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费希特的价值——《费希特著作选集》编译告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希特论文,选集论文,著作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B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8862(2000)10—0027—03
从梁启超1915年撰写《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评述》一文算起，费希特及其学说为国人了解和熟悉迄今已经有85年了。但长期以来，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康德与黑格尔两家，费希特只被看作一个过渡性的环节，他的学说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得到细致的研究和充分的评价。80年代虽然相继出版了《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和《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中译本，但尚不足以完整显示他的思想。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国内关于费希特的评述对过去苏联哲学界的那类论断陈陈相因，对德国哲学界的最新进展闭目塞听，因而不了解费希特的独特体系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和在当今具有的理论意义，甚至出现知一说十、主观武断的现象（注：比如，有的学者不研读费希特的伦理学代表作就评述他的伦理学观点，并且无视他的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否认继承他的重要性，从而得出结论说：“费希特的伦理学同他的哲学一样，就其本身的内容来说，似乎荒诞可笑，没有多大意义”。（罗国杰、宋希仁编《西方伦理思想史》，下卷，北京1988年，第458页）这样的评价无论如何是缺乏根据的。）。近十年来，随着梁志学教授主编的《费希特著作选集》的陆续出版，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已经逐渐改观。截至今年五月，商务印书馆已经出到了这部选集的第四卷，第五卷、即最后一卷的译稿也于今年四月交付出版。这部选集是继苗力田先生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之后，又一部西方重要哲学家著作的系统翻译，也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第一部具有学术水准的系统翻译，它的编译出版无疑标志着我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尤其是费希特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部选集收入作品38部（篇），占费希特亲自发表的著作总量的五分之四，约260万字。入选的篇目均按照第一版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第一卷(1990年出版)是1792—1794年的著作，第二卷（1994年出版）是1794—1798年的著作，第三卷（1997年出版）是1798—1800年的著作，第四卷是1800—1806年的著作，第五卷（将于2002年出版）是1806—1813年的著作。它所收入的著作大部分是费希特的代表作，其中的《试评一切天启》（梁志学译）、《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李理译）、《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与程志民译）、《伦理学体系》（梁志学与李理译）、《锁闭的商业国》（沈真译）、《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沈真与梁志学译）、《论学者的本质》（郭大为译）和《极乐生活指南》（李文堂译）都是第一次移译给我国读者，过去从英文转译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现在又根据德文重译出来。这些著作的翻译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费希特过分简单粗糙的评价，展现了他的思想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揭示了知识学从以自我为最高原理到以理念为最高原理的发展演化的全貌。除了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知识学以外，人们还会在伦理、法理、政治、社会、经济、历史和宗教等学说领域发现费希特思想的独特魅力和不朽价值。
这部选集是根据1962年开始出版的巴伐利亚科学院《费希特全集》编译的。这个版本（共35卷，现已出版29卷）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好的费希特全集，它不仅纠正了费希特之子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所编的全集的纰漏（例如，把发表过的著作与未发表的遗著编到一起；各部作品不按编年史编排，而按学科加以分类，使一些综合性的作品难以归类；未收入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短篇著作和同样重要的遗著），而且题解翔实，勘校精良，注释完备，被誉为同类全集编纂的典范。它的主编R·劳特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从1984年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中文《费希特著作选集》的编译。翻译依据的新版全集是由他们提供的，需要参考的历史资料是请他们复印的，中途遇到的难题也请他们给予了解答——所有这些都极其有助于这部选集在理解和翻译原著方面达到尽可能准确的程度。并且为了便于国内研究者对照和查考，这部选集的各卷都以边码标明了译文在新版全集的哪一辑、哪一卷和哪一页。
这部选集既吸收了巴伐利亚科学院版全集的成果和经验，也根据我国读者的情况和要求，确定了具有自己的特色的编译方法。其一，翻译的篇目是经过认真的研读和反复的考量，沿着费希特思想发展的轨迹选定的，筛掉的文字大多属于报刊上发表的声明和广告、与哲学无关的短文、诗作和翻译。我们如果把所选的篇目与费希特著作总目加以比较，就会觉得这部选集里的著作选得很精炼。其二，译者汲取前人的翻译经验，在忠于原著的同时，力求译文的可读性与规范化。他们商讨过各种办法，用现代汉语的特点，展示费希特行文和演讲的本来风格。对于晦涩难懂的术语，译者都尽可能选择流畅贴切的现代汉译。例如：Tathandlung一词，曾经有“健行”、“事实行动”和“本原行动”等不同的译法，这部选集一律译为“本原行动”，从而表明了这一术语所包含的造成事实的行动的意思，突出了它在知识学中的真正地位，同时也契合于歌德在《浮士德》“太初有行”一语中对Tat一词的妙用。这个译名现在也被日本的翻译家采纳了。其三，编译者给每一部（篇）著作都加了解题注，对写作背景、出版情况、基本思想和历史影响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参考巴伐利亚科学院版全集的解题和注释、E·伏克斯主编的六卷本《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和四卷本《同时代人对费希特著作的评论》以及名家勘校点评的单行本，撰写了内容丰富的译者注释，对正文中的人名、术语、引文和事件作出扼要的解释或提示；作为第五卷的附录而编译的《费希特年表》，内容详尽，反映了费希特的思想跳动的脉膊和艰苦奋斗的生涯。这些在翻译正文之外完成的工作不但方便了一般读者对费希特思想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对专门研究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部选集的编译从1986年3月正式开始到全部完成，历时十五年之久。在这个期间，它一方面得到商务印书馆高崧同志、北京大学洪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玖兴、薛华教授的支持与帮助，并且于1987年与1993年两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另一方面也在工作上经受过冷遇，并且在经费上一度陷入困境；但是，这个课题组在梁志学教授的领导下，决没有让这类不利因素阻碍自己前进的步伐，而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设法克服困难，一直有条不紊地开展着自己的工作。结果，不仅这部选集的各卷能按计划如期完成，而且一批倾心于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年轻后备力量得到了培养。申请到的四万元资助用于下列六个方面：复印相关资料；请人誊写校改过的译稿；出版《绝对自我的建构》（程志民著）、《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梁志学著）和《费希特的宗教哲学》（谢地坤著）三部书稿；与国外同行交换研究作品；召开“从康德到费希特”（1989年）、“费希特的知识学思想”（1991年）、“费希特著作翻译问题”（1993年）、“纪念〈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发表200周年”（1994年）、“费希特的历史哲学”（1999年）和“费希特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2000年）等专题讨论会；邀请来华访问的四位同行（R·劳特、隈元忠敬、隈元泰弘和M·布尔）作学术报告。可以说，他们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是很节约的。
这部选集的翻译是与这个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他们认为，翻译与研究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良性互动的态势；因此在他们那里，对原著的推敲和迻译为严肃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又有助于对原著思想的理解和把握，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难题。这既保证了编译工作的质量，又使他们的科研工作对于那种捕风捉影、浅尝辄止的流行病具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正因为如此，这个课题组近十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有学术质量的论文，完成了五本专著（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业已发表的三本，即梁志学著《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1991年）、谢地坤著《费希特的宗教哲学》（1993年）和梁志学著《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1995年）；有待发表的两本，即郭大为著《费希特的伦理学思想》和李文堂著《费希特对Sein的追问——知识学研究》。），从而使费希特研究在国内的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这里应该提到，这个课题组在与巴伐利亚科学院交往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德国同行的研究进展，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以写出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的论著。例如，梁志学教授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都瞄着会议主题，用德文撰写和宣读了体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论文，真正做到了参与和交流，同时也赢得了外同仁的尊敬和好评（注：关于梁志学在1987年格拉茨国际费希特大会上提交的《逻辑思维与理智直观——黑格尔对谢林的批判》，德国M·布尔教授称赞它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见方克立等编《20世纪中国哲学》第2卷下册，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关于他在1989年克拉科夫“先验哲学与辩证法”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青年费希特的主际性理论》，美国D.布里采尔教授评论说，“梁教授的这篇文章显得特别光辉夺目，它给我们如何把古典哲学与当代现实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卓越范例”。（见《费希特研究》第3卷，阿姆斯特丹1991年，第236页）他在1995年那不勒斯第三届国际费希特大会上提交的《早期知识学的方法论问题》和在1999年热那亚国际费希特工作会议上提交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评述》（与沈真合写），也令与会者钦佩。）。又如，李文堂同志写的《费希特对Sein的追问——知识学研究》，以他在瑞士学习期间所作的考察为依据，不但吸取了德国同行研讨这个课题的成果，而且提出了自己长期思考所得的结论。这个课题组的大部分成员都去过德国；但他们到那里去的兴趣不在于游山玩水，观赏奇珍异物，而在于交流思想、了解动向和搜集资料，以期在国内更好地完成自己肩负的任务。可以说，这个课题组之所以能作出那些成绩，是与他们走出去分不开的。
在当今急功近利、鱼龙混杂、浮躁成风的中国学术界，费希特课题组依然恪守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与踏实求真的作风，首先在翻译方面，进而在研究方面不断耕耘，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得到了国内学人的肯定和国外同行的赞许（注：陈乐民教授认为，虽然费希特课题组做的是“不走红的学问”，但业已出版的《费希特著作选集》各卷是“站得住的书”。（见《出版广角》，1997年第1期）R.劳特教授不仅让德国出版物报导了中国编译这部选集的计划及其实施情况（见《辩证法》第14期，科隆1987年；见《早期知识学原理》，E.伏克斯等编，1996年诺里德，第287页以下），而且在国际费希特大会上颂扬了中国费希特课题组取得的成果（见《回顾与展望》，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笔者作为有幸在半途加入这个课题组的成员，谨将个人知道的事实和形成的看法书写出来，如有不当，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