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环境与发展的主要社会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点论文,环境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原子能、微电子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席卷西方世界，由此带来经济发展的新特点：生产力迅速提高，市场急剧扩大，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能源枯竭、本土文化的减少和消亡、贫富差距加大等等。这些问题互相关联，直接关系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存和延续。而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为此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沟通、协商和合作。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上，国际上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未来，探讨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上述因其发展而导致的各种全球问题。在此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将一些过去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如环境保护、人口控制、资源更新、经济发展、消费模式、社会变革，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等联系在一起，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本文试图以环境和发展这一具体问题为切入点，对相关的社会思潮做一些分析。
悲观的未来主义发展观——增长的极限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从不同程度尝到了环境破坏的后果。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就来源于人们由此而产生的对环境问题的热切关注和逐步认识。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过程中，西方未来主义学者发挥了非常直接和重要的作用。现代西方未来主义指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分布在欧洲大陆，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过科学研究社会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来积极影响大众思维与社会决策的学术思潮和社会运动。其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观点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理论为代表。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由多名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计划工作者组成的非政府的国际性未来研究组织。1972年，该组织发布了关于世界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是一项为期两年的关于人口、农业、资源和环境的国际研究的成果。它通过大量的数据、精致的模型和简明的逻辑阐述了限制增长的理论：地球的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如果世界人口、工业生产、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按照当前的增长模式继续上去，即毫无节制、没有极限地增长，100年内就会达到地球所能承受的增长极限。到那时，人口和工业生产力不可控制地衰退，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粮食生产达到极限，环境污染加剧，最后导致人类遭遇全球性的生态大灾难。为避免这种灾难的出现，人类必须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限制增长，即采取一种“零增长”的方法，使人口和技术保持在简单再生产而不是扩大再生产的水平，取得一种全球性均衡。该报告提出了地球潜伏着危机和发展面临着困境的警告，引起了世界舆论对人类发展问题的关注。
虽然增长的极限理论同其他西方未来主义思潮一样从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走向了唯科学主义的极端，表现出将科学技术视为产生人类困境的万恶之源的悲观主义倾向，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国际社会无法逃避的重要问题，激发各领域研究者，包括普通民众探索一种建立在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基础上的可长期维持的新的发展模式，即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新经济学视野中的环境与发展
传统的自由经济理论追求利润和产品的最大化，几乎不考虑生产所需要的环境或社会代价。当人类不得不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时，新兴的自由经济学家开始考虑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他们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改进，生产的扩大，产品的增多，人们会越来越富裕。当人们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能对由于经济增长而导致的环境或社会破坏进行补救和修补。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技术至上的认识倾向。对经济发展涵义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无论新、老自由经济学者，对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认识都基于这样的假设：自然系统是经济系统内部的一个子系统。经济是由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循环进行的价值交换所构成的封闭的系统。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在这个系统内部传递和循环。因此，经济的增长可以是无限的。自然也许有限，但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局限可以由经济系统的其它部分进行弥补，因而不会影响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
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市场调节、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管理水平最终可以解决环境问题。例如，在某种产品的成本核算过程中考虑环境因素，根据该企业生产可能对环境、资源消耗、对员工健康造成的危害，计算出相应的环境治理、资源更新、员工医疗保障等所需要的投入，并把这些投入纳入生产成本之中，由此使环境效益进入商品流通过程，接受市场的调节。或者，对企业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监测，根据其破坏环境的程度收取一定的治理费用。再如，鼓励环保科技的开发和更新，加强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一种可持续性的生产管理系统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另一些具有环境主义特点的新经济学家反对上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他们指出，当今世界的发展状况已经表明，同经济生产所带来的效益相比，地球环境所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也就是说，产品的增加和技术的更新速度远远赶不上人类对环境的毁坏程度。其潜在的后果是，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是无法超越环境破坏这个问题的。这些新经济学家把经济看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是一个容量有限的封闭的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系统从其周围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作为其生产原料，同时将其“废物”向环境排放。这就像有机体不断从环境中获取营养，同时也不断排放排泄物一样。经济活动必然会对其所属的生态系统造成消耗和污染。为保持这个生态系统的持续生存，经济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往来，即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稳定而有限的水平——其对环境的消耗不影响环境的自我更新能力，对环境的污染不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
新经济学家提出要区分增长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由物质生产而带来的经济规模或财富数量的增加，而后者则是指人类生活的质量在更多方面达到更好的水平。在他们看来，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一种没有增长的发展，即虽然生产规模没有扩大，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增加，但通过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改善社会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澄清价值选择，经济发展更能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
上述两种观点各有可取之处，但同时都面临一些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前者要求在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考虑环境因素，并提出一些具体办法。但是，从全球范围看，环境的价值该由谁来确定？又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要找到答案，不仅缺乏有效的测量技术和手段，而且在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生产力水平、人们生活水平等各方面还存在严重不平等和不均衡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还难以形成一个放之四海皆有效的评估和管理标准体系。即使是新经济学家提出的限制增长的理论也存在一些目前尚难找到答案的问题，如经济增长需要保持在什么水平就可以既不破坏环境又能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一些学者通过计算指出，全球最富有的几个人的财富如果能够贡献出来，那么世界的穷人就能摆脱贫困。从这个意义上，经济（或财富）的增长已经不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可是，谁拥有权力让富翁们拿出自己的财产来解决全球问题呢？这两种经济学的观点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局限性，它们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同保持人类和生态的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问题。
社会变革发展观
这是一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与发展观。其代表是社会生态学和生态社会主义。他们把人类看作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中心，认为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途径是改变社会的价值、制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只有当人类社会，即人与人之间达到和平和相互尊重，人类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尊重自然世界，给所有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同样的自我实现机会，从而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和谐共处的境界。
在社会生态学者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消除官僚和家长制，重新建立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的观点带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认为可以在现有社会的局部建设具有共产主义特点的“小社会”，随着这些小社会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最终有可能使整个社会发生变革。社会生态学者以其社会生态理论框架为基础，在一些社区进行社会改革试验，尝试建立一种在生态、政治或经济等方面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支持能力的新型社区，例如地区性的就业和贸易系统、生态基地、生态农庄等等。目前，这种理论和有关的试验在各国都属于边缘性的非主流的思想，但他们的尝试为各个国家乃至全球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模式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生态社会主义关注于分析剥削制度和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后果。他们认为，人类对自然的不友好态度同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态度和行为一样，都来源于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制度。只有当物质生产和社会公正达到一定的程度，所有人都能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时，人们才有可能采取一种既满足其精神、智力和情感需求，又对环境很友好的生活方式。而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无论在物质分配或政治关系上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因此根本不可能在满足人们需要同保护自然生态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要改变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对环境的掠夺，首先要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关于如何改变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用社会批判理论来武装处于社会被压迫阶层的广大民众。这些被压迫者虽然属于社会大多数，但他们却缺少参与社会决策的政治权力。为此他们需要在反思自己生存环境的批判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基础上，携手合作，共同争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新建立的社会里，人们是按照基本需求生产和分配，而不是像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为创造利润而生产和交换，工作成为人们根据各自能力和兴趣而选择的一种合作性的活动，人类社会不仅形成了平等的社会制度，而且在有效生产以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达到了一种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显然，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思想觉醒和民主参与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消除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问题。
总结
在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际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展开了对环境和发展问题的广泛讨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号召人们在增加经济生产的同时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它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调整现有的国际经济关系。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全球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先后根据该议程的框架和本国具体情况制定了本国的“21世纪议程”。目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成为全世界的一种共识。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不同机构和不同研究者的表述有一定的差异，但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说法，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意味着人类需要发展，同时人类的发展必须有一定限度，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种发展既重视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又提出了社会公平的需要（同代人之间和代际之间均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当然还强调保护自然环境、资源和能源的更新能力，保持全球的生态平衡。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们必须在社会决策过程中把经济发展同维护社会公平及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上述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几种社会观点，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对环境和发展问题根源的解释、理解和对策等也不一样，但它们也提出了一些有关环境和发展的共同观点。
首先，人类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有的思想流派认为这需要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的思想流派则认为这需要变革社会制度。无论变革的途径是什么，绝大多数学者相信人类可以创造一个与今日世界完全不同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其次，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会使生态破坏、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人类社会必须对其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进行控制和调节。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控制在自然资源更新和地球的承载力范围之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必须受到质疑。自然生态的持续性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需要一种价值回归——为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而生产。
再次，新兴的环境和发展理论大多反对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现象。尽管最初考虑的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问题，但不少理论最为关注的还是社会制度的平等和公正问题。这种平等不单纯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包括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发达国家的情况并不比发展中国家优越。甚至在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方面，后者的作用比前者更加重要。因此，二者同样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挑战。要使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都保持一种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和彼此合作。
最后，要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个人态度和行为的改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虽然没有任何一个思想流派能把个人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真正民主的新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但他们却都很强调个人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个人加强社会参与的重要性。正如社会生态学者积极创办生态试验区一样，各派理论都很强调转变个人的伦理价值观，鼓励人们在变革思想观念的基础上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如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减少废物排放，对废物进行再利用或回收处理等；再如积极参与社会宣传或社会监督，举报生产或流通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或能源浪费现象，并参与政府或民间组织有关环境和发展的决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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