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高端人群增加消费”无助提升消费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助论文,人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当前我国必须努力扩大内需，同时改变外贸依存度严重偏高的格局；而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提升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增加、消费率提升。
如何促进居民消费增加？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常规”观点，认为促进消费需求增加的基本途径在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尤其需要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另一种是“超常规”观点，认为“购买力的很大比重在高端，高端消费潜力大；促进中高端人群增加消费，对于扩大内需来说是事半功倍的”（周小川，见《财经》2005年第20期）。由于后一种观点出自高层人士之口，因而甚有可能（或许已经）成为政策导向。
但是，笔者对后一种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它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付之于实践则不仅无助于提升消费率，而且还将带来诸多严重不良后果。
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缺乏力度足够的国家调控与“二次分配”，那么，由于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社会贫富差距便会日益扩大。当贫富差距超过某一范围时，便会出现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编“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做过详细的论证。马克思指出，在（没有国家调控与“二次分配”的）劳动力商品按“劳动力价值”出售的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进而社会便日益贫富两极分化；由于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穷人的消费倾向较高（如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消费倾向为66.37%，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消费倾向为99.75%），继而便引致社会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并进一步引发社会总需求不足。
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严重缺乏力度足以抑制市场“马太效应”的国家调控与“二次分配”。以致社会贫富差距口益扩大，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0.33左右逐步上升到目前的0.47左右，突破了0.4的“中等程度不平等”上限。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率也日趋下降，按当年价格计算，1990-2003年，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慢1.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1990年的49.8%降为2003年的43.4%，2004年更降为41.9%。
二，如果按后一种观点行事，最终结果只能是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因此加速扩大，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社会消费需求。
诚然，如前文所述，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低。因此，粗看起来，似乎高端收入家庭的消费潜力很大，只要这部分潜力挖掘出来，便可大大提高居民消费率。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低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由于“该买的都买了”。
首先，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资产收入，因此，他们为了保证收入的不断增长，必须用相当部分收入追加资产投资。
其次，消费存在刚性，高收入人群为确保未来的消费水平不因收入的波动而下降，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储蓄率。总之，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并不会因其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上升。
因此，如果按后一种观点行事，当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欲望被激发起来后，他们便会千方百计增加自己的收入。进而，要末由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存在“硬约束”，并不能随其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而同步上升，从而其消费水平只能有限地提升，即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升；要末，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约束较软”，能够通过“剥夺”其他人群的收入而使自己的收入快速增长。当然，在此种情况下，社会贫富差距也随之扩大了。
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最可能出现的是后一种情况。因为我国目前的高收入人群主要是“大官”和“大款”（以及依附于二者的“明星”们）。由于政府的权力过大，以致官员缺乏来自公众的监督约束，他们（尤其是高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自己给自己加薪或变相加薪。由于缺乏能有效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农会，以致资本缺乏来自劳动的制约，“大款”们可以通过压低劳动报酬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实，这也就是近几年来的实际情况：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很快，而低收入人群尤其“蓝领”们的劳动报酬增长迟缓甚至于停滞。因此，当后一种观点成为政策导向时，势必促使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继而使社会消费倾向进一步下降。
三，按后一种观点行事，势必促使社会矛盾激化，严重背离建设和谐社会要求。
社会贫富差距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财产占有差距，二是收入差距，三是实际消费差距。由于收入差距处于这三者的中心，因而通常主要考察收入分配上的基尼系数。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攀比效应，因此，实际消费差距对公众心理的冲击最大、最为直接。实际消费差距的扩大，最容易引发公众的不满并继而出现“越轨”行为。在韩国，老板们一般都乘坐国产轿车，而不乘宝马、奔驰，这并非出于爱国心，而是不敢坐，怕被工人砸。在我国，人们之所以对公款消费深恶痛绝，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扩大，之所以会造成犯罪率—亡升和社会不稳定，也是通过促成实际消费差距的扩大而形成的。如果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的反差，那么，恐怕社会动荡就难以避免了。如果按后一种观点行事，不仅会加剧收入差距扩大，而且由于其着力点在实际消费上，因此更会加剧实际消费差距的扩大，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
四，按后一种观点行事，还会大大增加我国的“拉美化”危险。
可能有人认为，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未必一定发生消费需求和社会总需求不足，例如巴西等一些拉美国家便是如此。然而须知，这些国家之所以没有发生消费需求和总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同时实行了“赤字财政”。以巴西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的体制模式中，虽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比如巴西的社会保障制度良好，低收入者不必为教育、医疗和基本生活发愁，工会的维权能力也较强，等等；但是就整体而言，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模式”不是一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拉美模式”国家中普遍存在：贫富差距很大（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57-0.62），社会弥漫着追求享乐、奢华之风，犯罪率很高（巴西为美国的20倍），政府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官员腐败行为严重，财政赤字偏大，不时发生通胀，技术创新活力不足，经济发展不快，等等。
由于高端人群的行为对社会的示范、“领航”作用很强，因而，若按后一种观点行事，一旦高端人群的消费欲望被充分激发，那么，就会引领全社会逐渐形成追求消费、追求享乐、奢华的风气，使得“筷子文化”民族的勤俭传统逐步丧失，创新意识也将“淡薄化”。加上贫富差距的扩大，犯罪率必将上升，官员的腐败行为也会加剧……总之，将会逐渐向“拉美模式”靠拢，后果明显堪虞。
综上，简要结论是：
1.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消费增加，没有“捷径”可走，只有牢牢抓住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个根本，并且针对实际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才能逐步解决（其实，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也是当前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其中包括外贸依存度严重偏高、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等等，对此当另文论述）。政府决策层应当脚踏实地面对现实，不要去企求什么“捷径”，因为那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尤其是希望像周小川先生那样的令人尊敬的学者型官员，更能够这样去做。
同时还应看到，虽则这里的困难不小，但并非不可克服。比如，2004年以来，由于中央政府狠抓了清理拖欠工资和保护农民工权益，狠抓了减轻农民负担并推出多种支农措施，再加上农产品价格有所回升，因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2-13%，基本追上了GDP的增长。因而，只要政策措施正确、到位，力度足够，持之以恒，问题是一定能够妥善解决的。
2.现阶段，关于调控居民支出的政策导向的思路应是：鼓励富人投资实业，帮助穷人增加实际收入以促进消费。如果能坚持不懈地遵循这一思路，那么，不仅“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是可以期待的，而且富人们承受的“社会压力”也会减轻，社会将趋向和谐。
3.需要特别注意抓好的重要政策措施：
①要切实加大财政政策的作用。在财政收入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切实“抓大放小”。在财政支出方面，一定要将“调节社会公平”无条件地放在首位。这正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的基本任务。
②进一步完善消费防范，以经济、法律手段有效抑制“高消费”和“超前消费”。尤其是游艇、高尔夫、豪宅、豪华轿车、豪门宴、豪华游及各类奢侈品消费等。
③努力“硬化”高端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约束”。主要是不断完善与强化对政府官员的民主监督，逐步完善及建立真正能有效维护工人、农民权益的工会与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