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流域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水论文,空间结构论文,流域论文,中心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07)01-0012-04
流域作为最典型的一种区域类型，一直以来都颇受人们重视。但人们对流域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以及沿江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建设上，而对流域背景下的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关注还很不够，也就是说，对流域背景下城镇空间结构的演化机制缺乏必要的认识。为此，文章以汉水流域为背景，运用双核结构模式对其背景发育下的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机理分析。
1 城镇行政等级体系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城市体系与政区体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具有一致性。所以，要弄清楚区域城镇体系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必须先理顺该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行政体系的演变。对于汉水流域而言，政区等级体系在历史时期呈现2个或3个等级，或为郡—县、州—县两级，或为州—郡—县、道—州—县、路—州—县三级。
1.1 秦迄五代时期(BC221～AD960)
秦朝(BC221～207)推行郡县制，是我国政区体系确立的第一个朝代，当时全国拥有47个郡1000余个县[1]，汉水流域跨南郡、汉中郡、南阳郡3个郡17个县之地。南郑、宛县分别为汉中郡、南阳郡治所，是流域上最早的一级行政中心城市。南郡的治所江陵不在汉水流域范围内，所以，不作为文章重点研究对象。
与秦朝时期相比，两汉时期(BC206～AD220)全国行政等级体系没有变化，仍是郡县两级，但在数量上却有了很大增加，达到100余个郡。汉水流域郡县数量也是如此。西汉时期6个郡51个县，新增了武都郡、弘农郡、江复郡3个郡34个县[2]。不过新增的3个郡治所都不在该流域内。中游地区的一级行政中心城市仍为宛县，上游地区的一级中心城市却发生了东迁（由南郑迁至西城）。进入东汉以后，郡县数量变化较小，南郑和宛县处于城市体系中最高等级。
三国(AD220～280)时，城市行政等级体系进入州—郡—县三级。汉水流域跨荆州、益州、雍轴3个州12个郡55个县之地；郡级数量翻了一倍，县级数量也有所增加。其中，荆州分为荆州吴和荆州魏。新野虽然为荆州魏治所，但在地位上称不上一级行政中心城市荆州吴的治所江陵为一级行政单位，但它处于汉水流域范围之外。南郑（汉中郡治所）、西城（魏兴郡治所）、上庸（上庸郡治所）、房陵（新城郡治所）、南乡（南乡郡治所）、宛县（南阳郡治所）、襄阳（襄阳郡治所）为二级行政中心城市。位于汉水下游的江夏邢治所仍不在汉水流域内，其郡辖范围内的夏口还未实现建制。西晋重归统一，汉水流域跨梁州和荆州2州10个郡54个县，南郑为梁州治所，理所当然为一级行政中心城市。荆州治所江陵不在汉水流域内。值得一提的是江夏郡治所已迁移到汉水流域内安陆。
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并立、政局混乱，使汉水流域的郡县设置变化无常，隶属关系多变，旋立旋废的情况时有发生。东晋：4个州14个郡。宋：3个州13个郡。齐：4个州6个郡。梁：12个州郡。陈：13个州郡。
隋朝(AD581～618)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裁并了许多州郡，扩大了县的面积，又以州为基础，合州郡为一级，变三级地方行政制为州（郡）县二级[3]。据《隋书地理志》所载，隋共有郡190个，有县1255个。汉水流域跨16个郡71个县。郡县数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南郑、金川、光迁、上洛、南乡、武川、穰县、比阳、襄阳、枣阳、隋县、长寿、沔阳、江夏、安陆为该流域内一级行政中心城市。唐朝前期一级行政区为“道”，贞观元年（AD627年）全国分为10道，开元21年（AD733年）增至15道，统辖310多个州和1200多个县，汉水流域跨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淮南道、江南西道4个道15个州47个县。南郑、襄阳分别为山南西道和山南东道治所，理当成为汉水流域一级行政中心城市。
安史之乱之后，唐中央政府大为削弱，地方军阀拥兵割据，全国政区由15个道演变为47个藩镇，汉水流域跨山南东道节度使（治南郑）、金商都防御使（治西城）、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阳）、鄂岳观察使（治武昌）4个藩镇之地，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演变为藩镇—州—县三级[3]，一级行政中心城市为南郑、西城、襄阳、江夏。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又陷于分裂割据局面，各国疆域时有消长，政区也常有变动。汉水流域乃兵家必争之地，分属前蜀、周、南平诸国，行政区划屡有变化，但等级体系仍为节度—州—县三级，当时驻过节度使的一级行政中心城市有南郑、洋县、邓县、襄阳、南平。
1.2 宋代迄今时期
唐末五代以来，我国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商业活动在城内打破了坊(block)市(market)界限，在乡野形成了集体(fair)和集镇(market town)。北宋以后，集镇进一步发展，成为区域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汉水流域城市的行政等级体系也因此从以前的二、三级演变为四级。宋代(AD960～1279)一级政区为“路”。元丰年间(AD1078～1085)全国23路，统辖300多个州级政区。北宋时期汉水流域跨利州路、京西南路、京湖北路、永兴军路4路11个州35个县之地。南宋时期一部分县升为郡，但郡县总量没有变化。整个宋代时期，南郑（利州路治所）、襄阳（京西南路）都是一级政区中心城市。
元代(AD1279～1368)一级行政区为“省”，“路”降为二级政区，全国共12个省级政区，汉水流域分属四川行省（治成都）、陕西行省（治西安）、河南江北行省（治开封）和湖广行省（治江夏）。江夏行政地位不断升高，成为流域内唯一的一级行政中心城市。南郑（兴元路治所）、南阳（南阳府治所）、襄阳（襄阳路治所）、安陆（德安府治所）、长寿（安陆府治所）、玉沙（沔阳府治所）、汉阳（汉阳府治所）、江夏（武昌路治所）为二级中心城市。明代(AD1368～1644)全国共15个省级行政区。江夏仍是汉水流域唯一的一级行政中心城市，南郑、南阳、郧县、襄阳、安陆、钟祥、汉阳为二级中心城市。清代(AD1644～1911)一级政区仍为省，二级政区为府和直隶州、厅。江夏作为一级中心城市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
辛亥革命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府、厅、州制，只存省、道、县三级。1928年，国民党政府废除道一级地方政府，实行省、县二级制。到1949年前夕，全国共有33个省12个直辖市1个自治区[5,6]。汉水流域为5个省辖地。解放后，行政区划进行了较大调整，增设了地级市，形成省—地—县—镇四级城镇等级体系。截至2002年，汉水流域跨湖北、河南、陕西3个省10个地级市（包括武汉）、1个林区、3个省直辖市、74个县区。
2 中心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
2.1 南阳首位城市的形成——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汉水流域内设有郡治所的仅有南阳和南郑两地。从行政级别来看，南郑与南阳同属一级行政中心，也就是说，在行政地位上是平等的。但从经济地位来看，南阳是整个汉水流域的一级中心，而南郑（今汉中）只能是次中心，或者说只是上游地区的一级中心城市，这可以从图1中得到明显地反映。南阳郡所辖地域内的城镇数量多、密度高，是城镇的集聚区，在这个集聚区中，南阳是一级中心城市。相比之下，汉中郡所管辖的城镇数量少，城镇密度显得非常稀疏（表1）。此外，历史时期的城镇人口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地位的高低。永和元年（136年），南阳城内有户52.86万户，人口达243.96万人次[7]，远远多于南郑的人口规模，这充分说明了南阳的经济实力和中心等级在南郑之上。
2.2 南阳—襄阳双核城市的形成——三国至隋时期
2.2.1 门户城市的孕育。春秋战国时，襄阳仅是楚国北部的一个军事渡口和驻军之地。西汉初，设置襄阳县，三国时期，襄阳行政地位由县治上升到郡治。晋统一全国后，襄阳开始担负着“诏命所传，贡赋所集”的漕运枢纽港以及“四方凑会”的商货转运港[8]。这就意味着襄阳门户城市的正式形成。
2.2.2 门户城市的壮大离不开中心城市的支撑。秦汉以后，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作为当时流域中心城市的南阳与其它地区物资交流开始增多，这必然会给作为门户城市的襄阳的发展带来历史机遇。因为大多去南阳的货物需要在襄阳港进行转运，南阳的繁荣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货源，致使襄阳港船只数量增多，交易量加大，从而促进了襄阳城镇的发展。
2.3 襄阳—武汉双核城市的形成——隋至南宋时期
隋以后，襄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则成为一级行政中心城市（山南东道治于襄阳），二则枢纽地位日益凸现。“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9]、“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贡赋所集，实在荆襄”以及“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阪，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都旨在说明襄阳在汉水中的交通枢纽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机遇和条件下，襄阳一跃而成为汉水流域中心城市。拥有流域中心地位和巨大腹地的襄阳这时候迫切需要找到对外联系的窗口，而武汉刚好处于汉水和长江交汇处，因而武汉顺其自然地成为了襄阳的门户城市，担负着襄阳这个区域中心城市货物的转出和输入。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流域内城镇数量有较大地下降（县级以上的城镇隋为86个，唐为62个，北宋为52个，南宋为45个）。从某种程度上讲，襄阳—武汉构成的双核结构对该时期流域内城镇的发育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更深层面上看，正是这种双核结构放大了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也表征了双核城市的功能不断增强，集聚效益不断增强。客观上讲，这是流域空间结构演变所必须经过的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阶段。
图1 东汉时期汉水流域城镇空间分布图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ities in Hanshui in Donghan period
2.4 武汉首位城市的确立——元代以后
2.4.1 一级行政中心的确立。唐代汉水流域境内以襄阳行政地位最重要，宋代行政地位重要者北在襄州、南在江陵。但到了元代时，武昌成为湖广行省治所，“管辖路32、府2、州13、安抚司15、军33、属州15”[10]。湖广首府武昌的地位不仅远在江陵、襄阳之上，而且也远在周围各省首府之上。明代虽将“行中书省”改为“布政使司”，但治所却没有变化。清初武昌仍为湖广省治所，至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分为湖北、湖南两省，湖北省会仍驻武昌府。清初湖北盐法道驻武昌，负“督察场民生计，商民行息，水陆挽运”等职。
总之，从元代起，汉水流域的行政地位以武昌为最高。行政中心的转移为武汉发展成为汉水流域乃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2.4.2 漕运中心的确立。从宋代开始，长江中游漕粮运输中心向武汉转移，北宋在此特设“湖北漕司”，统辖荆湖南、荆湖北路漕粮的集并和中转。南宋时鄂州又定为“湖广总领所”。元代湖广的漕米由武昌交兑。明代“湖广漕运把总”设置武昌，管辖13处漕运卫所和汉口、长沙、蕲州、城陵矶4个交兑处。正德元年（1506年）指定汉口、长沙为湖广漕粮交兑处，在汉口设“巡检司”，万历元年（1573年）湖南漕粮全部改在汉门交兑。清代湖北设“粮道”于武昌，总理全省漕务，管理粮储，组织“曹帮”，年正耗入京的“北漕”限入冬后送省城武昌交兑，武昌和汉阳河泊所建有“常平粮仓”。漕运中心向武汉的转移是江汉漕运格局演变的结果。
3 汉水流域城镇空间演变的机理分析
3.1 城镇密度的空间分异
由于受地形因素、社会经济以及历史条件的影响，汉水流域城镇分布存在着较大差异（图2）。从流域的上中下游地区来看，以隋代为界限，隋朝以前，汉水流域城镇密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中游、下游、上游。隋以后，下游迅速上升到第一位，上游地区城镇密度仍然较低，但与中游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从城镇发育的历史时期来看，城镇密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秦为2.57，西汉为5.05，东汉为5.15，三国为5.91，西晋为4.95，隋为10.8，唐为5.98，北宋为5.82，南宋为5.65，元为6.39，明为4.43，清为4.81。由此可以得出，汉水流域城镇密度的空间差异呈现出由较均衡至不均衡再较为均衡的过程。
图2 汉水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密度曲线
Fig.2 Density curve of cities in Hanshui valley
3.2 城镇的分布与变迁
由图1可以看出，汉水流域的早期城镇在空间分布上是不均匀的，主要集中于汉水及其支流两旁，如南阳、南郑、丹水、析县、酂县等；或者位于重要的交通要道上，如南船北马的中转站阳城。此外，流域内中心城镇的分布也发生了由南阳到襄阳，再由襄阳到武汉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反映了汉水流域开发的时空差异，也反映了其城镇发展的总体趋势。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因是多种的，既有自然因素和区位因素，也有行政因素、经济因素，还有社会因素。也就是说，经济条件、区位交通因素以及政治地位的变化共同塑造了城镇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框架，规定了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
3.3 汉水流域中心城市空间演变的双核理论解释
3.3.1 双核理论的内在涵义。双核结构模式是由陆玉麒先生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的一种广泛存在于中国沿江地区及沿海地区的一种空间结构模式。其基本涵义简而言之，是指在某一区域中，由区域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及其连线所组成的一种互为依存、共同发展的空间结构现象。一方面，区域中心城市只有寻求对应的港口城市才能与区外发生更为有效的联系；另一方面，港口城市的发展依赖于区域中心城市的支撑。双核结构兼顾了区域中心城市的趋中性和港口城市的边缘性，因而能成为区域发展中的一种比较高效的空间结构形态[11]。
3.3.2 双核理论在汉水流域中的应用。双核结构在汉水流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和研究价值。汉水流域的双核结构有2个，一个是由南阳和襄阳2个城市组成的，另一个是由武汉和襄阳2个城市组成的。它们形成于不同时期，其发育过程、规模和地位如表2所示。
表2 汉水流域双核结构规模和地位比较
Tab.2 Scale and status of cities of dual-nuclei structure in Hanshui valley
时期 汉水流域 水系 演变阶段 规模和地位比较门户城市中心城市
第一阶段 南阳＞襄阳
三国—隋南阳—襄阳唐白河（二级支流） 第二阶段 南阳＝襄阳襄阳南阳
第三阶段 襄阳＞南阳
第一阶段 襄阳＞武汉
隋—南宋武汉—襄阳汉水（一级支流）第二阶段 襄阳＝武汉武汉襄阳
第三阶段 武汉＞襄阳
由表2可以发现，汉水流域的双核结构的形成经历了由二级支流向一级支流或者由支流向干流的转化。也就是说，南阳—襄阳双核结构是形成于唐白河流域，武汉—襄阳双核结构则是形成于汉水流域。此外，从中还可发现一些规律，即，无论是二级支流还是一级支流和干流，流域双核结构的发展最终会走向单核阶段。就汉水流域而言，在唐代中后期，襄阳既是门户城市，又是中心城市，而南阳只是作为唐白河流域的一个地方性城市；从清中后期到现在，武汉是一个集门户城市和中心城市为一身的城市，与之对应的襄阳则只能作为汉水中游的一个中心城市而存在。
通过双核结构的引入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汉水流域双核结构中两核规模和地位在不同时期因条件的变化而跟着变化；作为唐白河河口城市的襄阳超过南阳，作为汉水流域河口城市的武汉超过襄阳乃是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流域空间结构自然优化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5-01-27；修回日期：2006-10-19
注释：
①文章中汉水流域内的郡县数量都来自于参考文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