，这是一项属于第一世界的研究事业。在文化研究中，嘉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关于“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讨论最早提到了产生于第三世界的研究材料，并且是面向第三世界的读者的。斯皮瓦克将后殖民主义的历史编纂学转变成后结构主义，这被视为是对上述研究主题所作出的定论，我对此一直感到很震惊，说得好像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和他的同事们是在用印度方言撰写著述一样！
斯皮瓦克翻印出版了她在印度所做的一次访谈，诚实地向我们展示了印度人对她的作品的反应。访谈她的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她的研究是否以一种使得印度本土学者看起来似乎处于一种文化落后状态的方式给予了离散和流亡现象以特殊对待。当我看到人们强调混杂性、多重区域、时间区间(这些在威廉斯的文章中是引人瞩目的)时，上述问题恰恰就是我向自己提出的关于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其中的农村人口的问题。任何一个坚定的巴赫金的支持者都知道，混杂性和互相冲突的复杂性是构成所有自我与他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只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被驱散的人在某个时间也居住在某个地点。
第三世界一直在产生着混杂性、复杂性，甚至文化研究，它们所处的学术环境比第一世界的环境要艰难得多。这些第三世界的学者的研究有力地呈现出了赛义德所倡导的“理论旅行”的某些特质，这一点是重要的，而且具有独创性。当然这种研究与西方的研究是紧密相连的。它们应用了很多相同的理论范式。文学和社会研究的工具被应用于同类型的材料，从文本和档案材料到文化形式和性能研究(performance study)。在该类研究中，还出现了某些显著的收敛现象，这些现象产生于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地域。
在印度，从事庶民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考察了奉行民族主义的历史编撰学是如何使印度政治和历史经历的多样性销声匿迹的，这种历史编纂学关于文化上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观点和说辞是殖民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当然他们在无意中复制了这种观点和说辞。在非洲，哲学家批评作家和政客们复制了关于非洲文化、思想和发展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观点。非洲的哲学研究文献试图在非洲文化内部寻找到自我批判的源泉，目前它们开始批判“后殖民地”中基于国家的权力滥用。在拉丁美洲，人们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考察，旨在发现它是如何复制根源于经济中心的公司文化和政府文化的那些观念和态度的。
这些第三世界的研究著述在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被置于同一背景下进行比较。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比如，它们的研究在学科方面的出发点不同，它们构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关系的方式不同。但是，它们的相同点也同样引人注目。所有这些著述都试图去理解殖民主义时期的政治关系现在是如何在有关文化、社会、人格的观念中，或者有关人类和社会的权利与责任的观念中被复制的。总的来说，它们试图弄清楚殖民文化是如何把握或尝试去把握公民社会的，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在后殖民主义时期被复制的。比如，在非洲哲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西方接受教育的非洲哲学家们探究了西方和非洲关于非洲思想的观念是如何复制了如下观点的，即在因集体共享的“非洲”哲学或“班图”哲学而结合起来的社会中，几乎不存在批判性思维和个人思考。渐渐地，他们转向研究后殖民主义国家的权力滥用问题，并探讨那些认为非洲思想具有“原始”本性的观念如何支撑着那些滥用权力的做法。从事庶民研究的学者不仅开始研究印度的历史编纂学，而且开始探究历史是如何被用来为政治姿态、种族及宗教暴力等等辩护的。随着拉丁美洲庶民研究群体的发展，拉美也见证了某种非常有趣的文化杂交现象。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对殖民主义的批评会产生于印度的历史学科和非洲的哲学？这个问题对思考区域研究而言会产生非常有趣的结果。正如在非洲和美国的研究所做的那样，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研究项目会牵涉到非洲的历史。目前老一代的非洲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从事那种跨越了将殖民统治与国家独立区分开来的界线的研究。当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研究项目占据上风并且普通人成为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公民时，独立就被当做一段历史的结束。考察非洲独立的历史将要求历史学家对那些构成了其职业生涯的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研究项目提出质疑。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非洲的哲学家必须把自己从各种关于部落集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通常都是通过批评20世纪30年代及更早时期的非洲人类学来实现这一点的。他们还必须抵制那些在其他学科(例如历史学)中已经不那么明显的偏见。
美国大学的大多数哲学系都不会承认非洲哲学是一个设置合理的研究议题。为这种态度进行辩护的理由是哲学是一种与批判性思维相关联的二阶认知行为，而传统社会没有表现出属于二阶行为的对思想的思考。然而，非洲哲学家说服了他们的哲学同行相信，在非洲乡村，确实存在独立的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思考者。他们不那么关注民族主义的观念和态度。当他们将视线转向民族主义时，他们的担忧比起非洲历史学家来要少得多，因为民族主义在构建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所发挥的作用要小得多。我猜测，就像庶民研究群体一样，他们也将发现民族主义观念和运动意味着默认了有关非洲的文化和人格特征的殖民主义观点。在印度，情况可能是哲学家们与那种在印度传统宗教中寻找哲学的研究项目牵涉颇深，以至于他们无法使自己从这种项目中脱身出来。这可能是历史学家们会投入更多精力来批判民族主义及其主张的一个原因。我们非常需要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展开的理论研究，这个环境能够将属于第三世界不同学派的、支持区域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团结起来。
这些研究进路都关注着同一现象，沿用的是我们在文化研究中发现的方法。民族主义、全球化、关于后殖民主义本质的理论以及多种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众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关注的研究议题。文化研究与这些第三世界学者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第三世界的学者不那么狭隘，他们学习并应用文化研究，但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却没有这种态度，特别是在美国。
我在这里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我确实认为如果文化研究想要与区域研究联系起来并对其有所助益，那么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文化研究必须敞开胸怀直面他者的可能性，特别是根据不同的关于社会、个人、宇宙的本体论假设构建起来的各种思考世界的方式。区域研究在这点上对文化研究是大有助益的。第二，文化研究必须向第三世界的学者敞开胸怀，这些学者围绕文化研究的主题撰写著述，但是他们是从不同的主观立场出发的，他们的著述比起文化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状况来所应用的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要丰富得多。区域研究在此项研究事业中能够发挥中介作用。
标签：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非洲大陆论文; 旅行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生活方式论文; 社会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