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散事实到典型化事实再到规律发现——兼论经济研究的层次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实论文,零散论文,经济研究论文,再到论文,层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A11,B22,B41
一、导言：熊彼特的困惑
西方从事经济分析研究的大师级学者约瑟夫·熊彼特，在其晚年写作《经济分析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一个矛盾的严重困扰，即经济理论如何走出一条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同时经济理论又能够深刻反映和指导经济实践。这个矛盾在马克思和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可能是不明显的，因为他们基于价值分析的理论体系试图解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其抽象分析和历史分析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这个矛盾也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纯经济学理论可以不管经济实践的问题，只要在几个简单的假定前提或公理基础上，借助一套界定良好的概念，通过抽象和逻辑的推演，就可以建立一个“自洽”或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发展的任务就是在这个体系中不断进行修补和完善的工作，而不要走出这个体系到经济现实中去。这种把经济学“科学化”的主张经常引据的事例是，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都是不管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自然”中所发生的自然现象和自然事件的，因为自然现象或现实总是包括化学、物理、生物、天文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科学的”理论体系(如理论物理学)内部可以不考虑外部的事实。
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后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由此西方经济学做研究的“格式”基本形成。熊彼特面对的方法论矛盾就在于其经济思想的“入格”与“出格”之间。熊彼特一方面极为推崇作为其好友的瓦尔拉斯的理论，认为一般均衡的抽象研究方法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另一方面，熊彼特又特别注重现实经济中的均衡以外的力量，① 其所提出的企业创新理论又是严重“出格”的。企业家不是正统理论中均衡行为的产物，企业也不是均衡力量作用的结果，利润也非均衡产物，利息作为利润的一部分也是非均衡的产物，对于价格及产量的一定程度的垄断而非完全竞争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和动力等等，这些观点与一般均衡体系格格不入。其实时至今日，在注重现实的创新理论体系和远离现实的一般均衡体系之间，从理论的分析基点、分析参照系到理论分析工具等方面所存在的鸿沟，在现在看来仍然是难以弥合的。
本文结合经济学发展史上对于经济学的性质、功能、效应等方面的各种观点，从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理论与政策的矛盾以及理论与经验检验的矛盾等诸多困惑，尤其是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王诚，2004)的求解动机出发，试图在建立以“典型化事实”② 系统为基础的中国经济研究体系方面做出初步探讨。
二、典型化事实的基本涵义
典型化事实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据美国一位学者的观点，“经济学全部都是关于典型化事实的研究”(MacLean,2005)。③ 那么，什么是“典型化事实”呢？据西方流行最广的《经济学辞典》中的解释(Bannock et al,1998)，“典型化事实是不太具体但性质上真实的广义上的概括。典型化事实是经济学中最重要但可能最不受注意的经验检验的结果。经济学模型的优劣依据其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来判断。但是许多模型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检验试图掌握情况的具体细节，或者获得参数值的精确估计。大量模型通过简单化的设计来检验最粗略的行为，只是根据广义的真实性(broad truth)而不是细节真实性来做出判断。典型化事实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经济中的长期利润率是一个常数——相对于资本存量的价值而言。’这就是传统的增长模型坚持要解释的事实。”另一本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经济学术语辞典》(Econ-Terms,Forex,2006)对于“典型化事实”的定义是：“典型化事实是从众多场合中获得的一种观察结果，这种观察结果被广泛理解为具有经验意义的真实性，并且理论一定与此相吻合。典型化事实被特别地应用于宏观经济理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几位德国学者在关于预算研究的一篇论文中对于典型化事实的较为细致的讨论(Heine et al,2005)。他们认为，“典型化事实”是使人们从纷乱的经济现象中准确确定需要研究的问题之所在的“研究景观”(research landscape)，是系统性地深入经济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是为了解释可观测的经济现象而对不同的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的参照视点(point of reference)。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归纳，典型化事实就是一种能够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经济学关于典型化事实的研究和发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认为是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主干部分。如果从典型化事实考察的角度，发现一个理论没有典型化事实作为支撑，这个看似成立的经济理论体系马上会变得摇摇欲坠。
然而，具有如此重要性的学术基础方面的研究，在今天西方经济学界却似乎并不受到重视。代表经济学基础教育的教科书中，基本上没有关于“典型化事实”的专门篇章。经济学专著中，也基本上看不到关于典型化事实的专题研究。在代表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经济学论文中，几乎找不到以“典型化事实”作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在以上提到的Econ-Terms经济学网络系统中，关于“典型化事实”的“相关术语”是“无”；“相关资料来源”是“无”；“有关书籍”是“无”；“有关的期刊论文”也是“无”。如果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或说明西方经济学认为，自己在相对成熟的西方发达经济形态基础之上，关于“典型化事实”的研究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精力，都可以放在各个“具体细节”和“精确参数”的琢磨上，那么，对于以处于改革、开放、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面临众多新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者来说，是不是也要在经济分析方法上完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接轨”，基本接受西方经济学已经发现的全部“典型化事实”，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细节”的研究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学者之间以及中国学者内部正在出现日益明显的不同观点。然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经济学者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即不明白自己在讨论经济研究的问题时，必须在典型化事实问题上做出首先的选择。而越来越多从事中国经济前沿问题研究的学者已经觉察到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特殊性。中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研究和发现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可能需要从最为基础的研究工作着手。
从最基本的语义学上说，典型化事实涉及两个方面，即事实(fact or facts)和典型化(stylized)。因此，为了厘清这一概念，我们首先需要对各种“事实”分类，找出典型化的“事实”与非典型化的“事实”的区别，既不能将典型化事实混同于非典型化的事实，更不能将非典型化的事实取代甚至假冒典型化事实，以至于形成“虚构性陈述”(Spanos,1989)，或者是“事实的赝品”(artifact)。其次，还需要界定什么是“典型”和“典型化”，什么是真正的“典型化”程序。
三、典型化事实的理论定位
对于典型化事实在经济理论中的定位，我们可以从考察典型化事实的存在特性入手，分别研究在经济分析中典型化事实产生的一些关键环节，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认识其理论地位。
其一，西方经济学公认的“典型化事实”及其在中国的相关现象。
为了分析和重建中国经济具有的典型化事实系列，我们首先需要对西方经济学普遍承认的主要领域中的典型化事实进行清理，找出其合理性及其缺陷或不足之处。
从“典型化事实就是一种能够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的定义来看，西方经济学关于典型化事实的概括应该立足于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人口和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法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到自然资源经济学等各个分学科涉及的主要经济领域。然而，正如从以上论述中所看到的，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典型化事实主要运用的领域是宏观经济领域，此外的一个主要领域是金融市场。
这些结果显示，卡尔多典型化事实在今天的美国仍然是基本成立的(Kehoe,2005)。
然而，在中国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发生的相关宏观经济事实却有所不同。一系列的研究显示(Lucas,1988；课题组，2006)，这些新兴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与卡尔多典型化事实的不同之处：
(1)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一条递增而非平稳的曲线；
(2)大规模要素积累而非稳定增长是赶超型增长曲线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3)技术进步与生产性投资保持着稳定的比例关系，④ 即技术进步并非随机和外生的；
(4)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要素，其投入和积累具有巨大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
(5)出口导向、政府干预、协调分配等宏观调控政策对于促进增长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没有作用或负面作用更大；
(6)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并非都具有很大差别。虽然人均GDP增长率的跨国差别很大，但富裕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很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别非常大。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长期中保持稳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不稳定。初始收入水平与其后的经济增长率没有相关性(最穷国增长率最低，最富的其次，新兴中等收入国最高)；
(7)作为支撑卡尔多典型化事实的Kuznets曲线所显示的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社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直到中等发达状态才逐渐缩小的趋势，并不明显。
总结中国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相关研究，部分学者(费方域，2005；刘树成，2005，2006)认为，转型中国所形成的宏观经济典型事实可以归纳为如下8个方面：(1)从1978年起至今，中国保持了西方历史上未有的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提高了近8倍。(2)开放以后，中国出口额以每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贸易增长占世界贸易增长的1/4。(3)25％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工业和服务业。(4)4亿人摆脱了贫困。1981年以来，贫困人口占比从53％下降到8％。(5)收入差别扩大。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上升到2000年的0.45。(6)从1952年至今，中国经济波动被划为9个周期(或10个周期)，从生产率冲击角度分析，文革前外部冲击的产出效应明显；此后的周期为增长型周期，波动趋于“平缓”。(7)改革后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是，投资、财政、货币、价格波动大，产出、就业波动小。(8)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中等相关，在时间上前者领先于后者4个季度。
金融市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以证明市场竞争有效性的关键性领域，因此关于金融市场的典型化事实的研究也比较成熟和成体系。金融市场典型化事实包括11项(Cont,2001)。(1)金融资产报酬变化的自相关性几乎没有意义，除非在20分钟左右的极短时段内。(2)金融资产报酬的分布是“重尾”(heavy tails)的、非正态的分布。(3)金融资产的收益和亏损是非对称性的。(4)资产报酬具有高斯性质(Gaussianity)——随着时间的延长报酬分布向正态分布趋近。(5)用任何时间尺度来衡量，资产报酬显示出高度的多变性和无规则突变(间歇性变化)。(6)波动积聚性——大幅度的波动在一定的时间段积聚。(7)资产报酬中去掉波动积聚因素后，依然显示有条件“重尾”分布现象。(8)资产绝对报酬水平的自相关性在长期中会缓慢地减弱。(9)杠杆效应——大多数资产的报酬水平与资产波动程度负相关。(10)资产的交易数量与波动程度正相关。(11)时间尺度的不对称性——粗略的资产波动测量对细致测量的预测，好于细致测量对粗略测量的预测。
但是在中国和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于资本的配置机制通常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以上金融市场中的一系列典型化事实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并不明显存在。由此造成的影响，在理论方面是，金融经济学的理论观点需要重新考虑；在政策方面是，资产报酬的变化在扮演宏观货币政策传导中介的角色时，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相关的研究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政策工具和市场条件具有相关性，从而造成货币政策的非中性状态(刘金全等，2002)。
其二，典型化事实的计量统计分析及理论基础。
典型化事实从本义上说，是指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客观事实的表述。因此，在经济学研究和归纳中，凡是较为流行的事实表述如萨伊定律、斯密教条、边际收益递减、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等，都是或曾经是“典型化事实”。但是，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看，只是在1930年前后计量经济学产生以后，“典型化事实”的概念才被提出来，并且与计量统计分析密切联系起来。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正式将典型化事实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的是卡尔多在1961年发表的文章《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Heine et al,2005)。西方经济学界甚至一般认为，“一个‘典型化事实’就是一个统计观测值的简要表达”。例如，“数据的回归分析可以表明，如果税收每增长GDP的1％，国际贸易余额将增加0.25％”(MacLean,2005)。这样，即获得一个典型化事实。这样的“典型化事实”的产生方式和理论认定方式是否成立，其实是值得人们质疑的。
我们知道，计量经济学的优势是对于经济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可以通过数据的检验告诉人们理论模型是否合理，经济关系及其变化的数量指标可能是怎样的状态。计量经济学的缺陷是，其获得定量分析的正确结论所需要的诸多条件往往难以满足，许多形式上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以下几位数的统计观测值，其实可能远离真实状况。所以，迄今经济学的定量分析远未能帮助经济学模型达到其验证理论正确性的三个标准，即第一，模型与经验数据反映的客观事实相符，能够充分解释经济中的经验；第二，一个模型能够接受和胜出其他相关理论模型的挑战，而不是处于“无法彼此说服”的矛盾状态；第三，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相关经济事实的走向。目前的计量经济分析尽管已经引入先进的数学工具，但也只能帮助经济学在第一个标准的通过阶段中徘徊，远未能达到第二和第三个正确性标准(甘犁等，2006)。
因此，一些通过计量统计分析手段所得到的“典型化事实”，就值得重新推敲和质疑了。正如MacLean所言，“不幸的是，人们在很长时期里忽视了那些典型化事实其实是多么地‘不真实’(unreal)”。以上述关于国际贸易余额与税收增长的回归分析结果为例，虽然对于回归系数0.25的合理解释是这个“典型化事实”，但是，“如果税收每增长GDP的1％，国际贸易余额将增加0.25％”这一表述，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反映真实状况的“伪判断”或“假冒的典型化事实”(fiction or artifact)。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告诉我们，在决定税收和国际贸易余额方面，有收入水平、税率、出口、进口、汇率等众多的复杂因素在其中起作用，离开这些因素的保证作用，这一因果关系的陈述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也是难以成立的。
那么，在典型化事实的研究上，理论经济学与经验(实证)经济学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有的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通常，经验常规性(empirical regularities)，或称为典型化事实，提供了理论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圈内已知的典型化事实是一种理论所应当考虑作为其最为基本的检验。当然，理论的发展可能导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评价该典型化事实的范围和性质，从而改变人们对于典型化事实的确切理解。对于一种典型化事实的解释也会随着用于解释该事实的理论的改变而改变”(Morrow,2000)。据笔者理解，这段话基本上表达了典型化事实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一方面，以计量分析指标所显示的典型化事实，其所赖以产生的基础模型，必须建立在长期经济理论研究的积累之上，这些理论的积累经过多年的事实归纳和逻辑演绎分析，成为人们对于经济问题认识的结晶。另一方面，经过众多的可靠和权威统计数据检验及获得经济学界普遍公认而存留下来的典型化事实，又是经济理论发展的方向。任何新理论的提出应当首先能够通过那些公认的典型化事实的检验，即新理论能够有助于解释相关的典型化事实。
其三，典型化事实的还原论解释与复杂性解释。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通行的研究方法是所谓的“还原论”(reductionism)。“还原论”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寻找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代表性方法。还原论认为，对于宏观、微观、金融、管理等各种经济关系现象的解释，只要能够把相互抗衡的市场力量在各个方面形成的唯一均衡点，归结到“经济人”的行为，即符合理性(利己最大化+完全利用信息)的动机，就可以认为在理论上成立。因此，还原论对于典型化事实的解释是，一种“典型化事实”是否成立，就看它在最终的有代表性的当事人或行为者的理性行为上是否获得通过。如果可以通过，计量统计分析的数值就可以代表“典型化事实”；如果不能在理性解释上通过，则这个数值就不能代表“典型化事实”。例如，“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反比关系，其原因就在于工作者对于其工资具有货币幻觉，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劳动力需求增加，所以失业率就会下降。这曾经被许多经济学家当作宏观经济中的典型化事实。但是，后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作为“经济人”的工人，同雇主一样具有理性，既关注自己的实际利益，也能够充分利用市场信息，因此，“货币幻觉”的说法不能成立，“菲利普斯曲线”也就不能算是一种典型化事实。
其实，还原论的方法论能否成立，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动机是否唯一且总是理性动机。并且即使是理性动机，从个人的理性行为传导到集体性的经济现象甚至传导到宏观现象，其方向性会不会还保持原样？最近关于行为动机的研究已经证明，个人经济行为中包括“从众”、“寻刺激”、“同感”等非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大量存在，并且即使是个人的理性在很多情况下也往往带来集体的非理性。所以，用还原论来检验“典型化事实”的方法，很可能是无效的。
与还原论分析相对立，近来日益兴起一种所谓“复杂性分析”(complexity analysis)。复杂性分析从劳动分工原理而不是简单均衡原理出发，认为经济体是一个由简单组织和复杂组织共同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所形成的“典型化事实”⑤ 不是线性发展和简单均衡的产物，而是非线性发展和多均衡状态的产物。复杂性分析认为决定经济系统重要事件和典型化事实的主要因素，不是个人的“经济人”动机或理性动机，而是制约分工扩展的三方面力量，即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变化)。由于分工的扩展和多样性所造成的经济体的复杂性，与经济体的稳定性相互矛盾，因此，为了平衡这种矛盾，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做出一系列的权衡和选择。在这些选择基础上所产生的许多重大“典型化事实”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无法解释的，而在复杂性分析看来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陈平，2002，2006)。复杂性分析需要更加高深的数学技巧作为其基础，因此能够更加准确地处理本质上属于开放系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但是其发展速度和普及度在目前仍然受到很大局限(成思危，1999)。复杂性分析将可能成为典型化事实建立和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其四，典型化事实对于政府政策的效应。
西方学者认为，尽管“典型化事实”一词在西方经济学和政府政策文件中很少出现，但是在实践中，“典型化事实”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较为普遍使用的游说工具(lobbying tool)。在政策游说中通常使用的程式是，首先提出“研究表明……”，后面紧跟着的就是一个“典型化事实”，然后就是建立在“典型化事实”基础上的政策主张。那些强调差异的政客会给出基尼系数等显示差异的“典型化事实”，而那些试图掩盖不平等严重程度的政客则会给出增长趋势平均值的“典型化事实”。在政治实践中，“典型化事实”的运用成为影响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十分有效的工具(MacLean,2005)。
对于中美贸易纠纷影响最大的事件，可能莫过于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问题。尽管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的作证中一再强调，在经济学的理解上“公平贸易”就是“自由贸易”，但是美国许多政治家依然认为国际贸易已经从“自由贸易”时代进入“公平贸易”时代，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等制造品的出口所造成的美国大量贸易逆差和劳动力失业，是“不公平的”。在此争端中，一个重要的“典型化事实”就是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与美国就业状况增长乏力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或者较大的相关系数。然而，笔者根据美国公布的2005年统计资料计算，全美国的纺织工人人数仅有40万人左右，占劳动力总数1.33亿人的比重仅为0.3％。即使是假定全部的进口都来自中国，而中国出口的纺织品让美国的纺织工人全部失业，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对于美国就业总量的影响也不过是0.5％，所以与美国整体就业增长乏力没有多大的相关性。
其五，对典型化事实的“事实基础”的反思和重建。
如上所述，在部分国家的历史背景因素、统计计量分析、经济还原论和政治游说需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典型化事实变得日益远离客观事实的基础，而成为一种主观随意和不真实的描述。为了克服“典型化事实”离开“事实”的偏向，我们需要澄清经济学在理论分析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1)关于经济学中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关系。
所谓的历史分析，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以有历史记录的事件为基础，对经济问题进行的分析。历史分析是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分析经济的重要工具。关于经济史学与“典型化事实”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是没有密切关系，因为二者所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有学者甚至认为，由于一个典型化事实是从众多场合(contexts)的研究中所获得的一种观测，因此典型化事实“被认为对于以场合本身为研究中心的经济史学是没有帮助作用的”(Forex,2006)。
所谓的逻辑分析，即按照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规则进行推导和演绎，以分辨和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根本因素和经济现象之间建立起一个逻辑严密的传导机制分析系统。因此，逻辑分析在现代经济学中比较多地体现在最新发展的现代数学工具的应用上。据许多学贯中西的华人学者如丁肇中、杨振宁、黎鸣等人的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如儒家、道家和《易经》的思想，大多数是由感悟性的语句所构成的，各个观点之间基本上没有逻辑推导性质的联系。所以，逻辑分析是中国人思维传统上的一个弱项。但只有在严密的逻辑分析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经济理论体系。而典型化事实，是经济学运用逻辑分析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
如何处理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关系？在对待“经济发展”这一现象上，熊彼特(1934)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范例。熊彼特认为，虽然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等抽象分析方法已经建立，但是对于“经济发展”问题，人们或者把它留给“任何经济总是不断进步和从低级到高级阶段”的线性发展的先验观念，或者是留给经济史学的“用以前的经济的情况去解释经济的变化”的简单历史分析方法。熊彼特认为，这样的经济发展分析，没有什么理论意义。尽管经济发展现象可以由一大堆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历史事实”来解释，但是人们从这些解释中找不到“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经济学的任务是寻找不同于“历史事实”的“另一个事实”，即“分析性事实”或“典型化事实”，⑥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学的逻辑分析体系。针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第一版发行后学术界流传的关于该书“忽视了所有一切历史的变革因素，只有一个因素即企业家的独立存在是例外”的误解，熊彼特指出，经济发展理论所要解决的不是列举“具体的变革因素”，而是建立“变革的机制”。因此熊彼特认为，在经济理论中，是逻辑分析而不是历史分析必须居于分析的主导地位。
与此相反，另一种处理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关系的观点来自新剑桥学派或后凯恩斯学派。以罗宾逊、斯拉法、卡尔多、帕西内蒂和哈考特为代表的后凯恩斯学派在凯恩斯之后坚持历史分析的重要性，认为模仿自然科学的“逻辑分析”给经济学带来的，是不顾现实性和逻辑性的“资本逆反”和“循环论证”。他们认为经济现实的本质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即经济分析中时间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和有条件的，而不像物理学分析中“逻辑时间”是可以假定不变的。经济现象(如经济增长率达到一定高度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不同的“历史时间”和“历史条件”，因此具有不确定性。虽然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相关问题的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也得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剑桥学派的认同，但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如何着手分析，后凯恩斯学派却没有自己系统的和统一的观点，这使得后人难以沿着他们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进，难以在经济问题研究上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除了如卡尔多那样在“典型化事实”等问题的研究上做出突出成就的学者外，后凯恩斯学派的影响日渐式微。其经验教训是，由于新剑桥学派过于强调历史分析而不注意逻辑分析，既没有留下“可证伪性”的工作可做，又没有留下“范式完善”的工作可做。结果如R.Solow所言，新剑桥学派由于过于攻击“positive economics”，而把自己变成了“negative economics”⑦(王诚，1987；张凤林，2006)。
笔者认为，类似于经济学这样的与人的主动行为反馈相关的社会科学，在学科本身高度成熟(如以上所提及的经济学三个目标的基本实现)和周边学科相当发达(如脑科学、神经元科学⑧、精神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条件尚未达到之前，仍然必须坚持以逻辑分析为主，兼用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同时容许两种分析方法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研究结论共存。问题很明显，对于成熟的学科如物理学，我们不能提倡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同时存在(如水沸腾的“98度学派”或“101度学派”)，而只能认定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水在100度沸腾)。但是对于经济学，由于还找不到一种办法来评定相互竞争的观点谁对谁错，那么只能允许不同观点的共存。同时，研究中需要兼用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在此方面，学术界存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共识。但是，具体到经济学上，“实践”则可分为已发生的实践、认识到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已发生的实践”需要总结和提炼，其结果近似于形成典型化事实。“认识到的实践”需要严格的逻辑推论，其结果也类似于典型化事实。“未来的实践”只有通过以往的经验和逻辑分析去沟通，因此需要典型化事实作为基础。所以，建立在逻辑分析基础上而能准确反映历史的典型化事实，代表了以逻辑分析为主以历史分析为辅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方向。
(2)关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由于参照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的分类方式，经济学也被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按科学道理上的理解，理论经济学是关于比较抽象的经济学概念、方法、学派、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而应用经济学是关于比较具体而需要提出对策的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所以，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前提和指南，而应用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的现实延伸和现实反馈来源。二者形成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互动和互补的关系。
其实，与定义为认识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在做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划分之前，首先有一个如何确定经济学本身性质的问题。关于经济学的性质，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即使是从各种不同观点看，经济学在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划分也是有问题的。其一，如果把经济学看作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那么又如何确定规范经济学的地位？自然科学中从来没有“规范物理学”或“规范化学”这一类对象。因为只有人文社会科学才有学科中的主体和客体之分，自然科学被称为“没有主体的科学”。其二，如果把经济学看作是“节约学”或“效率学”，即经济学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那么，经济学在性质上就属于技术性或工具性学科，在大类上属于“工程学”。工程学属于应用学科，无“理论工程学”与“应用工程学”之分。这样一来，本来属于“科学”(而非“工程学”)才有的“理论”和“应用”的划分，就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了。⑨ 其三，如果是信仰问题，是否存在“理论信仰”和“应用信仰”之分？既然经济学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质量，涉及到经济生活的规范(norms)，它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关于信仰的问题。一般而言，信仰是人们凭借感性理解而不需证明的观念。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和理解，经济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信仰，因此，经济学才会永远存在许多的流派。但是，信仰被划分为“理论信仰”和“应用信仰”，其实是否定了信仰本身。
(3)关于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典型化事实”这一概念的产生，其实是经济分析中的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相结合的结果(Heine et al,2005; Maki,1998; Hausman,1994)。现实主义分为幼稚的现实主义和成熟的现实主义，前者认为尊重现实就是不折不扣地描述现实，后者认为尊重现实是寻找有代表性的现实，而为了寻找代表性现实就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性描述。同样，工具主义也可以分为幼稚工具主义和成熟工具主义。前者认为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只要得到与现实情况相一致的预测或结论，那么这些分析工具和方法就是值得肯定的，而可以不管分析的前提和过程是否符合或远离现实。后者则认为，一套成功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仅能够得到与现实相一致的结论，而且能够对经济现象生成的内在机制做出大致准确的描述，即达到分析过程与现实形成过程的基本一致。所以，尽管幼稚的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成熟的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则可以找到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可以说，就是典型化事实。
(4)关于从零散事实中提炼典型化事实的问题。为了认识典型化事实，需要从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开始。最基本的事实可以说每时每刻发生在人们身边。从个人和家庭日常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到新闻媒体每天报道的经济事件，都是基本经济事实。由于这些事实是随机发生的，因此是零乱的、分散的，可以称之为“零散事实”。所以，零散事实是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偶然因素而随机发生的，由表面现象所构成的事实。由于“个别证明”的逻辑说服力在形式逻辑中是最弱的，因此零散事实不适合用于直接证明任何经济学理论观点。但是反过来，经济学理论观点却应当能够解释绝大部分零散事实，并且以零散事实作为自己的初步对象。了解和掌握零散事实，是提炼典型化事实的第一步。作为第二步，我们需要把零散事实组合成一个个完整的经济故事。经济故事有了开头、发展过程、结尾，有了主角和配角，有了主要事件和次要事件等等“故事元素”。第三步，需要把经济故事做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相对于经济故事而言，增加了经济学的“问题意识”以及围绕“问题”所展开的细节分析和比较分析。其中包括，数据的采集和整理；深入的访谈和调研；揭示案例的普遍性、代表性和典型性；提出一种带有政策倾向性的分析结论或观念。案例分析的典型形式是“田野调查报告”或“实地研究报告”(field study report)。⑩ 第四步，针对某个经济事实或具体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为了进行较为完善的定量分析，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数据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二是代理指标的恰当性。三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先进性。第五步，在定量分析基础上就具体经济事实和现象进行定性分析。这种在定量分析之后的定性分析，不同于一般的定性分析。它是在对于一个经济事实或现象取得稳健和可靠的系数或参数支持的前提下，挖掘这一定量分析结果之所以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机制。进行这样五个步骤的分析后，经济理论分析所需要的“典型化事实”就基本上可以产生了。
(5)关于典型化事实的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正如典型化事实的提炼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典型化事实的认定很可能不是一劳永逸的。从本质上说，“典型化事实”的概念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反映，而且是一种学术界的共识。为了建立和维护这种共识，需要进一步完成的工作还有不少。主要包括这样一些：逐步健全和标准化典型化事实的提炼方法和提炼步骤；对于现存的“典型化事实”进行真伪辨别的方式和标准；典型化事实在经济分析体系中的具体层次和地位的进一步确定；分析确定典型化事实是否具有时代性、过时性、区域性和国别特征等等。
四、经济学的“纯科学主义”排斥典型化事实的研究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在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这一观点上的分歧日益缩小。但在如何把经济学建设成为尽可能“科学”的学科问题上，却一直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对立的观点，是经济学的证伪主义和经济学的纯科学主义。
证伪主义认为，任何经济理论上的判断都必须是可证伪的，否则不是科学的。这意味着，任何的判断或命题都应当可以通过具有客观性的事实来进行检验，这些事实可以来自经验、实验、调查和历史记录等等。于是，经济学研究的过程，就成为不断地提出“创意”(ideas)和不断地对这些创意进行“证伪”检验的过程。证伪的目的是为了使来自“创意”的理论认识更加接近事实或真实。在证伪主义看来，经济理论永远不可能100％地得到证实，正如人们无法发现终极真理一样。但是，理论被经验证实的次数越多、涉及面越广，经济理论就越接近于事实，越贴近真理。反过来看，尽管在自然科学中理论被一次“证伪”则可以被判定为“伪”，但经济理论被一次“证伪”，那也由于社会现象的非封闭性和非完全重复性，而未必为“伪”。如果理论被多个重要和普遍认同的事实经验所“证伪”，则该理论大致上可以被判定为“伪”。因此，按照经济学的证伪主义，就有“伪概念”、“伪命题”、“伪理论”。这样，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经济学概念、命题和理论中虚假或不能反映真实的东西，令经济理论反映事实的本来面目。因此，在证伪主义中，“典型化事实”一方面作为典型化或一般化了的经验、实验、调查和历史记录，是检验理论或假说是否成立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典型化事实”作为基本的经济关系的确认，又是构建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基础材料。由此可见，在经济学的证伪主义中，“典型化事实”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经济学的“纯科学主义”(scientism)却持不同的观点，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是不需要通过“证伪”的方式来确定的。在纯科学主义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过经济学的“纯科学性”，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和以色列籍)经济学家奥曼(Robert J.Aumann)。
首先，经济学的纯科学主义认为，经济科学研究的目的，既不是认识客观，也不是改造客观世界。一方面，“科学”不在于看清楚现实和事实，而在于“领悟”(comprehending)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另一方面，科学也不在于刻意追求改造客观世界，而在于自然形成的领悟的有用性。奥曼明确指出，在他看来，“(经济学)成功的标准在于‘它是否令我领悟’而不是‘我将要观察到什么’”(Aumann,1985)。这就是说，经济学分析中所观察到的是事实或不是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分析提高个人的感受力或领悟力。不过，在笔者看来，按照这一逻辑，那些包括博弈论模型在内的各种经济模型的功能，不又回到了经济散文或近似艺术的功能上了吗？这种纯科学主义的“领悟”的目的论，其实很可能否定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另外，虽然“悟性”对于人们认识世界非常重要，但在指导经济实践和经济政策的活动中，人们可能更需要依靠的是严谨和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不是感悟性的格言、比喻或警句。
其次，在经济学的纯科学主义看来，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质表现在三方面：(1)简单性。“科学”的简单性意味着，无论分析面对的实际情况是多么复杂，或是多么简单，“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理论越简单就越有用”，从而就越科学。(2)适宜性(或称为“有用的组合性”)。科学的适宜性是指，无论主观的想法是多么正确，或是多么错误，只要将主观想法和客观观察(observation)组合到一起，就会得到科学观点。奥曼指出，“正确的问题不是‘它是否正确’，而应当是‘有多少时候它是有用的’或者‘它多有用’”。这意味着，经济科学研究不能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真理，只能找到指导具体实践的“因时、地、人而制宜”的临时性想法。(3)方便性。科学的方便性意味着，方便运用的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奥曼特别引用了自然科学的例子，指出“对大部分追寻‘事实’的科学家而言，相对论比牛顿力学更接近于事实。然而，许多科学家仍旧在用牛顿力学解决日常中的问题。为什么呢？……使用牛顿的理论更为顺手”。“就算‘事实’已经否定了牛顿力学，但是牛顿力学却仍然作为模型被应用——甚至比相对论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奥曼认为，科学的经济理论也不需要追求尽可能去接近经济事实(包括典型化事实)，只要用起来方便和顺手就行。在笔者看来，以上的“三性”代表了一种对待“科学”的实用主义而非科学的态度，如果经济科学体系建立在这样“三性”的基础上，恐怕其糟糕的后果不堪设想。
再次，经济学的纯科学主义还特别注重经济学中所谓“不科学”或“非科学”的倾向。“纯科学主义”在这方面对学术界几乎普遍接受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挑战。(1)什么观点是正确或不正确的？纯科学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用‘正确’或‘错误’来评价科学理论”。“有人问，既然博弈论提出多重解的概念，其意义何在？哪个解是正确的？人们真实的行为是什么？如果有人持有以上观点，那么博弈论也就失去了它的魅力。”这意味着，在纯科学主义的博弈论看来，科学理论没有是非，经济学理论也没有正确与否的问题。科学理论只有艺术性“魅力”的大小之分。(2)什么观点符合或者不符合事实？纯科学主义认为，“在构建一个科学理论时，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试图去达到事实或者甚至是去接近事实，相反，我们试图做的是以某种有用的方式把我们的想法和观察组织在一起”。“对于远古的人来说‘地球是扁平的’也同样是一个理论，在我看来，它同样可以被今天的我们看作是真理。”“没有一个(博弈论)解会告诉我们人们的真实行动是什么。”“效用最大化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许多人们熟知的重要推论，……在评判效用最大化原则时，我们不必追问它是否是‘合理’的。”这意味着，真正科学的经济理论不需要符合事实或符合真实情况(行动)。或者说，即使不符合事实或不合理的经济学也可以是“科学”的。(3)经济科学是否需要追求真理性？纯科学主义认为，“真理并不是关键。我们抛弃一个理论并不是因为它被‘证伪’，而仅仅是因为它不再‘管用’，因为它不再适宜”。显然这意味着，经济科学理论不需要追求真理。(4)经济科学是否需要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纯科学主义认为，“我们不能指望博弈论和经济理论能有像物理学或天文学那样具有准确的描述。理性仅仅是影响人类行为的诸多要素中的一个，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仅仅基于这一要素而得到可靠的预测结果”。“不存在什么强有力的预测，也不存在可证伪性。这些观点听起来非常油滑、不认真和令人不满意。但是，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理论不能预测或预测不准而睡不着觉。我们坦率地说，‘理性只是相关要素之一，预测错误是由于其他要素起作用了’。”可见，在纯科学主义看来，经济学不要去做预测和预见性的工作。这样，关于典型化事实的研究也基本上被否定了。因为如果经济理论中离开了关于正确与否的追问，关于是否符合事实的考察，关于真理性的追求，关于将来的理论预测能力的提高，那么，典型化事实的研究显然就成为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了。进一步说，如果坚持在这些前提下发展经济理论，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方向就值得质疑了。
五、经济学的“真实模型”与规律发现
尽管如我们在导言部分所提及的那样，熊彼特在创新理论的发展和新古典理论的坚持二者间一度陷入矛盾境地，但是，熊彼特仍然是一位典型的具有真正科学家素质的经济学家，这个素质就是揭示真实和发现真理。正如熊彼特(1934)所言，“我所关心的是真理，而不是我的理论的独创性。”理论的独创性或创新性无疑是评价一项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也是研究成果的价值所在和研究者的学术生命之所在。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研究者所最终追求的目标。一个科学家或研究者真正感兴趣和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对于真实的揭示和对于真理的发现。
典型化事实的研究，应该是中国经济学者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或真理性的不可逾越的一个环节或阶段。事实上，目前大量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已经有意无意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正确的方向上的不断进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方面典型化事实会得到越来越完整地发现和提炼，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会得到越来越多地揭示，中国的经济理论模型就会越来越接近于“真实模型”(true model)。True-Model通常是指能够代表和反映真实经济关系的一个模型体系。
这里值得提醒，在经济学界，国内外学者们对于“真实模型”的态度还是有严重分歧的。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认为“真实模型”是完全可知的。虽然人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实“真实模型”是怎样的，但人们可以设立一组可能包括真实模型在内的几个模型。所谓的“真实”模型状态，可以用经济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生的平均值和经济行为人对于市场的预期值显示出来。只要通过建立关于过去平均值的反应函数或预期函数，在数个模型中进行估算，找到对平均值或预期值反应概率最大的那个模型，就找到了“真实模型”(Bernardo and Smith,1994; Hansen and Sargent,2004)。第二种态度则相反，认为“真实模型”是完全不可知的。谁也不知道“真实模型”是怎样的，因为那是不确定和不可知的经济状态。不仅如此，“真实模型”的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是一种“矛盾修饰”(oxymoron)。其基本理由是，“真实”意味着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模型”意味着抽象化和简单化，人们只有做简化的假定才能建立起模型。所以，“真实模型”是不可能存在的虚构。如果经济学家把注意力放在检验模型是否“真实”上，那么这既是计量经济学也是理论经济学的一场“悲剧”(Eichenbaum,1996)。第三种态度则采取折衷的立场，提出“真实模型”既非不可捉摸，亦非容易企及。这种观点认为，“真实模型”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包含数学或逻辑一致性上的“内在真实”以及经验或结论符合实际的“外在真实”两个方面。但是由于经济学不像物理学那样，可以通过可控制的实验来证明模型是否属实，经济学的“真实模型”就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中，关于理论模型的“真实性”的研究，就被关于模型的“可信性”(credible)或“适当性”(appropriate)的研究所替代。相对于物理学可以系统描述物理世界的整体状况而言，“一个典型的经济模型就不是一个完整系统，而仅仅是我们研究现实世界的一扇窗”(Rosu,2006)。
然而笔者认为，尽管从典型化事实到一般理论模型，再从一般理论模型到真实理论模型，其间有比较远的距离，需要一代代经济学者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只要我们善于进行理论知识的积累和注意典型化事实的提炼，同时充分总结和运用经济学模型的建模技能和经验，严守模型的“现实性”(realistic)、“实际相关性”(relevant)、“稳健性”(robust)和“可证实性”(verifiable)，那么，随着经济学方法的这扇窗开得越来越大，可以预期总能等到看见经济理论“真实模型”的那一天。
关于规律问题，经济学家变得愈来愈谦虚和谨慎。这是由于早期经济学家认为自己发现的许多“规律”(rules)，如供给创造需求规律、人口规律、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报酬规律、利润平均化规律等等，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发展中出现的“例外”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例外反而成为“通常”的现象。正如有的经济学者(如A.W.Lo)指出，“我们很想有3个规律就能够解释99％的经济行为，然而，我们现在有大约99个规律，也许只能解释3％的经济行为”(Rosu,2006)。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所发现的规律只是“统计规律”，即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所采集的案例和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和统计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有限的“经常性”，而不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适用的“普遍规律”。更有经济学家如同在“真实模型”上采取否定态度那样，在能否找到规律的问题上采取完全的否定态度。在最近数十年中，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某某曲线”(如菲利普斯曲线和拉弗曲线)、“某某系数”(如恩格尔系数)、“某某定律”(如奥肯定律)等来表述自己的带有规律性的发现，而不是使用“规律”一词。
在规律问题上，经济学家们的谦虚谨慎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特别是考虑到许多经济学家陶醉在由银行自己建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以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各种自满言行时，更是如此。我们需要看到，经济学的众多尴尬现状在告诉人们，经济学还是一个远未成熟的学科。尽管如此，在经济规律的发现问题上，笔者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倾向于赞同“经过长期的努力，经济规律仍然可以被人类发现”的观点。总有一天，经过许多人踏实的努力，关于经济世界的典型化事实体系建立起来，关于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型变得很接近真实，关于经济体制和机制作用的各种规律也会越来越多地被发现。
六、结论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思考，对于典型化事实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一般化的初步探讨。本文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是：(1)典型化事实就是一种能够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由于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特殊性，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确有自己的一些特征和潜在规律。中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研究和发现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2)以计量分析指标所显示的典型化事实，其所赖以产生的基础模型，必须建立在长期经济理论研究的积累之上，这些理论的积累经过多年的事实归纳和逻辑演绎分析，成为人们对于经济问题认识的结晶。而典型化事实，又是经济理论发展的方向。任何新理论的提出应当首先能够通过那些公认的典型化事实的检验。(3)在典型化事实的研究中需要排除一些不良的研究方法，并注意采用各种先进和合理方法提炼典型化事实。(4)经济研究的过程，大致上包括从零散事实到典型化事实，从典型化事实到一般理论模型，再从一般理论模型到真实模型，再从真实模型到经济规律发现诸环节。
其实，经济理论是典型的“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一个学科。正如卢卡斯(Lucas,1980)提及的，“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功能是提供表述充分清晰的经济系统，使政策可以在这些经济系统中，像在实验室中那样得到检验。假如这些政策放到实际经济中去检验，则人们将遭遇不可承受的高昂代价”(Eichenbaum,1996)。关于典型化事实的系统研究，可以预期将极大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和政策影响力。
注释：
①在这里，“均衡以外的力量”与“非均衡的因素”是不同的概念，后者将“非均衡分析”作为传统均衡分析的一个补充，而前者是指均衡分析所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的形成因素。正如熊彼特在其德文版22年后的《经济发展理论》英文版中所说，原来他以为自己的发展理论是“动态学”，可以补充传统理论的“静态学”，但是他后来意识到，自己的发展理论被解释为关于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变化过程的“动态学”，这可能是一种“误会”。这种“形似”而“神异”的现象，就像把许多邮递马车(均衡分析)连接起来，也不能成为一列火车(发展分析)那样(Schumpeter,1934)。
②英文文献中，通常使用stylized facts一词，少数人使用stylized features；中译文中，通常使用“典型化事实”或“典型事实”，也有人译为“特征事实”、“特征化事实”、“程式化事实”、“常规事实”、“典型化特征”等(参见范世涛(2006)等文献)。本文中，一律使用“典型化事实”或其简化称谓“典型事实”。
③Economics is all about stylized fact.
④人们在研究中发现，技术进步来源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和自我改进，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干中学”的技术会随着设备投资而进入新兴国家。
⑤尽管相关领域的作者意指典型化事实时不是使用这一术语，而是使用“基本经验”和“典型性实践”等。
⑥“分析性事实”或“典型化事实”的概念只是反映在熊彼特著作的字里行间，没有明确使用。
⑦positive兼有实证和肯定、积极的含义，negative兼有否定和消极的含义，因此笔者曾经将negative economics译为具有讽刺性的“虚证经济学”。
⑧最近的综合性研究，可见叶航等(2007)。
⑨有趣的是，哈佛大学的曼昆在最近的一篇论文(Mankiw,2006)中提出：“在美国经济致力于摆脱衰退的近两年时间里作为华盛顿的(总统)经济顾问的工作，使我认识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作为一门科学而产生的，而更多地是一门工程学。上帝把宏观经济学家塑造在地球上，并不是让他们提出和检验优美的理论，而是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校园中物理系的同事发现我们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堂兄弟(科学同行)，而会感到可笑，尽管我们提醒到，经济学家正在运用精密的数学、关于个人和加总行为的大规模数据集、最先进的统计技术来把理论公式化，以得到没有偏误和无意识形态影响的经验判断。”
⑩在提炼典型化事实问题上，笔者十分强调案例分析工作在中国经济学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一个不良倾向是“就事论事”，把经济分析与记者随笔同等看待，不做深入细致的案例调查和比较分析，甚至停留在零散事实的描述和随意发挥上。另一个不良倾向是“简单照搬”，不研究或不看中国的案例和现实，认为“天下的人都是经济人”所以“天下经济学都一样”，以外国经济学中既有的模型简单套用中国数据。有时甚至在所获结论与中国现实大相径庭时，任意删减和改变数据。这些，都会造成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硬伤”。关于案例分析的代表性论述，可见朱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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