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0）04—0086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
据《经济大辞典》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1 —p599] 一般以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 Domargrowth model）的产生为西方发展经济学形成的标志。
张培刚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对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则强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他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中说，发展经济学是“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2—p2]。这个定义突出了两点， 一是研究对象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二是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张培刚又提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1989年他在《经济研究》发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其中说：“就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从广义的发展经济学看，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可说是最早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著作了。但称得上真正系统的发展经济学著作的，最早要算是马克思从1867年开始发表的《资本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呼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3—p81～82]因此通常所说的发展经济学是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并不只是西方才有。《新发展经济学》在通常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前面加“西方”二字，并解释说：“我们之所以加上‘西方’这个限制词，是因为发展经济学从总体上来说并不仅局限于西方国家，而且还包括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经济理论，即包括民族主义经济发展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2—p7]。意思是说， 发展经济学不能仅限于通常所说的发展经济学，还应该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本国工业化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因此书名“新发展经济学”的“新”就新在这里。
谭崇台教授则把发展经济学解释为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并没有把工业化作为它的定义组成部分。由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他提出了经济发展思想的概念，把西方发展经济学形成以前的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称为“经济发展思想”。他在《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导论》中说：“经济发展思想指涉及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原理、学说以及由此而作出的政策推论。”[4—p1] 经济发展思想存在的时间从重商主义开始到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形成前。因为他没有以工业化为标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思想的产生时间能否更向前推。他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和奴隶社会一样，封建社会是一种静态的、循环流转的社会，难以产生扩张经济的客观条件……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中，经济是基本上自给自主（足）的，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统治阶级的寄生生活的需要。在这样的静态社会中，缺乏着使生产资料占有者不断扩大再生产规模的强大动力，整个生产具有技术水平低下，墨守成规，分散狭隘等缺点，生产力的提高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探索经济增长问题的思想是不可能出现的。”[4—p9～10]
但这样说有人可能会不同意，事实上分歧已经发生，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中就有不同的意见。1995年华中理工大学举行的“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研讨会，武汉大学李守庸教授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思想初探》，副题为《兼论经济发展思想不始于西方近代》的论文，认为中国古代已经有经济发展思想，提出“不妨把司马迁看作是发展经济学在东方古代的先驱”[5—p93]。
发生这种争论显然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有关。如果将经济发展思想和发展经济学定为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就不会产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无经济发展思想的问题了。因此我赞成张培刚对发展经济学所下的定义，可以避免许多争论。
二、中国发展经济学形成于三四十年代
按照经济发展思想和发展经济学是有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和主张这一定义，我们可以把中国近代分为两个时期：鸦片战争后到20世纪20年代是属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即产生发展近代工业的思想。最初二十年还只是个别人（魏源、洪仁玕）。到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期间，发展近代工业已形成思潮，提出了许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就其内容来说，已涉及到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到19世纪末，正式提出了工业化的主张，1919年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计划。2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思想继续发展，提出者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更多的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到三四十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尤其是4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在考虑战后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理论和主张有了空前的发展。
张培刚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生， 于1945年完成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1949 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出版。此书使张培刚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而同时在中国国内，讨论中国工业化的书大量涌现。如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刘大钧在所内组织了论中国工业化的系列著作，他说共有十种，实际上出版了七种，作为《国民经济研究所丙种丛书》。这七种是：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韩稼夫的《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曹立瀛的《工业化与中国矿业建设》，褚葆一的《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韩稼夫的《工业化与中国交通建设》，刘鸿万的《工业化与中国人口问题》和《工业化与中国劳工问题》。另外由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编辑《中国工业化丛书》，查到的有三种：伍启元的《中国工业建设的资本与人材问题》，章友江的《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和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不属于这两套丛书的还有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通论》，吴景超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朱伯康的《经济建设论》等多种。而张培刚的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除了他个人的努力和才能外，也同中国原有的工业化思潮极盛的学术环境有关。他在1941年留学美国以前，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对中国的农业状况很了解。他在国外的研究是原来在国内研究的继续。当然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和国内的工业化著作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纯理论的著作，讨论的是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而后者则主要是讨论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在讨论中涉及一些带普遍性的理论问题。
张培刚自己对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成就是清楚的，所以他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中有以下一段话：“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并不比西方经济学家晚。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而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不仅如此，直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仍然把工业化理解为单纯是制造业的发展，并把这种型式的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早在40年代中期就在《农业和工业化》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农业与工业必须协调平衡发展的系统理论了。”[2—p33]
这一评价说明了对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的肯定。复旦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师生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博士生李向民还以此为博士论文，并已经出版，书名为《大梦初觉》，副题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此书得到张培刚教授的充分肯定，为其写序。其中说：“就连有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在我们中国。尽管这些学术成果除小部分仍对今天的发展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外，大部分却被国内外学者所淡忘或根本不知晓。但我们作为中国人，不应该妄自菲薄，更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为中华民族早日达到繁荣富强而孜孜以求的中华学人以及他们的初始思想。”[6]情况确实如此， 许多当代的经济学家不知道这段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总结这一段历史，应该是当代经济学家的一个任务。
三、中国经济发展思想举例
中国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的发展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很丰富，不是本文所能述其大要。以下只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一）工农业关系
中国主张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家除张培刚外还有很多。从1923年开始，直到40年代，中国开展以“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以农立国”的主张者有章士钊、董时进、杨开道等。批评“以农立国”论者有杨铨（杏佛）、恽代英、钱亦石、吴景超、张培刚、章乃器、周宪文、许涤新、朱伯康等。批评者中多数认为工农业不能偏废。如章乃器说：“站在国民经济的立场，我们不单是要求都市的工业化，而且要求农村的工业化——农业的现代化。”[7—p120] 翁文灏虽主张“以农立国，以工建国”，但指出：“然而，‘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而不顾工业，更不能解释为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8— p911]实际上他所说的“以农立国”是把发展农业作为工业化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还有一些论著并没有直接批评“以农立国”，而从正面说明了工农业的关系。如刘大钧在《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中说：“本书虽主张促进工业化，然对农业本身并不忽视……吾人并无将各种产业，一概夷为工业附庸之意。在推进工业化之时，各种产业——尤其农业——本身之利害必须顾及。农工两业本应相辅相成。”[9—p87～88]谷春帆说：“中国工业化问题，与中国农业改革，是一个问题。脱离农村即无复工业化可言。”[10—p79] 韩稼夫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之关系，相辅而行如唇齿之相依。”[11—p3]朱伯康说：“为防患于未然，我国正宜在工业化开始时期，即励行农村工业化，以为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联系，使二者互相辅助，联合发展。”[12—p71] 马寅初说：“农工相互依存，社会安全才能奠定基础。”[13—p407]这些论述都说明，工农业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思想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随处可见，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显然比不顾农业的工业化要高明得多。
（二）进口替代思想和对外贸易理论
进口替代思想在洋务运动时期即已产生。中国进口什么商品就生产什么商品，认为这样可以堵塞漏卮，收回利权；同时还要发展出口产品。如1879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商政》中说：“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清末实业家张謇提出棉铁主义，就是因为棉铁制品是主要进口产品，发展棉铁生产可以抵制进口。为了保护中国的民族工业，多数思想家主张实行保护贸易政策。40年代，有些经济学家从工业化的角度讨论了对外贸易政策。褚葆一在《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一书中提出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要对对外贸易进行适当的管制，管制的作用在积极方面应使对外贸易有促进工业化的功能，消极方面应使对外贸易不致阻碍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口要实行保护政策，出口要有计划地推进。章友江在《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一书中提出计划贸易主张，对外贸易的“现实目标是输入工业器材以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中心而发展一切其他工农业，至于其最高目标则为交换国外消费物品，以彻底改善人民生活之全部”[14—p14]。在有选择进口的同时，还要尽量扩大出口， 以丰裕外汇资源。许涤新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中提出，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工业化，要实行有计划的贸易政策，由“贸易主管机关依照国内生产建设的需要，于每年或每季之初，公布全年或全季拟行输出或输入之物品种类及数量”[15—p197]，由国营机关和进出口商分别经营。朱伯康在《经济建设论》一书中指出今后的经济建设要以工业化为中心，国际贸易要“以促进国家迅速工业化，进行国际经济合作为中心目的”[ 12—p123]。总之，这些对外贸易主张都环绕中国的工业化而展开。
（三）计划化思想
西方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计划化是发展中国家启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中国也一样，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这样主张，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这样主张。上面所说的章友江就以主张计划贸易而著称。谷春帆在其《中国工业化计划论》中，认为落后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他说：“计画经济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向着一定目标，积极赶做的经济型态。放任经济与之相反，为先进的国家，享有技术、市场、组织、原料等种种便利，别国无可竞争时的经济型态。”[10—p6～7] 中国要实行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不同，而且计划经济只是过渡办法。“到经济力量增加之时，计画统制的程度，应当一天一天减轻，让渡与自由放任之经济。到最后，则差不多全部经济，全放任人民自由。而国家只经营一些公共的经济事业，国防公共工程之类。”[10—p22] 刘大钧并不赞成“完备的计划经济，以支配一切经济生活”，但认为计划还是需要的。他说：“吾国的经济问题内容既甚广泛，资源又不充裕，如吾人无相当计划，则推进工业化之时，人力财力皆不免浪费，实为吾国情势所不许。”[9—p11]吴景超也讨论了工业化中的自由与管制问题。他指出抗战胜利后尽全力于建国，“管制经济，不但不能取消，还要设法加强”[16—p147]；“全国的生产事业，均将由政府指挥，在一个计划下工作，朝一个方向努力。目标一致，步伐整齐，建国的工作，其完成的日期，一定比较在自由经济的状态下，加速若干倍。”[16—p148]
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还提出了战后实现工业化的具体计划。建设需要资本，这是经济学家普遍关心的。伍启元估计中国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约需建设资本300亿元战前购买力的法币，其中工矿业120亿元，交通运输业80亿元，水利农林等100亿元。300亿中，外币约占一半，尽量向国外筹措。谷春帆估计战后所需资本约合战前国币200亿至250亿元，主要依赖外国的大量投资，最好采用实物输入的方式。
关于人口结构，吴景超假定三十年以后中国仍是45000万人， 职业人口40%，其中农业50%，工矿业24%，交通运输业6%，商业10%，政府公务和自由职业6%，其他4%。估计现有农民13500万， 农业人口50%是9000万，还多出4500万。转移这4500万人到其他职业中去是一个大问题，将农业人口减到50%，美国、日本都用了六十年。伍启元估计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最初五六年间工矿交通等业约需工人450万， 其中技术工人约140万，需要继续训练。二十或三十年后， 技工的需要量要达到1350万，因此至迟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终了时，中国应有训练技工100万人代表能力。 他强调：“人的问题无疑地是经济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其重要性且超过资本问题和物资问题。”[17—p98]
（四）二元经济结构论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于1954 年提出二元经济结构论，这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而早在1925年，中国的经济学家王学文在他的《中国经济现状概观》中指出，中国的经济组织极其复杂，新旧经济组织并存：西北有穴居野处、游牧之民，而在通商诸埠则已有机械工场工业和资本家的商品流通。“中国之经济组织，在今日言之，已经过数千年间之史的发展；旧经济组织之各种遗迹，与新经济组织之种种萌芽杂然并存，其形态复杂，即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亦不能以一种主要经济形态包括一切，不过为研究便利计，举各种经济组织中之主要者，以之为代表形态耳……今日中国经济有二种不同之代表形态，旧时低级之封建经济与新兴高级之资本主义的经济交错并在。”[18—p4～5]这是说中国的经济形态有好几种， 其代表性形态可以归纳为两种：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所以王学文说，中国的这种经济结构具有“动的性质”：“所谓经济之动的性质者，经济变化发展之道路倾向是也。就旧经济言之，其衰微崩坏之迹，就新经济言之，其成长发展之趋势，旧经济之崩坏与新经济之发展，合而为一国经济之动的倾向。”[18—p6～7] 中国正处于从“现在旧经济向新经济阶段推移之过渡时代”，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但是因为中国的多数产业被政治、武力的优越势力所抑压，中国的这种过渡是很困难的。
王学文的这一论述，也可以说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论。它比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早了近二十年。当然两者在思想体系上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这个例子说明中国有自己的发展经济学，不能因为它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解释不同，就不认为它也是一种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以上的一些经济发展理论和主张，在当时具有先进性。但多数立足于原有政权的统治，在新中国诞生后自然难以发挥作用。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中译本直至1984年才得以在国内出版。历史早已翻到了新的一页，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观点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我们重新提起他们，一是要说明中国对发展经济学曾经作出过的理论贡献，二是通过对前人经济发展思想的再认识，仍然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如工农业的关系就是如此。
[收稿日期] 199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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