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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1)03-0001-0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命题与时空界定
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角度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命题。从理论范畴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实践的角度看，该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被提出并不断发展的一个开放的体系①。
1.命题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妇女理论”三个词汇构成的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妇女理论”是一个核心词汇，“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则是对这个核心词汇的界定。所谓中国特色是强调中国妇女理论与国外妇女理论的区别。目前，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各国妇女理论流派纷呈，比较成型的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1]。这些理论既有各自的侧重，又互相交融，决定其理论品质相异或特色的基础是各国的国情以及文化的差异。中国特色的妇女理论能够独树一帜，也是由中国的国情与文化所决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则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传统妇女思想、资本主义妇女理论的差异。尽管严格地说，古代中国并不存在成型的妇女理论体系，但关于妇女与性别问题的思想却源远流长。其中，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男尊女卑思想就十分根深蒂固。这些思想至今依然残存在社会和人们的观念之中，在我们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这些传统思想无时不思卷土重来，甚至企图披上所谓的“和谐”外衣，继续蚕食新的男女平等的文化肌体。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进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做到与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彻底决裂，构建面向未来、面向大众的以男女平等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理论。
2.维度界定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还要对这一理论的维度进行时空界定。从时间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指该理论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即一维性或不可逆性；而从空间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则强调这一理论的广延性。从时间上说，理论具有不可逆转性，它要求我们构建的理论必须符合时代的精神，具有理论的基本品格，即先进的品格、前瞻的品格与批判的品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也不例外，它是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妇女求解放的学说，是对现阶段妇女运动与男女平等的规律性认识。这就要求该理论必须坚守男女平等的核心价值，同时还要求不能将理论等同于现实的生活。理论虽然来源于生活，但理论又高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升华与抽象。我们不否认，从生活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妇女观和性别观，但并不是每个人的观点都能构成理论的元素，也就是说，理论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某个人的看法包括领导人的看法，只有那些具有前瞻性思维和理论抽象的观点，才真正构成理论的细胞，理论长河的流动将淘出思想的真谛，而那些滞后的思想或者貌似先进的文化垃圾，则终究会被思想的光芒所消融。从空间的维度上，我们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内部性和外部性来审视这一理论的方位。就内部性而言，该理论的内涵是男女平等，外延则是与此相关的妇女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和家庭等子理论系统。比如从学科的角度看，妇女学有内在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女性基础理论、妇女史、妇女文学、妇女心理学等诸多部分，而就这些具体的小子学科而言，每一个子学科又有与之对应的相关学科，如史学、文学。再比如，从外部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理论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定义就包含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界定。从时间讲，这个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统称；从空间讲，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的整合与汇总[2]。
3.关于理论维度的讨论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空的划分，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新中国前30年排斥在外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初期就开始了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的探索，并且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的解放道路，因此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谈论中国特色理论，显然是对这一理论的人为窄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探索也一样，客观地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们就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相结合的求索过程。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将其时空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段，也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将建国前的求索界定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妇女理论和妇女运动，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进入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但前30年，并没有开展系统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建构，真正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妇女理论的构建，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界定为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运动与男女平等的学说或者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平等的规律性认识，并没有违反历史与逻辑的基本原则。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思想来源
一般地说，理论的建构与发展都不仅来自实践的呼唤，同时也来自文化的传承，并受社会发展阶段和人的认识水平的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作为一个时代的命题，一个开放的体系，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解放的学说，二是改革开放时期妇女运动经验的升华，三是现阶段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理论的发展。
1.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胡锦涛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命题时曾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也一样，历史地看，选择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贯选择，现实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运动，在经过了最初的筛选之后，终于选择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寻求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指导思想，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矩阵游戏，而是历史的深思熟虑。审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这个理论有着为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求解放的性格及阶级的品味，还可以发现这个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具体地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天然就是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的有机结合体。在这个系统中，妇女解放的目标与阶级解放的目标都是废除旧的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制度，而通往解放的道路又都是无产者和劳动妇女的觉醒与革命，特别是妇女的觉醒与对社会革命的普遍参与。这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集中表现。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以及妇女运动的结合，产出的具体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和以女工农妇为主体的妇女运动，这条道路的阶段性成果就是在新中国建立的同期，人民包括妇女一同站立起来，废除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压迫歧视妇女的旧制度，基本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妇女当家作主。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探索曾经一度滞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推动下，中国妇女运动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解放新思想、新体系的探索。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探索产生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一样，这一次的探索，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提出了新时期推动中国妇女事业创新发展的“四大体系”，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理论体系、妇女教育培训体系、社会化开放式的妇女工作体系和妇女事业发展的支持体系[4]。目前，调动多学科力量，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建设，不仅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妇女基础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
2.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运动的鲜活经验
坚持以女工农妇为主体的妇女运动，发动妇女投身于火热的社会革命和社会生产活动，重视男女平等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变革、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曾经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宝贵经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妇女运动始终坚持了这条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但是，在经过了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建设和妇女解放却出现了诸多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暴露了前30年妇女理论研究的不足和空白，人们的心灵出现了困惑甚至扭曲，一些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解决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主张全盘西化，为中国的发展把脉。在妇女运动领域，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妇女参政危机②，以及失业问题的出现，也有人开始主张用妇女回家的“新思路”、“新政策”，换取男性的充分就业③。对能否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解决现实妇女发展问题也发生了怀疑，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已经过时，成为妇女发展的绊脚石、中国妇女解放不是妇女的需求，而是国家的恩赐，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应退回原点等观点。质疑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全盘否定型，主张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妇女阶段就业的经验，牺牲妇女发展，赢得所谓经济发展与企业效率，即所谓效益优先的原则；另一种是对妇女发展呈矛盾心态，这些人可能不懂理论、不懂马克思主义，但却机械地将个人的选择等同理论研究或政策研究，并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应为每一个人的选择做注脚，否则就逆我者亡，说明某一理论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或者已经过时④。
从表面看，这些困惑是一种简单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但客观地说，正是这些探索和争鸣启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妇女研究高潮的出现⑤。同时，这也雄辩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的指南，而解决新时期的社会问题与性别问题，依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理论的发展
从国际方面看，20世纪中叶各国妇女运动蓬勃发展，从两个方向为中国妇女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一个方向是发达国家的妇女运动在经过了二战后的沉寂后相继活跃，出版了一些妇女解放的新论著，启动妇女运动由草根的群众运动穿越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的高墙开始学科化的探索。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在反思SEX(生理性别)的基础上，提出了GENDER(社会性别)的新思路和新概念，使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从社会属性的角度研究妇女问题和妇女解放的命题社会化和普遍化，为各个流派的妇女理论和妇女运动的团结与资源整合，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基础。其中，在社会性别语言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妇女研究和妇女学学科化的探索，则开辟了妇女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境界。
另一个方向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在关注妇女研究和推进妇女发展领域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1971年被恢复的，1972年联合国任命一位女性为秘书长助理，同时有一位国际民主妇联的主席向联合国建议建立“国际妇女年”，并得到通过⑥。在这些新探索的激励下，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第27次大会通过决议，确定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1975年6月，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墨西哥城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她们对发展与和平的贡献的墨西哥宣言》。同年12月，联大第3520号决议又宣布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10年”，1979年联合国还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⑦。之后，联合国又于先后于1985年和1995年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召开了“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10年成就世界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并于2000年召开千年首脑会议，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制定并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在这些专门的会议和综合的会议上，促进性别平等、赋权妇女，都是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而中国不仅为这些活动贡献了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这些国际行为的承诺国和践行国。审视这些文件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联合国系统的探索中，一方面性别平等的基本原则得到了理论的阐释，相关文件对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后果以及求平等的途径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分析；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经验，也被纳入到了相关的国际文件中，其中，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就是这些经验的集中体现。围绕消除歧视这个时代命题，妇女运动开创了男女平等制度化、政府责任化、赋权妇女化、组织保障化以及政策倾斜化和优先领域化等新型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升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都通过将“消除性别歧视，推动性别平等”法律化、政策化、赋权化等途径，成功推动了本国男女平等事业的发展。像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通过签署这些促进性别平等的国际文件，强化了政府责任，加强了对男女平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化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建设拓展了视野，开阔了思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构建的原则
1.加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和基础理论优先的原则
历史和逻辑的法则都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是妇女理论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经过了改革开放的长期探索和理论储备，妇女发展与男女平等的社会基础和环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新格局下，加速理论构建依然是妇女运动的基本聚焦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是有一些人借助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构来兜售封建主义的性别文化糟粕。如在今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就有某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让妇女回家”的提案，认为女性回归家庭对稳定社会促进家庭和谐具有积极作用，理由是妇女适合搞家务，妇女回家可以缓解就业压力等等。这种言论不仅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和谐理论格格不入，而且与《宪法》中男女平等包括经济平等的原则也是相悖的。遗憾的是在一些媒体的笔下，这些言论，不仅没有得到抵制，相反还被推介为所谓的新思维的火花。另外，也是在近期的一些学术研讨会上，有所谓的专家提出应面向妇女开展封建“四德”教育，认为用封建主义的伦理教育社会主义的新女性很有必要，可以使妇女更好地尽母职，更加地讲究卫生而不是蓬头垢面等等。回家或者充当贤妻良母，如果是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但在社会上传播、倡导，则是违背先进的性别文化的。可见，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用真正先进的理论教育人民，刷新传统是多么的迫在眉睫。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在中国妇女研究领域，程度不同地存在重国际经验轻国内经验、重实证研究轻理论研究的倾向，而繁荣中国的学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建设恰恰更加需要的是放眼世界、立足本国的情怀，需要在各种理论的对比中构建自己的理论。民族的将是世界的，而世界的东西，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则需要本土性的探索。这是理论研究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坚持基础理论优先的原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重要法则。
2.要坚持理论建构与宣传倡导相结合的原则
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将理论研究与宣传倡导结合起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功效性审视，这个理论不是一个囿于象牙塔的纯抽象学问，而是一个具有鲜明实践属性的学说，其基本功能也不仅是为了开拓理论的空间，而是为现实的男女平等以及社会公正服务。毛泽东曾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宣传倡导不仅是实践的需要，也是一个普及、丰富和创新理论的过程，通过宣传先进的理论，来批判封建的特别是裹着封建主义外衣的所谓“社会主义和谐妇女观”，通过倡导先进的面向未来的妇女观，来改变社会的传统，营造妇女发展的优化环境，正是理论之生命力的体现。在研究、宣传和倡导并举的进程中，我们要特别警惕性别歧视的文化借尸还魂，死灰复燃，这是一个在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现阶段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3.要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
理论的建构、创新与发展，都必然伴随着思维的变革与观点的争鸣，争鸣与讨论是理论发展的酵素和助推器。我们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窒息真理或者阻碍认识的发展，因为社会实践是流动的非静止的，这决定了人的认识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和理论的建构也必然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而推动理论的发展，贯彻“双百方针”是一个必备的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社会主义的妇女理论是这样，对待其他的流派也一样，都应该有宽广的胸怀，持互相批判又借鉴的态度。但争鸣与探索都不是垃圾筐，我们探索规律，求索真理，必须要警惕有人借学术的讨论来兜售封建的、已被扔进垃圾箱的陈旧思想。我们应清楚，理论归根到底是一种关于规律性的认识，它是集体智慧的凝结，而不是个人的态度与选择。在生活中，任何人都可以自我捡拾文化的垃圾，但是，理论的生命力或者本质的属性就是摆脱文化垃圾的影响，用先进的认识刷新旧有的文化。我们还要注意，一旦先进的理论被政策化，那么任何人都应该遵守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原则，这是法律政策强制性属性的基本要求，违反了这种制度规范，就可能踩踏歧视的雷区，甚至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借口学术的讨论或思想的争鸣来宣传违反宪法原则的观点，则不仅违反了理论研究的初衷，而且还消耗了社会的资源。这也是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之一。
注释：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妇女解放初级阶段理论等系列求索的过程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概念是彭珮云同志于1999年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概念，是顾秀莲同志在2005年提出来的。详细论述可参阅参考书目。
②1980年代，工农兵类型的妇女参政模式被否定，大批女领导干部落马，中央政治局出现女性空缺，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一些人提出，妇女解放过头了，应退回原地；也有人提出，妇女解放是国家恩赐，不是妇女自觉的选择与奋斗等等。
③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妇女》杂志开展了女性生活最佳方位的探讨，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一种观点认为女性的最佳方位是退回厨房，相夫教子；另一种观点是女性的最佳方位在社会，全面发展。参见《中国妇女》1984年第8～12期。
④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学者提出“100个女人有100个选择”，用以否定男女平等就业的模式，还有人用社会调查的方法误导妇女，如“给你丈夫加工资，你同意回家吗？”这样的问题，企图用经济利益置换妇女权利。
⑤与20世纪初级的妇女研究曾经被战争所阻断不一样，这一次妇女研究的热潮经久不衰，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后开始进一步向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辐射。
⑥1972年，奥地利的哥特·瓦尔德海姆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他力排众议，指定芬兰著名女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领袖海尔威·斯庇夫人为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负责社会发展与民政事务，这是联合国任命的第一位担任较高职务的女性。同年，国际民主妇联主席、芬兰国会议员赫尔塔·柯斯妮列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并提出建立国际妇女年的建议。
⑦1980年7月，联合国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妇女10年中期会议，在本次会议上，康克清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消歧公约，中国是首批的64个签约国之一，至2009年，已有186个国家和地区就该公约签约。
⑧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实践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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