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禁的性质与晚宋儒学的派系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庆元论文,党禁论文,派系论文,儒学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庆元党禁是南宋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此前，南宋儒学在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庆元党禁使儒学成为伪学，后又平反，最终使儒学由自由的学说竞争转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在这戏剧性的过程中，南宋儒学的派系得以整合，朱学因此而成为主流，涵盖了陆学与浙学。关于庆元党禁与晚宋儒学的这种基本情况，虽然为人们耳熟能详，但专门的分析，似尚付阙如，故试加讨论。
一、庆元党禁的性质
要分析晚宋儒学的派系整合，必须先了解庆元党禁的性质。
在庆元党禁以前，南宋儒学的发展已形成了朱学、陆学和浙学鼎足而三的局面。但在庆元党禁的伪党名单中可以看到，朱学、陆学、浙学三系的人员都在，这意味着关于儒家思想的自由论争并不是激起党禁的根本原因。然众所周知的是，在《宋元学案》中，专辟一卷记述庆元党案。在此卷中，附有一个三十七人的名单，称为“攻庆元伪学者”。“伪学”这个称谓，确实是庆元党禁中攻击伪党最重要的语词，这意谓着党禁的终极原因在于伪党的学术乖离于儒家正道，党禁的性质似乎是在于思想学术的分歧。后世学者在论及晚宋思想时，对于庆元党禁的性质没有给予认真的关注，而实际上，下文将讨论到的党禁期间，以及党禁以后的晚宋儒学派别的活动与结果，是与党禁的性质极其有关的。
事实上，党禁更主要是政治上的派系争斗的结果。就南宋儒学的自觉追求而言，无论各家具体的哲学理论如何不同，经世致用是一个共同的重要目的。从朱熹与张栻、吕祖谦论学起，他们的关心就不纯粹是在学术上，而始终是将学术的讨论联系到人心世道的整治上的。乾淳期间，以及绍熙年间，当朱熹由与张栻、吕祖谦商量转到与陆九渊、陈亮、叶适论辩时，南宋儒学的发展不仅在理论上被推向高潮，使各家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而且在形式上也推进到了一个高度清晰化的程度。这个高度清晰化的形式决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称谓上，正如叶适《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所言，“道学”之名被创生（注：《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中华书局点校本。）；思想上的共同关注者，亦即同道、同志者（尽管观点绝不相同），渐成政治上的同党（注：由“学”而“党”，实也是朱熹等人的追求，见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第189-192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但应作出说明的是，朱熹所谓“吾党”，固然有政治上的诉求，思想上的认同仍是基础。这与浙学是略有区别的。在浙学那里，“党”派意识，固然也有思想上的认同要求，但更现实性地反映在场屋上的成功。）；至于讲学、刻书、立祠等等，更是不一而足。此不妨引庆元党禁时的攻击之言以见之：
伪师（指朱熹）往在浙东，则浙东之徒盛；在湖南，则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于一室，伪师身据高坐，口出异言。或更相问答，或转相问难，或吟哦经书，如道家步虚之声；或幽默端坐，如释氏入定之状。至如遇夜则入，至晓则散，又如奸人事魔主教。观其文，则对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仪；语言险怪，亦如释氏之语录。杂之以魔书之诡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注：《庆元党禁》，四库全书本。此说法尽管主要针对着朱学而言，而且陈亮与陆九渊生前也对朱学有所批评（《陈亮集》卷二○《又乙巳秋书》、《陆九渊集》卷三五，中华书局点校本），但讲学而结“党”实是南宋儒学所共有的现象，这由党禁的伪学名单即可证明。）
南宋儒学的这种形式化推进，对于现实的政治与社会而言，具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在正面，这种影响力使南宋儒学士人发展成南宋的重要政治力量。绍熙五年秋，作为党魁的朱熹被召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既是此力量所带来的结果，也是此力量的集中象征。在反面，这种影响力刺激了被排斥在南宋儒学运动之外，特别是政治上被排斥在外的其他官员们的反弹心理。一旦出现转机，这种反弹便呈现为事实，朱熹立朝四十六日即被罢（注：关于朱熹立朝时间，有四十、四十六日两种史录，意义大不同，考辨详见余英时《绍熙五年朱熹临安之行考辨三则》（《大陆杂志》第103卷第1期，2001年7月）。），并旋即演成庆元党禁，即是结果。因此，朱、陆、浙三系尽管思想不同，但由于政治上属同一派系，故党禁中同入伪党名单，三派各有分歧的思想学术同被视作伪学。
由于党禁的性质是政治，这便也意味着，政治上的气候变化固然对南宋儒学士人有政治上的打击，但对于儒家学者彼此之间的思想关系并无直接的影响。田浩认为，庆元党禁带来的政治冲突加强了道学群体内部的团结（注：《朱熹的思维世界》，第201页。）。这个“团结”如果只是指政治上，是对的，但却毫无意义，因为党禁前，儒家学者在政治上便是十分的团结。如果说这个“团结”是指思想上，则错了。朱熹并没有因为党禁将思想不同的儒家学者弄在一起，便含糊了思想上的原则而放弃了对江西之学与浙东之学的批判。对江西之学，朱熹在陆九渊去世后，实际上更加毫无顾忌地予以了批判，并没有因党禁而改变。（注：参见陈来《朱熹哲学研究》第16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浙东之学，庆元党禁中，叶适与陈傅良的著述被毁板，朱熹即表示叫好。（注：见《宋史·选举志二》与《朱子语类》卷一二三，中华书局点校本。）至于朱、陆的学生辈，更是不余遗力地卫护师门，彼此攻击。
实际上，所谓政治上的打击，似乎也仅限于仕途上的罢黜，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进行什么清算。确实，党禁期间，有许多攻击朱熹以及伪党、伪学的奏文，诸如“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悉见黜落”（注：《庆元党禁》。另参见《道命录》卷七，知不足斋丛书本；《四朝闻见录》卷四，中华书局点校本。）等，但事实上儒学的活动与思想建设并没有因此停止。蔡元定流放，朱熹率众人相送；朱熹卒，“诸生近者奔讣，远者为位而哭”，葬礼虽声称被监视，但会丧者仍几千人。（注：《庆元党禁》。）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很招摇的事情。朱熹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即修《仪礼经传通解》、集《书传》，都于此时开始；其他学者从事儒学活动也依旧进行。（注：参见麦仲贵《宋元理学家著述生卒年表》，新亚研究所1968年版，第261-271页。）甚至真德秀与魏了翁在党禁期间依然中进士。（注：真、魏二人思想上认同儒学虽然是后来的事，但此时也已受影响，《宋史·魏了翁传》称“时方讳道学，了翁策及之”，即是证明。）党禁起后，之所以有众多攻击伪党、伪学的奏文，根本的原因更主要是大批列入党籍中人被削罢以后，其余官员们或表态，或希望取悦于韩侂胄以图仕进。
庆元党禁对南宋儒学真正的影响，除了当时中人在仕途上遭到挫折，以及受此压迫而在精神上承受苦闷外，从长时段来看，与其说是打击，勿宁说是助长，而这种助长的直接力量又是来自政治的因素。如上所言，庆元党禁在理论上并没有对儒家学者的思想进行有力量的否定，充其量只是些表态或取媚性质的攻击，在学术活动上也谈不上封杀。而庆元党禁对儒家学者在政治上的清理，滋生出了仕风的严重腐化，韩侂胄执政期间使整个官僚阶层的风气被毒化，即《庆元党禁》所谓：
宗师（指朱熹）既亡，义礼日丧，风俗自是大坏。侂胄以专擅为当然，而恣其所为；小人以无耻为常事，而恬不之愧。举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复知有人主；虽往时坐党被斥之人，亦有趋趄于侂胄之门者矣。
这种毒化对后来的开禁，以及以后的儒学兴起，乃至最终的朱学被官方化，又可谓有着极大的助益。
当乾淳年间儒家思想建设与活动处于高峰时期，儒家学者，尤其是朱学，因其陈义与标举，实已令局外人反感；而浙学中人对科场的左右，更不免为天下人厌恨。（注：《道命录》卷七“言者论廷、省魁、两优释褐皆伪徒不可轻招”条载党禁后有臣僚指出：“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三温人（指陈傅良、叶适、徐谊，见周梦江《叶适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预说试题，阴通私书。所谓状元、省元与两优释褐者，若非其亲故，即是其徒。”）后来在党禁中所表达出来的看法，其实正是这种反感与厌恨的集中反映。但是经过党禁以后，仕风的腐败极大地从反面凸现出了修身有节的儒家学者的品质，而其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强调道德主义立场的朱、陆思想的价值，更是随时而增。后来宋理宗在真德秀、魏了翁的推动下褒崇朱学，重要的切入处便在这个仕风的整治上。
二、浙学的出局
庆元党禁连头带尾达八年。（注：关于庆元党禁的过程，详见《庆元党禁》，参见《宋元学案·庆元党案》，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党禁前，陆九渊与陈亮已分别于绍熙三年、绍熙五年去世。党禁期间，朱熹也于庆元六年卒。在思想谱系上与朱熹、陆九渊、陈亮相同辈分的重要学者中，陈傅良与叶适度过了党禁的日子，并于开禁后官复原职。陈傅良虽不久即卒（嘉泰三年），但叶适一直活到了嘉定十六年。
但是，庆元党禁带给晚宋儒学派系整合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党禁以后的政治变化促使浙学从晚宋的思想现场中出局。
浙学在乾淳时期的兴起，从吕祖谦到永嘉学派，很大的原因是凭借着场屋中的成功。尽管浙学中的领袖人物意识到这点，并且也不是完全同意这种取向，但浙东的士风也不能不让他们妥协。庆元党禁在科举上实行封杀，实际上最受损伤的不是朱学与陆学，而是浙学。尽管开禁以后，陈傅良与叶适官复原职，但浙学来自场屋决战的风头已失去。（注：永嘉学在场屋中的风头来自内容、文体与人际网络，庆元党禁后，只有文体还有用。全祖望称“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宋元学案·水心学案》按语），即反映出这一点。）
更严重的是，韩侂胄执政以后，不得人心，为求改变，决定北伐，从而对事功学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从思想的立场上讲，北伐是持功利哲学立场的陈亮、叶适的基本政治主张（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开禧用兵之说起，以人望如入朝。先生当淳熙时，屡以大仇未复为言。陈亮更力主抗金。），因此思想与言论上主张北伐对叶适来说实是一贯的事情。但是，韩侂胄的不良动机，叶适当然是知道的，尤其是目睹此时南宋的实力，叶适也清楚地意识到北伐并不是一件可轻易谈的事情。现实的状况与自己的立场之间存在的冲突，实是叶适很感痛苦的事情。因此一方面他上书宁宗，希望朝庭改开边为修边，整兵而不用兵，增强实力以待来时（注：《水心文集》卷一三《上宁宗皇帝札子》。）；当韩侂胄欲借其名起草出师诏书时，也加以了拒绝（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叶正则不肯草出师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但另一方面当北伐启动后，尤其是出现危机时，他又积极投身于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活动，甚至进入前线；他个人的仕途生涯也在开禁以至北伐中达到了顶峰。
但是随着北伐失败，韩侂胄被诛，叶适不仅退出政治舞台，而且他所主张的儒家思想也因此遭到攻击，因为已有的实践似乎证伪了浙学。全祖望在《水心学案》中讲：
许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当时无以为然者。自方回始据之以诋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论学有所异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说以毁之。此后，叶适息影于水心村。虽然叶适继续讲学，但其实已少有士子关心他的思想，感兴趣的大多是请教场屋决胜的本领。叶适讲：“余久居水心村落，农蓑圃笠，共谈陇亩间。有士人来，多言场屋利害破题工拙而已。”（注：《水心文集》卷二九《题周子实所录》。）尽管叶适没有停止理论思考，依然在努力论证自己的思想，回应朱熹的批判，其理论上的斥求也诚如全祖望于《水心学案》中所指出：
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但是这个“鼎足”，只能是在理论的意义讲，而且也是由后人来看，并没有在庆元党禁以后的晚宋儒家思想的现场中呈现出来。尽管叶适的实际年龄与朱、陆的弟子同辈，他去世于1223年，朱、陆重要弟子也差不多这时候去世，如黄幹1221年卒、陈淳1223年卒、蔡沈1230年卒、杨简1226年卒、袁燮1224年卒，但是叶适的思想是不属于这代人的，他的思想在南宋儒学的谱系上是属于朱熹、陆九渊、陈亮那个辈分的。（注：《宋元学案》就是这样处理的。后人也基本如此，如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正中书局1968年版），以及何佑森《两宋学者的地理分布》（《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年8月）分浙东之学为三期，都是将叶适放在朱、陆同代。但田浩有不同，他在《朱熹的思维世界》将叶适放在朱熹门人一辈中。）换言之，在经过庆元党禁，以及开禧北伐后，对儒家精神作功利哲学诠释与政治制度建构的浙学，在形态上已趋于销熄，而对儒家精神作道德哲学诠释与人心社会改造的朱学与陆学则得以荣进。
此亦可以由乾淳诸家在南宋后期弟子的数据来加以说明，《宋元学案》与《儒林宗派》作有详细的排列。（注：今人在此基础上作有更细的统计，可参考陈荣捷《朱子门人》（学生书局1982年版），徐纪芳《陆象山弟子研究》（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叶适年谱》、董平与刘宏章《陈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只是这些统计往往限于一代，不如《宋元学案》与《儒林宗派》那样列出多代，以便观察学派的变化。另外，关于两宋学者的地理分布，还可参见何佑森《两宋学者的地理分布》，只是此文主要据《宋元学案》统计，有局限。）今取方便，据万斯同《儒林宗派》将诸家弟子数据列为表1。
应该说明，此表的数据是可以争论的，如表中与本文无关的反映明代朱学人数的第五代，远不止于此，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足以说明这一点。此外，万斯同对于师承认定与其他学者的看法也有出入，譬如宋末元初重要的学者王应麟，万斯同将他归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之三传，而《宋元学案》则强调他兼治众家、不限一师，以吕祖谦为主。（注：《宋元学案·深宁学案》按语。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取此说，见第11章第6节。但王梓材也考证全氏之说有误。参见《宋元学案》卷七三《丽泽诸儒学案》、卷八五《深宁学案》梓材按语。下文所引何佑森论文则以为王应麟史学源自永嘉学。）古人求学，转益多师非常正常，大师逝后，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对于弟子、再传弟子师承的任何考证，都难免会有值得商榷之处。譬如叶适再传弟子至少还有吴子良（注：见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第277页。），万斯同则没有将他列入叶适门下，但是这种细节，并不足以影响由《儒林宗派》来分析庆元党禁后的学派大势，万斯同的师承谱系基本上反映出了庆元党禁以后学派的盛衰概貌。吕祖谦、张栻去世较早，他们的弟子事实上无法在乾淳之际儒学回漩冲撞的巨流中自立，是很可想见的，吕祖谦还有少数二代传人和一个三传弟子，实已难得。实际上，考虑到这个三传弟子只是家学，说明这个传承实乏影响力。陈亮二代、三代的单线传承，也是家学，与吕祖谦一样。永嘉学派及身而止，原因已如前文所析。可见，真正于庆元党禁后仍有影响力的，只有朱、陆两家。南宋儒学的最后发展，也主要是由朱、陆两家门弟子的活动构成。
表1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朱 熹
438
93764847
陆九渊
4742101
陈 亮
161 1
叶 适
18
陈傅良
18
吕祖谦
498 1
张栻
32
但是，也必须看到，南宋后期的思想传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这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禁以后，各家著作都得到刊刻传播，学者们并不是只读一家书；二是即使是师承有统，往往也是不限一师。因此作为形态化了的浙学固然销熄，但其思想影响仍然会曲折地保留下来。何佑森在《两宋学者的地理分布》中，根据《宋元学案》对浙东学者进行了统计后指出：
浙东的学者可以分为三期研究：南宋初年高宗孝宗两朝为前期，这一期有艮斋、止斋、水心、龙川、说斋五个学派；宁宗一期为中期，有木钟、南湖、丽泽、慈湖、挈斋、广平定川六个学派；理宗度宗为末期，有北山、深宁、东发三个学派。（注：何佑森的这个概括虽不全面，如浙东第一期中没有将吕祖谦纳入考虑，便是大问题，但仍可以说明浙东之学的大致情况。）
在中期的六个学派中，后三个是陆学，前三个是朱学，但朱学中的木钟（陈埴少师叶适，丽泽诸儒渊源于吕祖谦（注：分别见《宋元学案》卷六五《木钟学案》、卷七三《丽泽诸儒学案》。）实是在接受朱学的同时融入了浙学的因素。至于末期的深宁（王应麟）与东发（黄震），后来学者如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将他们归属于朱学，但王应麟的史学，全祖望强调师法于吕祖谦（注：《宋元学案·深宁学案》所附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何佑森在上引论文中则断言渊源于永嘉之学；而黄震，侯外庐等则因其是朱熹门下而兼学于吕祖谦的辅广的再传，故强调与婺学有渊源。（注：《宋明理学史》上卷，第623页。）王应麟与黄震皆重史学，是否因此就一定在学统上认定是对婺学或永嘉学的传承，固然是可商榷的。因为在朱熹的学术中，也承接了湖湘学理学与史学相融的传统，并发展出了他的理学化的史学（注：何佑森对永嘉史学的理解也是理学化的史学，即断其“渊源于北宋的理学”，（此论不错，但需作细梳，详见拙稿《南宋永嘉学功学的兴起》，《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故在统计了两浙路的整个学派后，指出“只有极少数是宗吕学的，这是史学屈于经学的一种大趋势”。），但是，永嘉学、婺学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传统，乃至甬上四先生的陆学传统，一定也在浙江学者接受朱学过程中产生出潜在的影响。这点从元、明、清浙江学者编辑《敬乡录》、《金华丛书》、《四明丛书》、《永嘉丛书》便足以得到反映，相反，固执于学统或理论来梳理出彼此的关联，或陷入师承门户式的窠臼，或流于断章取义式的支解，并不足取。我以为四库馆臣论王应麟的说法，“博洽多闻，而理轨于正，其学问渊源出于朱子”（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十·杂家类二《困学纪闻》提要。），是比较适用于晚宋儒学的整个基本面貌的。
三、朱陆盛衰的分析
就朱、陆两家而言，由上表看，陆学显然不如朱学，尤其是到三传弟子。南宋儒学在开禁以后，从政治的平反到逐渐发展成意识形态，是在理宗（公元1224-1265年）早期完成的，即大约在1220-1240的二十年间。而这差不多是朱、陆第一代弟子相继去世，如黄幹、陈淳、杨简、袁燮分别卒于1221、1223、1226、1224年；第二代弟子，如真德秀（公元1178-1235年）、魏了翁（公元1178-1237年）、何基（公元1188－1269年）开展活动的时期。从前表中看到，陆学弟子的锐减是在第三代，也就是说是在政治上儒学得到肯定的时候。从正常的情况看，在政治上得到肯定以后，朱、陆两家的外部条件是一样的。虽然朱熹作为党魁，政治上平反当然是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加之陆九渊去世也已多年，两人影响有所差别，如嘉定二年朱熹即赐谥文公，陆九渊则迟至嘉定十年始谥文安。但是，在此期间，陆学思想的影响与弟子们卫护师门的活动都是非常强烈的，这从陈淳感叹“陆学张王”（注：《宋史·陈淳传》。）即可想见。因此，朱、陆两家的盛衰，与庆元党禁之间当无直接的原因，因此有必要从其自身学术上的差别来进行分析。
首先是已有的学术思想资源。朱熹在思想形成与展开的过程中，思想的文本建设始终是作为一个重要基础来铺设的，陆九渊则极不重视这项工作。在宗师已逝的情况下，虽然各自的弟子们仍努力维护师说，但在当时谁也难有像宗师们那样的左右力，留给后辈学者们的思想空间，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们自己的阅读，尤其是那些真正有力量的后辈。因此朱熹的优势是非常显见的。这里尤为关键的还不是读宗师们的一般文集或语录，而主要是读《四书》、《五经》。经过多年推动，《四书》正如朱熹所希望的那样，已成为士人进入儒学的阶梯。而《五经》的诠释或朱熹、或朱熹与其弟子也已完成。尽管人们仍然可以找汉、唐的本子，如《五经正义》来读，但一则读本不如朱熹的注释本容易找到，二则是朱熹的注释本在语言文字上显然更具有现代性。首选朱熹的注释本，无疑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这便意味着首先接受了朱熹思想的影响。魏了翁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魏了翁名义上系朱熹再传，实际上是私淑。（注：见《宋元学案·鹤山学案》黄百家考证。）魏了翁在回忆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时讲：
某少时只喜记览词章，所以无书不记。甲子、乙丑年间（即嘉泰四年与开禧元年间），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时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得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于是取《六经》、《语》、《孟》，字字读过，胸次愈觉开豁。（注：《鹤山集》卷三五《答朱择善》，四库全书本。）
魏了翁在谱系上还算是再传弟子，他对儒学的接受已是如此，更可想象三传的弟子当更是依赖于朱熹的著述，甚至是朱熹弟子们的著述。
其次便是弟子们的工作。朱、陆主要的亲炙弟子固然都能维护师说，但努力方向却绝不相同。朱熹的弟子，或在伦理的践履上严格按照朱熹的精神来贯彻，如黄幹在福建的工作；或继承朱熹的未竟事业，从事经典的文本建设，如黄幹、蔡沈对经的集注；或主要阐述朱熹的思想，并落实在文本上，如陈淳晚年诠释朱熹思想的《北溪字义》，竟然呈以词典的形式，便正要针对着人们对朱熹思想可能误读，而借此来范导后辈对朱熹思想的理解。概言之，朱熹弟子大都是祖述师说。陆九渊的弟子，对师门的卫护，则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请谥与道统上的争执，如槐堂弟子所为；对师说的维护，则并不是满足于诠注，而主要是将自己的体会融入加以发挥，其结果往往是凸现出陆学所包含着的问题，如杨简。本来，这些问题在陆九渊的思想上，是他的思想整体中的一部分，并不一定成其为问题，而在弟子处，被单向度地予以彰显，其结果反失去了陆学的精神。因此，相形之下，朱、陆之彼此消长，实不待言。
但是，尽管在南宋后期，朱、陆两家呈现出了明显的彼此长消，甚至可以说，作为形态化的陆学与浙学一样，最后也销熄了（注：陆学比浙学要好一些，《宋元学案·静明宝峰学案》全祖望案：“径畈殁而陆学衰，石塘胡氏虽由朱而入陆未能振也。中兴之者，江西有静明，浙东有宝峰。”即是说明自宋至元，始终还有服膺陆学的学者。），但是，无论如何，如同浙学的思想融入了朱学一样，陆学的精神实也合流于朱学。且相比之下，浙学的溶入是悄无声息的，而陆学的合流则有形有声。不仅是陆学中有人对朱学取认同，而且更有朱学中人对陆学作引入。（注：参见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第27章第1、2节。）
由上文朱、陆两家盛衰情况的讨论，可知影响朱、陆思想的后来发展，主要是朱、陆的第一代弟子。朱熹第一代弟子虽然众多，但有些先他过世。在庆元党禁后仍然活动并影响到后世的主要是黄幹与陈淳。在表1中的第二代弟子总数中，黄幹有24人，陈淳有10人，占到36%强，表上所列的朱熹弟子则多达438名，故足见黄、陈两人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也决定了朱学的转型。陆九渊第一代弟子实际上并不少，只是能列入学统中的却有限。从哲学思想的传承讲，甬上学者无疑是重要的弟子，上表中的第二代弟子中，师承甬上四先生者，竟占83%强。其中，杨简一人即有27人，占64%强。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讨论到南宋最后阶段融汇了陆学、浙学的朱学发展时，往往将朱学的重点移到浙江。这是由《宋元学案》带给后来学者的重要信息。（注：据此而论晚宋思想的论著很多，代表性的可见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上卷第23章。实际上，早在《宋元学案》前，就有学者持此观点，见王德毅《黄幹的学术与政事》（《汉学研究》第9卷第2期，1991年）所引明初程本立言，只是《宋元学案》对后来学者影响最大。另外，有意思的是，田浩将《宋元学案》的这种叙述，隐晦地表达成南宋朱学最终归落于或消解于吕祖谦的婺学，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最终的朱学意识形态化上，也是因为吕的学生乔行简的努力。（参见《朱熹的思维世界》，第356-358页）这个论断或可认为是田浩对于吕祖谦“最具有同情的了解”（余英时序）的结果，但是否符合史实，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这个信息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将朱学在南宋最后阶段的发展，聚焦于浙江，是因为金华的北山四先生，以及王应鳞和黄震。其中北山四先生是由黄幹所派生，向被视作朱学中的嫡传、道统正宗。然事实上，黄幹的弟子，“其传之著者，在闽则宓斋陈氏、信斋杨氏，在浙则北山何氏，江以西则临川黄氏，江以东则双峰饶氏”（注：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六《文肃黄勉斋先生幹》，四库全书本。）。其中无疑以闽中人士居多。《宋元学案》的看法是带着论著者的特定学术思想价值观的，只有在作出说明以后，才宜作为一种历史真实来加以讨论。（注：我对此问题的关注，源于早坂俊广与小岛毅的启发。在早坂俊广的《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中，指出了《宋元学案》是一本“表明话语之书”，而不只是“记述事实之书”，并且有以作者家乡为思想之最终代表的门户意识。早坂俊广于文中提及受小岛毅论《明儒学案》的启发，正巧我与小岛同年在哈佛访学，承他复印所著《中国近世にぉける礼の言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相赠，知他在研究福建儒学时发现，《明儒学案》因其价值取向，对福建儒学作了不妥当的处理。他在此书的第九章“明代福建朱于学の物语”、终章“明学の再检讨”中，比较研究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与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一以下论明代部分，指出了黄、李二人之不同的思想史观。）这里可粗略地指出，在发挥儒学社会功能的意义上讲，闽中朱学的努力，不仅更能反映出南宋儒学最后阶段由思想向文化转型的特征，而且对后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概言之，在朱学得到官方认同并开始向意识形态转型以后，作为消化了浙学、陆学的朱学在南宋最后阶段的发展，实是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类型得到推进的，而且正是这种推进，既给南宋儒学划上句号，也使南宋儒学传入后世。
综上所析，关于庆元党禁与晚宋儒学派系整合的关系，可以作这样的论断：庆元党禁主要是政治上的派系斗争的产物，与此前的儒学思想论争并无直接的关系。党禁的这种性质，一方面使得党禁虽然促成了儒学不同思想派系的同党化，但并没有使思想上的分歧得以消解与模糊，另一方面决定了党禁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仕途罢黜，而不是学术思想上的封杀与清算。庆元党禁对儒家学者在政治上的清理滋生出了严重的仕风腐化，转而促成此后的政治平反与儒学发展。由于党禁以及后来的政治变化，特别是北伐失败，使得一贯主张北伐的浙学直接受累，从而于解禁后由儒学思想现场中出局。朱学与陆学在解禁以后，虽然同样得益于政治的助力而发展，但由于各自此前学术资源与此后学术努力的不同，朱学盛而陆学衰。浙学与陆学在被朱学消化的过程中，双双从晚宋儒学中消退。而作为消化了浙学与陆学的朱学在南宋最后阶段的发展，在不同地区呈以不同的类型得到推进。
收稿日期：2002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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