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英雄：解构的力量与民族的未来——阐释《尤利西斯》主角布卢姆的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斯论文,主角论文,形象论文,力量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即将出版前曾向朋友坦言，这是一部“该死的魔鬼般的小说”，但又强调，这是“两个民族的史诗(以色列，爱尔兰)，同时是人体的循环，还是关于一天(生活)的小故事。……也算一部百科全书了”(SL 271)。①这可看作是对这部作品形式之怪异与主题之复杂的高度概括，即它是用与“正式史诗”(指荷马史诗)(黑格尔115)那庄重、崇高、严肃的风格完全相反的滑稽、低俗、笑谑的风格，为爱尔兰这个由于殖民统治而在象征层面如犹太民族一样流亡的民族所写的一部史诗，②其形象表征就是主角布卢姆，一个犹太族裔的爱尔兰人，在1904年6月16日从清晨8点到凌晨2点这18个小时在都柏林城中的经历。但这位爱尔兰版的尤利西斯，不仅与他的原型相比，是个极端的反英雄，与他的爱尔兰同胞相比，也是个极端的另类人物，而他的“后奥德赛”历程(Ellmann，Ulysses on the Liffey 34)，更不是什么英雄业绩，而只是些身体体验、日常琐事、业务奔波、途中与都柏林市民所打的交道以及看到的都柏林生活，再加他从怪诞的视角对之所做的评说。然而，这却正是乔伊斯的良苦用心，他要借这夸张的差异性形象，颠覆传统，打破定势，借打开新的文学视野，而构想新的民族空间。
一、反英雄形象与差异性存在
布卢姆作为一个反英雄和差异存在的形象，体现在他的各个方面，在身份上，他不仅不符合一个民族英雄的要求，反而在狭隘的都柏林市民眼中是个“外人”，因为，首先，在族裔身份上，他虽生长在爱尔兰，却不是爱尔兰人，而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而关键是，他的观念又总是与他周围的市民们格格不入，于是在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普遍具有反犹倾向的爱尔兰人眼中，他都是被防范和敌视的异己。第二，在宗教身份上，他虽然两次受洗而皈依天主教和新教，却既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不笃信任何其他宗教，这在当时那些虔诚到狭隘程度的天主教民众中，也使他成为一个局外人。这两种身份的不确定性给他引来的敌视和质疑可从第12章一个充满敌意的市民的问话中清楚见出：“他究竟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是神圣罗马帝国人还是包襁褓的，还是什么别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或是说，他究竟是谁？”(U 337)。第三，在作为一个男人的身份上，他身为丈夫，却因有性功能障碍，无法满足妻子，只能屈就，任其与人私通，而他本人则天生缺乏阳刚之气，却有类似女人的身体感受，他被医科学生狄克逊叫做“新型女性男人”(U 493)，被穆利根说成“属于两性畸形型”(U 493)，更被“公民”恶意攻击为“半阴半阳人，……非驴非马的角色”(U 321)，这在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社会里，则更使他成为完全的另类人物。
与上述身份相对应，在外貌上，他是个身体稍显发福、面相颇为敦厚、甚至有些姨娘之气的中年男子。在《尤利西斯》所叙述的这一天中，他因上午参加葬礼，一天身着黑服，葬礼之后，又因家中有“外人”(妻子的情人)不便回去更换，于是一整天如此装束。加之生性低调谦和、轻声细气、甚至无声无息，所以当他为了业务来到相关场所办事时，如到图书馆查资料，到报社联系登广告，常如一幽灵，来去匆匆，一晃即逝。
在情感上，他则完全是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角色。在家里，他琢磨猫的感受、鼠的不幸，怀念十一天便夭折的儿子，担忧青春期一人在外闯荡的女儿，关照还未起床的妻子。在家外，他把这些柔情不仅延伸到对流浪儿、孤儿、难产孕妇、盲人青年、情绪沮丧的斯蒂芬的关爱上，甚至延伸到对送往屠宰场的怀犊母牛、海上觅食的海鸥、老爸临终留下的老狗的关怀、体贴与惦念上。借用第14章中叙事者对他的夸张描述来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为善良之来客，最温顺、最和蔼、母鸡下蛋都能伸手接住之好人”(U 388)。
在行为上，他更不符合传统英雄人物的形象，他在第4章一亮相，便是个忙碌于吃喝拉撒、鸡零狗碎、沉浸于七情六欲中的凡夫俗子，尤其爱吃动物内脏，对此，乔伊斯刻意用细节给予了突显：“利奥波尔德·布卢姆先生吃牲畜和禽类的内脏津津有味。他喜欢浓浓的鸡杂汤，有嚼头的肫儿，镶菜烤心，油炸面包干，油炸鳕鱼卵。他最喜爱的是炙羊腰，吃到嘴里有一种特殊的微带尿意的味道”(U 55)。
而他的“后奥德赛”历程则更全无任何宏大壮阔色彩，就是以准备他心仪的早餐开始，于是他出门买腰子，回来烤腰子，再给妻子准备早餐，送进卧室，顺便捎上刚收到的她情人的来信，伺候她用早餐，当然也小心翼翼刺探他们幽会的时间，但不是为捉奸，而是为便于回避；然后回到厨房吃煎好的腰子，读女儿来信；早餐后上厕所，坐在马桶上边解大便边读廉价娱乐故事。一切完毕后，他出门去参加葬礼；之后，去完成他作为一个普通广告推销员为一个公司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的工作计划。一天之间，他去了墓地，邮局、报社、餐馆、图书馆、产科医院、红灯区、车马旅店，最后回到家中。但这一切却被嵌入《奥德赛》框架中，以他所到之处碰到的人或事情对应奥德修斯历程中的各种险阻。③
这便是都柏林-爱尔兰④的尤利西斯，这使得不少批评家认为，乔伊斯戏耍了荷马，但实际上，这是乔伊斯对荷马史诗英雄的不同理解或为我所用，他在选中尤利西斯为布卢姆的原型时，心中所想到的对应就不是英雄那征战与杀戮的一面，而是“全人”的一面(Budgen 191)，即七情六欲俱全、理智情感互补、高尚渺小共存。正因为此，他在与朋友弗兰克·伯金谈论如何塑造布卢姆时，否定了以哈姆莱特、浮士德、基督为原型的建议，理由是，哈姆莱特只是儿子，浮士德不能算人，基督则是个单身汉，没与女人打过交道。与这些身份单调的人物相比，尤利西斯是父亲、儿子、丈夫、国王。他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希腊人准备攻打特洛伊时，他是和平主义者，不愿参战，但采取的不是什么高调手段，而是佯装疯癫，以求逃避，偏偏人们试探他真疯与否的方式是把他儿子放到他犁下让他耕过，作为慈父，他自然不肯，遂露出破绽，不得已走上战场；但一旦走上战场，他又足智多谋、且智勇双全，为攻克特洛伊立下了不朽功绩；在战后回家的历程中，他更表现了全面的人性，既有刚毅、睿智、文雅的一面，也有多情、自私、嫉妒的一面。
当然，在一个后史诗时代塑造布卢姆这另类民族英雄，乔伊斯则让布卢姆的“全”表现在不同方面，且达到了最饱满程度，溢出了经典史诗英雄的框架，把这样一个英雄形象撑变了形。于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位尤利西斯，既是受屈辱的“乌龟”、又是最柔情的丈夫；既是一位不幸父亲的儿子、又是一个不幸儿子的父亲；作为最务实的广告推销员，他却又颇具艺术家气质；生活中他虽属受歧视-受冷落-受嘲弄-受敌视一族，却偏爱以爱尔兰“内政总指导”自居(U409)，点评爱尔兰的方方面面；虽“浪迹天一方”，却怀着“悲悯赤子心”(U 385)；虽是受害者，却不是复仇者；虽不是个“去征服的英雄”，却是个“未被征服的英雄”(U 264)；虽为最终胜利者，却没有打败任何人。所有这些使他虽为无名小卒，却多有神性；⑤虽为等待救赎者，却也可能成为救赎者。⑥这样一个多维度的人物，人性上也是多层面的，既有科学、理性、大度看待世事，睿智、成熟、温良对待人生，关爱生命，助人为乐等正面形象，又有偷情、观淫、手淫以弥补和满足生理缺陷与心理失落等负面形象。
这样一个既不能被嵌入“正式史诗”英雄的模式、也超出了爱尔兰同胞所能接受的正常人标准的人物，却正是乔伊斯所要的英雄，这又全在于乔伊斯史诗意图不同于经典史诗，即，他不是如后者一样，赞美一个由“根基和高峰”，“父辈和祖先”，“先驱和精英”构成的“民族英勇的过去”(Bakhtin 13)，而是反思一个还在内外殖民状态下、因此充满历史的噩梦、社会积弊和民族痼疾、却又无法自我认识的民族的当下，所以乔伊斯版本的“奥德赛”，更是一个打开门户、改变现状、走入崭新未来的历程(Odyssey)，而在乔伊斯看来，这才是爱尔兰人的真正归属，因此作为这个历程的英雄，必是一个超越现实、极端差异的英雄。
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乔伊斯所针对的外在殖民是在他写作的时代仍未结束的英帝国统治，这是爱尔兰人同仇敌忾的目标，无须激发。但乔伊斯所针对的内在殖民，即精神与观念的把控，却不是他的同胞能够清醒认识到的，因此需要启蒙，这是乔伊斯史诗的意图。这种把控首先来自天主教，因为在爱尔兰，天主教不仅是信仰体系，也是教育机制和社会体制，其教义统治着爱尔兰民族的心灵与精神，其道德规训约束着他们的情感和身体，⑦《尤利西斯》中的斯蒂芬(-乔伊斯)，⑧把前者描述为“风狂的女王，衰老而不肯松手”(U 20)，对后者的描述则如鲁迅给中国封建礼教的定性：“吃人”，且更为形象化：“食尸鬼，鬣狗”(U 10，581)。这全方位的掌控，使得天主教早已成为爱尔兰人的认知模式和存在方式，又在反抗信奉新教的帝国的斗争中，成为民族主义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天主教大众就曾经把反抗帝国的斗争看作为圣母而战，在乔伊斯生活的时代，他们则为了天主教信仰和道德，不惜对能够带领民族走出奴役状态的“摩西”，即民族领袖帕内尔，进行“道德谋杀”(CW 193)，因不容他违背天主教道德的私生活而毁掉他的政治生涯，致使民族解放大业搁浅三十年。正因为如此，乔伊斯在海外演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罗马暴政(天主教)统治了灵魂的殿堂，还侈谈什么抗击英国暴政”(CW 173)，即没有自身的精神解放，就谈不上解殖民化和民族复兴。所以打破天主教束缚是贯穿乔伊斯全部作品的重要主题。
在乔伊斯的时代，除了天主教继续把控人们的精神，又有了从古老的凯尔特神话与英雄传奇中挖掘出来的有关本原、族性等史料影响人们的意识，因为这些史料被声称解殖民化、领导人民走向复兴的文化复兴运动者们进行了崇高化、神圣化与神秘化的渲染后，不仅构成一种文化版本的民族主义政治，也成了一种神智学、准宗教，与天主教一起掌控了后帕内尔时代民众的精神、情感和认知空间。与之并存并相辅相成的，还有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对盖尔语(即土著语言)和本土体育的倡导，对暴力对抗的赞美，对流血牺牲的讴歌。所有这些在产生凝聚力的同时，也走向极端，成为又一种禁锢，给爱尔兰人画地为牢，把他们封闭在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空间，使他们“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囚徒”(Said 214)，同时也造就了从抗英到反对任何外来文化、容不得任何不同见解的狭隘、激进、甚至暴虐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其最形象化、最夸张的表征就是《尤利西斯》12章中的“公民”，他所对应的原型是荷马史诗中把持着洞穴的“独眼巨人”，而他却以这种方式把持一个公共空间。
针对这样一个环境写一个回归家园的历程，即摆脱各种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精神解放、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与独立的历程，乔伊斯所要的民族英雄必然是一个差异，才能打破定势与束缚，打破任何意义上的固化、僵化、神化，开创新范式、新视角、新理念。他启用布卢姆这个另类人物，便是要给这种差异一个夸张的形象在场，正如他曾津津乐道他所崇拜的民族领袖帕内尔那不近人情的傲慢气质对爱尔兰人在欧洲人眼中刻板形象的矫正而带来的民族尊严，曾希望看到爱尔兰教士与修女私奔以便破除天主教束缚一样，都是在以极端的方式强调差异与变化。所以布卢姆这个形象，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乔伊斯“与荷马所开的一个不小的玩笑”(Ellmann，James Joyce 360)，但实际上，这是乔伊斯打入被激进的民族主义政治和狭隘的天主教道德所封闭的意识空间、被文化复兴运动古老的凯尔特神话和英雄传奇所造就的怀旧与感伤的情感空间的一个“楔子”，一个来自于内部的“爆破力量”，因为作为一个地道爱尔兰人，他却族裔身份不同，观念不同，感受不同，他的存在本身便是对主流、习俗、传统的颠覆：如，他的杂混身份挑战了纯粹族性观念，他对吃喝拉撒的兴趣嘲笑了天主教对身体的管束，他对从人到动物的关爱是用“爱，仇恨的反面”原则(U 333)对峙“公民”的仇恨与暴力原则，他的无英雄气概、无征服欲望、无进攻性、无战斗力，并未把他降低为一个无能无为的小人物，却突显了他与暴力和对抗无关、无缘、无涉的大胸怀，而他的非此非彼、不伦不类、非驴非马，正是任何意义上的内在殖民所使用的“既管束又分类”的概念范围之外的存在(Bhabha 112)，使他不可被收编、无法被掌控，且他本身就在颠覆与解构既定的模式与定势。尽管这不是他有意与谁对峙的结果，而是本身存在的效果，但这使他反而更具内在威力。对此，借用理查德·艾尔曼的话来总结，可谓：布卢姆的胜利不是“荷马式的”(Ellmann，James Joyce 360)，即不是力量的胜利，而是精神的胜利，这个精神便是差异，其形象表征便是反英雄。
二、怪诞视角与解构的力量
这个形象给乔伊斯提供了不同于他同时代作家那些或廉价赞美、或浪漫煽情、或狂热鼓动、因此被他叫做“仆人手里有裂纹的镜子”(U 16)的作品的视角，可使他进行冷静剖析与犀利批判，这体现在布卢姆的意识流和自言自语的中，便是怪诞的视角和由此而产生的让人意想不到、措手不及的解构力量，因为从这些视角发出的思想或言论，似乎毫无刻意，也无展开论述，但其只言片语、零碎意象却被给与奇妙并置，于是出其不意，简单快捷，只需对言说对象轻轻一碰，即刻便有颠覆效果。
如第4章布卢姆一出门，看到早晨的太阳，便不由得联想到亚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为《自由人报》设计的社论的题头花饰，即一轮红日升起在爱尔兰银行大楼的上空，花饰下面的题词是“爱尔兰是一个民族国家”，潜台词即它不是大英帝国的一个省。这位亚瑟·格里菲斯是当时爱尔兰家喻户晓的人物，早在1899年他就创立了“凯尔特文学社”和《联合爱尔兰人报》，为自治摇旗呐喊，也是他，在20世纪初，又创立了“新芬党”及其党报《新芬》，为争取独立制造舆论。爱尔兰自由邦成立时(1922年)，他则是第一任总统。在此提到的他所设计的这社论花饰无疑是当时每个爱尔兰人熟知、并且都认为理所当然而自动接受的：升起的太阳代表自治的希望，而爱尔兰银行大楼曾经是“合并法”⑨实施之前爱尔兰独立国会所在地，所以花饰的寓意是不言而喻的。但布卢姆却以他的“科学务实”的习惯想到这大楼的方位，即它在西北边，于是他在心里给这幅花饰一个让人联想不到的描述：“自治的太阳是从西北方升起来的，从爱尔兰银行背后的小胡同里升起来的”，想到这里，他脸上浮着会心的微笑，又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巧妙的提法，自治的太阳从西北方升起”(U 57)。借此，他什么都不用说便已经什么都说清楚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方向有误。
到了第8章，当他走过都柏林街区中一幢幢记载着殖民历史的建筑，看着在这个殖民空间中巡逻的一队队英国警察时，一面在心里漫不经心地将这些酒足饭饱的占领者们类比为一群牛(英国别称即“约翰牛”)，一面联想到他们耀武扬威、镇压学生反布尔战争游行时的暴虐，同时也对那群“傻小子们，初生牛犊，成群结队，把嗓子都喊哑了”的学生们的幼稚与冲动、浅薄与功利深感遗憾，更在心里指责民族主义分子对爱尔兰青年的煽动，而他们自己却充满腐败、背叛等等，于是思绪又回到格里菲斯，把他的“高谈阔论，歌颂可爱的祖国”叫做“糊弄人的玩意儿”，然后，在脑海中再把民族主义分子们在辩论会上声称复兴爱尔兰语言比发展经济更重要的叫喊和他们自己却大吃大喝的形象并置，最后，又回到格里菲斯的理想：“那不太遥远的将来一天。自治的太阳从西北方向升起。”这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看见“一片乌云缓缓遮住太阳”(U 164)。至此，这句轻描淡写、似不经意的揶揄，正如乔伊斯惯用的隐含的政治修辞手法，“看似简单、但装满弹药”(Torchiana 13)。
这种操作是布卢姆在整个《尤利西斯》中的思想风格和言说方式，他所到之处无不用这种轻轻的碰撞进行重重的解构，如，在街上看到耀武扬威巡逻的英国驻军，想到他们酗酒嫖娼、败坏堕落的军风军纪，似于不经意间，他脑海中迸出一个词组，“overseas or half-seas-over empire”(U 73)，这可谓对帝国所给予的最精湛而犀利的概括，其精湛、犀利之处就在于“帝国”前面这两个形似神异、书写与读音倒装对应的修饰词的并置。前一个词是“海外”的意思，是帝国霸权扩张的象征，但后一个词却是“半醉”的意思，于是不仅在词形上翻转了前一个词，更在词义上摧毁了前一个词所赋予帝国的威力。
又如，当他闲逛到教堂门口时，正赶上里面领圣餐仪式开始，便进去观看，圣餐中教徒吞咽的糕饼代表耶稣的身体，对此，天主教是用具有神圣和严肃色彩的拉丁词“Corpus”来指涉的，但布卢姆却将其翻译成“Corpse”，即尸首，并想到：“用拉丁文是个好办法。先把人们镇住。”当他再定睛看吞咽糕饼的女教徒们时，则在心理描述道：“她们仿佛并不嚼；吞下去了。”最后他将这一切纳入他的“食物”逻辑，评述道：“真是特别：分吃一具尸体”(U 80)。这一切全在不动声色、不带情绪和他惯有的科学务实风格中进行，却呼应了斯蒂芬对天主教的定性：吃人。
再如，看到复兴运动精神领袖AE从素食餐馆出来，他并无崇敬，却从他神秘的名字开始琢磨他的神秘主义，但又不关注他所宣传的那些晦涩高深的理念，而只从自己对食物的兴趣出发思考他那神秘兮兮的素食主义，诸如“别吃牛排。否则，那头牛的眼睛会死死地盯着你看，永世不放松。他们说(素食)有益健康。”对此，布卢姆一如既往，似毫无刻意对峙的意思，只是想到，那样“汽胀水多。……整天跑厕所。像得了鼓胀病那么糟”(U 165)。但这看似简单的话语，却不啻就是巴赫金意义上的脱冕与颠覆，把一个高高在上的准宗教领袖和他的学说不费吹灰之力就拉到低处，让他们从精神到物质、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彻底翻转、颠倒，既消解了其精神魅力，又否认了其实用价值。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小说中信手可得，共同构成了布卢姆这个另类英雄形象的解构力量。
三、夹缝空间、新型杂混、民族未来
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又全在于乔伊斯所给他的空间，第9章的“岩石与旋流”意象，可谓对布卢姆与他的环境关系的总体象征，即他游走在各种危险所形成的夹缝空间。这意象在《奥德赛》中，原本指奥德修斯成功抵御了海妖后，遇到的又一个险情，即他必须通过的一个狭窄海峡，两边均有怪兽，其中“岩礁”伸出六只头来扑杀他和他的水手，“旋流”则张开大口吸足了水再吐出来，制造漩涡来捕获他们，稍不留意间，便有水手葬身其中。在《尤利西斯》第9章，这意象用来象征来到都柏林国家图书馆办实事的布卢姆从神秘主义文人和高谈阔论的斯蒂芬之间穿过，于是后两者的关注对他的关注形成夹击。实际上，布卢姆在都柏林，处于各种夹缝之间，如果借用“岩石”这个形象的象征意义，把帝国和如“公民”类的民族主义分子比作张牙舞爪扑将过来的危险，复兴运动的凯尔特情结、及其感伤、神秘、唯美、浪漫的矫情所产生的另一种危险则可用“旋流”的象征意义来比喻，即张开深渊向内吸纳进去，两者不啻于一种合谋，前者用暴力宰制，后者用观念迷惑。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反犹、酗酒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危险，均将布卢姆挤到狭路上、窄缝间，这便是布卢姆所在的空间。
但他的险境又正是他的优势，正是由于他不认同、不归属上述任何一支，所以他游走在所有这些带有固定疆界的局域之外，如一个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披着黑豹甲胄”(U 297)，⑩在代表各种观念的同胞的“围追堵截”中，却无法被锁定、被捕获和被影响，反以自己的差异性、怪异性、因此也是幽灵性形成反威胁。由此他反而开辟了一个在它们之间的介入空间。但必须澄清的是，这不可被嵌入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所用的诸如交界、模糊、杂混、第三空间这些概念中来阐释，(11)因为乔伊斯与巴巴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叙事，乔伊斯虽早于巴巴近90年讲述殖民空间的故事，却已经走入解殖民的第二阶段或更高阶段，即已经走出对抗模式，而寻求民族自身的精神或观念解放，所以他塑造布卢姆这个形象的用意是要对自己民族的现状说“不”，并希望通过改造现状而走出狭隘、对峙、以暴易暴的模式，探索如何走入现代，走向未来。这是如何战胜自己，走出内在殖民的努力，而这必须在超越现存模式之外进行，布卢姆的空间便是这样一个“之外”。所以，乔伊斯的布卢姆不是在巴巴意义上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少数族裔与白人主体、土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间隙空间游走，总之，不是在将对峙双方的疆界模糊化、混化意义上的间隙空间游走，而是作为一个不同于乔伊斯所说的“盲众”的爱尔兰人(CW 68)，在掌控自己民族的内外殖民空间内部解局域化、辟新空间，且尤其是针对前者。
所以他的空间本身就是个新型“第三空间”，是超越现状的“界外”空间。而他能够开拓这个空间，又全在于他是个史无前例的新型“杂混”人、一个绝对的非同一性因素：犹太-爱尔兰版的尤利西斯，即“犹太”—“爱尔兰”与“希腊”的结合。对此，乔伊斯在第15章借会说话的帽子的话描绘为，“犹太希腊就是希腊犹太”(Jewgreek is greekjew)(U 504)；在第9章布卢姆进图书馆时，乔伊斯则借穆利根的胡言乱语，既说“他比希腊人还希腊”(Greeker than the Greeks)，又戏称他是“包皮收藏家耶和华”，还说他有一双“加利利(即耶稣的出生地)眼睛”(Galilean eyes)(U 201)。借着后两个形象，穆利根不仅影射他是犹太人，还影射他是救世主，但在布卢姆走出图书馆时，穆利根又称他是“漂泊的犹太人”(the wandering Jew)(U 217)，这又将他的身份还原为“等待救赎的民族”，而这又代表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借这些形象的混化与对接，乔伊斯暗示，作为一个爱尔兰不曾有过的存在，布卢姆给同胞带来震惊、困惑，给现状带来潜在威胁，也正因如此，他代表着未来、希望和救赎。
这是因为乔伊斯赋予布卢姆的这个希腊元素，是与天主教把控下的爱尔兰不同的、那未受基督教影响的古希腊形象，既象征艺术追求、哲理探索，更象征自由开放的精神。还有知性与感性、精神与身体等未分裂的“全人”状态。这是在《尤利西斯》第1章，乔伊斯就借斯蒂芬与穆利根的对话所表达的要给爱尔兰带来的理想状态，即要“联合起来，……把这个岛国治一治。把它希腊化(Hellenize it)”(U 7)。在此“Hellenize”是乔伊斯借自马修·阿诺德在其《文化与无政府》中的概念，而阿诺德自撰这个词，正是用来与“希伯来化”(Hebraise)相对立。在阿诺德看来，后者是用僵硬的、教条式的天启真理来管束与制约人，并以此为社会模式，相比之下，“希腊”模式则以自由、变通的人道主义为原则。身处维多利亚后期时代的阿诺德认为，英国过于使用“希伯来化”，以至令人压抑与窒息，他呼吁用“希腊化”打造完美总体。对于乔伊斯来说，“希伯来化”无疑与天主教的管束与禁锢相关联，而“希腊化”则意味着解除束缚、放飞精神，而这又与解内在殖民，即解放自我，医治精神自闭症与瘫痪症相关联。
正是在后者这种理想的意义上，斯蒂芬(-乔伊斯)立即在自己的意识流中把以下几个词串联了起来，总结道：“我们自己……新的异教文化……昂发罗斯”(To ourselves…new paganism…omphalos)(U 7)，其中“To ourselves”是对爱尔兰语“Sinn Fein(we ourselves)”的转译，这是19世纪90年代爱尔兰爱国主义团体在复兴爱尔兰语言与文化的运动中使用的纲领性口号，表达了要脱离英帝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决心和理想，从那时起这便是凝聚爱尔兰人的号令，所以20世纪初格里菲斯直接用这个口号命名他所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后又命名他所领导的党派，新芬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和新教民族主义是不同版本的“我们自己”，乔伊斯均不认可，尤其是对前者，因为那是关闭在一个狭隘固执的“我们自己”中的自大狂，这在第12章中，表现为“公民”的形象，这位“公民”在布卢姆试图用理性与他对话时，打断对方，用爱尔兰语厉声喝道：“Sinn Fein！Sinn fein amhain！”(我们自己！就要我们自己！)然后以此为界，把持不同见解的人统统划为敌人：“我们爱的朋友与我们肩并肩，我们痛恨的敌人就在我们前面”(U 306)，潜台词是，“我们共同以暴力除掉前面的敌人”，这更发展到他后面所说的“要以武力对武力”(U 329)。而他说所有这些话时心目中具体的敌人却是针对与他的民族主义观念持不同见解的布卢姆。而最具反讽效果，也最能揭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之危险的是，在他与布卢姆的对峙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他对后者“发出克伦威尔诅咒式的诅咒”(U 342)，即他要让对方遭受克伦威尔带给爱尔兰人的残酷暴行，这句诅咒，一方面表明当年克伦威尔的残暴已让他变成一个与恶魔同名的恐惧象征，使得在爱尔兰人心目中，“克伦威尔诅咒”便是“魔鬼诅咒”；另一方面，却表明，民族主义自闭-自大狂，尽管自己就是暴力与压迫的受害者，却在走向极端狭隘与狂热的情况下，自己成为迫害异己的施暴者和施压者，这在第12章中表现为乔伊斯用笑谑手法所夸大的暴力，即，当布卢姆针对他的反犹叫嚣回敬道“你们的天主是犹太人，基督和我一样是犹太人”时，“公民”嘴里骂着，“我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宰了他”(U 342-43)，拿起饼干筒，象征“独眼巨人”搬起巨石，向布卢姆-尤利西斯砸将过去。
与此相对立，斯蒂芬(-乔伊斯)的心中则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我们自己”，即与“新的异教文化”相结合的“我们自己”。于是，正如他借用民族主义的“我们自己”演绎新的“我们自己”，借这第二个词组，斯蒂芬-乔伊斯则是用19世纪末先锋派的口号演绎自己的“新的异教文化”，这便是上述所说的自由、开放、完整的“希腊”，而布卢姆正是两者结合的新新爱尔兰人意义上的“我们自己”。乔伊斯的理想是，从这个新的起点上，爱尔兰才能复兴。
而复兴对于爱尔兰来说，既是回归本原、回归家园，也是走向新的辉煌，因为，正如乔伊斯在海外的最重要演讲“爱尔兰：圣徒与智者的宝岛”中所说，爱尔兰被殖民之前，有着辉煌的文明历史，一直被比作“北方的希腊”(CW 172)，“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圣洁和智性的中心，向欧洲大陆传播着文化和富有生命力的能量”(CW 154)，即她原本是中心和主流，而不是边缘和他者，是几个世纪的殖民，才使她成了一个“欧洲临时想起来”(SH 53)边缘、落后的小岛。但乔伊斯不是如复兴运动者那样沉溺过去，他借布卢姆-尤利西斯的反英雄形象所表达的主题是，要想达到爱尔兰民族原本就有并今后应有的地位，她首先要做的是正视内外殖民的现实，先清理由此而造成的毁败、废墟和积弊，再营造新空间，在一个全新空间重建“家园”，重塑辉煌，并在这种意义上重新成为“中心”。
表达这层意思的是斯蒂芬(-乔伊斯)意识流中的第三个词：“昂发罗斯”。这是个希腊词，字面意义为“肚脐”，象征寓意为“中心”，斯蒂芬和穆利根把他们的临时住处，即那英国人当年为抵挡拿破仑军队而建的炮塔(Martello)，叫做“昂发罗斯”，巧妙对应了这个词的两重意义，即既对应如一鼓突的“肚脐”一样的炮塔外形，更对应乔伊斯的理想，因为这临时住所地处殖民入侵登陆的海湾、里面一贫如洗、还住着英国人海因斯、并有爱尔兰的形象象征“贫穷老妪”来送上牛奶，因此可谓当时爱尔兰的象征，但斯蒂芬(-乔伊斯)的理想正是让这个地方成为“昂发罗斯”，即中心。
而巧合的是，在《奥德赛》的第一卷一开篇，雅典娜在回应宙斯，描述奥德修斯如何被女神卡吕蒲索所扣留时，就把女神的奥鸠吉岛称为“navel of all the seas”(Homer 2)，直译便是“大海之脐”，意译则是“大洋的中心”(荷马7)。而更为巧合的是，据古罗马史学家、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考证，奥鸠吉岛就是爱尔兰岛。(12)乔伊斯正是利用了这些巧合，把布卢姆出场的第4章所对应的意象设计为“卡吕蒲索”，象征人物是他的妻子莫莉，而她的“奥鸠吉岛”便是她所在的卧房，爱尔兰的尤利西斯布卢姆早晨从这里出发，凌晨又回到这里，亲吻了她的臀部，对应奥德修斯十年历程后，踏上了自己王国的大地，亲吻故乡的土地。
如前所述，布卢姆的征程是在思想和观念层面一路摧枯拉朽、解构定势，但正如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摧毁者”，他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得到废墟，而是找到穿越废墟的道路”(Benjamin 303)，进入新的空间，所以，这个家园尽管在现实上还是老样，但在他的向往中，他已经将之构建为新家园。
这在第15章被变形为国王的布卢姆叫作“未来世界的新海勃尼亚的新布卢姆撒冷”(U 484)，“海勃尼亚”是爱尔兰的拉丁语名称，“布卢姆撒冷”，是对“耶路撒冷”戏仿而来的词，后者曾是上帝赐给犹太流亡民族的乐土，而“布卢姆撒冷”则“形似巨型猪腰子”(U 484)，影射最合布卢姆胃口的食品(第4章开头他的早餐)，因而是布卢姆版的乌托邦，而他这个乌托邦不是别处，又正是“爱琳”，即未受外敌入侵前的古代爱尔兰，同时又是一个“神赐的应许地”(U 483)，即未来。布卢姆将之描绘为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
旧世界要改为新世界。团结一切人，犹太人、穆斯林、非犹太人。凡是大自然的子女，都有三英亩地一头牛。沙笼式机动灵车。人人都有参加体力劳动的义务。一切公园都昼夜对公众开放。电动洗碟机。结核病、疯狂、愚蠢、战争、行乞都必须从此绝迹。普遍实行大赦，每周一次戴上假面具纵情狂欢，人人都有奖金。世界通用世界语(13)，世界大同。再也不许那些在酒店混酒喝的人和水肿的骗子满口爱国主义。金钱要无限，房租要免交，恋爱要自由，宗教要自由开放，国家要自由无宗教。(U 489-90)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乌托邦理念中，不仅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向往，更有针对爱尔兰具体语境的改革，且重点在后者，无怪乎，在《尤利西斯》第15章中描述道：为建这个“新布卢姆撒冷”城，必须先清除旧貌，于是“拆毁了数栋楼房和纪念性建筑。一些政府机构被临时迁入铁路棚内，许多住宅被夷为平地”(U 484)。这象征着拆除旧世界，才能建造新世界。而乔伊斯用布卢姆这个极端的差异形象所做的，正是这为建构新世界而捣毁旧世界的文学行动。布卢姆最终代表的既是乔伊斯的新民族主义，也是新普世主义。
注释：
①本文所有相关引文来自金隄译《尤利西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所引乔伊斯作品用简称：CW指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FW指Finnegans Wake，SL指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SH指Stephen Hero，U指Ulysses。
②爱尔兰人惯常把自己比作失去家园、在埃及受压迫与奴役的犹太人，不同的只是，殖民统治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放逐了，失去了语言、自由、应有的权利等。与此相关联的比喻是，把自治运动领袖帕内尔比作“摩西”。《尤利西斯》第7章所引约翰·F·泰勒以此为象征叙述自己民族的演讲，是当时演讲实录。乔伊斯在其写作中也习惯用这一比喻。
③《尤利西斯》正式出版前在《小评论》(Little Review)杂志上连载时带有每章与《奥德赛》情节或名称对应的标题，18个章标题分别是1.Telemachus,2.Nestor,3.Proteus,4.Calypso,5.Lotus-eaters,6.Hades,7.Eolus,8.Lestrygonians,9.Scylla and Charybdis,10.Wandering Rocks,11.Sirens,12.Cyclops,13.Nausikaa,14.Oxen of the Sun,15.Circe,16.Eumeus,17.Ithaca,18.Penelope。1922年正式出版时，这些标题取消了，只隐含在文本中。
④乔伊斯所有的作品都以都柏林代表爱尔兰，借用他在《芬尼根守灵》中的杂混词来说，他的作品都是关于“都柏兰一体”(Doublends Jined)的故事(FW 20)。
⑤乔伊斯坚持一种13世纪对“Ulysses”(拉丁)的希腊名称“Odysseus”的词源解释，即“Odysseus”由“Outis”和“Zeus”组合而成，其中“Outis”是“nobody”(无名小卒)的意思，而“Zeus”是“god”(天神)的意思(Ellmann，James Joyce 361)。
⑥在《尤利西斯》第12章中，乔伊斯借“公民”的讽刺话影射这点：历数了布卢姆的各种反常后，“公民”讥讽道：“这就是爱尔兰的新救世主！圣徒与贤人之岛！”马丁说：“他们至今还在等待着他们自己的救赎者呢。我们也在等待。”由此将布卢姆、犹太、爱尔兰关联在一起(U 337)。
⑦这也是为何乔伊斯大书特书布卢姆的身体体验与斯蒂芬的堕落经历的原因之一。
⑧即乔伊斯的自传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作为青年时代乔伊斯的化身的主角，在叙事时间上离《画像》仅6个月之隔的《尤利西斯》中，他仍是《画像》中那个“在生活之树上磨砺利爪的年轻的猫”(Budgen 200)，且情绪更激愤，思想更激进，语言更尖刻。
⑨即“Act of Union 1800”，该法案取消了此前存在的爱尔兰独立国会，将其并入英国国会，原因主要是，英国惧怕一旦“天主教徒解放法”(Catholic Emancipation，即包括给天主教徒从政、从业等各种权利的法案)实施，原本由新教徒把持的独立国会被天主教徒占领，获取法国支持，脱离帝国，寻求独立。
⑩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rning,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New York:Routledge,1994])中，借《哈姆莱特》中国王的幽灵演绎马克思的变革精神，即永远在游动中、不会僵化、不会消失、因此永远对现状形成威胁的精神，并将它所戴面甲和所穿甲胄看作防止被指认、被锁定、因此被捕获、被埋葬的象征。《尤利西斯》第1章中，象征帝国之在场的英国人海因斯在噩梦中梦见一只黑豹(a black panther)而充满恐惧，这便是布卢姆的幽灵所带来的威胁，因为布卢姆的名字“Leopold”影射“Leopard”(豹)；第9章中，来图书馆办事后走出去的布卢姆的步态也被斯蒂芬描绘为“step of a pard”(豹步)(U 218)。在第14章，海因斯再次出现，诉说：“他(布卢姆)的幽灵紧追着我”(His specter stalks me)，并到了快崩溃的地步，终于大叫：“啊！毁灭！黑豹呀！”(“Ah! Destruction! The black panther!”)(U 412)，然后在黑暗中消失。这个意象贯穿全书，再加布卢姆一天身着黑衣，常使得他如一幽灵，从头至尾穿梭在都柏林大众之间。
(11)强调这点，是因为乔学研究中多有直接套用，却忽略了乔伊斯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即解内在殖民。
(12)在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Richard,Eumann.The Consciousness of James Joyce[London:Faber & Faber,1977])的附录“Joyce’s Library in 1920”中列有好几本普鲁塔克的著作，其中就有普氏论及奥鸠吉岛与爱尔兰相关联的著作。而乔伊斯在其海外演讲中历数古代爱尔兰的辉煌时，也引普鲁塔克称爱尔兰为“圣人的聚居地”一说为证(CW 156)。
(13)第15章可谓魔幻现实主义艺术，一开头，布卢姆进入红灯区(为保护斯蒂芬)，被一“可怖人形”拦住去路。此人“用恶毒的眼光注视着他”，然后用爱尔兰语与他对口令，布卢姆断定他是“盖尔语协会的侦探”，但却无畏地以西班牙语、法语、世界语与之对峙(U 436)，象征布卢姆以开放精神对峙狭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