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非洲论文,形象论文,战略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00（2008）04－0006－10
全球化将中国与非洲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的非洲战略日趋成熟并引起世人瞩目。不断扩展的中非关系屡遭西方大国及媒体的误读、曲解以至攻击，非洲舆论也受其影响。2006年，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中国目前在非洲所做的事正是英国150年前所为。这一论调引发国际上对中国非洲战略的激烈讨论。由于西方话语占主导地位，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损害。
本文的“国家形象”① 指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即别国对该国的总体印象和看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政府观点、学者评论和民间（包括非政府组织）印象。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俞可平认为它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乔舒亚·雷默认为这一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中国改革的前途和命运”。② 然而，话语权的存在和资讯的多元往往使这种形象与现实不符。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努力。值得警醒的是，宣传是中国非洲战略的弱项，这已为美国战略学者所注意。④ 本文先阐述了中国的非洲战略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巨大影响，随后分析了关于中国非洲战略的各种误读，并对一些恶意攻击进行了批驳。最后，从行动和宣传两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塑造国家形象的策略。
一 中国的非洲战略：对国际秩序的震荡性影响
中国的非洲战略是对非政策的总和，是国家战略的有机部分，既构成发展战略（如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组成部分，也与国际战略（如建立和谐与公正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⑤
战略因时而异，中国的非洲战略亦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1978年为正常发展期，中国的非洲战略集中在打破西方及苏联的封锁，争取同盟军。中国对非援助集中在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民族运动、非洲独立国家的反霸斗争以及援助非洲各国的经济建设。1978～1995年为过渡转型期，对非战略有两个特点，配合改革开放和将重点放在与台湾争夺非洲国家。1995年至今为快速上升期，对非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逐步完成了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对非战略确定为与非洲建立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和文化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并因其独特的理念和表现方式（首脑外交、平等观念、互利双赢和规范机制）而更具生命力。⑥
中国的非洲战略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但其延续性十分明显，并表现出四个特点：第一，将非洲诸国作为国际战略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其他大国所忽略的。第二，将非洲大陆作为整体来考量，有别于国家间的传统外交战略模式。第三，将非洲诸国作为平等的战略伙伴，不论其大小强弱。第四，在与非洲的战略合作中谋求互利双赢。后两点是有着殖民经历的西方大国难以做到的。概言之，中国非洲战略的内涵是：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同时，与非洲大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共谋发展。
然而，中国非洲战略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产生了震荡性影响，西方大国长期经营的国际秩序正被中国逐渐击破。
虽然“平等”观念在西方近现代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并始终是西方思想史和革命史中的主体意识，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似乎把持着主导权的西方国家从未提过这一概念。其原因不言自明：世界政治领域无平等可言，“军事实力主导着其他类型的力量，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支配着世界事务”。⑦ 这种观点绝非传统的国际政治分析家所独有。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的奠基者强调相互依赖是当今世界政治的特点，并承认“非对称相互依赖”的事实存在，但其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建立在强权基础上不平等的现存秩序的合理性。对他们而言，理想状态是“现存规则和规范被理所当然地遵守”；如果“心怀不满的国家”破坏相互依赖的关系“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⑧ 我们不禁要问：“现存规则和规范”是由谁制定的？是否合理？由强者把持的国际秩序是否可以永存？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从来不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是合理的，也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状态。中非关系的发展可说是一种“反叛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的中非合作历程到今天的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看到中国的非洲战略遵循着一个原则：平等互利，这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这无疑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
中国的政治号召力已通过2006年中非峰会表现出来。
中国经济影响力表现为它已成为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2007年双方贸易额超过700亿美元。
苏丹、津巴布韦等国似乎因为有了中国的支持而对西方的警告置若罔闻。
尼日利亚等国对英国的告诫不置可否而倾心于与中国合作。
法国公司在非洲法郎区的各种交易因中国的介入已不能随心所欲。
新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竟然在非洲大陆难以找到一个驻地。
塞内加尔总统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要求西方在对非事务上向中国学习……
国际事务的处理原则和国际组织的运作方式历来以西方观念和规范为依据。由于中国因素的介入，传统的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非洲在对外来援助理念、对经济制裁的看法、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对经济秩序的安排等问题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立场，西方优势正被打破。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完全被动变得较为主动。中国的非洲战略对二战后西方集团精心构建起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具有震荡性影响，这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中非之间平等合作和互相尊重的政治关系是对由西方主导的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以现实主义为依据的国际关系的突破。其次，中国与非洲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方针和援助是双向的理念使西方强调只有在提高治理能力的基础上才能提供援助的政策失去法理性和实际效果。再次，中非双方在经贸关系上的互惠双赢原则使一直利用其殖民遗产继承性在非洲垄断金融、原料生产和成品加工地位的西方大国的利益受到削弱。最后，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比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制定的现代化模式、“华盛顿共识”等发展战略对非洲更有借鉴意义。⑧
中国非洲战略的成功实施引起了西方的担忧。它们担心在非洲的传统利益受到损害；害怕中国崛起“威胁”其优势地位。有鉴于此，欧盟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分别于2005～2006年之交发表了对非战略文件。这两份文件有一个共同点：将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作为一种新现象，将中国视为在非洲的对手。该文件成为欧盟和美国针对中国而制定的非洲战略新构思。布恩特·伯格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日增已成为欧盟决策者的关注重点。普林斯顿·利曼认为中国非洲战略对美国构成双重挑战：保护违反人权的国家及无视非洲国家治理和透明度问题；在未来五年将援助额翻番并加强在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公开竞标等措施将使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西方认为，中印等国是非洲的“新来者”或“局外人”，将对西方利益构成“威胁”。⑨ 这种对新兴国家的敏感解释了以下两种现象：其一，西方力图将新兴国家纳入既定的国际体系，使其遵守现存游戏规则。其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非洲战略和迅速发展的中非关系进行了各种指责和攻击。⑩
二 中国的非洲战略：误解、批判与正名
中国非洲战略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既有老一代领袖的思维，也有新一代领导人的贡献。从1995年以来，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既给西方以巨大刺激，也给非洲以强烈推动。各种误解与批判应运而生。前殖民宗主国对中非关系的发展非常敏感，一些非洲人和非政府组织也对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产生疑惑。目前，国际上对中国对非战略的误解和指责可概括为以下负面论调：“近年扩张论”、“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能源论”、“漠视人权论”、“援助方式危害论”、“破坏环境论”。对于前三种论调，本人曾撰文进行过分析。(11) 在此只做少许补充。
（一）“新殖民主义论”
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于2006年2月访问尼日利亚时表示：“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这是“新殖民主义论”的含蓄表达。有的西方人表示，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12) 这种误解或指责主要牵涉三点：中国在“掠夺”非洲资源方面与西方无区别；中非经济交往既打击了非洲同类行业，也未能解决当地就业问题；中国在政治上“控制”非洲国家，将苏丹等国作为自己的“前哨站”。(13) 果真如此吗？
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对原料的需求，原料价格上涨迅速，为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国“带来了意外之财”。(14) 新兴国家与非洲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远不止这一点。除提升价格外，对能源的需求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重视，非洲在市场、投资和合作伙伴等方面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能源投资往往加上基础建设项目，为非洲和外来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令人费解的是，西方历来主张开放市场经济，并以自由经济的忠实奉行者自居。然而，当非洲向中国开放市场后，西方却忧心忡忡。正如塞内加尔总统瓦德所言：“如果开放更多的自由市场如西方所鼓吹的那样是通向进步之路，为何欧洲会对中国在非洲的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表示担心？自由市场的扩展确实给非洲带来了福利。正如我告知我的西方朋友的那样，中国正在做的确实远比西方资本家更好地适应非洲市场的需求”。(15)
（二）“掠夺能源论”
西方对中国从非洲进口资源大加指责，对另外三个事实视而不见。其一，西方石油公司一直在非洲国家开采石油和矿产资源。埃里卡·唐斯指出，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石油资产远比不上欧美公司。2006年，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石油总产量平均每天为26.7万桶，只有非洲最大的外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1／3。中国在非洲的项目都是欧美不感兴趣的，许多是国际石油公司放弃的项目。(16) 其二，中国的项目均为中非双方同意并通过国际市场竞拍得来。其三，中国也在与其他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进行能源交易。澳大利亚甚至极力欢迎中国与之进行能源开采合作。为何无人对此进行责难？这是否有双重标准之嫌？
中非经济虽互补性较强，但有些行业确实存在竞争。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副所长穆莱齐·姆贝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南非而言既是诱人的机会，也是可怕的“威胁”。(17) 这种竞争表现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有的中国公司考虑到文化、语言和成本问题，倾向于从国内带去劳动力，这无疑给非洲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一些中国企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力图纠正。(18) 中国一些产品确实与非洲的同类产品形成竞争。然而，这并非中国单方面的问题，非洲企业也面临着提高产业水平和竞争力的挑战。即使中方自愿减少纺织品输出，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纺织品也会乘虚而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应树立大国风范，让出一些发展空间，帮助非洲国家进行相关工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推动中非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19)
至于“中国对非洲进行政治控制”的说法毫无根据。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历来不干涉他国内政。以中国与苏丹的石油交易为例。2003年，加拿大的塔利斯曼公司撤出苏丹。中方有意购买其股份，但苏丹政府从投资多元化的角度考虑拒绝了中方请求，将股份卖给了出价更高的印度公司。(20) 中国对苏丹政府的决定并无异议。这一事实说明两点：中苏均为独立国家，有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中非能源交易是自由市场上的一种纯经济行为。
（三）“漠视人权论”
对中国的攻击之一是“中国忽视人权”，英国皇家非洲学会会长理查德·道登甚至认为“中国人喜欢和不民主的政府打交道”。(21) 在“漠视人权”或“支持独裁政权”的指责声中，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发展友好关系都成为“罪状”。(22) 中国、苏丹合作成果之一是苏丹从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国。关于达尔富尔问题，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历史根源，牵涉到环境、民族、宗教和发展等方面。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指出，其主要根源是环境恶化。(23) 其解决有赖于发展经济。制裁和干涉只会使问题更复杂，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最好的例证。其二，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地区问题，对当地居民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然而，除美国外，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地区组织都未将其视为“种族清洗”或“种族灭绝”问题。(24) 其三，达尔富尔危机也反映出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对任何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长期过程。美国在其独立80多年后还发生了一场南北战争，以死亡60万人的代价避免了国家分裂。国际社会应给苏丹一些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坚持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危机，并一直发挥建设性作用。由于中国的推动，苏丹原则上接受安南秘书长三阶段维和方案。中国支持非洲联盟（简称“非盟”）及相关国家所做的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还向苏丹派出维和工程兵部队并不断对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5)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因不能满足西方要求而受到英美的批评。2005年，穆加贝从治安和卫生出发对首都棚户区进行整治，遭到西方谴责，英美呼吁非盟做出反应。然而，非盟认为无权随意干涉成员国内政，支持津巴布韦抵制西方制裁。(26) 2007年3月，穆加贝为稳定局势对反对派领袖采取措施，受到英美严厉指责，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领导人专门开会，一致支持穆加贝，并要求西方取消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制裁，这说明对非洲政局的干涉不得人心。(27) 西方在批评“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时无视以下事实：中国对苏丹和津巴布韦的立场与非盟是一致的。在2007年12月召开的欧非峰会上，英国首相布朗因抵制穆加贝未出席峰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穆加贝提出批评。这些举动引起非洲首脑的强烈不满。(28) 实际上，既然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存在人权问题，那么西方国家为何仍争着与中国做生意？中美双方就人权状况互相批评，但这并未影响双方贸易往来。为何对非洲一些国家就应持特殊政策？这是否也有双重标准之嫌？
（四）“援助方式危害论”
这种论调对中国的指责主要是：中国的援助使一些非洲国家肆无忌惮地行使专制权力；中国的贷款将“使非洲背上新债务”。事实绝非如此：
第一，互不干涉内政与援助不附带条件是中国的一贯政策。恰恰是这种援助方式打破了西方国家援助附带政治条件的模式，引起它们的强烈不满。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各国自己的事，中国不对他国内政说三道四。同时，中国历来不将援助看做是单方面赐予，而是相互支持。(29) 中国为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非洲国家也多次给予中国支持，如中国进入联合国、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以及1989年中国遭遇政治困境、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和2006年陈冯富珍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等。
第二，西方国家认为非洲国家缺乏管理能力，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贷款不仅难以帮助其正常发展，反而会使其背上债务负担。“不论其经济效果如何，中国人的钱即便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也还是会对非洲的政治发展产生有害的影响”。(30) 西方国家担心非洲国家的偿还能力而拒绝贷款，这无助于非洲发展。中国通过贷款开发一些项目有利于非洲经济发展，也得到非洲的肯定。塞内加尔总统指出，“不光是非洲，就连西方自己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31)
（五）“破坏环境论”
这种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资源开采和修建大坝。非洲政府对中国公司的行为并无异议，往往是非洲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对石油开采和修建大坝提出批评。(32) 有的苏丹人指出，中国石油公司征用土地破坏了当地传统生计，使上尼罗河北部的居民流离失所，对南方居民也缺乏尊重。他们认为，西方公司受到公民社会的监督，不敢从事有悖于人权和道德的开采活动；公众舆论迫使加拿大、奥地利放弃苏丹的石油开采权，但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石油公司缺乏公民社会的干预，购买了这些特许权。(33) 以伦敦为基地的苏丹人组织皮安基的主任阿里·阿斯库里十分活跃，自称代表麦洛维大坝受害者的利益。他使用西方媒体的资料批评中国迫使产油区居民迁移；还提到中国参与修建的麦洛维大坝迫使当地居民迁移，影响到民众的生活。(34) 一些非洲学者对中国在莫桑比克进行的木材开采和姆潘达一恩库瓦大坝的建设不满，认为这是“中国漠视人权以及对其所资助项目的环境影响不重视的极好例证”。(35)
对上述批评应具体分析。这牵涉到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以及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问题。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料，这种采掘型工业对环境破坏较大。个别中国企业将国内的工作模式（如劳动时间、待遇与条件等）搬到非洲，造成不良影响，引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实际上，有的中国企业在国内就不注意环保措施，造成环境污染。此外，西方公司因环境污染受到警告或处罚也是常事。2006年，尼日利亚哈科特港的法院作出判决，要求壳牌石油公司赔偿尼南部伊格博族居民15亿美元，作为开采活动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的补偿。(36) 对有关批评，中国政府应采取正确态度，既要重视问题，又不要过度反应。援建大坝前的环境评估应请有资质的当地公司或知名国际公司进行。在批准国内公司赴非时应设立标准，加强当地法律教育。对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应理解尊重，不应一概视为敌视中国。非政府组织多受西方资助，背后不能说没有西方因素，但它们对本国环境的关切并非仅针对中国。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将西方公司告上法庭。中国只有制定有效措施，将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当地利益，才能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 国家形象的塑造：行动与宣传
针对国际上的各种反应，中国政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应具备一种全方位的策略，一个整体规划。这种策略分为政府行为与非政府行为，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它实际包括“做”和“说”即行动与宣传两个内容。
（一）行动方面
行动主要指中国在非洲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应有章法、守规矩、有理、有利、有节。做得漂亮，才能为确立正面的国家形象打好基础，为宣传提供素材与依据。有效宣传只能建立在负责任的行动上。
1.介入
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决不能放弃。然而，非盟的“互查机制”和“非漠视原则”提出了对成员国适当干预的新理念。《非盟宪章》中的“非漠视原则”规定，非盟有权在成员国出现“战争罪行、种族屠杀、反人类罪以及对合法秩序的严重威胁”等情况时对其进行军事干预，可在成员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派部队制止战争。中国介入非洲事务的最佳方式是与非盟及非洲次地区组织积极合作，尽量以非盟的决策和行动为依据。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处理颇为得当，但前期显得有些被动。
2.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应先有政治、经济、效益和环境的评估，后有等级划分和效绩鉴定。援助应认真听取驻外大使的意见，有的放矢、目光长远，既要急人所难、助人所需，又要避免短期行为或不顾后果或效益。(37) 优惠贷款项目的设立应引进竞争机制。大型援建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应通过当地资质机构或知名度高且持中立立场的国际机构的环境论证。除经济援助外，教育、卫生、农业和因地制宜的小项目是中国具有长期经验的援助项目，直接涉及非洲的民生，应大力加强。欧美国家援助工作集中统筹的方式值得中国借鉴。
3.投资
中国政府在鼓励企业到非洲发展时应有相应措施，避免将国内粗放经营模式带到非洲。中国在非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表现为缺少安全生产意识，工作条件较差，工人工资偏低，资源破坏严重，环保投入少。(38) 中资企业谦比希铜矿因事故或罢工受到当地舆论批评；(39) 中国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在苏丹的社会公益活动则得到当地社会的赞扬。中国在非洲投资需要得到非洲政府、地方与法律三方面的支持。政府多支持中国企业的生产；地方的支持则有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当地。让利应有具体标准，可由双方政府和企业制定百分比。中国投资需要非洲方面的法律支持，应加强与当地的司法合作，打击不遵守当地法律的行为。莫桑比克政府将有关法律译成中文，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帮助。只有各方努力才能使投资更具效益。(40) 中国在非洲的企业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要加强法律意识和队伍建设，注意国家形象和自身社会责任。2007年8月，中国65家企业在“改进企业对非工作座谈会”上发出了“树立责任意识，创建和谐共赢的中非经贸关系”的倡议。这是一个好的开端。(41)
4.政府治理方式
包括外交与内政。驻外大使在外交方式上需适应非洲政治的变化，特别是对多党政治的理解和对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的策略上。赞比亚反对党竞选时的表态说明了非洲政治的新情况。驻外使节应与非洲社会各方面加强交流，应使非洲政府认识到中非合作的多渠道。政府对国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过于僵化，既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也不利于国际交流。应以民间组织为渠道，加强与非洲非政府组织的交流。民间组织可参与援非项目。与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不仅可增强互相理解，也是开放的国家形象的表现。
5.多边合作关系
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应加强多边合作。西方国家对援非虽各有打算，但联合国有“千年挑战”的共同承诺。中国与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既有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宣传中国的援非工作。合作意味着公开，多边意味着透明。多边还包括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政府应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援非。发达国家的有些经验值得学习，如健全私人捐助渠道，鼓励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以各种方式援非。
（二）宣传方面
毋庸置疑，宣传是贯彻外交目的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家形象的确立有赖于三方面：宣传的内容、途径与宣传者。
1.宣传的内容
中国非洲战略的实施过程有很多创举，具有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的内容。有的学者将中国对非外交中的国家形象概括为患难与共的政治形象、平等待人的外交形象、互利双赢的经济形象和亲和友善的文化形象。(42) 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不仅使中国与非洲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对现存的国际关系提出了挑战。
宣传的内容主要包括双方合作的理念、原则和精神以及合作的项目和业绩。
（1）中非合作的理念、原则和精神
平等互助与援助双向的理念。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援助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责任与效率原则。国家之间的交往应有一种责任感，既包括对上（政府），也包括对下（民众）。言必信，行必果。定时定点、落实到位。
互惠双赢的精神。在交往中既要考虑到本国利益，也要善于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只有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才能使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
这些理念、原则和精神都要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
（2）中国的援非项目与业绩
坦赞铁路——中国援非的第一大亮点。在西方各国、苏联及世界银行以成本或客观条件为由拒绝修建后，中国政府主动承担了这一巨大工程，历时11年（1965～1976），牺牲65名中国工人。(43) 这是一项丰功伟绩，值得广为宣传。
援非医疗队——中国援非的第二大亮点。中国从1963年起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到2006年已向47个非洲国家派出1.6万名医务工作者，救助2.4亿人次。这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时间最长、涉及国家最多、成效最显著、影响最广泛。援外医疗队员的医术和精神赢得非洲人民的尊敬，被誉为“白衣使者”和“最受欢迎的人”。
大型标志性建筑。中国政府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一批里程碑式的建筑。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为满足非洲领导人好大喜功的心理。然而，深层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们是国家独立的标志和国家民族的象征，是文化非殖民化的体现。可以说，这些标志性建筑在非洲国家民族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4)
基础建设。50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共援建80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强调两点：因地制宜与助其脱贫。塞内加尔总统指出：“通过直接投资、贷款和各种公道合理的合同，中国已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了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在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改良对刺激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5) 这是对中国援建和投资基础设施的高度赞扬。
教育与农业技术培训。在中非教育合作中，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援非教育培训极具特色。为扩大援非规模，提高援非效果，中国教育部于2003年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建立援外基地，分别在计算机、远程教育、管理人才和职业教育等方面为非洲培训教育人才。中国还在农技、中草药等方面为非洲培养人才。培训班有两个特点：中国之所长和非洲之所需。(46) 2007年，中国农业专家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苏丹进行了项目可行性考察，以建立农业示范基地。
从2000年以来，中非合作的新模式已取得良好效益并赢得非洲国家的认同。然而，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说明：只有掌握“舆论主权”和“形象主权”，(47) 中国国家形象才会得到改善。宣传中不应忽略存在的问题和消极方面。只有这样，宣传才能以事实和道理服人。
2.宣传的途径
由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时间不长，在宣传上尚属新手，必须吸取他人的经验并有所创新，才能使国家形象得到改善。政府应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建立相关网站作为交流平台，或通过孔子学院和大学对外交流扩大宣传。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立体型宣传体系，包括网站、影视、书籍，以对中非合作的成就进行总结；(48) （2）建立非洲留学生和培训官员跟踪联络系统，他们是中非友好合作的重要力量；（3）成立“非洲论坛”，既为中非合作的发展提供民间交流平台，也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提供宣传舞台；（4）在国外报纸登广告，为中国政府在非洲的所作所为进行正面宣传；(49) （5）制造话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人员制造话题以反击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话题的选择要适当，既要有道德制高点，又要有针对性。
3.宣传者
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宣传由谁来做，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从理性而言，这应由中国政府来实施。然而，从策略上看，由政府宣传不如由非政府力量（主要是学者和各种民间组织）宣传，由中国人宣传不如由外国人宣传。
首先，非洲人的评论具有最佳效果。他们不仅可宣传中非合作的好处，也可免去中国人自吹的嫌疑。例如，塞内加尔总统2008年1月24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远比中国的宣传更有说服力。学者相对客观，有自己的判断，其观点将对世人了解中非合作起到积极作用。加纳学者普拉是非洲第一代政治学家，任开普敦的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主任。他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持正面看法，并多次就中非关系发表意见。他认为，中国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但从20世纪50～60年代起就一直帮助非洲建设基础设施。非洲人应从自身角度考虑如何应对形势变化，更好地利用现有条件发展非洲。(50) 尼日利亚学者费米·阿科莫拉夫指出，中国的崛起不同于西方，为非洲提供了经验，其观点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51) 贝宁学者吉尤姆·穆穆尼对中非关系的看法相对客观。(52) 这些具有良知和独立意识的非洲知识分子对中非关系的宣传最有效。由于他们未掌握话语权，其影响力有限。要影响西方，还需要西方人对中非关系进行客观评价。
其次，西方学者的客观评价至关重要。虽然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抱有偏见，但除极个别人外，他们一般是尊重事实的。我们应尽量利用西方媒体、学者或非政府组织宣传中非关系。肯尼思·金（金健能）是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前主任，一直从事非洲教育的研究，曾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由于他有机会接触中国，加上经常前往非洲实地考察，对中非合作有较深认识。他提出两个观点：中国与西方不同，总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观察非洲；中非合作是一种“互惠”关系。这在西方学者中极为少见。(53) 德博拉·布罗伊蒂加姆是美利坚大学的发展学专家，长期从事中国对非援助的研究。(54) 她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有关中非关系的会议上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态度比西方更积极。西方认为非洲是不断需要援助的落后大陆，中国看好非洲的投资前景。中国对非援助不断增加，奖学金数目翻番，向苏丹派出工程队，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55) 世界银行研究员布罗德曼较客观地描述了中印在非洲的经济活动。(56) 香港科技大学的贝利·沙特曼长期从事中国研究，对中非关系的认识也相当客观。(57)
最后，学者意见远比政府宣传有效。要为学者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与研究氛围，他们的研究包括基础、对策和应用三个层次。此外，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有两个误区：非洲穷；中国对非援助太多。这种偏见需通过普及教育和正面宣传来纠正。目前，援助仅以政府方式进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援助将成为公众关注点。作为纳税人，他们希望知道税款花在何处。缺乏正面宣传和畅通的信息渠道将给援外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并影响援助项目及制度的可持续性。中非关系的特点之一是首脑外交。然而，国家形象的塑造要有群众基础。政府应大力发展志愿者行动计划，让非政府组织也加入援非行列，使援助形式多样化。这不仅为中非关系增添了活力，还能培养一批具有献身精神且熟悉非洲的青年人才。
对中国的崛起，有人高兴，有人担心，这表达的是同一个信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至关重要。中国的非洲战略应从“做”和“说”两个方面向世界宣告：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非洲战略对世界有着积极影响。如何影响？这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收稿日期：2008-01-25］
［修回日期：2008-03-03］
注释：
① “国家形象”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参见［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傅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17页；罗建波：《中国对非洲外交视野中的国家形象塑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第48～54页。
②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载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序言），第1页；乔舒亚·雷默：《淡色中国》，载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9页。
③ Bates Gill,Chin-hao Huang and J.Stephen Morrison,“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D.C.:CSIS,2007,pp.10－13.
④ 王缉思认为国际战略主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战略以及对外经济战略。参见王缉思：《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2页。该期杂志集中讨论“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构建”。
⑤ 参见李安山：《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兼评国外的三种观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7～14页；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11～20页。
⑥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⑦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9页。
⑧ He Wenping,“The Balancing Act of China's Africa Policy”,China Security,Vol.3,No.3,2007,pp.23－40; Li Anshan,“China and Africa:Policy and Challenges”,China Security,Vol.3,No.3,2007,pp.69－93.
⑨ 关于欧盟的非洲战略及其评论，参见EU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EU Strategy for Africa:Toward a Euro-African Pact to Accelerate Africa's Development,COM 489,Brussels:October 12,2005; Bernt Berger,“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Can the EU Sit Back?”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3,No.1,2006,pp.115－127。关于美国的非洲战略及其评论，参见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U.S.A.,More than Humanitarianism:A Strategic US Approach Toward Africa,2006; Princeton Lyman,“China's Involvement in Africa:A View from the US”,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3,No.1,2006,pp.129－138。
⑩ 王洪一：《试论“中国威胁论”》，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28～32页。
(11) 参见李安山：《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兼评国外的三种观点》，第13～14页。
(12) Dianna Games,“Chinese the New Economic Imperialists in Africa”,Business Day,February 2005; Lindsey Hilsum,“China's Offer to Africa:Pure Capitalism”,New Statesman,July 3,2006,pp.23－24.学者少有这种指责。
(13) Denis M.Tull,“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Scope,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44,No.3,2006,pp.459－479; Ian Taylor,“China's Oil Diplomacy in Afric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2,No.5,2006,pp.937－959; Joshua Eisenman,“Zimbabwe:China's African Ally”,China Brief,Vol.5,No.15,2005,pp.9－11; Yitzhak Shichor,“Sudan:China's Outpost in Africa”,China Brief,Vol.5,No.21,2005,pp.9－11.
(14) “Africa's Economy:A Glimmer of Light at Last”,The Economist,June 24,2006,p.53.
(15) Abdoulaye Wade,“Time for the West to Practise What it Preaches ”,Financial Times,January 24,2008.
(16) Erica S.Downs,“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n Energy Relations”,China Security,Vol.3,No.3,2007,pp.43－47.
(17) Paul Mooney,“China's African Safari”,Yale Global Online,January 3,2005,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 id=5106.
(18)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派出高水平技工将技术传授给非洲工人，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共培训和使用当地员工8200余人。《综述：在非中国企业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誉》，http://www.focac.org/ chn/ zfjmhz/ t392505.htm。中国石油专家王启民到苏丹交流经验，传授采油技术。《中国石油专家在苏丹传授经验》，http://news.xinhuanet.com/ overseas/ 2007－06/ 22/ content_6276497.htm。
(19) 贺文萍：《关于加强中非全方位合作的若干思考》，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25页；姚桂梅：《非洲经济发展现状及对中非经贸的影响》，载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6～2007）——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9页；宋志勇：《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及面临的问题》，载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6～2007）——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60～70页。
(20) Barry Sautman and Yah Hairong,“Wind from the East:China and Africa's Development”,Paper presented at“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and Global South”,Shanghai,May 15－17,2007.“加拿大塔利斯曼能源公司出售在苏丹的石油资产”， http://sd.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212/20021200055506.html。
(21) Alan Beattie,“Loans that could Cost Africa Dearx”,Financial Times,April 23,2007.
(22) Joshua Eisenman,“Zimbabwe:China's African Ally”,pp.9－11; Yitzhak Shichor,“Sudan:China's Outpost in Africa”,pp.9－11; Joshua Eisenman and Joshua Kurlantzick,“China's Africa Strategy”,Current History,Vol.105,Issue 691,2006,p.223.
(23)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Sudan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2007,p.329.http:// postconflict.unep.ch.还可参见Adam Mohammed,“The Rezaigat Camel Nodamds of the Darfur region of Western Sudan:From Co-operation to Confrontation”,Nomadic Peoples,Vol.8,No.2,2004,pp.230－240。
(24)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认为用“种族屠杀”定义达尔富尔危机在法律上不准确，也于事无补。参见Arthur Bright,“‘Elders’ Criticize West's Response to Situation in Darfur”,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October 6,2007,http:// www.csmonitor.com/2007/1005/p99s01－duts.html。还可参见Jonathan Steele,“Darfur Wasn't a Genocide and Sudan is not a Terrorist State”,The Guardian,October 6,2005; Gérard Prunier,Darfur the Ambiguous Genocide,London:Hurst and Company,2005; David Hoile,Darfur in Perspective,London:European-Sudanese Public Affairs Council,2005。
(25) 2004年中国政府承诺向苏丹提供五批人道主义物资以缓解达尔富尔危机，这些物资先后运抵苏丹。参见《中国援助苏丹达尔富尔的第五批物资从天津启运》，载新华网，2007年8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24/content_6599211.htm。
(26) “African Union Defends Mugabe”,The Guardian,January 25,2005.
(27) Rob Crilly and Jan Raath,“Africa Gives Mugabe Its Blessing to Fight West's Sanctions”,The Times,March 30,2007.
(28) 塞内加尔总统在会上指出，津巴布韦正在朝着民主方向进步，它需要的是支持而非制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面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批评针锋相对：“德国总理及其他亲戈登·布朗的人难道真的相信他们比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非盟知道得更清楚吗？我们必须与这种傲慢作斗争”。参见Ingrid Melander,“Defiant Mugabe Tells Europe He won't be Lecture”,Reuters,December 9,2007,http://africa.reuters.com/wire/news/usnL0932952
3.html; Stephen Castle,“Mugabe's Presence Hijacks European-African Meeting”,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9,2007,http:// www.nytimes.com/2007/12/09/world/africa/09summit.html? _r=1&partner=rssnyt&emc=rss&oref=slogin。
(29) 李安山：《全球化视野中的非洲：发展、援助与合作——兼论中非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7期，第5～14页。
(30) “Loans that could Cost Africa Dear”， Financial Times,April 23,2007.
(31) Abdoulaye Wade,“Time for the West to Practise What It Preaches”,Financial Times,January 24,2008.
(32) “对非洲政府而言，中非峰会意味着这一大陆的发展前景因一个将非洲视为平等者的全球伙伴的加入而更加广阔。当批评者很快指出口头承诺并非总是落实在行动上时，非洲的领袖们似乎并不抱有同样的怀疑。中国的参与给予他们尊重和同等地位，而这些是他们与传统的发展伙伴打交道时所缺乏的。”参见Sanusha Naidu and Hannah Ediinger,“2006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A View From Africa”,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6/2007,Johannesburg:SAIIA,2007,p.319。
(33) Daniel Deng,“A Statemen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Northern Upper Nile”; Peter Adwok Nyaba,“An Appraisal of
Contemporary China-Sudan Relations and its Future Trajectory in the Context of Afro-Chinese Relation”,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froChinese Relations:Past,Present and Future”,November 23－25,2005.
(34) Ali Askouri,“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Displacing Villages and Destroying Communities”,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eds.,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Cape Town,Nairobi and Oxford:Fahamu－Pambazuka,2007,pp.77－86.
(35) Anabela Lemos and Daniel Ribeiro,“Taking Ownership or just Changing Owners?”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eds.,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pp.63－70.
(36) 《尼日利亚法院判壳牌公司向当地居民付巨额赔偿》，载石油与环境网络，2006年2月25日，http://pen.petroecon.com.cn/article.php/592；还可参见“Shell International's Legacy of Pollution and Damage”,http://www.groundwork.org.za/Pamphlets/Shell.asp。
(37) 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援助马达加斯加一批汽车，但由于不了解情况，这批汽车设计的燃料是汽油，而马达加斯加的汽油成本太高，燃料只用柴油，结果这批汽车在马达加斯加无法使用，只能成为废铁。
(38)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即使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设厂，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也会受到当地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严密监督，不负社会责任也照样名声不佳，甚至被逐出市场。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化潮流。”参见成思危：《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载《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第5期，第13页。
(39) 赞比亚谦比希铜矿（Chambishi Copper Mine）是中国政府批准在境外开发的第一个有色金属矿山，是中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2005年铜矿发生爆炸事件，46名赞比亚工人丧生。参见《赞比亚中资企业爆炸后续：爆炸无情友谊永存》，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5年5月6日。2008年1月3日，中方经营的谦比希炼铜厂约500名工人因抗议工资低和工作条件差举行罢工，经调解后于8日复工。参见“Zambia:Chambishi Copper Smelter Workers Down Tools”,The Times of Zambia(Ndola),January 4,2008,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801040297.html；还可参见http://www.sina.com.cn，2008年1月8日，新华社。
(40) 斯泰伦博希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进行的非洲的中国建筑工程项目的调研表明：非洲国家的监管力度愈大，中国项目的质量愈有保障。参见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China's Interest and Activity in Africa's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ectors”, http://www.ccs.org.za/downloads/DFID％203rd％20
Edition.pdf。
(41) 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2007年8月28日召开的“改进企业对非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努力扩大中非双方利益汇合点，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中资企业作为经贸合作的主体，不仅要考虑经济利益，更要考虑国家形象和自身的社会责任；不能只关注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要树立“多予少取”、“授人以渔”的思想。http:// internation.cfi.net.cn/newspage.aspx? id=20070828002322&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42) 罗建波：《中国对非洲外交视野中的国家形象塑造》，第48～54页。
(43) 张铁珊：《友谊之路：援建坦赞铁路纪实》，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387页。此书是第一部记录坦赞铁路的中文著作。还可参见George T.Yu,China's African Policy A study of Tanzania,New York:Praeger,1975; George T.Yu,“The Tanzania Zambia Railway:A Case Study in Chinese Economic Aid to Africa”,in W.Weinstein and T.H.Henriksen,eds.,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African Nations,New York:Praeger,1980,pp.117－144；陆廷恩：《坦赞铁路的修建与中非友谊》，载《亚非研究》，第七辑（1997年），第277～294页。
(44)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300页。
(45) Abdoulaye Wade,“Time for the west to practise what it preaches”,Financial Times,January 24,2008.
(46) 刘宝利：《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卓有成效》，载陆苗耕、黄舍骄、林怡主编：《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30页；《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7) 乔舒亚·库珀·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9页。
(48) 例如，动员参与过重大事件的外交官与援非人员撰写回忆录，组织学者编写有关中非合作的著作并以英文出版；征集资料，收集海外媒体的报道；委托电影公司或电视台制作有关中非合作的影视作品等。2006年中非峰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非友好合作展览（2000～2006）”加上2000年以前的合作内容，可在非洲各国展出，这种方式花钱少、效果好。中国驻加蓬使馆举办的图片展览取得成功即是明证。
(49) 《华盛顿邮报》是开拓国家广告业务的先行者。哈萨克斯坦总统和越南驻美使馆曾在《华盛顿邮报》上做国家广告，对正面宣传国家形象起到良好影响。中国的广告可用工程数据来说明中国援非的成就与规模。有些公关活动可请国外公司承担。
(50) ［加纳］普拉：《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与经济改革：对非洲的启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3～9页；Kwesi Prah,“Africa and China:Then and Now”,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eds.,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pp.57－61.普拉主编的论文集《非洲－中国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中非学者努力的成果。
(51) Femi Akomolafe,“No one is Iughing at the Asians Anymore”,New African,No.452,June 2006,pp.48－50.
(52) ［贝宁］吉尤姆·穆穆尼：《国内变迁与中非关系的变革》，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42～52页。
(53) ［英］肯尼思·金：《中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20页。他与笔者受邀于2007年1月参加由日本国际合作署举办的“中国对非援助：北京高峰会议及其后续行动”研讨会并做了讲演。他积极评价中非合作的现状，并就中日双方在援非的合作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54) Deborah Br
utigam,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1998.
(55) 《非洲人认为中国的投资对他们有帮助》，载《华盛顿时报》网站，2007年9月1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9月19日。
(56) Harry G.Broadman,Africa'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7.
(57)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East Mountain Tiger,West Mountain Tiger:China,the West,and “Colonilaism” in Africa,Baltimore:Maryland Series of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In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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