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美国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07.8
一、历史分期
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①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1963年，全美国仅有33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年，供职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5300人之多。②19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年，这一年6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立了类似的职位。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84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上，大副山茂召(Samuel Shaw)写下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贸易的产生而产生。但美国汉学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欧洲汉学从此结束了在美国的影响，实际上，19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人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当代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Mungello)将欧洲汉学的起源划定在17世纪，他把基歇尔(Athanasius Kireher)、威尔金斯(John Wilkins)、莱布尼茨(Gottfried W.Leibniz)等人利用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汉学家”(protosinologist)，把他们的研究称之为“早期汉学”(proto-sinology)。③如果套用孟德卫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建国元勋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潘恩(Thomas Paine)、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称为“早期汉学家”，他们都曾读过耶稣会士的著作并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④19世纪利用欧洲文献研究儒家思想的超验主义者如爱默生(Ralph W.Emerson)、梭罗(Henry D.Thoreau)同样也可以归入这一行列，他们虽然人数很少，研究范围也很有限，但却是美国早期汉学一个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⑤
对于这200多年的美国汉学史，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期。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界线，理由是战前美国的汉学研究比较零散，且受欧洲的影响比较大，战后，特别是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以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开始大量投入资金，美国汉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一分期方法是和将费正清(John K.Fairbank)看作美国汉学之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费正清1907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1929年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在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等著作闻名学界的马士(Hosea B.Morse)的指导下，费正清把中国海关问题定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从而确立了从外交史和制度史入手、以近代中国为课题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与传统的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文献考证——截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尝试。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大学执教。在此后的40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曾经听过他的课程并和他共事多年的余英时先生给予了这样的论断：“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列为一门课程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时代的落幕。”⑥
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地区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现实需要；二是在语言技能之外更强调学术训练，特别是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训练；三是在学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其中第二点是最为关键的，费正清曾将“地区研究”简单地归纳为“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⑦结合之后的汉学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中文系（东亚系），而是进入了各个学科。根据周法高1964年的实地考察，哈佛大学当时开设中国课程的有东亚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人类学系、法律系、美术系、音乐系，其他如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情况也相似。⑧所以也有人将费正清开创的这种研究模式称之为“中国研究”或“中国学”（China Studies或Chinese Studies），以区别于传统的以语文学和文献考证为特色的“汉学”(Sinology)。195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可以作为这种新模式诞生的标志，但中国研究的确立并不代表传统汉学研究的退场。哈佛燕京学社的存在和它的广泛学术影响就是一个明证。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年建立后，曾计划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来担任社长，后来伯希和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这非常好地说明了20世纪前半期欧洲汉学对于美国的影响。哈佛燕京学社毕业生的研究业绩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哈佛派往中国进修的学生为例，顾立雅(Herrlee G.Creel)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希克曼(L Sickman)专攻中国艺术史，卜德(Derke Bodde)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他们都将研究范围集中在中国古代，且主要从事微观考证工作。⑨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1933年在中国做研究期间曾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但没有成功，不得不通过在清华大学授课来解决生计问题，这一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大概产生了某种心理影响。但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并没有取代哈佛燕京学社，而只是通过“促进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来弥补后者的不足”。⑩所以，20世纪美国的中国学和汉学是并存的，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和对立，但同属于专业汉学(professional sinology)的范围，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20世纪以前的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美国业余汉学的主体是传教士汉学。美国商人虽然早在18世纪末就来到中国，但他们来去匆匆，无心他顾，中美通商50年后还几乎没有一个商人能懂中文，也就更谈不上对中国的研究了。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传教士的到来才宣告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很少，长期生活在广州、澳门的只有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伯驾(Peter Parker)、史第芬(Edwin Stevens)4人。1842年后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到1850年已经达到88人，1877年新教入华70周年（是年召开第一次新教大会）时则达到210人。(11)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致力于汉语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的研究，他们的著作成为19世纪美国人了解中国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在我看来，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虽然1877年耶鲁大学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可以看作是美国专业汉学建立的标志，但专业汉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很慢，赖德烈(Kenneth S.Latourette)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大学给予中国研究的关注很少，在给予某种程度关注的大约30所大学中，中国仅仅是在一个学期中关于东亚的概论性课程中被涉及，只有在三所大学中有能够称得上对于中国语言、体制、历史进行研究的课程。美国的汉学家是如此缺乏，以至于这三所大学中的两所必须到欧洲去寻找教授。”(12)
美国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29年2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19年建立的全国性学术促进机构）专门成立了“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以此来改变美国汉学研究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局面。所以我们不妨将1877年至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建立）或1929年（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建立）的这50年看作是过渡时期。专业汉学内部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的分野可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建立的1955年为时间点，从美国东方学会中分离出来的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建立的1956年同样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而分离的动力同样来自费正清。仍然以上述的时间点为界线，我们或者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1877年前）、中期（1877～1928年）、后期（1929年后）。
二、研究现状
就近20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点。1981年出版的《美国中国学手册》可以说是国内研究的一个开端，该手册系统地编译和整理了战后530名美国中国学家和515名美籍华裔中国学家的生平著述资料，同时还全面介绍了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收藏中文资料的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学书目等一系列信息，是一本资料翔实的工具书，为此后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出版有专著多种、论文多篇。(13)美国学者对自身学术的梳理也积累了不少成果，(14)其中以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书最为详尽和深入。柯文在该书中解剖了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三种方法(approach)：“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传统—现代”(tradition-modernity)、“帝国主义”(imperialism)，认为这三种方法虽然在课题的设定、材料的选择、问题意识等方面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Westerncentric)。在批判旧的研究方式的同时，柯文在书中呼吁学者们转向一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China-centered)研究方法，其特点是：“力图重建中国人所实际感受的历史，而不是一种外在的问题意识下的历史，将中国问题放在中国的语境中，将领土广大和情况复杂的中国分解为小的、更容易把握的单位，并将中国社会看作是分成若干等级的，在运用历史学方法之外热烈欢迎各种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15)这种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方法打开了学者们的思路，给此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注入了极大的活力。1996年柯文推出了新版《在中国发现历史》，在1984年老版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90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给予了切中肯綮的评价。
与战后中国学备受关注的情况相比，学者们对20世纪前半期以及20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该书给美国汉学的篇幅非常有限，在描述美国汉学起源时作者写道：“美国完成独立在1783年（乾隆四十六年），及释奴战终，统一南北之集权政府成立，已在19世纪中叶（1865年，同治四年），收夏威夷菲利宾在19世纪末（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其注意禹城，视欧人晚甚。其国民尚科学重实用，于中国历史文献之研究，初极忽视。有卫三畏者，纽约人，本神学者，于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由公理会派来华布教，曾编刊《中国宝库》(The China Repository)。乃由教会援助，于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创办《广东》之月刊杂志，1851年（清咸丰元年）停刊。1857年（清咸丰七年）至1876年（清光绪二年），为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晋至代理公使。归国后授中国语文于耶鲁大学，著《华语字典》及《读本》等。其《中国总览》(The Middle Kingdom)一书，凡两巨册26章，叙述中国历史地理人民政治文学社会艺术等概况，后由其子为复刊，流传甚广，为美人中国研究之见端。”(16)这段论述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有一些错误。但将卫三畏的《中国总览》（按：应为《中国总论》）看作美国汉学之开端却是很有道理的。莫东寅之后的国内学者对于美国早期汉学的状况一直处于语焉不详的状态，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改变。(17)美国学者对本国早期汉学的状况研究很少，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谭维理(Laurence G.Thompson)于1961年发表于台湾《清华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简要评述了1830年至1920年美国主要的汉学著作，在文献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18)
对美国汉学的研究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学术史的研究，其价值和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睹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19)战前美国在汉学上一直落后于欧洲，战后则逐渐成为西方汉学的中心，这是与其国力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了解美国早期汉学的历史，对于我们看清今天美国汉学的内在理路和成败得失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美国早期的汉学家都是业余汉学家，他们的学术研究不可能不与他们业内的工作发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对于他们的研究也就不能局限在纯学术史的范围内，而必须与19世纪的美国史、中国史和中美关系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除了业余和专业的差别之外，美国传教士汉学家与后来的专业汉学家相比还有两个显著的不同之处，一是他们在中国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二是他们几乎都是“无师自通”。以卫三畏和费正清为例，前者在中国的时间为43年（1833～1876年），而后者仅为4年（1932～1935年）。我们知道，费正清的“精神之父”是马士，他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是韦伯斯特(Charles K.Webster)，在牛津的老师是苏慧廉(William E.Soothill)，在北京时得到过蒋廷黻、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学术指导，(20)而卫三畏走的则是一条自学成才、不断摸索的道路。所以研究传教士汉学在坚持寻找“内在理路”的同时，必须把外在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
相比于20世纪初的梁启超，今天我们对于学术和学术史应该说有了一种更新的理解。学术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而是一种“话语”，其背后同样有着复杂深刻的“权力”运作。这一点在西方近代以来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的建构中显得尤为明显。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虽然涉及的主要是西方关于近东的知识谱系，但它很好地提醒我们，今天当我们书写汉学史时，不仅要关注学者们说了些什么，更应该关注的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或者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事物的“真相”，而是事物的“秩序”。实际上，根据福柯的见解，对于生活在一种文化中的人来说，要“真正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真相是完全不可能的”。(21)这种看法或许有点绝对和悲观，但是采用一种“考古学”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历史学”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学术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详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黄育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几点变化》，《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②John M.H.Lindbeck,Understanding China: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1,p.140; David Shambaugh,ed.,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N.Y.:M.E.Sharpe,1993,p.197.
③David E.Mungello,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Stuttgart: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1985 ,p.14.
④详见A.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pp.85～97。
⑤爱默生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美国思想家”(the first truly American thinker)，也是最早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的美国思想家，但他的主要兴趣在印度、波斯，中国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就中国文化而言，他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儒家经典，参见Frederic I.Carpenter,Emerson and Asi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pp.232～255。
⑥余英时：《开辟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新领域：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傅伟勋、周阳山主编：《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第2页；关于费正清生平和学术思想的详细讨论，另可参见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钱金保：《中国史大师费正清》，《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Paul A.Cohen & Merle Goldman,eds.,Fairbank Remembere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⑦John K.Fairbank,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Alfred A.Knopf,1974,p.214; John 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Harper& Row,1982,p.324.
⑧周法高：《谈美国数大学有关中国的课程》，〔台湾〕《新天地》1964年第2卷第11期，第14～17页。
⑨关于哈佛燕京学社，详见张凤：《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文史哲》2004年第3期，第59～69页；Earl Swisher,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Notes on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No.11,1942,pp.23～26。
⑩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8,pp.30～31,p.199.
(11)S.W.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3,Vol.2,p.367.近代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807年9月8日。
(12)Kenneth S.Latourette,American Scholarship and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38,1918,p.99.
(13)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993年出增订版）；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王建平、曾华：《美国战后中国学》，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胡大泽：《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苏炜：《有感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读书》1987年第2期；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张铠：《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1期。
(14)Derke Bodde,Sinological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46,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New Series,Vol.6,1946; Meribeth E.Cameron,Far 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Far Eastern Quarterly,Vol.7,No.2,1948; Amy A.Wilson,et al eds.,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New York:Praeger,1983; Richard C.Howard,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hina Studies:A Chronological Outlin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Orientalist Libraries Bulletin,No.32～33,1988.
(15)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wrical Writ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x.该书1984年版有中译本：《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16)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第141页；2006年大象出版社重刊此书，上述引文见重刊本，第104页。
(17)代表性著作有：张铠：《美中贸易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奠基——殖民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仇华飞：《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18)Arthur W.Hummel,Some American Pioneers in Chinese Studies,Notes on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No.9,1941; Laurence G.Thompson,American Sinology 1830～1920:A Bibliographical Survey,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2 ,No.2,1961.
(1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61页。
(20)John 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Harper & Row ,1982 ,pp.17～93.
(21)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New York:Vintage Books,1971 ,p.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