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供需格局变化和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需论文,格局论文,我国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面临下行压力，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在此期间，学界出现了对我国投资和经济增长可能发生断崖式下跌的担心。为了把握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及变动趋势，更好地为宏观决策服务，我们从供需格局入手，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演变历程，估计和判断“十三五”时期我国可能的经济增长状况，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需求格局 国民经济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消费和投资之和可称为内需(或内部吸收①)，净出口可称为外需(或外部吸收)。 (一)外需和内需 1.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内需、外需构成看，我国一直是以内需为主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投资和消费(即国内需求)占GDP的比重始终在90%以上，净出口自1994年以来一直为正，而之前的年份则有正、有负(见表1)。
2.从不同时期经济加速增长的动因看，内需和外需先后成为三次增速上行的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9%。根据1978年-2013年的统计数据，期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按GDP增长速度的“谷—谷”划分，我国经济增长可以划分成三个较大的周期(截至2013年，第三个周期尚未完成)(见图1)。三个周期的经济增速上行期分别为1981年-1984年、1990年-1992年和1999年-2007年，下行期分别为1984年-1990年、1992年-1999年和2007年-2013年，三个周期中经济增速上行的动因各不相同。
图1 1978年-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1)1981年-1990年，内外需格局基本合理，内需是推动经济加速增长的动力来源。第一个周期中，我国内需与GDP之比的均值为100.3%(见图2)。内部吸收中，最终消费率阶段性均值为65.1%，投资率阶段性均值为35.2%(见图3)。与内需相对应，外需占比为负，国际贸易略有逆差(见图2)。从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角度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内外需格局基本合理。在这一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峰值出现在1984年和1985年，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5.2%和13.5%，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分别为102.7和109.3。从内外均衡的角度看，这个周期中，推动经济过热的原因是内需过快增长，1983年-1985年内需增速(以现价计算)分别为12.1%、19.4%和28.3%，对应的支出法下GDP增速(以现价计算)是11.2%、18.4%和23.3%，可见内需增速愈来愈高于同期经济增速。 (2)1990年-1999年，对外贸易基本均衡，内需过快增长导致经济过热和物价过快上涨。在第二个周期中，我国内需均值与GDP之比为98%(见图2)。在内需中，最终消费率阶段性均值为59.9%，投资率阶段性均值为38.1%(见图3)。这一时期的外部吸收为正，国际贸易有2%的顺差(见图3)。从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表现为基本均衡。此轮经济增长中，经济增速的峰值年是1992年、1993年和1994年，年增长率分别为14.2%、14.0%和13.1%，CPI连续三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1992年-1996年的CPI分别为106.4、114.7、124.1、117.1和108.3。从内外均衡的角度看，在这个周期中，推动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是内需连续四年以20%以上的速度(名义)增长，1993年和1994年甚至超过了30%(1992年-1995年内需名义增速分别是24.3%、37.8%、31.8%和25.5%)。
图2 1981年-2013年我国三个周期中的内需和外需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图3 1981年-2013年我国三个周期中的消费率和投资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3)1999年-2008年，内需占比持续下降，对外贸易失衡，外需强劲增长是推动上行期经济加速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个周期(1999年迄今)与前两个周期显著不同，我国的内需与GDP之比下降到96%，2006年-2008年甚至只及92%，从内外均衡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表现为严重失衡(见图2)。在内部吸收中，最终消费率阶段性均值为53.5%，2009年-2013年均值为49.0%；投资率阶段性均值为42.5%，2009年-2013年均值为47.8%(见图3)。这一轮经济增长率的峰值年是2006年和2007年，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2.7%和14.2%，2006年-2008年的CPI分别101.5、104.8和105.9。另外，2005年-2007年，外需名义增速分别为141%、63.1%和40.6%，内需名义增速分别为13.1%、16.3%和18%，对应的支出法GDP名义增速是16.4%、18.8%和19.7%。上述可见，在这个周期中，内需增速低于同期经济增速，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外部吸收的强劲增长。 3.从内需、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内需的贡献始终为正，外需的贡献主要表现在1999年-2007年 在供需格局的研究中，我们更关注三个周期中的经济增速上升期，因为上升期不同的上行动力恰恰孕育着下行原因。在第一个周期的上升期(1981年-1984年)，经济加速十个百分点，内部吸收增长构成主要动力，其中资本形成增长贡献了69.7%，消费增长贡献了53.6%。由于内部吸收增长超过GDP增长，外部需求的贡献为-23.3%。在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1990年-1992年)，经济加速了10.4个百分点，同样由内部吸收的快速增长所推动，其中消费增长贡献了87.7%，资本形成增长贡献了54.1%，内部吸收增长较之上一轮上升期更大幅度地超过了GDP增长，外部吸收的贡献为-41.9%。在第三个周期的上升期(1999年-2007年)中，与以往经济加速期相比显著的不同点是，外部吸收成为经济加速上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1999年-2007年GDP增速上升了5.4个百分点，净出口(外部吸收)贡献率高达27.6%，资本形成和消费的贡献率分别为46.7%和25.8%，表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加速增长的“三驾马车”。 第三个周期增长过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回味，其上行期持续了八年。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以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快速扩张，开启了该周期的上行之势；以美元低利率政策推动的全球周期性繁荣为我国提供了广阔的外部需求；与此同时，全球结构失衡助推了这次国内上升期的高度与长度，使国内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国民经济内外失衡、消费—储蓄失衡愈加严重；最终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以外部需求锐减的形式，我国经济进入2008年-2009年的“硬着陆”调整。 (二)投资率和消费率 从国内需求来看，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是我国经济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1.消费率总体呈下行态势，近期有小幅回升，但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下行态势十分明显，但近期有所改变。2010年我国消费率仅有48.2%，为历史最低水平，比改革开放初期的消费率水平低十个百分点以上。但自2011年以来，消费率出现小幅回升，2013年为49.8%，尽管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比历史最低值上升了1.7个百分点。 从变化过程看，1978年-2010年，我国消费率出现了两次上升和两次下降的过程。但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消费率变化幅度，上升期都明显偏弱，以至于至今我国消费率还处于历史低位。另外，从两次下降期看，1981年-1995年，14年间消费率下降了九个百分点；2000年-2010年，十年间消费率下降的幅度为14.1个百分点，可见，21世纪前十年，我国消费率在已有下降态势的基础上出现了加速下调情况(见图4)。
图4 1978年-2013年我国的国内消费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2.投资率振荡上行，近期有向下调整的趋势，但仍处于历史高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总体呈现振荡上升的态势。其中，最小投资率出现在1982年，为31.9%；最大投资率出现在2011年，为48.3%；两者相差16.4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投资率继续高位运行，为47.8%，但较历史峰值48.3%下降了0.5个百分点。 从变化过程看，投资率上下较大幅度振荡的情况主要出现在2000年之前，2000年之后，特别是2000年-2011年，投资率几乎呈持续上升态势，期间只在2004年-2007年间出现过1.4个百分点的小幅回落(见图5)。2000年以来投资率的持续上升，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不容否认，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最终需求中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之间出现了结构扭曲，消费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持续上升。 3.过高的储蓄率和过分追求出口拉动倾向导致投资率过度上升
图5 1978年-2013年我国的国内资本形成率(投资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导致投资率过度上升的原因，主要可由两个因素来解释②：一是过高的储蓄率；二是过分追求出口拉动的政策倾向，尤其是低汇率安排。③ (1)理论上讲，高储蓄率必定导致高投资率，否则将会出现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通货紧缩问题。开放经济下国民收入恒等式(S=I+CA，S为储蓄、I为投资、CA为经常项目余额④)反映一段时间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总需求增长结构是经济生活中国民及政府一系列决策后果的集中表现。这些决策包括：国民及政府在既定市场制度环境下，基于可支配收入所作的“消费—储蓄决策”；各类投资者基于资金供给成本与项目预期收益所作的“投资决策”；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制定的各类“激励政策决策”；微观主体在既定价格、利率、汇率水平约束下基于收益进行的“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决策”等等。这一系列相互影响的决策结果，最终体现为恒等式中三个组成部分的消长。 国民的“消费—储蓄决策”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一项最具基础性的决策。该决策产生的高储蓄率，虽不直接体现于宏观经济恒等式中，但却隐于恒等式的背后。这个决策的失衡必然造成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导致“内需不足、高投资率、高顺差”，是造成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居高难下”最为关键的变量，对其他总量指标变化均有着重要的、制约性的影响。 从实证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储蓄率与投资率变动的数量关系中直观地看到，储蓄率的上升为投资率的上升提供了现实基础，并推高投资率。储蓄率的提高，使投资资金供给更为充沛，有利于资金成本(利率)下降，导致在微观主体(依据项目收益水平和资金成本进行)的投资决策中，更多项目具有了投资的可行性，进而决定了全社会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投资率的上升。可以明确判断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储蓄率必定导致较高的投资率。 从结果来看，我国同时存在着高投资率(尽管它远远不足以消化我们的储蓄)和高净出口率(它意味着对应比例的收入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对应的实物产品，从而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其根源显然在于，也只能在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⑤。 (2)持续的“低汇率安排”必然抑制消费率、推高投资率 持续的“低汇率安排”，必然在压缩内部吸收的同时，抑制消费率、推高投资率，并扭曲资金配置机制，推动出口部门投资过大。在国民收入恒等式中，CA毫无疑义表现为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但只有在汇率水平反映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处于或接近于均衡水平时，CA才真正表现为一个“被动存在的差额”或“平衡项”。在经济运行中，如果把汇率当作经济调节工具，并服务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CA将不是一个由储蓄投资缺口决定的被动变量，而是一个被主动追求的目标(拉动经济的马车)。 当汇率被人为地控制在低于均衡水平以下的时候，根据吸收理论，将会扭曲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间的比价(实际汇率)，相对于非贸易品，可贸易品将变得更为昂贵。生产者会选择放弃非贸易品生产，转向可贸易品生产；而消费者则会相反地消费较少的可贸易品和更多的非贸易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选择的逆向变动，导致可贸易品生产量超过消费量，于是产生外部过剩(贸易盈余)。具体来看，将会产生以下三个宏观后果。⑥第一，持续维持低汇率，导致CA上升，会压缩总的内部吸收(消费+投资)，也就是压缩内需。第二，持续维持低汇率，对内部吸收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压缩并不是均等的，主要压缩了消费。第三，持续维持低汇率，从生产者的角度讲，将持续刺激贸易品部门(在我国集中表现为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妨碍结构调整。可见，人为的低汇率安排，是一个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压低消费率的重要变量。在我国，这种安排激励了工业的产能过剩，抑制了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增长。 人们关于储蓄与消费的决策，实际上是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的跨期抉择。而经常账户盈余的实质，就是在出口“当前的储蓄”，盈余的扩大就是储蓄的提高。因此，维持低汇率，追求出口盈余的政策，就是抑制消费、鼓励储蓄的政策。也就是说，持续多年的把扩大出口当作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与我国多年来试图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由于我国是从加入WTO后才开始更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对于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规律，以及相应地变得更为复杂的宏观变量间关系，经历了逐步了解到足够清晰的认识，并不断积累相关宏观管理经验的过程。宏观经济研究者也同样是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逐步加深对现实经济的理解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结构性失衡采取的调控对策常常缺乏系统性，效果也就难以尽如人意。 二、供给格局 利用1952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参考现有相关文献，我们对我国历年资本存量进行估算，拟合出了我国的CD生产函数，并以此为基础考察我国经济增长的供给格局。 (一)资本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劳动增长 利用拟合出的CD生产函数，估算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TFP)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⑦。结果表明，1978年-2012年GDP年均增长9.8%，其中，资本增加贡献73%，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7.1个百分点；劳动增加贡献6%，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技术进步贡献21%，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2.1个百分点。 (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年均贡献最大的时期是1990年-1999年 从上述三个周期看，前两个周期，即1978年-1999年技术进步的贡献总体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1978年-1989年的平均每年2.0个百分点增加到1990年-1999年的3.3个百分点；第三个周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下降，2000年-2012年技术进步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见图6)。 从年度间的变化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明显的上行期和下行期，上行期分别是1981年-1984年、1990年-1992年和2004年-2007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年份分别是1984年、1992年和2007年，分别拉动经济增长8.08、7.96和5.11个百分点。在下行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连续为负的情况只出现在1989年-1990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图6 1978年-2013年TFP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点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图7 1978年-2013年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点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三)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振荡上行，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行趋势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呈震荡上升趋势，1981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2012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是6.15、6.88和8.34个百分点(见图7)。与资本贡献的变动趋势不同，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呈下行趋势，不仅如此，2000年以来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前期进一步大幅下降。1981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2012年劳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是0.94%、0.83%和0.17%(见图8)。
图8 1978年-2012年劳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点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三、供求结合的政策着力点 (一)“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格局 1.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在经历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阶段。 首先，从经济高速增长理论看，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大要素——充沛的高质量人力资源、运行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处于经济发展的早期(即技术发展差距带来很大的追赶空间)，在我国正朝着中高速增长的方向变化。目前，我国上述三大要素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重在2011年达到峰值，2012年、2013年、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分别较上年减少1773万、345万和371万人；第二，我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追赶空间相对于发展初期已经缩小(按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的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7575美元)；第三，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艰巨。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看，我国潜在增长率水平已从10%左右降至8%左右。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大事件为线索，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阶段(见表2)。其中，只有1998年-2001年、2012年-2014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8%左右，但它们所对应的物价形势很不相同。1998年-2001年，在经济增长率达到8%的同时，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2012年-2014年，经济增速在8%以下，对应的却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另外，在2001年之后，我国不仅走出了通货紧缩，而且实现了长达六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11.2%。
图9 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历程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 再次，从日本和韩国等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下移具有普遍性(见图9)。日本在1956年-1973年年均经济增速9.2%，而1975年-1991年经济年均增长4.4%，两者相差4.8个百分点以上。韩国在1971年-1997年经济年均增长8.9%，1999年-2008年经济年均增长5.7%，两者相差3.2个百分点。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当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GDP增速下降的幅度更大，比如日本。 2.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投资增速 根据CD生产函数，2014年-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速和技术进步两大因素。资本存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变动，而后者又决定于人口结构的变动。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劳动人口比重在2011年达到峰值，随后劳动人口比重开始下降，人口总抚养比开始上升，我国老龄化发展的速度要比所有的预测都要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拐点已经出现，今后一段时期高储蓄年龄人群比重将逐渐下降，负储蓄年龄群体将快速增加，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动将推动国民总储蓄率趋于下降，进而投资率亦将趋于下降。根据日本经验，我们估计2020年我国投资率将从2012年的48%下降到40%左右。 未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难判断，它主要取决于改革的进展和经济转型的情况。为此我们做出三种情景分析。一是高方案，2014年-2020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保持2000年-2012年的平均水平，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二是中方案，2014年-2020年TFP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三是低方案，2014年-2020年TFP每年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根据CD生产函数，我们对这三种情景，分别测算了2014年-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见表3)。
根据中央提出的2011年-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可以推算出2014年-2020年GDP年均增长6.8%即可达到目标。因此，三种情景皆可达到GDP翻一番的目标。但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以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低，甚至出现了贡献率为负的情况，表明经济效益下滑明显，经济增速在潜在水平以下。因此，2014年-2020年要实现TFP对经济增长贡献0.5个百分点以上，难度还是较大的。 3.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内需增长 与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韩国和日本相比，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需求格局的突出特点是正的外部吸收率和更高的投资率。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现价外部吸收率为年均0.6%，不变价外部吸收率为负(见图10)，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外部吸收率始终为负(见图11)；日本投资率最高为1970年的38.8%，韩国最高为1996年的38.9%，我国最高投资率为2012年的47.8%。正是由于上述差异，当日本和韩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时，外需占比上升，而我国目前正经历与之相反的变化。因此，我国“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内需增长。
图10 1955年-1992年日本外需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图11 1970年-2012年韩国外需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根据上述经济增长前景估计，并参考国际经验，我们对2014年-2020年我国三大需求构成进行了估计。预计到2020年，我国投资率会由目前的48%左右降至40%左右，消费率由目前的49%左右上升至60%左右，外需占GDP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见表4)。
4.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服务业的增长 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迄今为止的最大值，目前仍处于下降的过程中(见图12)。尽管全球结构调整是造成我国工业产出比重向下调整的主要原因，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其中应包含了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来的结构调整要求(见图13和图14、表5)。因此，此轮调整结束后，“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将趋于稳定。由于制造业增速下降，服务业增速上升，“十三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服务业增长。
图12 1978年-201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指数及其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13 日本、韩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情况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图14 1970年-2007年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二)我国可以采用供需结合的政策着力点 1.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按照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要求，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包括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2.深化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程，将会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分散的“预防性储蓄”；社会保障资金的准时、足额给付，会促进当期居民消费。当前，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统一化进程，包括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提高居民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参与的积极性和强制性。 3.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为企业减负，为个人增收 坚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以效率为中心，在再分配领域强调公平为核心的原则，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在政府和企业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政府应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费，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宽松环境。在调整国家和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应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政策进行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类扣除制度，降低中等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加快政府转型，加大政府在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降低个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的分担比例。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严格贯彻《物权法》，确保群众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值权不受侵犯；进一步完善财产性收入税收制度，减轻普通群众持有财产的税收负担；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积极探索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取得分红、收取租金收入等流转形式；制定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和私人住宅所有权抵押的办法。 4.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消费增长 “十三五”期间，一是应通过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营造一个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投资市场环境，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从而通过财富的积累产生促进消费的“财富效应”；二是通过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包括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促进当期消费的增长。 5.收缩国有资本经营领域，进一步发挥民营资本投资的作用 降低准入门槛，扩大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积极营造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提升公共部门和受监管行业的效率及绩效管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适当收缩经营领域，为民营资本创造更大的运作空间，同时加大财政资金在生态恢复、环境保护、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促进区域均衡方面的投入力度。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大量“非正规部门”经济活动的情况下，适当放宽限制会使城市及非城市人口的就业状况获得很大改善。 ①国内消费和投资之和常常被称为吸收，这里为方便理解和分析将之称为内部吸收，净出口部分称为外部吸收。(吉利斯、波金斯、罗默、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522。) ②详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研究报告《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研究》(2008)。该报告分析了我国形成高储蓄的原因，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③追求所谓“出口拉动”，显然不同于“鼓励贸易”。前者是追求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后者是注重不同经济体之间比较优势交换带来的贸易利益。 ④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294。 ⑤我国高储蓄率产生的原因分析，详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课题组《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研究》(2008)。 ⑥三个后果中，第一个后果是直观的，Y=C+I+CA=A+CA(Y为收入，C为消费，I为投资，CA为经常项目余额，A为内部吸收，A=C+I)，净出口的增加，势必压缩内部吸收。第三个后果是第二个的自然结果。因此第二个结果是关键环节且相对费解一些。更为详尽的解释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课题组《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研究》(2008)。 ⑦生产函数估计方程：y=1.263+0.689k，式中y，k分别表示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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