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谢冕
参加者：王利芬、孟繁华、陈顺馨、
尹昌龙、尹国均、史成芳
地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持人的话
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正式形成于七十年代末，国内外学者为此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十多年本学科在教材建设、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人才培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显著。认识和总结这一学科的发展规律，探寻当代文学的特殊品质、建立有异于其它学科的理论构架，从而推进这一学科向着更为系统也更为完善的方向推进，这是我们希望走到的目的。
一、学科建设的总体问题：历史性、现代性、时间性、正统性
谢冕：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不断行进的学科。它以无限的创造和补充而构成它的动态特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是一种不断的追踪，需要的是投入的精神，等待那些丰富生动的文学现象成为“历史”再对它进行“冷静”的“总结”的研究方式，显然不适合这一学科的特点。当代文学的研究当然需要科学的精神，但书斋式的埋头于资料的整理，可能会以失去足以珍惜的生动性为代价。
对于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敏锐的捕捉和观察那些在创作和理论运行中闪现的特征，在对这些特征归纳和提炼的过程中，关注文学的趋势和走向的能力至关重要。
材料的堆积和信息的泛滥已构成对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威胁。对于这一学科建设来说，资料积累的概念有它特定的内涵。概而言之，对于资料的淘汰也许较积累更为重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必须具备从纷繁的资料中刹断价值和择取精华的识别能力。历史记住的是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相反。
当代文学研究与即时的批评关系密切，生动而敏感的、甚至带有某种即兴特点的“粗糙”的批评成为这一学科的合理内容。发现、开拓、甚至具有某种预见性是从事这一学科研究工作的重要品质。这些研究者注视着文学运行中的“异端的创造”，建设的精神使他们乐于发现并推进那些探索和试验的实践。当代文学认定，文学的发展有赖于新异乃至怪诞之物的不断的补充。在这里，现论勇气和开拓的眼光显得比什么都重要。
当前我们的研究匮乏历史感。大家都在追逐新潮，却表现了对于历史的冷漠甚至无知。所以这二、三年我一直在强调阅读和熟悉过去的作品，包括“文革”的和“大跃进”的。在这一点上，我宁愿蒙受“保守”的谴责。
当代文学有它的来源，在它的涌动中汇入了杂质甚至污秽，这却恰恰构成了它的丰富。前面谈到淘汰和择取，但有些“资料”显然不能因政治的颠狂而贬抑或否定它们文学的、社会的和史料的价值。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它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使它离开社会历史几乎得不到解释。
尹昌龙：“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当然源于该学科自身的专业性要求。在这一点上与其他专业所提的学科建设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对于当代文学这门特殊学科来说，这一问题的提出还有其特定的情境或语境。在全国高校尤其是在综合性大学中，“当代文学”课程的设置以及相应的教研室的建立，最早也只是在五十年代，相比其他学科要晚，而且从初创之时起，就有人怀疑其必要性。虽然这种怀疑被该学科迅疾发展的现实悬置起来，但并不是说疑问本身就被彻底解决，比如一直就有“当代（文学）无学问”的说法流行着。进入九十年代，老问题又遇合了新情况，使得这一学科遭受着几乎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学科内外两个方面：“外部的压力主要是文学史界、文学理论界等等，对这一学科学术姿态上的某种随意性、零散化提出批评，进而上升为对这门学科的学风和文风进行检讨，最终出现了一种倾向性，这就是“当代文学”还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应当被重新推敲；内部的压力主要是解构主义理论进入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一种爆破作用，通过延宕意义等惯常手段，进而消解“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甚或瓦解这一学科。这有点像“玩火自焚”，不管是有意无意，但似乎都应验了福柯的预言：“解构主义常常成了自己理论的牺牲品。”
鉴于这两种压力，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对当代文学的学科对象进行重新鉴定，以求摆脱或回应这些挑战。当代文学学科的设立，是按照一种面对历史的时间序列，分立出“当代文学史”这个相对闭合段落文学进行研究。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作为当代文学的学术资料，必须要符合某种“史”的性质，并大体形成某些基本的认识或设定。而以前在当代文学学科性研究观念中，通常不设置下限，使那些发生中的文学现象都纷纷成为当代文学的学科对象，并源源不断呈泛滥之势。这就严重违背了“历史性”的要求。虽然在当代文学的一些研究论著中，也人为地框定了一个时间界限，但大多出于临时的、各自的研究需求，而不是一个学科的根本性设定。这种对对象把握的模糊不定的状况和非历史性姿态，常常使得我们把当代文学的学科行为和批评行为混淆起来。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则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当代文学史如果从时间上讲至少比现代文学史要长，然而这种相对悠久的时间段落并没能帮助我们形成某种坚定的历史感，而现代文学学科却正好相反，在已然形成的历史感的有效支撑下，自身建设发展得极为充分和完备。当代文学学科受到外部的攻讦，就与这种缺乏历史感的漂流状态相关。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我们曾经提出把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下限定在新时期结束、打通“现代”、“当代”的人为阻隔、形成二十世纪新文学的整体视域等等想法。现在看来，这些想法的一个有效之处至少在于营就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中整体性的历史观念，从而结束漂流的状态。
王利芬：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在一个政治化的界定之下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对于这样一个比中国现代文学时间跨度长得多并且还在延续的一段历史，要将它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确有它的难度和特殊性。
首先，作为一个学科它必须有其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曾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出现过并因其存在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方面发生过作用的文学现象和作家必须无条件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否则，面对一个残缺不全的研究对象很难得出什么让人接受的结论。
其次，我们的研究者本身就置身于当代文学之中，有的甚至是其文学发展的参加者。这无疑给我们的将它作为一个学科式地历史地把握它研究它带来了一些困难，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将其看作一个与我们关系不大的历史去看待它。于是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对这个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当成了个性化极浓的文学批评。而这两者的区别则是相当明显的。
这两点中，尤其是第一点我们很难有所突破，所以，关于这个学科的所谓建设，恐怕不取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者。
史成芳：当代文学研究者们也许永远摆脱不了王瑶先生当年写作新文学史时所面临的窘局。对于一个时间的当下性的学科来说，它所面临的问题永远是确立正统性地位的问题。自然科学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科学话语为它确立了正统性。而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正统性的确立依赖于这两个基础：经典的确立，讲述人的权威地位。
经典的确立依赖于历史。它由一个超新星式的本文或作家与一个彗星尾巴式的阐释体系构成，古典文学不缺乏这种经典作品。中国传统中的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以及后代的唐诗、宋词等早已确立了大批经典，由此古典文学的学术正统地位不容怀疑。王瑶等现代文学研究先驱的幸运在于他们有鲁迅等一大批新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它们的正统性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在此基础上一门新的学科的破土动工是自然而然的事。
讲故事人的权威性往往决定故事的命运。世纪初意大利的大学者克罗齐反对比较文学，由此导致意大利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滞后了多年。王瑶先生在作为一个新文学史研究家之前便以中古文学史家而名世。作为学者的权威性地位帮助他确立新的学科的正统性，当然这正统性是借自其他学科。
对于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确定正统性的两种方法似乎都难以施行。经典的确定需要时间，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在经典确立之后再来创立当代文学学科。而在今天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学分流越来越明显的时代，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借重于传统学科的权威们来为我们确立正统性。
学科的特殊性本质要求我们在“当代性”上为自己确立正统性。
作为学术，我们的任务是对于已有的作品本文和文化现象的分析和探究，此外也有一些资料的考辨和搜集工作。这种鉴定和陶冶的工作是为时间服务，为了确立新的经典。
作为批评，当代文学工作者的特质在于他直接参与时代文艺的构成。当代文学学科的这一特色赋予当代文学学者对未来的文学和文化起影响和引导作用的使命。
由此当代文学学科既是一门历史学又是一门未来学，这种时间上的双重性决定了它的确立正统性的基本原则。
二、学科建设的个别问题：地域性、跨学科性、理论性、科学性
谢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当代文学这一部分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学科。用形象的比喻来看，“现代文学”好比是永远长不大的“兄长”，而“当代文学”则是已经超过了哥哥年龄的而且还将不断长大的“弟弟”。这现象曾经引起我们在“当代文学”学科名称合理性的质疑。
不论今后将如何处理这一先天的悖谬，我们面对的无疑是一个卓有建树且具有独特形态的中国文学时期。中国文学在四十年代以后的发展，开始了在政治划分下不同地区的独立运行，这增添了它的构成互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一文化母体因彼此阻隔而造出文学差异，使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闪射出因民族隐痛而发出的不无缺憾的异学。
我们当然不能心安理得地分享这种国土分裂的现实苦难造出的文学繁富。在不断消弭裂痕和误解的过程中，对大陆和台、港、澳，甚至海外华文文学进行文学史的整合，无疑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使命。应当看到，目前我们已具备了进行这种整合的基本条件。
尹国均：我认为不管是搞“当代文学研究”或“当代文学批评”，不能就“当代文学”的狭小范围，要拓宽语言、思考与活动范围。如果仅限于“当代文学”范围；我怀疑能说多少话，能说多久？我曾读过法国哲学家萨特写的几篇论贾科梅蒂和其它几位艺术家的评论，真是写得棒极了，那种睿智让你感到他有哲人的高度、广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知识；以及对艺术家心理和艺术品的深刻体验与把握。我认为文学研究和文评家应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范围拓宽、拓宽到你认为最合适的范围，范围狭小只能走向失误。心理学、语言史、建筑史和绘画以及哲学、创作、宗教……生物史或社会学、考古或古文学；美感、艺术感觉、思维方式、视角；甚至木匠的技艺、服装设计等等不无丰富着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全知全能，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视角。作为文学的研究者或评论家，最接近的比如“艺术史”、“思想史”、哲学专题应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我想，如果有坚实广大的地域，有那么一批学养丰厚，敏感的人，有资料和气氛，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就会日趋走向成熟。当代文学既可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作为艺术，作为人文领域有那么丰富鲜活的材料，那么切近我们的生存生命；既存在于时空中又正如我们自身在不断的新生与死亡。当代文学最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和评论者应要求有丰富的自我；它既属于活动的；又属于不断在确认和定性的。今天的当代文学领域不是应缩小而是应拓宽，比如大众传媒，感性资料（不仅仅限于文学这种古老的工具），录像摄影。活动的人以及被普化了的一切，文化交叉以及今天社会的所有信息和它的载体、符号。本人认为，就当代文化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研究方法显然太陈旧，还是古典式的方法：仅就方法而言，就应首先改革。
孟繁华：法国著名文论家朗松在论述史学家伏尔泰时指出，通过《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的历史哲学主要有三点：一是要写人类思想和文化历史，而不仅是国王的历史；二是要叙述贸易、风俗和工艺技术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叙述战争和条约；三是要写世界的历史而不是欧洲的历史。伏尔泰的历史哲学给我们以启示。当代文学是发展中的学科，治当代文学的人都可能有自己偏好的年代和作家，这一出于兴趣的情感动因无可厚非。但作为治学者来说，则应提倡一种史家的胸怀和视野。十几年来，当代文学的追赶性操作和浮躁心理并没有成为过去，批评语言常常处于飞翔状态。因此有必要“再回首”，重读经典、细梳史料、勾沉探微，使当代文学成为一个丰满而结实的学科。而这样的工作则是情感和兴趣所不能替代的。
与治学视野和胸怀有关的则是方法。各种新潮方法的盛行。为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和生机，它开拓了我们的视域，刺激了新的创造热情。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来自第一世界的“理论倾销”缺乏应有的审慎，“新的就是好的”的进化论思想使轻率的认同也有走入历史发展逆方向的可能。因此一些虽然陈旧却仍然有效的批评方法，不应轻易的抛弃或否定，起码它应作为一种填加成分确立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我看来，实证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对具体作品的把握或对某一现象的判断都应有一种实证的精神，它可以避免夸夸其谈，同时可以使新的方法更具科学性。
陈顺馨：要把当代文学建立成为一门学科，本身就意味着它是朝学院式的和科学式的研究方向发展，即要讲究理论的运用，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态度，以达到系统化的效果。采取西方文艺理论作为整理和阐释的框架和方法，在学院里已经是挺风行的了。不过，我本人面对的难题是理论与材料、文本如何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至避免我们时常听到的批评——理论先行或以中国文本套入西方理论框架、达到的只是证明西方理论的可行性等。这可能是一个操作方法的问题，即我们没有学会如何溶汇或化合“筋骨”与“血肉”；亦可能是一个对于理论没有全面理解的问题，即只是功利性地摘用一些有用的片段而达不到“体”的沟通的水平。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尽力克服。不过，不能否认，处身于一个学院的环境，我们要面对的还有学科的传统。当代文学作为文学整体的一个新生部份，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好像是自然不过的事，但在学科传统面前，西方的方法还是“外来”的，而且难懂的，可能产生的抗拒心理在所难免。况且还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而是一个百年的中国课题。我的立场是要消解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因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异”的东西已不知不觉地构成了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
（陈顺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