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构想——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三大论文,三代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6-0005-07
在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的时代大潮中，在跨向新世纪的凯歌行进中，我们先后迎来了改革开放2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
回首这20年、50年和80年，展望新世纪，我们面临的时代主题与历史使命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
改革开放20年，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时代特点、中国国情相结合，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探索历程中，在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中，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先后形成了三个伟大构想：
第一个伟大构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主要体现为在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论》基础上，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这是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最初起点；
第二个伟大构想，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主要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南方谈话中，这是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根本突破；
第三个伟大构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主要体现为1995年提出的十二大关系、世纪之交提出的“十五”规划构想及“三个代表”的闪光思想，提出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纲领，这是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继续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中的第一大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的头8年，因有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奠基，因而迅速接近了现代化起飞的助跑阶段，而这一阶段的中后期，则开始受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的影响。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演，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大构想，也是这一伟大探索的历史起点和思想起点。
20世纪40年代，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经过近代百年的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适合时代潮流与本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建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这头8年，虽然从1953年起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但总的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实际上仍有重大影响。这一时期，最大的历史成就在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最成功的历史经验，首先在于我们创造了扎根中国国情，富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新型精神文明。这一系列实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历史条件下，集中表现为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统一。
这一时期的成功经验，首先在于以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为主要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具体体制，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又明显区别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僵化模式。这种新民主主义体制，大力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奠基工程，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主导下的新型市场经济，在体制建构与经济发展上，有新颖独特的五大创新：
(1)建构保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层次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又相当落后的基本国情；
(2)新民主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体系，从微观机制角度看，市场是经济联系的主要中介、资源配置的基础环节；从宏观调控角度看，国民经济总体又有一定计划性；
(3)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便调节内部矛盾，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4)灵活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以便对私人资本主义，建立“发展—利用—限制—改造”四个方面协调一致的经济机制；
(5)自主自愿、循序渐进的农业合作制，以便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发展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这种新型的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颇为独特的五大经济政策，使新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建国之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使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发展已相当接近现代化起飞时的临界状态。
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民主，在体制建构和民主形式上，有独具特色的四大创新：
(1)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民主阶级广泛联合的统一战线制；
(2)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协商制；
(3)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制；
(4)人民代表大会制。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上，我们也有一系列新的建树，强调建设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新文化，萌发着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新型文明。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历史盛况，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好回忆。这里最本质的成功之处和成功经验，绝不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后来照搬了苏联僵化模式，甚至也不是我们受苏联模式影响，后来过急过快地推进了三大改造，而在于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为主导思想，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特别是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逐步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暴露出来。
正是以此为契机，1956年4、5月间，在党的八大前后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演，代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寻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伟大构想。
这十大关系，头五条主要牵涉经济体制，中间四条主要牵涉政治体制，最后一条牵涉到对外开放：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7)党和非党的关系；
(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9)是非关系；
(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前边有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与实践作为铺垫，后面有1957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补充，以《论十大关系》为主提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大构想，主要有四大理论创新：
第一，在5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国际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克服战时形成的苏联传统体制的历史弊端；
第二，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有计划地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抓住影响全局的十大矛盾、十大关系；
第三，从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提出了重点论与两点论和谐结合的对立统一观，为从理论思维高度突破苏联僵化模式、创立中国新型体制，奠定了最初的方法论上的哲学基础；
第四，以苏联为鉴，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旨在克服严重压抑地方、企业、个人积极性的苏联僵化模式的束缚，努力开创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探索也留下了未能根本解决的四大难题：
一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转移的关系问题；
二是决定全局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三是十大关系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四是体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关系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再加上国际国内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开始抬头，1958年以后又开始了三年“大跃进”，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更使“左”的指导思想占上风，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性灾难。
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正确探索和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从正反两方面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大突破，做了重要铺垫。
二、邓小平理论中的第二大构想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基础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初步构成比较成熟的科学体系，其核心内容正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大构想，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重大突破和关键环节。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本质内容。
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实践基础的四大支点：
一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科技革命新时代；
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国情；
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
四是当代社会主义与东西方现代化的新经验。
邓小平理论是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思想大树，它的根深深地扎在社会实践的土壤之中，并且有两大根系：一条根系扎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土壤之中，另一条根系扎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之中。
邓小平理论的创新过程，有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关节点：
邓小平理论创立的历史起点和思想起点，是为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理论基础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它是中国开始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也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深刻回答了十年动乱、两年徘徊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思想制高点和理论归宿点，是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它是90年代中国深入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也是90年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深刻回答了1989年政治风波和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以改革开放15年历史经验为实践基础的，邓小平本人理论上的大成之作、成熟形态和思想高峰，可以视为第二大构想的完成之作和代表之作，其中包含的骨骼系统是十五大关系：
(1)现代化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何者为主要矛盾与工作重心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必须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真正保证“一个中心”，必须把握“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不可割裂；
(3)根本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已经成为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只有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
(4)姓“社”姓“资”的关系问题——必须反对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的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必须确立“三个有利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
(5)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中的义利关系问题——针对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的“左”倾空谈症，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新型价值标准，强调功利当先、义在其中，义利统一、不可割裂；
(6)社会主义本质中解放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建设途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这种根本途径与根本目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基本精神与本质要求；
(7)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计划与市场是走向生产社会化的两种手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无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8)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社会主义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关系问题——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出发点，通过全面开放、汲取发达资本主义乃至人类文明一切成果这条历史必由之路，最终达到增强社会主义主体性、优越性的目的；
(9)贫穷与富裕、先富与共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国富民之路，要分“三部曲”、三阶段，有计划、有步骤、不失时机地解决先富与共富、富民与富国的关系问题；
(10)警惕右与防止“左”的关系问题——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左”与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从中国国情特点、党内特点来说，要警惕右，更要重点防止“左”；
(11)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关系问题——以保持稳定为前提，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加快发展为目标，最终达到现代化发展的长治久安；
(12)发展经济与科技教育的关系问题——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发展科技教育的物质基础，而在现代科技革命时代，科技教育则是现代化经济起飞的龙头；
(13)改革开放与惩治犯罪、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要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搞上去，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4)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同党的建设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使党重新焕发出生机，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需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学风建设；
(15)中国发展前景与世界和平发展、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也没有改变和平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这两大问题远未真正解决，21世纪中国必将迎来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的双重现代复兴。
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大构想，指引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经济体制转换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主要表现为体制创新的五大转变：
第一，体制目标上的根本转变：从多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定不移地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二，经济结构上的根本转变：从“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僵化经济结构，转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经济结构；
第三，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变：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第四，对外关系上的根本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独立自主的全面开放态势；
第五，发展模式上的根本转变：从脱离国情、急于求成、主观片面追求高速度、大跃进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转向符合实际、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三步走”和“百年建国方略”。
如果讲到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构想的历史地位，那么应当突出两句话：它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僵化观念的根本突破，并且是不可逆转的根本突破；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基本成型，并且是全方位的基本成型。
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构想，也留下了两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是怎样逐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从基本成型走向完全成型，特别是怎样解决新型体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防治官僚腐败。
二是中国怎样迎接21世纪全球化趋势与知识经济时代的严峻挑战。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第三大构想
1995年底，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十二大关系论纲；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世纪之交又提出科技创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百年历程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以“过五关、斩六将”的拼搏精神，先后经历六个关口的严峻考验：
第一关，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的考验；
第二关，党的第二代与第三代领导集体交替的考验；
第三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考验；
第四关，在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防止官僚腐败症的考验；
第五关，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的考验；
第六关，全球化趋势与知识经济走向所带来的21世纪全球格局与国力竞争的考验。
这种种历史难题汇总到一起，就给现代化起飞过程中的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最大课题：跨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带入新世纪的世界格局，带入未来世界的新型文明中去？
正是在这样的广阔历史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以改革开放两个十年的历史经验为实践基础，逐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
第三大构想的思想起点，是在以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主题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列举了关系到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在此可以简称为《十二大关系论纲》：
(1)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2)速率和效益的关系；
(3)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4)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
(5)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
(6)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
(7)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
(8)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
(9)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
(10)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11)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12)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的筹备中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幸逝世，离开了我们。“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向何处去”，“跨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国内国际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如何使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下去，不动摇、不中断、不低落、不逆转，成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肩负的历史重担。
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党召开了有关键意义的十五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现代化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主旨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五规划建议”，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中央、国务院又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来完善中国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中国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主要在哪些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以下八个重要方面、重大关系之中：
(1)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首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概念，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指导思想与伟大旗帜，强调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有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又有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的开拓创新性；
(2)稳定、改革、改革的关系——把这个关系问题，作为中国跨世纪发展中统揽全局的基本问题，把稳定、改革、发展的协调一致作为把握大局的基本方针；
(3)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努力把计划与市场作为生产社会化的两种手段结合起来，把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把市场机制与国家适度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从而彻底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力争在2010年前后初步建构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4)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从非持续发展道路，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
(5)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在坚持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纲领；
(6)经济起飞与科教兴国、知识创新的关系——在科学技术革命大潮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现代化经济起飞必须走科教兴国的大道，把创新精神作为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所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与此相适应，教育应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新型轨道；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精神文明的关系——为了使中国现代化起飞能够取得跨世纪持续发展势头，要采取“一体两翼”式的总体发展战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为主体，逐步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法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精神文明”的两翼，使现代化飞得更快更高更远；
(8)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中心，党的建设是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可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支柱不可丢，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党的干部要“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最根本的是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准，建设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旨在以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上的创新为关键，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复兴，并且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代表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构想，指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的辉煌历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的主旋律。
这三大构想，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一条思想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正是这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开拓创新的三大构想，指引着亿万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使“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成为中国跨向21世纪发展的时代主潮，标志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大势已成，不可逆转！
[收稿日期]200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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