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图书馆服务理念与实践6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服务理念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60年图书馆服务走过的历程，是服务理念不断转换和加深认识的历程，也是图书馆服务实践不断拓展和持续创新的过程。本文试以个人不完全的文献调研和体会，通过一些主题词来反映以公共图书馆为主的服务理念与实践，在60年历史中留下的发展轨迹。
1 资源共享
60年来，图书馆资源共享活动走过了漫长、艰难而富有成果的路程。1957年9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7次会议批准公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决定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组，并在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分别设立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和第二中心图书馆；同时，还决定在武汉、沈阳、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天津和哈尔滨等城市分别建立9个地区性中心图书馆，开展了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之间的分工合作，包括图书采购、调拨、交换、互借以及编制联合目录等项图书馆服务工作。[1]198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听取了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所作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通知，通知提出：“决定在文化部设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书记处认为：将来还可以考虑把北京图书馆搞成一个中心，建设全国性的图书（馆）网，把图书馆办成一个社会事业。[2]1984年9月，全国高校图工委秘书处在大连主持召开了藏书建设研讨会，会上首次提出了“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之后，围绕藏书建设和资源共享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其中1986年11月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在南宁召开的文献资源布局学术研讨会和1992年5月由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等在西安召开的以“现代图书馆藏书建设与资源共享”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具有一定的影响。1987年10月22日，由国家科委和文化部发起的中国“部际图书情报协调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参加部委有国家教委、中科院、中国社科院、国防科工委、邮电部、机电部、国家档案局、国家技监局、中国专利局等11个部委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发展政策、协调文献布局和计算机网络建设、组织协调联合统一编目等。“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项目在中国各地广泛展开。[3]1994年3月14日，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在上海成立，19家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馆等机构在协议书上签字；1998年5月，上海成立了由副市长为组长的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领导小组，制订了《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计划》，形成了跨系统、跨行业的文献资源协作网。1998年10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签订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协议书，实现了网络互连、馆际互借、数据交换、文献传递等服务。这些举措，开启了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以及情报研究所的共建共享服务的新路径。[4]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2002年4月正式启动的文化创新工程，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文化共享工程创新了图书馆服务的内容、图书馆服务的管理机制和图书馆服务信息传递的技术。以服务内容而言，文化共享工程加工并整合了各类文化科技信息，建立了各省级分中心上传信息的激励机制，并利用覆盖全国的网络实现跨地域的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以管理机制而言，从国家中心到省级分中心和各地市（区）、县的支中心以及基层服务点，都建立了管理制度，不少地方均能够实时了解读者服务的各类数据，人员培训形成了长效管理机制。以信息传递技术而言，全国县级支中心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份，通过文化共享工程使计算机服务的硬件设施进行了空白填补和更新换代，大大提升了县级图书馆在信息环境下为读者服务的能力。广东、山东、上海、天津、浙江、江苏、河南、吉林、山西、广西、四川、辽宁等地在文化共享工程的服务方面均创造了许多经验，如广东的流动服务、上海的城市信息化结合推进服务、天津的延伸服务、吉林的跨行业的共享联盟服务、辽宁的进村入户服务等，成为新形势下构建全国文化服务体系、惠及千家万户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基础工程。至2009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约12亿元，数字资源已增加至74.65TB，全国建成了1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1687个县级分中心，4797个乡镇基层服务点，与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合作共建的服务点75万个，其中配备文化共享专用设备的有31.5万个。2009年底，文化共享工程的布点覆盖率在县级支中心将达到98%，乡镇基层服务点将达到40%，村基层服务点将达到70%。[5]
2 有偿服务
图书馆有偿服务或创收服务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中国图书馆界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汇。《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49～1980)的分类表中尚未有相关类目，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81～1985)的分类表中，专门新设立了“有偿服务”类目，收录了39篇论文，可见这一问题当时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热点。[6]在这一特定的时期，为了弥补各级财政对图书馆投入的不足，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均不同程度地对读者进行了收费服务。这种收费，有的是办证费，有的是借书费，有的是底本费、上网费和查询费，有的是专题咨询费，还有的是通过出租和经营餐厅、小卖部、书店、招待所等开展经营活动，其中的大部分收费服务是在各级政府对各类图书馆补助经费尚不到位的情况下图书馆服务的一种变态与变例，问题表现在图书馆，但其主要根源并不在图书馆自身。这种有偿的创收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段特定时期国家对图书馆特别是人力资源投入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一些图书馆服务的热情，推动了图书馆为读者、企业和政府决策的服务，提高了图书馆的成本和效益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提供了便利。以辽宁省图书馆为例，该馆从1980年年创收5万元，发展到2003年年创收309万元。[7]当年深圳南山程亚男馆长在谈到图书馆拮据的钱袋时认为：“为解决图书馆经费的不足，人们一直在寻求有效的途径，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一是依靠政府投入；二是争取社会资助；三是自己创收。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8]1984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安徽芜湖市召开了图书馆改革学术座谈会和图书馆改革研讨班，江苏南京的金陵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等在会上介绍了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经验，这是较早地使用有偿服务的例子。[9]而这种改革，反映了当时改“单纯公益型的社会服务事业机构”为“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兼有型图书馆。[10]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并颁布了《关于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文件指出：“文化事业单位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把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结合起来。”这是图书馆行业较早使用“有偿服务”的政府文件。1989年1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之后，图书馆界广泛开展了为“科技兴农”服务工作，1991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召开了全区公共图书馆为科技生产服务研讨会，同年5月，中国图书馆学会读者工作为科研生产服务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大连图书馆举行。需要指出的是，有偿创收服务的理念与实践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宗旨，许多图书馆将基本服务一并纳入收费的范围，这样既腐蚀了图书馆人自身的思想，也影响了图书馆服务的健康发展，并对图书馆的良好声誉造成了负面的作用，特别是损害了广大读者免费或基本免费享受图书馆服务的基本文化权益，并非图书馆服务科学持续的发展之道和发展之法。还有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者在一段时期内将公共图书馆也纳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范畴，从而偏离了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服务的发展方向。[11]
在图书馆的服务中，公共图书馆收取押金也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1987年10月，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在报上向读者通告了办借书证收取押金的规定：中文借书证每证押金20元，外文借书证每证押金100元。以后中文借书证每证押金上升至100元，外文借书证每证押金上升至1000元。1993年，文化部起草了《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条例第22条明确规定：“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可适当收取保证金，对借书未还者按规定处以罚款。”这样，图书馆借书押金和罚款得到了政府和相应法规的认可。[12]这种押金的收取，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读者进入图书馆的门槛，个别公共图书馆已于近几年中进行了取消押金的尝试，此举孰是孰非，尚有待实践的检验。
2006年7月，深圳图书馆在新馆开放之际，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服务理念，并付诸实践。2007年12月，浙江省图书馆率先实行办证和续证免费，开省级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风气之先。2008年2月7日，国家图书馆进一步推出全面减免收费项目，包括取消读者卡工本费、读者卡年度验证费、读者存包费、自习室使用费、讲座门票费等，在全国引导推动了基本服务免费机制的普遍建立。[13]如果说，图书馆为了体现公平、适度以及管理的要求，对于个性化的增值服务继续应当收取一定费用外（采用收支两条线政策），那么，图书馆向公众提供的基本服务，则应当免费提供，这一点，在国家增加投入的背景下，在图书馆业界特别是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期盼和监督下，现已基本实现。近年来，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各级政府加大对图书馆的投入以及世界发达国家图书馆平等开放理念的深入人心，公共图书馆的免费服务共识已经形成。但在这种免费服务的热潮中，我们也应当进行冷思考，即对图书馆的有偿服务进行理性辩证的、符合实际的、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对有偿服务进行科学的界定，对收费服务进行合法的实践探索，切忌一刀切、一阵风。[14]关于免费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宣言》在修订过程中即有所思考，即免费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原则之一，但这并不完全排斥有偿服务。收费对图书馆而言只是一种辅助和手段，而不起重要作用，也不能将公共图书馆的生存依赖于从读者那里获得收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15]
3 平等开放
在服务的理念上，树立以读者为本的服务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部就对读者服务提出了要求。1953年1月26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签署社管图字第343号公函，要求公共图书馆“应以图书最迅速地、广泛地在读者中间流通的总原则，开展推广、阅览、辅导、群众工作，在工作中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主要方针”，并对当时的苏州图书馆提出“拟协助工会、农村成立小型阅览室5处”。[16]至1958年，苏州图书馆的年流通阅览人次已达10622人，外借书籍127366册，开放时间由每天6小时延长至11小时，实现了天天开放。[17]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公共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经历了由传统的封闭式到半开架以及全开架，从物理空间的服务发展到网络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服务，由被动单一的一般性服务发展到主动多样个性化的服务，由浅层次、粗放型的服务不断向深化内容、拓展领域、专门特色、提高质量、注重效益的道路发展，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方式的图书馆服务全球新理念正在逐步化为实践。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曾出现过“国图事件”和“苏图事件”，但图书馆为所有公众服务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以往对进入图书馆的身份地位的限制以及阅读文献的各类限制开始取消和改变。20世纪90年代，围绕中国公共图书馆如何为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曾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进行了内容丰富的实践。[18]李明华曾将这些服务归纳为12个方面的经验：为重点读者和重点工程服务、开辟专题阅览室为企业服务、为某行业开展特色服务、开发地方文献使之转化为商品、为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参考信息、开发信息产品参与信息服务业、建设和利用各种数据库、举办展示会推广新产品新技术、举办经济和科技知识讲座和培训班、送资料下乡用知识扶贫促进科技兴农、举办书刊巡回展阅促进有效传播、图书馆与企业联合开发信息资源等。[19]进入21世纪之后，图书馆的服务向何处去，吴建中《21世纪图书馆新论》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图景：工作重心从书本位向人本位转移，业务重心从第二线向第一线转移，服务重心从一般服务向咨询服务转移，收藏向各种文明记忆及其载体延伸，业务向馆外延伸，服务向社区及家庭延伸，图书馆是终身教育和文化娱乐中心，图书馆是信息传播与交流中心。[20]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员的服务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的图书馆员职业发展前景如何，王子舟为我们设计了这样的多重形象：善于交流的知识经纪人、社区居民的知识主管、博学敏捷的知识咨询师、某一领域的知识鉴赏家、业余自修的学习辅导员。[21]2006年6月，在长春图书馆召开了以“理性、开放、和谐的图书馆”为主题的国际图书馆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用户研究与服务专业委员会主办，会议的主题折射出对当代图书馆服务定位和服务理念的深层次思考。[22]
在服务的方法上，力求为读者提供就近、便捷、可选择和温馨的服务。1987年8月，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并于当年10月下发。[23]其中提到：图书馆要把开发文献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文献信息的需求作为根本任务，并要求图书馆实行开架阅览。在此前后，许多图书馆通过思想大解放，逐步实现了从闭架到半开架乃至全开架的服务，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借阅。深圳图书馆在1986年开馆时以全开架的管理服务模式为图书馆服务吹来了一缕新风。而辽宁省图书馆从1994年新馆试开馆之日起，即进行了大面积开架服务的实践探索，提出了“能开架的不闭架”的服务理念。[24]据河南省公共图书馆统计，至1996年，全省约有80%的图书馆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开架借阅。[25]黑龙江省公共图书馆于1991年和1992年连续两年组织了全省性的开放服务竞赛，赛后读者人次、图书流动站、读者活动、课题服务成果均增加了三成，读者证也增加了16.4%。[26]图书馆努力实现管理和服务的转变，即从让读者走近图书馆发展到让图书馆走近读者。图书馆的流动服务、延伸服务、送书下乡服务、汽车图书馆服务、残疾读者服务等使图书馆的开放不断扩大，图书馆通过文化共享工程和流动图书馆等形式，使图书馆的各项服务不断进入到社区、村镇、企业、学校、军营、机关、会所、商厦、车站、进城务工者居住区、寺庙、监狱等，努力使社会公众平等享用公共图书馆的权益得到保障。
在服务的机制上，构建城乡四级图书馆网络，为平等开放的理念提供机制保障。上海市政府曾在1996年－1998年规划建设全市的里弄（村）图书室，每个里弄（村）图书室面积达到10平方米以上，图书1000册以上，报刊10种以上。[27]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之际，提出了“360行，行行可以办证，365天，天天开放”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新理念。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均实行了延长开放时间的服务新举措，每周的开放时间达到了56小时以上，有的达到70小时以上。（文化部《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2009年版）以浙江图书馆为例，1997年的读者办证数为1.6万张，而经过了两年后的1999年，办证量猛增至84455张，增长率为527.84%，这样的例子在全国比比皆是。[28]以1954年和1999年比较为例，1954年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共接待读者1680万人次，1999年为1.8亿人次；外借书刊1954年为1065万册次，1999年为1.63亿册次；举办各种读者活动1954年为5155次，1999年为3万多次；解答读者咨询1954年为11556次，而1999年为162万条。[29]为了在新形势下推动图书馆服务的创新，国家图书馆围绕“服务立馆”的理念，于2006年10月26日专门召开了国家图书馆服务工作会议，出台了《国家图书馆创新服务实施办法》，内容包括创新服务领导机构、服务基金、服务研究、服务项目、考核与评价、保障措施及奖励等。[30]
在服务特色上，许多地区和图书馆结合本地区和馆藏特色开展了形式各异的特色服务。20世纪80年代末，湖北省提出在全省各地建立20个“湖北特色文献中心”，如黄石市服装图书馆、汉川市淡水养殖图书馆等。上海图书馆于2009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心主题图书馆研讨会，总结近年来在全市进行主题图书馆布局的经验和体会。[31]讲座服务、展览服务以及阅读推广服务等成为21世纪图书馆服务的新载体，许多图书馆已将讲座、展览等原本是边缘业务的服务内容纳入到图书馆核心业务的范畴，并建立起地区和全国的资源共享和服务联盟。而一些特殊群体的公众服务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拓展与深化，如残疾读者、老年人、少年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军营中的部队官兵、监区的学员、境外居住人员等。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共同推进特色服务，如2002年5月，上海图书馆会同上海市残联和上海市邮政局率先推出了为残疾读者免费送书上门服务，至2009年，全市固定的残疾读者服务对象已发展至千人。
回顾建国60年图书馆服务的发展历程，其中有许多曲折。如1958年，人民公社图书馆（室）曾一下子发展至47万个，而第二年即锐减至28万个，而且以后真正得以巩固发展获长效管理的为数甚少。[32]特别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图书馆事业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许多图书馆的文献典藏被作为“四旧”和“毒草”付之一炬，众多文献散佚，更谈不上藏书建设，图书馆服务几乎陷于停顿。以国家图书馆为例，1969年与1965年相比，西文书减少了70%，日文书减少了80%，俄文书减少了87%，外文书刊减少了50%。[33]又以河南省公共图书馆为例，1960年，该省公共图书馆达33家，而到了1976年末，全省公共图书馆仅剩13家。[34]
4 总分馆制
2005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始正式提出。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了国家兴办的图书馆等是“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并提出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16字发展方针。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2004年12月，国家推出了“送书下乡工程”，而在此前后逐步形成的遍及城乡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更是对图书馆起到了机制创新和服务创新的作用。
2000年初，王荣国、王筱雯在《图书流动站是公共图书馆开展服务的重要形式》一文中即提出“图书流动站是有中国特色的分馆制”，在中国较早提出了中心馆和分馆制的理念并以图书流动站的形式进行了实践探索。[35]2000年9月，上海市领导在视察上海图书馆时提出了建设特大型城市中心图书馆的发展目标，并提出上海图书馆应与上海各高校图书馆和区县图书馆合作，共同创建上海市的中心图书馆。何谓中心图书馆？中心图书馆是在不改变各参与图书馆行政隶属、人事和财政关系的情况下，以上海图书馆为总馆，其他区县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科技社科图书馆等为分馆，以网络为基础，以知识导航为动力，以资源共享为目标，以提高服务水平为目的而组建的一种新颖的图书馆服务联合体。中心图书馆以总分馆一卡通的主要服务形式推动了图书馆服务在城乡的就近布局和便捷服务。200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总结了总分馆一卡通的创新服务方式，明确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城市图书馆采用通借通还等现代服务方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社区和农村延伸。”这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图书馆发展的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而推行新型的图书馆服务体制，在21世纪的头10年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长足的发展。如深圳市提出了“以市馆为龙头，以区馆为骨干，以街道馆为基础，以社区馆为节点”的发展思路，浙江嘉定市创造了“政府主导、整体规划；三级投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服务创新”的发展经验。[36]
总分馆制体现了城乡文化发展战略规划中图书馆服务的引导功能、协调功能和配置功能，体现了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服务原则和服务目标。[37]在许多城市（城市群）中，总分馆体系逐步实现了文献采访编目标准化、文献物流配送社会化、系统网络服务规范化、书刊通借通还一体化、人力资源发展专业化、组织文化建设行业化，从而实现了图书馆服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心图书馆的总分馆制提升了图书馆服务的总体品质和服务能级，具体表现在：加大了投入、改善了设施、丰富了文献、催生了新技术的运用、提升了馆员的专业能级、拓展了网络服务的空间、加强了区县馆专业主题特色、增强了城市图书馆的整体合力、整合了服务资源、促发了社会的共建、推动了行业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创新了管理激励机制、促进了图书馆利用率的提高。
5 服务文化
图书馆服务管理的高境界是图书馆组织文化的建设。组织文化一般可以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形象文化。其中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就是机构的目标、愿景、核心价值观。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图书馆行业的核心价值受到了业界的高度重视，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果之一就是在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重庆年会上，第一个图书馆行业宣言《图书馆服务宣言》正式发布。[38]发展愿景不仅成为一个图书馆机构文化的追求所在，而且成为整个行业文化发展的目标，如湖南省的130多家公共图书馆馆长于2006年3月齐聚长沙，通过和发表了《湖南省公共图书馆共同愿景》，内容包括公共图书馆是为公众敞开的知识之门、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灵魂、图书馆人因奉献而美丽、政府的重视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等。[39]2008年5月22日至24日，来自全国25个城市的80家图书馆汇聚上海，签署了《把公共图书馆建成城市教室和市民客厅——中国城市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愿景》，提出了城市图书馆应当成为城市的时间、空间与价值观的体现；城市图书馆应当成为城市的教室和市民的客厅；城市图书馆应当建立覆盖全城市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总分馆体系；城市图书馆应当注重技术发展主引擎；城市图书馆应当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全面质量管理评估指标体系。[40]许多图书馆先后提出了发展的使命和目标，如1996年12月，深圳南山图书馆落成并对外开放，其巨幅墙雕“智慧之门”便象征读者将进入一个无限的知识空间；[41]上海图书馆在2003年提出了“积淀文化，致力于卓越的知识服务”的发展使命，“世界级城市图书馆”的发展目标，“精致服务、至诚合作、引领学习、激扬智慧”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国家图书馆2005年提出了人才立馆、服务强馆、科技兴馆的发展理念。全球的一些图书馆发展理念也影响到了国内。如市民广场和城市教室成为近年来一些图书馆服务的新愿景。21世纪初落成的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图书馆总馆在阅览大厅中用醒目的大字在阅览大厅围栏的不锈钢墙板上标示出“市民客厅”的图书馆服务理念；[42]无独有偶，著名图书馆学家舒茨也曾提到了读者“把图书馆比作了第二起居室”。在此之后，中国图书馆界的服务理念受此影响，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服务定位，如上海图书馆于2003年提出的“城市教室”，同年深圳将建设“图书馆之城”作为文化立市的发展战略，杭州图书馆2008年提出了“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的服务口号，如此等等。
在行为文化和形象文化领域，中国图书馆学会于2002年11月，经中国图书馆学会六届四次理事会通过，曾公布了《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发布是图书馆界重视行为文化的一个成果。国家图书馆出版了程亚男主编的《图书馆文明服务手册》（2006年10月），许多地区的图书馆开展了图书馆行业规范服务达标活动，促进了图书馆行业服务的规范化。[43]有学者对图书馆职业价值观及道德规范进行了中外比较的理论研究。[44]自2006年启动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志愿者行动——基层图书馆培训”不仅对全国基层图书馆的服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也起到了很好的图书馆服务宣传推广作用。从2006年到2009年的4年中，由100多人次的志愿者对全国20个省区2300多人的基层图书馆馆员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基层图书馆的馆长和业务骨干进行了培训，其2006年培训对象为300多人，2009年达到了700人。此项活动还纳入了中国科协的继续教育引导工程。这一志愿服务团队所体现的奉献、爱心、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对全国图书馆界的志愿者服务起到了示范作用。[45]又如，上海图书馆于2007年荣获了上海全市组织的瑞安杯文明礼仪大赛总决赛冠军，温州图书馆在2008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届全国青年学术论坛上展示了该馆文明礼仪的风采，而在这次青年论坛上，图书馆的公共形象如何研究、策划与设计成为论坛的主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个个图书馆新馆建筑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图书馆借此进行了视觉识别系统的建设，如通过国内外征集机制标志、聘请专业机构设计导引系统、注重建筑内外的软设计以及在员工中实施着装统一等，成为图书馆形象文化建设的新风景。
从制度文化而言，制定图书馆法和图书馆服务标准的呼声日益强烈，[46]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了图书馆服务的规范和标准。如1982年12月，文化部颁发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全国高校图工委也颁发了《高等学校图书、资料、情报工作人员守则》。2004年7月27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批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委托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制定的《图书资料业务人员（图书资料馆员）国家职业标准》开始试行，同时试行的还有（古籍馆员）和（文献修复员）。[47]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也曾就图书馆员的职业准入制度专门立项进行了研究。[48]2008年4月16日，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和文化部组织编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编制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标准》颁布并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作为建标[2008]74号。2008年8月28日，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化部负责编制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颁布并于2008年11月1日起实施，作为建标[2008]150号。[49]此后，从2008年1月又启动了《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编制工作，此项国家标准由文化部提出并归口，由上海图书馆负责编制、浙江图书馆和长春图书馆参与编制，具体的编制工作现已接近尾声，呼之欲出，即将问世。这些文件、法规和举措，促进了改革开放后全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服务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6 技术引擎
新技术的应用成为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图书馆服务的新亮点。对新技术的感悟，我们不能不提到刘国均先生在《图书馆工作》1975年第1期上发表的《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刘先生以敏锐而独到的眼光注意到国际图书馆事业进展中机读目录的重要作用，文章对中国图书馆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中国国家图书馆于1975年专门成立了“自动化发展部”，这一信息显示了图书馆服务的自动化技术开始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至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开始在图书馆中得到普遍的运用，使图书馆的服务能级得到了提升。[50]数字图书馆是新技术运用的重要载体。1997年初，由国家图书馆牵头，联合上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文化部文化科技开发中心等7家机构共同承担的“中国实验型数字图书馆”科研项目开始启动，从而翻开了中国图书馆迈向数字时代的新篇章。[51]2007年7月26日，首次“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此后，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至2009年3月，已召开了第7次会议，通过并规划实施了许多数字共享的协议与项目。
深圳图书馆成为新技术运用与创新的最为典型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图书馆推出了“实时多用户计算机光笔流通系统”；数年之后的1988年，深圳图书馆又承接了文化部研制“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1991年成功后，向全国推广，用户曾达到3000家；2001年，深圳图书馆又承接了国家计委科研项目“地区性数字图书馆网络构架研究与开发”；2006年，深圳图书馆在新馆开馆之际，即在全国图书馆中较早采用了RFID技术；2007年，又进行了技术创新，推出了“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些层出不穷的信息技术，使图书馆服务的能级不断得到提升，推动了图书馆服务空间和范围的拓展。无独有偶，在广东，东莞图书馆以其技术的创新而闻名全国，东莞图书馆新馆2005年10月对外开放，其整个建筑由“I”和“E”两个字母构成，以体现当代图书馆“E时代”和“信息化”的发展理念。该馆于2007年11月，在全国率先开办了第一家图书馆不受时间限制的全天候自助服务站——“图书馆ATM”，并推出城市图书馆集群管理平台，这些，均反映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服务流程、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的革命性变化。东莞图书馆还因此于2008年6月荣获了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颁发的国际创新奖。[52]此外，上海图书馆于2003年率先以“手机图书馆”的理念推出了相应的系列读者服务，2009年率先推出了电子阅读器借阅服务等，均为信息技术推动图书馆服务的例子。
2005年，图书馆2.0在全球图书馆行业出现，[53]2006年之后，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出现的“信息走廊”（后易名为“信息共享空间”）开始传入中国，并在一些大学图书馆进行了实践的尝试。范并思、胡小菁的《图书馆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成为第一篇研究讨论此一主题的中文论文。[54]在图书馆2.0的理念与实践方面，重庆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在2008年－2009年间，围绕图书馆2.0分别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图书馆2.0：升级你的服务》一书（2008年4月），《图书馆杂志》2007理论学术年刊《新技术背景下的图书馆》中有多篇论文集中讨论了以图书馆2.0为代表的一些图书馆新技术。[55]2009年，云计算开始在图书馆界引起关注，图书馆服务技能在日新月异的信息网络技术环境下将获得新的活力。
7 宣传推广
自1989年起，文化部决定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如2000年的主题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的设置，使图书馆服务的推广活动有了年度的策划和实践，成为图书馆服务宣传与推广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成为增强全民图书馆意识和信息素养的一个重要载体。1997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国家科委、国家教委等9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倡导全民读者，建设阅读社会”为宗旨的“知识工程”计划，推动了图书馆以群众性读书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推广工作。据广西推行“知识工程”后3年的数据统计，自治区内共获捐书180多万册，捐款80万元。[56]1998年12月22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国家图书馆，在全社会倡导人们多读书，大兴勤奋学习之风。从而对全国图书馆的读书推广服务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57]此后，文化部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在每年的12月组织开展了“全民读书月”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宣布了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也简称为“世界读书日”）。中国图书馆界自2004年以来，利用世界读书日的契机，较为广泛地开展了各类读书推广活动。特别是2006年的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联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等11个部委，共同向社会发出倡议，在当年的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58]同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在广东东莞举行了成立大会，同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等机构在深圳召开了全国读书文化研讨会，通过了《关于倡导“全民阅读”的深圳宣言》，进一步将全民阅读活动推向深入。
中国图书馆界在经历了对图书馆核心价值逐步认识的基础上，于2007年8月在兰州举行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宣言》（草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讨，并于2008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予以正式公布。《图书馆服务宣言》中提出了“图书馆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与信息中心”等7项目标，这是对图书馆服务理念的一次大宣传和大普及。
60年中，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图书馆界形成了众多的服务品牌，如国家图书馆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文津讲坛”、“文津图书奖”，首都图书馆的“北京记忆”、“首图影像”，上海图书馆的“上图讲座”、“中心图书馆一卡通”、“上海之窗”，深圳图书馆的“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东莞图书馆的“图书馆ATM”等，这些品牌，折射出图书馆服务理念、服务内容、服务技术、服务机制的与时俱进和持续创新。
8 世界眼光
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交流日益增多，世界眼光成为中国图书馆服务发展的重要特征。
从图书馆服务的世界眼光分析，其中的事件、人物和文献众多，值得一提的有中国通过竞选的方式进入了国际图联的上层管理组织，如孙蓓欣(1997-2001)、吴建中(2001-2005)、张晓林(2005-2009)、朱强(2009-)等先后当选为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而全国各大图书馆机构进入国际图联各专业委员会担任常设组成员的人数也已有25人之多。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联大会为图书馆服务的全球视野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广泛的契机。1996年8月25日至31日，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首次在北京举行，在此前后，在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主题为“全球的信息存取：挑战和机遇”的首届中美合作会议，在天津图书馆召开了“版权与图书馆”为主题的国联大会会前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主题为“全球数字化图书馆”的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主题为“为发展研究寻求信息”的专题研讨会。[59]这一系列国际性的会议的举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图书馆服务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融入世界图书馆大家庭的热情和愿望，进行全球图书馆合作的积极而自信的步伐。一些具有世界眼光的著作也先后面世，如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长杨威理撰写的《西方图书馆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这是中国较早研究西方图书馆史的专著。李国新所著《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6月）从中国图书馆法治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的视角出发，为我们介绍了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的概况。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上海图书馆学会组织编译的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中文版2002年5月面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为中国图书馆界学习和了解公共图书馆的作用、目标、服务和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普及教育作用。由国内外图书馆学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丘东江主编的《21世纪图书馆学丛书》为我们了解全球图书馆服务的最新进展提供了参考。[60]2004年，《外国图书馆学术研究——戴镏龄文集续编》被列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的第一种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其中收录了戴镏龄早年翻译的《图书馆的财政问题》等论文。吴建中主编的《世界经典图书馆建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介绍了全球22个国家的47家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建筑。程亚男撰写的散文集《流动的风景——图书馆之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为我们带来了众多世界著名图书馆先进的服务理念与丰富的实践。由王世伟担任课题组长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先后完成了《世界著名城市图书馆述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前者介绍了全球15个著名城市的图书馆，后者以案例分析研究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纽约公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的各类服务数据。[61]一些国际会议和论坛也注重了图书馆服务。如2004年10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图书馆论坛即以“城市发展与图书馆服务”为主题，为我们带来了世界各国新的服务理念、服务技术和服务经验。[62]
收稿日期：2009-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