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大刘记印”研究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昏侯墓论文,大刘记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6)02-0020-07 2015年12月下旬，南昌海昏侯墓葬发掘进入关键时期。在对主椁室进行清理的过程中，在主棺附近发现了一枚刻有“大刘记印”篆书铭文的龟纽玉质印章，该印1.7厘米见方，制作精美。一面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猜测。作为出现在主棺附近的一方私印，本是关联着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的重要物证，但由于它没有直接出现墓主的姓名、官称等具体信息，再考虑到海昏侯家族所处的特殊地位及环境，我们很自然地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通过此印，墓主及印主想表达什么呢?它有哪些历史背景及思想寄托?最近，笔者拜读了熊长云先生撰作的《海昏侯墓“大刘记印”小考》[1](以下称熊文)，此文对该印作了及时和必要的考订，在感佩之余，感觉到还题有剩义。下面，就不揣浅陋，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学界方家。 一、从“大刘”与秦汉的相关称谓问题看印主 “大刘记印”中的关键词是“大刘”。印主为什么要这样称谓自己?他是谁?与墓主是什么关系?背后有什么深意吗?要厘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对秦汉相关称谓的历史语境有所理解，如此，方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众所周知，海昏侯家族为皇族出身，作为刘氏宗亲，第一代侯刘贺还曾一度为帝。所以在“大刘”一词中，“刘”作为显赫的姓氏出现，以表明自己身份的与众不同，是一望而知的事实。但是，“大”所指为何呢?就颇费思量了。就词义而言，“刘氏”之“大”，无外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姓氏的荣耀高贵；二是指年辈之高。 下面，先讨论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在讨论“大刘”问题时，熊文主要着眼的，就是这方面的含义，其中有这样的论述： 海昏侯属于王子侯，所封者皆刘氏宗族，与印文刘氏相合。汉印中多有“巨+姓氏”之例。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著录有“巨李”“巨孟千万”等印。陈汉第《伏庐藏印》著录“巨董”“巨陈君”等印。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著录汉印“巨张千万”“巨董千万”。上海博物馆藏有汉印“巨蔡千万”。此外，亦有“大+姓氏”者，如《十钟山房印举》著录有“大朱君”“大徐千万”等。“巨”“大”本可互训，扬雄《方言》：“巨，大也。齐宋之间曰巨。”目前所见冠以“巨”“大”等字的汉代印章，均属私印。而汉印称谓中仅包含姓氏，则表明称谓中的家族指向性。基于这样的理解，“大刘记印”应属私印，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又与上文所举汉印具有类似的一面。[1] 按照熊文的意见，在汉代私印中，常有以“大”或者“巨”冠于姓氏之前的例子，“巨”与“大”可互训相通，由此断定“大刘记印”属于私印。对于这些意见，笔者没有异议。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刘”之“大”，在语义上与皇族身份的相关度有多高呢?“巨”与“大”既然可互训，墓主又为什么不用“巨刘”的称谓呢?由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巨”与“大”在称谓上有无细微的差别?如有，它反映了什么? 翻检相关材料，诚如熊文所提示的，在汉代姓氏之前加“大”或者“巨”，乃是汉代私印中可见的一种事实。但细绎两《汉书》，在汉代，“大姓”的称谓极为常见。①“巨姓”之说则未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从“大姓”问题开始讨论。所谓的“大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在政治经济上地位占优的大家族，至少可以把持一方，成为地方实力派。但这种理念及事实，应该是在西汉中期以后才出现。所以，细绎文本，可以发现，“大姓”甚至“大族”的称谓，在《史记》中未见。《汉书·高帝纪下》所载的：“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则表述为：“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我们知道，《史记》反映的是西汉中期以前的史事，其中既然无丝毫有关“大姓”甚至“大族”的概念表述，这就从侧面说明，“大姓”观念很大可能起于西汉中期以后，应是伴随着世家豪族的逐渐崛起而来。 而“巨姓”呢，在史籍中虽湮没不见，但有关“巨”的各种提法，在文献中并不鲜见。其中与本论题有关的，主要有“巨室”与“巨万”两个概念。先看“巨室”，这一用词，起于先秦，秦汉沿用。《孟子·离娄上》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赵岐注曰：“巨室，大家也，谓贤卿大夫之家。”《后汉书·仲长统传》云：“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我们注意到，在先秦与汉代，“巨室”一词在所指方面微有不同。要言之，先秦之“巨室”，首要的体现，是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家族，是由“贵”而“富”，这就与汉代的“大姓”在语义上相近。而汉人所谓的“巨室”，主要表现为“琦赂宝货”“不能容”，是只见其“富”，未见其“贵”。 笔者以为，这与当时的商人阶层，即《史记·货殖列传》所谓的“素封”阶层的崛起有所关联。也就是说，在西汉时代，“巨室”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被“大姓”一词替代，最后沦落为“富”而不“贵”的“土豪”，从而与“素封”最为接近。具体说来，西汉以来，就大族的兴起而言，有两个途径，一是政治权力，二是金钱财势。前者表现为由“布衣将相”发展而来的政治大族，后者则是凭借着经济实力而成为令人艳羡的“素封”阶层。这些“素封”之所以成其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说得直白点，就是有钱。他们以财势抗衡王侯，甚至一度使得“封君皆氐首仰给”[2](p1162)。而这些“素封”们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钱人的顶层呢?答案是千万(千金)及千万以上的“巨万”。《史记·货殖列传》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汉书·食货志上》则云：“庶人之富者累巨万。”师古曰：“巨，大也。”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巨”冠于姓氏之前，多与经济上的夸富有关，如熊文所提及的“巨张千万”“巨董千万”，“巨蔡千万”，皆是如此。此外，在汉印中还有所谓“巨侯万匹”[3]之说，也是在经济上加以夸张。 要之，在汉代，“巨”虽有“大”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素封”的自称自夸。而习汉史者皆知，“素封”势力的兴盛主要在武帝之前，武帝后由于政治专制主义的加强，“素封”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单纯的炫富之风也由此不再，“富”附着于“贵”之上，成为常态。而这样一来，随着豪族强宗在西汉中后期的开始兴盛，“大姓”日益成为一种专称之后，只能表示富有的“巨”，大概就没有那么荣光了。例如，在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了一座“巨李钟”，学界一般都认为，这是李氏给墓主的赙赠品，“巨李”私印在汉代亦有发现，熊文中也有提及，并将其作为例证之一。黄展岳在相关研究中，曾论述道：“巨李，即大族李家。”[4](p335)但笔者对此说法有所保留，理由在于，如果“巨”可与大族、大姓相通，怎么可以允许自己的姓氏成为他人的陪葬赠品呢?所以，我们的意见是，如果说汉初以来还可能“巨”、“大”之间差别甚微，随着“大姓”成为一种荣耀之辞，有政治身份的家族大概是不会以“巨”来命名自己的家族的。而海昏侯家族不管如何凋敝，毕竟属于皇族血脉，以“巨刘”自名的可能性较小。总之，要表示姓氏的荣耀高贵，“巨”不如“大”。 但问题是，有“大刘”就有“小刘”。倘从荣耀与高贵的角度来解读“大”的意义，那么，在汉代哪支“刘”又会属于轻贱之列呢?我们说，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只能归于伪问题，而且还触犯政治禁忌。以常理度之，在那个时代，刘姓与他姓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姓氏，作为高高在上的“国姓”，焉有“小”之理?熊文提出，“大刘”可“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但笔者以为，这种彰显大概是不需要进行的，因为它本来就很彰显，无需特别提出。在那个时代，“刘”与“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刘帝”或“帝刘”，②是尊贵而不可平视的名词。也所以，汉代的《说文解字》中收纳了那么多文字，作者之子许冲在给皇帝的上表中，很自豪地表示他父亲的这部书“莫不毕载”，但翻检此书，却恰恰漏了“刘”字，这绝不是疏失所致，而只能说，极大可能与政治忌讳相关，不可随意亵渎。 也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大刘”之“大”，与彰显姓氏的显赫关联不大，那么，它就主要与年辈相关了。下面，来具体看这一方面的问题。 按照一般字义上的理解，“大”在年辈意义上有所关联的，一是年岁大小；二是排行。所谓年岁大小，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就可以称“大”，反之则为“小”。当然更大一点，可以称“老”。恰如在今天的称谓中，年轻人可称“小王”、“小李”，年岁稍大，则可称作“大王”、“大李”，中老年人则唤作“老王”、“老李”。我们注意到，在汉代以至于魏晋以来的户籍管理及赋税征收时，就有“大”、“小”、“老”之别，“小”、“大”的身份，以15岁为界。③但在汉代，这种体现在年岁上的“大”，并不冠于姓氏之上，也就是说，“大王”、“大李”这样的称谓不能指个体。即便有，也是一种家族性的称谓，也即前所论及的，意在表现姓氏之显赫的一种称谓习惯。但由于刘姓的特殊，这一可能在前面已基本排除。而就排行而言，在一个家族的同辈人中，有所谓的大儿、小儿，大女、小女等的分别。在汉代则常常对应着“大男”、“大女”这样的概念，“大刘”有这个意思吗?没有。因为在这一语境中，“大”不冠之于姓氏之前，汉是如此，一般来说，汉以后也是如此。④所以，所谓“大刘”之“大”，与年岁大小及排行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汉代在年辈上称“大”者，应该是什么身份呢?答案是父辈或叔辈。熟悉中国经学史的人都知道，在宣帝时代，也正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所在的时代，有两对非常著名的经学大师，大、小戴和大、小夏侯，前者为礼学大师，后者是《尚书》学大师。其中大戴为叔父戴德，小戴为侄子戴胜；而大夏侯为叔父夏侯胜，小夏侯则是侄子夏侯建。⑤叔父以“大”冠之于姓氏之前，以示与小辈的差别。此外，在汉代的公主称谓方面，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姐妹则为“长公主”，姑妈则由于大一辈分，则称为“大长公主”，⑥也是沿用着这样的称呼习惯。也就是说，在汉代，“大”冠之于姓氏之前者，多为父辈人物。那么，“大刘”是谁，又是谁的父辈呢?他应该就是曾为皇帝的刘贺。习汉史者皆知，刘贺为武帝孙，宣帝则是武帝长子戾太子刘据之孙，虽年龄差在一二岁之间，⑦但刘贺却是宣帝的叔父辈。 由此，我们断定，“大刘记印”的印主就是刘贺，他在此印里隐去了具体信息，但又隐晦地表达出自己的身份，这既是出于某种政治忌讳的考量，同时也可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平衡与宣泄。至于墓主，很大可能就是印主刘贺。即使不是，将此印收纳于主棺附近，也表达着自己对此印的珍视，它对自己的家族意义重大，有着内在的价值及意义。 二、“大刘记印”的“《春秋》笔法”与武、宣政治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时代开始，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崇尚儒学，诵读经籍成为了思想主潮。海昏侯墓主受时代风尚引领，也是一名爱好读书、崇尚孔子之人。在随葬品中，出土的两方砚台和两件有孔子画像的屏风，[5]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此，且不管墓主是否就是印主，也即刘贺本人，但他们所属的这个家族应该是诗书之家，是毫无问题的。而我们知道，在西汉经学氛围中，《春秋》作为“儒学中的显学”，[6](p99)作用最为突出。“《春秋》笔法”，或者也可以说，由此而来的“微言大义”的解经方式，深刻地影响了那时读书人的思维。什么是《春秋》笔法?直白一点说，就是以曲折委婉的方式，言简意赅地表达心志，《左传》成公十四年论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要之，这种“笔法”总是将更多、更核心的信息隐于文后，《春秋繁露·精华》曰：“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所以，在审读此类文本时，就不能仅仅就字面意思去加以直白理解，更要左顾右盼，用关联性思维去追问背后的意蕴。毫无疑问，在此风尚之下，海昏侯墓主及印主作为尊孔崇儒之人，在思想表达方式中，是缺不了这种经学思维的。就本论题而言，这方“大刘记印”既然隐去了直接的信息，其实就是在作一种“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表述，从特定视角来看，这实质上是“《春秋》笔法”的别样呈现。那么，对于“大刘记印”的理解，就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称谓问题上，而应深入其后，找寻印主内心深处的表达，而这又必须深入到武、宣以来的政治场景中，才可能抉微探隐，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笔者认为，倘结合武、宣以来的政治状况及海昏侯家族的命运发展，“大刘”一名绝不寻常，它至少应该有着如下两重含义：其一，“大”有大宗、正统的指向，由此，“大刘”隐隐有着争皇家正统的考量。其二，“大”有昌大、兴旺及壮大之义，并与刘贺当年的封地及身体状况有重要关联。 先看第一个方面的含义。 我们知道，汉宣帝是以武帝曾孙的身份，在刘贺被废之后接续昭帝，成为新皇帝的。但由辈分而言，他与昭帝实为祖孙关系，在继承制度上属于非常态。由此，强调正统就成为了宣帝时代宣示合法性的重要课题。而在对这一问题的强调中，武帝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接续武帝正统，于是乎成为了当时政治的核心所在。关于宣帝对于武帝的效仿推崇，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在《汉书》各篇章中，《郊祀志》曰：“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何武传》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王吉传》则有：“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阎步克指出：“宣帝特尊孝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但同时也就继承了其政治精神。”[7](p370) 宣帝能够接续武帝正统，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最大的资本就在于他是武帝长子一系的唯一后代。”所以他即位后，竭力为自己的祖父，也即武帝长子戾太子刘据平反，[8]俨然以武帝的大支嫡传而自居。但必须指出的是，倘从武帝时代的政治规矩来看，这是很成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戾太子这一支原先虽然是嫡长子系统，为大宗所在，但按照武帝朝最后的政治定性，它却是被废黜的一支，而且还是大罪之族，最终满门被斩，宣帝是唯一遗留下来的幸运儿。要之，戾太子因巫蛊之祸而起兵，虽有冤屈，但毕竟发动的是一场兵变。所以武帝在晚年时，虽对此事有所反思甚至是深自悔恨，但终其一生，还是认定戾太子为有罪之身，一个“戾”字其实早就盖棺定论了。不仅如此，戾太子母亲卫子夫也由此受到牵连，在被废黜后自杀身亡，连谥号都没有，至宣帝即位时，才改封为“卫思后”。总之，不管如何平反或开脱，只要追寻到武帝时代，宣帝就是出于被废有罪之家，所以，他所看重的所谓大支或嫡传，实际上是经不得质疑的，要而言之，在武帝晚年，这一资格早被取消。只不过随着宣帝朝皇权的日渐加深，臣民们不敢旧事重提，发声反对而已。 那么，如果宣帝算不得武帝正统，谁才有资格担当呢?答案就是刘贺所在的海昏侯家族，至少在刘贺家族看来，他们最为合格。习汉史者皆知，武帝晚年，在重重疑云下，最终是八岁的幼子刘弗陵被立为了太子，不久，武帝驾崩，在霍光等人的拥立下，幼子登上帝位，成为了后来的汉昭帝，昭帝朝的合法性因此一度受到皇室及民众的强烈质疑。⑧昭帝以幼子得立，加之疑点甚多，时人的怀疑实属正常。因论题所限，本文对此不作深入讨论，仅在此提出两大相关问题：一是昭帝的合法性，刘贺本人是不以为然的；二是刘贺认为，不是昭帝，而是自己的父亲昌邑哀王刘髆才是真正的武帝传人。所以，据《汉书·武五子传》及《霍光传》，当刘贺以昭帝继承人的身份入承大统时，本应以儿子的礼仪为昭帝居丧行礼，但刘贺不仅不如此，甚至连仪式性的哭都不愿意。而对自己的父亲，则以“三太牢祠”，“称嗣子皇帝”。 揆之于史，刘贺这种举动不是一时的任情而为，而是对过往历史做出判断之后的结果。习汉史者皆知，武帝在晚年最为宠幸的女人，是刘贺的祖母李夫人，但与此同时，人们不太了解的是，她还具有超高的政治地位——皇后身份。《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载：“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也就是说，在卫子夫之后，是由她来坐在皇后位置上的。由此，李夫人的儿子，也即刘贺的父亲刘髆自然“子以母贵”，最应该成为太子，乃至后来的皇帝。然而，刘髆却在昭帝接位前后莫名地死去。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已很难明了，但前已论及，昭帝即位本就存在着质疑，刘贺家族怎么可能甘心接受这种事实与变故呢?所以，不管是居丧不哭，还是称“嗣子皇帝”，它所表现的，实质上是刘贺对昭帝皇位的不认可，及对父亲和自己家族的冤屈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之上，再来细绎“大刘”之名，隐然有深意存焉。在笔者看来，按照刘贺家族的逻辑，如果说“大刘”有大支嫡传的意义，那么，就接续武帝的正统性而言，昭帝为幼子得位，又非出自皇后之门，得位不正，自然算不得“大刘”。而宣帝虽出自长子系统，而且祖父为皇后之子，但经过武帝晚年的变故之后，这一支早已成为了戴罪之家，失去了承接武帝正统的合法性。而唯有配食武帝的“孝武皇后”——李夫人的后嗣，才是真正的“大刘”之家，所以，我们由此就能够理解，刘贺何以敢自称“嗣子皇帝”。也所以，所谓的“大刘”，也就应该有刘贺蔑视昭、宣二帝，并进而否定宣帝接续武帝正统的同时，隐然自任为正统传人的内在意向。 明了这一意义之后，再来简单地看第二个方面的含义。 我们知道，刘贺本为二代昌邑王，海昏侯家族对这一身份，看起来是极为重视的。根据本次海昏侯考古发掘的相关报道，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昌邑食官”、“籍田”等文字，此外，有大量书写“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字样的漆器。“在一件青铜豆上，清晰刻有‘南昌’二字，这是关于‘南昌’城的最早、最珍贵实物资料。”[9]这说明，刘贺家族对于当年的“昌邑”情有独钟，或者也可以说，“昌邑”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情结和逝去的美梦，是念兹在兹的东西。 就字义来看，“昌”，有着大且美的意思，常作为一种吉祥用词而出现，“昌邑”，且大且美的封邑，这样的观念，在字义上应该是能够成立的。而来到海昏，可能会更加深这一心理认知。我们知道，先为县后为侯国的“海昏”，就字义而言，指的是鄱阳湖以西。“海”应该是比喻那片辽阔的鄱阳湖水域，“昏”则借太阳西下的黄昏来代指西面。然而，在经籍中，“昏”又有早死之义，《左传》昭公十九年载：“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杜预注引贾逵言：“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孔颖达疏曰： 夭为少死也。《尚书》六极，一曰凶短折。孔安国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为早死之名，故为夭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谓未三月而死也。总说诸死，连言之耳。 刘贺应是熟读经籍之人，对此当然是熟悉的，并理所当然地有所禁忌。在厌嫌“昏”的同时，且大且美的“昌”就更加使其追念不已。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据《汉书·武五子传》，刘贺在海昏曾属意于被封为“豫章王”，除了地理条件的便利之外，“豫”与“章”也有大且美的字义指向。此外，当“昌”被用于形容人的时候，还可与身体的高大修长发生联系。如《汉书·儒林传》记有“申章昌曼君”，颜注引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我们知道，“曼”有修长美丽的意思，与“大”可通，并与“昌”意义相近，故而被用之于有连带关系的名与字之中。不仅如此，作为符合汉人审美标准的名词或概念，“长大”或“壮大”既悦人耳目，同时也是一种帝王气象。《汉书·外戚传上·孝武钩弋赵倢伃》曾载昭帝幼时之事，其中这样说道：“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师古曰：“壮大者，言其形体伟大。”而据《汉书·武五子传》，昭帝驾崩后，群臣一度属意于广陵王刘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壮大”，而刘贺本人也被记载为“身体长大”。总之，“昌”与“大”之美有着关联，而刘贺又是“身体长大”的“昌邑王”，他命名“大刘”之际，既有对海昏的抵触，同时又饱含着各种复杂微妙的心情。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我们再来审视海昏侯墓葬物品，就有了一些新的感知。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随葬品中的柿蒂纹纹饰。作为海昏侯漆器中最常见的花纹，有专家指出：“柿蒂纹是这批漆木器纹饰运用的主要造型，还有许多种变体花纹，绘出了很多抽象图案，但它们的母体都是柿蒂纹。这也意味着，西汉海昏侯墓的标志，也可能会采用柿蒂纹。”[10]这样一个汉代多见的文饰，按常理本无足深论，但在海昏侯墓葬中如此多地出现，乃至可谓标志性纹饰，内中就没有深意吗?我们以为，有。因为海昏侯所处的特殊景况，使得这个家族在抑郁之下，有太多需要含蓄表达的内容。所以考察海昏侯墓葬，既应以常理度之，更应跳出常态之外来看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柿蒂纹问题上来。“柿蒂”是后来的俗称，并不雅致，对于刘贺家族来说，当以其雅名为规准。据李零的考订，柿蒂纹的本名应为“芳华纹”，其基本根据，是战国镜铭中的“芳华蔓长，名此曰昌”。而且他还指出：“‘芳华’屡见于古代诗赋，不胜枚举。如屈原《楚辞·九章·思美人》：‘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11]我们注意到，此一论述中有两点特别关键：一是此纹饰“名此曰昌”，明显指向了“昌”，并联带有“蔓长”等与“大”相关的词汇。海昏侯家族借此关联，寄托出“昌邑王”、“大刘”的意义，应非臆说。二是此纹饰与美人相关。就本论题而言，最重要的美人，那就是李夫人了。据史书记载，李夫人死后，汉武帝痛惜不已，曾作《悼李夫人赋》而寄托无尽的哀思，此赋收录于《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中，其中“惜蕃华之未央”，“芳杂袭以弥章”云云，恰与“芳华”意境相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柿蒂纹在海昏侯墓葬品中应该有着特别的寄托。而进一步言之则是，这一寄托不仅隐隐表现了海昏侯家族为“芳华美人”之后，更是正统所在，是“名此曰昌”的荣耀一族，这一族本应高居皇位，但现在却沦落于此。由此，它与“大刘记印”正可相互印证，反映出刘贺及其家族不满与哀痛的情愫。 当然，关于“大刘记印”应该还有更多的信息隐于其后，如它的龟纽是否有隐含的深意?与它一起出现的玉具剑，还有未刻字的玉印，它们相配套在一起，这些是否有着早期宗教信仰或仪式性的内容呢?由于篇幅及材料所限，本文不再论及，仅就以上两方面提出自己的浅显意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注释： ①如《汉书》中，《赵广汉传》载：“郡大姓原、禇宗族横恣。”《酷吏传》：“大姓西高氏、东高氏。”在《后汉书》中，《光武帝纪下》有：“郡国大姓”；《冯异传》：“郡县大姓”；《赵憙传》：“舞阴大姓李氏”，等等。 ②如《汉书·王莽传下》曰：“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续汉书·祭祀志上》则有“帝刘之九”“帝刘之秀”的说法。 ③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杨振红：《松柏西汉墓簿籍牍考释》，《南都学坛》2010年第5期；凌文超：《走马楼吴简“小”、“大”、“老”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 ④如在汉简中有“骊轩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次女□□□□□……”(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1页。)《旧唐书·文宗纪下》则有：“诏故澧王大男汉可封东阳郡王，第二男源可封安陆郡王，第三男演可封临安郡王。” ⑤《汉书·儒林传·孟卿》载：“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儒林传·周堪》载：“(堪)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后汉书·儒林传上·孙期》：“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汉书·艺文志》则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⑥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正义》曰：“汉制，帝女曰‘公主’，仪比诸侯。姊妹曰‘长公主’，仪比诸侯王。姑曰‘大长公主’，仪比诸侯王。” ⑦刘贺旋立旋废，宣帝最终得立，这一事件发生在前后相续的同一时间段。关于刘贺的即位年龄，廖伯源在《昌邑王废黜考》中指出：“《汉书·武五子传》谓宣帝地节三年，山阳太守张敞奏故昌邑王贺事，谓故王时年二十六七。地节三年(前67年)时二十六七岁，则昭帝元平元年(前74)昌邑王即皇帝位时为十九、二十岁。”氏著：《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页。而据《汉书·宣帝纪》，宣帝死于黄龙元年(前49年)冬十二月甲戌，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寿四十三。” ⑧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张小峰：《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第二、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