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伙伴关系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20年中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最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欧盟经济与政治实力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得它们日益希望并试图以世界一极的角色重构一个既能维护全球和平发展又能满足切身利益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这其中必然涉及到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就是中欧如何构建一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双方合作关系，而战后冷战格局的终结和全球化趋势的突显则为这样一种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政治想象与运作的空间。可以说，90年代中期中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设想的提出，正是对这样一种双方共同现实需要的政治回应。[1]在笔者看来，所谓“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双方有着共同的重大利益，二是双方对这种共同重大利益有着充分的政治认同，三是建立一种保障与协调这种共同重大利益的制度机制。按照上述标准来理解，中欧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全面合作关系的经济政治基础和主客观条件的确正在日趋成熟。本文将通过对中欧关系20世纪后期发展历程和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论述中欧发展一种“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合理性及它的近期前景。
一、中欧关系发展的基本阶段
概括地说，20世纪下半叶的中欧关系经历了一个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2]依据这种关系对双方战略意义和实质性内涵的变化，我们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欧关系：50年代—70年代初
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中欧关系进展缓慢，而且主要以中国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为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与欧共体在1975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尽管中国自60年代末就开始了与欧共体的接触，双方的经贸关系也有了某些进展。
新中国政府曾确立了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欧国家外交与合作关系的原则立场，但不久以苏美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就左右了世界政治，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和西欧国家互相视为不同阵营中的成员。结果，中国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立了“半同盟”化的外交友好合作关系，而与西欧国家的建交过程则呈现为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新中欧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而言，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些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宣布承认新政府并与中方较快地建立起了外交关系，主要包括瑞典、芬兰、丹麦和瑞士等北欧国家。另一种类型国家包括英国、挪威和荷兰都较早承认了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但它们虽然断绝了同前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却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支持新中国，从而使建交问题被搁置下来。第三种类型国家是直到70年代才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70年代初，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解冻，西欧国家出现了同中国建交的高潮。从1970年到1972年的3年间，与中国建交的西欧国家先后有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德国和卢森堡，中英和中荷关系也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随后，西班牙在1973年、葡萄牙和爱尔兰在1979年也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在东西方缓和的大背景下，1975年5月，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正式关系并随即向欧共体派驻代表。这标志着中国与欧共体的关系在双方各自经过1/4个世纪的独立发展后，开始走向一种正式的合作关系。
2.全面发展中的中欧关系：70年代中期—80年代末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广泛合作的时期。中国明确表示重视欧共体在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作用，强调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和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欧洲之间的合作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则特别强调了加强同欧共体国家经贸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发展双方的全面经济技术合作不应是权宜之计，而是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因而，中国与欧共体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建立与发展的阶段。
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同西欧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民航、海运等方面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定。中国与欧共体先后于1978年和1979年直接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纺织品协定。从1980年起，欧共体给予中国普遍特惠制的经贸待遇。随后，中国同西欧国家的贸易额有了显著的增加。1989年的贸易额达到155.18亿欧元，而1975年仅为18.69亿欧元，增长了8倍多。[3]在政治交往方面，双方在70年代中期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中国在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欧高层领导人互访日趋频繁。1973年法国总统篷皮杜访华，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位应邀访华的国家元首。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多次访问了西欧国家。通过双方高层领导人的接触和其它形式的政治磋商，中国同西欧主要国家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形成了相同或相似的看法。
3.走向“全面合作伙伴关系”：90年代初以后
80年代末发生的苏东剧变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中欧关系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相互协调与重新定位的发展新阶段。[4]（第1章）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并因此出现的双方关系水平的严重倒退，最多只是这一大调整进程中的短暂性插曲。结果，从1992年开始，西欧国家逐步调整对华政策，中欧关系迅速走出低谷。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欧盟对华政策的逐步调整，中欧经济、文化与政治合作关系发展迅速，而突出性的议题则是双方如何建构与切实推进一种“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首先，在欧盟的提议下，中欧高层会晤实现了制度化。中国同欧盟的定期高峰会晤包括中欧政府首脑会晤和亚欧首脑会议开始举行。1998年4月2日，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同朱镕基总理在伦敦举行了中欧领导人会晤。会后发表了《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双方明确表示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欧盟对华政策的深度调整，中欧双边高层互访的日趋频繁特别是制度化机制的建立，不仅加深了对方对一些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态度的相互理解，而且是中欧关系正在走向一个新阶段的基本标志。其次，中国同英、法、德等西欧大国以及欧盟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意愿显著增强。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欧盟主要国家均表达了同中国加强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合作的愿望。比如，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法国和欧盟分别派特使就有关情况向中国做了通报，而在联合国有关议题的表决中，欧方也加强了与中国方面的磋商。再次，在人权、少数种族权利、政治民主化等政治敏感议题上，尽管中欧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欧盟基本上放弃了“六·四”以来对中国实行的“以压促变”的强硬政策，转向“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温和政策，彼此间的公开摩擦明显减少。1997年，欧盟最终放弃了以集体名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上提出中国人权状况提案的做法。1998年以来，欧盟15国不论作为整体、还是单个成员国，均没有在日内瓦提出或支持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决议案。
二、中欧关系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回顾中欧关系半个世纪以来的演进过程，尽管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些影响了双方关系发展的一般性因素。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欧关系相对曲折发展的过去，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欧双方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共同重大利益以及由此奠定的双方深度合作的政治与经济基础，从而正确分析中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可能性及其前景。
1.双方对不同国际环境下共同重大利益的认识及其变化
对世界格局性质及其特点的认识始终是影响任何双边国际关系的基础性因素，这对于中欧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来说也不例外，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双方对共同重大利益是否存在及其战略地位的判断。具体地说，这种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中欧双方对共同重大利益认识的改变，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至少有三次。一是在50年代初。随着整个世界按意识形态分为苏美主导的两大对立阵营，新中国从诞生起就被西欧一些国家天然地划到了敌对阵营一方，同样，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很快采取了“站在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即“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因而，整个6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欧关系是笼罩在世界两极化尖锐对立的阴影下的。这不仅使得个体国家或区域性主体在考虑国际关系时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更多地是将集团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体或局部利益放在首位。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把这一时期的中欧关系定义为派生性关系，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都是从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派生出来的。[5]应该说，这一结论是基本正确的。
二是60年代末。共同安全的需要成为双方关系最重要的战略利益与合作基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东方政策”为标志，美苏对垒的欧洲前线出现了政治缓和的气氛，欧共体为代表的西欧各国相对独立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大。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却进一步恶化，边界摩擦和冲突不断发生。进入70年代后，苏联已经取代美国被视为中国安全的最主要威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也就自然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这就大大突显了中欧双方的共同安全利益与合作基础。因而，中国在缓和与整个西方关系的同时主动接近西欧，成为在政治上正式承认欧共体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联合事业的一个最积极的支持者。对于西欧而言，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认为受到来自红色苏联的军事威胁，并因此将中国视为制衡和牵制苏联扩张的重要力量。为了对付共同的威胁（西欧人称之为“共同的邻居”），中欧双方间地理上的距离被缩短了。总之，共同的安全战略利益为中欧关系这一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而这一基础一直维持到80年代中期即中苏关系解冻。
三是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世界政治冷战格局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欧关系进入了重新认识双方共同重大利益并确立一种新型关系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双方来自外部军事威胁的消失，共同经济利益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动力。这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当今世界在进入80年代后正在经历着一个以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和世界市场继续分割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并十分集中地表现为对国际市场争夺的进一步加剧，而中欧双方在这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着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性的共同经济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中欧双方在一种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中能够更好地认识各自及其双方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与国际责任，从而找到加强双方关系的更高层次基础。冷战结束后，双方都希望形成中的未来世界格局是一个多极化主体、多层次管理的复杂结构，双方都感受到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同需要与重大责任。基于上述目标，具有共同重大利益而无根本冲突的中欧之间自然有着广泛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样，中欧关系就具有了狭义的经贸关系以外的更深层次的内涵。
2.中国对欧关系战略取向及其政策调整
影响中欧关系正常化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对欧关系战略定位及其政策变化。应当说，中国政府建国初确立的是一种全面发展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与合作关系的战略。根据这样的对欧关系战略，我国政府在50年代初不仅与西方阵营的部分非核心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也做出了与英、法等西欧主要国家发展经贸往来、建立政治联系等多方面合作的努力。但是，自5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战略明显地受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日趋尖锐的世界两极化趋势和国内政治经济中迅速升温的极左化思想倾向的影响，盲目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主题，而且这种对外关系中的混乱与非理性化状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其直接的促变性因素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并导致军事对抗，我国政府被迫调整外交政策，中欧关系的发展才出现了新的转机。作为对变化了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政治回应和对外关系新战略的理论诠释，毛泽东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他著名的“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在这一新外交战略构想中，西欧被看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从战略高度重视西欧的地位与影响，这直接推动了中欧双方关系的向前发展。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欧关系战略及其政策调整增加了一个重大的促动性因素，那就是国内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1978年起，中国政府明确规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建设，摒弃了长期奉行的意识形态决定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这也由此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包括对欧关系发展的新思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后，西欧被列为对外开放的最重要对象之一。在此全新外交思路下，随着中美、中日建交的相继实现，中国与西欧国家和欧共体合作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中国政府开始从更高层次上、也更系统地构建我国的对欧关系战略并确定相应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国内中心任务的需要，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设定是，随着国际冷战格局的结束，和平与发展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因而中国必须深刻调整我们的对外关系战略及其外交政策。邓小平多次指出，国家间或国际发展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的基础是现实存在并被双方认同的共同重大利益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发展双边或多边良好关系的障碍。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偏向，为全方位发展与欧洲各国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新的外交理论基础与工作思路，而这方面的最具体成果则是我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在90年代中期后逐步成型的中欧“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构想。
3.中国对欧共体的认识与态度及其变化
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影响中欧关系全面与深层次发展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我们对欧共体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识与态度及其变化。欧洲一体化在50年代初正式启动时，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包括苏、美就从不同的视角和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它们的关注程度要比中国高得多，美国支持西欧的联合自强，而苏联对西欧一体化的发展持否定批判态度。[6]（第7-30页）相比之下，中国理论界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特别是欧共体发展的解释比起同时代的苏联要客观些，但仍然是深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这不仅限制了中国对欧共体为主体的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客观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并尽快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7]（第4-5章）
进入70年代后，中国对外关系战略及其政策调整和国内局势的相对稳定使其对欧共体的认识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基于对欧共体性质与作用认识的变化，即认为“欧共体的成立与扩大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是西欧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抵制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威胁，谋求自身政治经济独立、安全和发展而组成的一个政治和经济集团”，“它是在苏美两霸争夺欧洲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反抗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扩张的重要形式和积极因素，它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8]，中国政府决定加快发展与欧共体的关系。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中欧交往的迅速扩展，中国对欧共体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给予更高的重视。1983年，中国又同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从而使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扩大到整个欧共体。从此，中欧关系除了中国与欧共体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外，还增加了同欧共体这个超国家组织这一新向度，这就为中欧之间相互理解与合作的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90年代末，随着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正式启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已普遍接受欧盟是一个具有超越传统国家色彩的、最为成熟的区域性经济政治联合体的看法。[9]（序言）
4.欧洲对华关系战略及其政策调整
与中国对欧关系战略及其外交政策相对应，欧洲对华关系战略及其外交政策也是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0]（第65-67页）50年代初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中关系的进展甚微部分是由于当时两极化世界格局的影响，部分则是由于欧中双方缺乏彼此之间的了解，欧洲的对华政策因对美国有着较大的依附性而采取了孤立、排斥、甚至是制裁中国的原则立场。而欧中关系在70年代初期的全面建立，其中当然有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特别是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所起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欧洲各国基于世界两极化格局的重大变化而对华政策所做出的重要调整。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蕴涵的无限商机成为欧方调整对华政策的直接推动力。因而，这一时期欧洲和中国都把合作关系的重点集中在了对双方有着重大与直接利益的经贸往来与科技文化交流等领域，而为了使经济领域的合作利益最大化，双方都有意无意地主动回避或延缓了在许多领域存在的一系列分歧。90年代的欧中关系是从两方面难题的解决开始的，一是如何修补恢复暂时陷入低谷的欧中联系，二是为欧中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确定一个新的框架与基础。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并不存在特别的困难，需要的只是恰当的时机。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当然要复杂得多，但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各方面的条件也显得更加成熟。一方面，欧洲和中国对对方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和未来潜力都已有着更为明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双方已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中存在的共同重大利益所在。另一方面，欧中双方已都注重将欧中关系的发展置于一种更理性、更长远的基础之上，对于对方合理的政治与经济要求必须做出必要的让步，而对于双方依然存在、而且短期内不可能解决的诸多分歧则要借助于政治对话而不是对抗进行及时理智的沟通。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新理念，欧盟在实现欧中关系恢复后开始深层次协调对华关系战略。1995年，欧盟通过了其有史以来第一个以“促进政治对话、发展经贸关系、加强全面合作和树立欧洲在华新形象”为主题的全面对华政策报告《欧中关系长期政策》，标志着全面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欧盟的基本政策。1998年，欧盟委员会通过的另一个题为《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文件中再次明确提出，“将欧中关系提升到欧洲与美、日、俄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些官方文件既体现了欧盟对华关系战略上大大增加的独立性，也表明欧盟正在形成日益协调的、面向未来的对华关系新战略，欧盟在中欧关系中的主体作用呈增长的趋势。
三、中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制约因素及近期前景
基于对中欧关系发展的阶段性和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正面临着实现质的提升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是，一种“全面合作伙伴”式中欧关系的形成还有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它的近期发展还至少受到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双方对所谓共同重大利益的不同理解，二是影响双方对这种合作关系政治认同的诸多问题或障碍因素。就前者来说，我们可以从欧盟最近发表的政策文件中对华战略重点的描述中明确看到[11]，而本文重点对后者包括的四个因素加以分析。
1.如何看待中欧双方间存在的政治分歧
中国与欧盟国家间的政治分歧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彻底解决的。[12]（第63-64页）进入90年代后，事实上，欧方至少在理论上对此已经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欧盟委员会在对华关系新战略中明确将增加政治对话作为处理双方政治分歧的基本途径，许多欧洲国家也都明确表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影响中欧国家间正常关系发展的障碍。应该说，这体现了中欧关系经过半个世纪发展后不断成熟化、理性化的主流性方面，并构成了它向更高层次发展也就是笔者说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但是，实践总是要比理论复杂得多。实际上，世界政治冷战的结束，在突出了中欧双方存在的一些共同重大利益的同时，也暴露了双方本来就存在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与历史价值等方面的差异。而任何一方对这些事实上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历史性差别的过于简单化的理解，都会对中国与欧盟国家间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正是中欧关系在90年代初暂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中欧关系新战略中确实包涵了“增加政治对话”的新政治思维，但我们无法保证这种新思维的普遍有效性。比如，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是很大的，而且采取的措施也并不总是协商对话的正确渠道。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欧双方在许多政治议题上的分歧甚至是争吵将会长期存在下去，有时还会是很激烈的，问题的关键是双方能否站在一个更高视野上来看待处理这些歧见，不让它们影响中欧关系的整体性发展。
2.如何解决中欧双方间存在的经济纠纷
无论是从发展的观点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间经济竞争的强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随着中欧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的日益频繁和密切，双方间出现经济利益矛盾和摩擦的机会与概率也会加大。[13]（第184-192页）因而，中欧经济合作关系中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将是我们如何处理已经和即将出现的利益摩擦与冲突。具体地说，它们集中体现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彼此间的市场准入问题，二是双方在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问题。前者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理论上会有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因为这至少意味着我们将遵守一种彼此认可的规则，但正如世贸组织成员国比如美、欧、日间频繁发生的贸易战所证明的那样，我们不能奢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避免或者解决所有可能的冲突。而且，从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最新发展趋势来看，它们也正在分裂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依此推论，中欧在全球经济新舞台上的分歧肯定不会比现在少。第二个问题从目前看尚不突出，但是在今后将会成为彼此间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经济竞争增加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促进经济上的互利合作，也可能导致双方经济冲突的加剧，因为国际关系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也就是说，经济纷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肯定还将会有更多更新形式的问题产生。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双方能否适应这种很可能日益变得“问题化”而不再是“和谐化”的中欧经贸关系，并尽快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双方都认可的共同议事规则，而不是企望消除所有的问题或找到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普遍性方法。
3.欧方如何落实对华关系新战略并强化成员国间政策的协调
东亚和中国对欧洲的重要性已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共识，但欧盟究竟如何具体落实它的亚洲新战略和对华长期政策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迄今为止，除了经贸联盟政策和共同农业政策较为成熟外，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然处在构建阶段。[14]（第4-9章）欧盟尚未实现其在对外关系事务中的共同政策，欧盟的政策性文件对其成员国的约束力仍然有限，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成员国本身的政策依然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就中欧关系而言，它的现实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不是取决于中国政府与欧盟机构的双边关系，而是中国与欧盟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关系。而且，就欧盟成员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步骤与力度而言，彼此间也不平衡、不一致。
4.如何对待中欧双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
应该说，中国与欧盟国家有着长久的交往历史，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初始最先接触到的西方国家就是欧洲国家。但是，或许是因为地缘上的隔距，或许是因为部分欧洲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殖民意识，中欧间不仅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差异，彼此间的了解实际上依然停留在相当表层的水平上，而且文化差异或隔阂正成为双方关系包括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制约性因素。[15]（第3-11页）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力推动中欧双方间的科技、文化与教育交流。可喜的是，中欧双方都已意识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制约作用，近年来实施的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欧法律与司法合作项目等就起到了很好的增进了解与沟通的效果。
依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中欧关系新阶段或“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近期前景做出一种大致判断。笔者总的看法是，中欧双方由于都日益明确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政治新格局下彼此间存在的许多共同重大利益，必将会在政治、经济、安全与文化领域开展更加广泛和更高水平上的全面合作，并会渐次地将这种关系提升到彼此作为战略性伙伴和不断制度化的新水平，只是它能否达到理论上可能的密切合作程度还明显地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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