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比例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_居民收入论文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居民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种形式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其表现范围十分广泛,城乡、地区、行业、不同所有制、劳动与资本、企业与政府、管理层与员工之间无处不存在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市场化的原因,也有制度设计不合理原因。目前,这些问题已不同程度受到社会和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关注的是,在财富产出分配中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问题。在一个社会里,从宏观来看,大致可分成三类主体:居民(或家庭)、政府和各类组织,社会创造的财富基本在三者之间进行分配。对于居民和家庭来说,其收入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即劳动收入(或工资收入)、财产投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其中前两项占主要部分。因此,所谓居民收入分配占比实际上就是指在社会总产出中居民劳动收入、财产投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所占的比重。在分配关系中,居民收入分配占比至关重要,其高低不仅关系到居民、组织与政府之间分配是否合理,也直接关系到居民消费水平高低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研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现有相关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已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我国居民的劳动收入份额问题,二是研究我国居民的收入和财产分布问题。在居民劳动收入份额问题研究上,现阶段主要探讨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状况和成因,例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发现,自1995年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开始逐年下降,认为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改制和产品市场垄断;李稻葵等(2009)发现从1992到1996年劳动收入份额略有上升,而在1996年之后逐步下降,认为工业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受到包括工业比重变化、资本回报率上升以及劳动者谈判力影响;此外,赵俊康(2006)等认为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节约是我国收入份额下降主要原因;李扬和殷剑峰(2007)还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对居民储蓄下降的影响。在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方面,学者们主要研究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公平性问题,其中对居民收入分布不平等问题研究较多(李实和赵人伟,1999);近年来财产分布问题也得到一定的关注,例如:李实等(2005)研究了我国城镇财产分布,并比较1995年和2002年的居民财产分布的变化;赵人伟(2007)研究了我国居民收入与财产的关系;陈彦斌等(2009)利用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财产分布,并讨论了灾难风险对财产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远不能反映我国居民在整个社会财富产出分配中的占比情况;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的研究只涉及居民内部层次,并没有涉及居民收入占比问题。为此,本文将探讨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问题,以期弥补有关研究不足。

二、理论模型

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异对经济增长差异有重要影响(Lucas,1988)。为此,假设满足规模报酬收益不变生产函数为

其中τ为相邻两期人均消费的比值。显然,在物质资本弹性、税率给定的情况下,τ-1的大小取决于经济行为人的边际效用弹性和对消费效用贴现的评价。在不同时期,如果行为人的边际效用弹性和效用贴现发生变化,那么τ-1也会发生变化。根据(2)式和(3)式,可以得到在均衡条件下,人均消费、人均人力资本、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产出、人均工资均按τ-1的增长率进行增长,而资本成本保持不变。即:

接下来据此考察居民的收入在产出中的占比有关问题。鉴于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工资收入)和资产投资收入。因此,将以此为标准进行研究,在此分两种情形讨论。

(一)一般情形:经济均衡增长但每年增长率不等

通过上面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般来说,居民收入占比高低与工资、资产、利率成正相关,而与产值呈负相关;当经济均衡增长时,如居民人均资产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则居民收入占比将会增加,反之则减少;当经济均衡增长且各年增长率相同时,如资产收益率高于经济成长率,则居民收入占比变化存在发散特征,反之则呈收敛特征。

三、数据及指标处理

本文的数据涉及1978~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29个省份的有关经济指标(重庆和西藏因为缺乏完整的各年数据而未计入)。根据模型和研究要求,需要测算各省的居民收入占比、劳动力平均生产总值、劳动力平均工资收入、劳动力平均消费、劳动力平均拥有资产等有关指标。现将各指标计算方法说明如下:

各省居民收入占比用“劳动力平均居民收入/劳动力平均生产总值”表示,这个数值与“居民总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居民人均收入/人均生产总值”是相同的。其中居民收入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来估算,如此得到:劳动力平均居民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全年纯收入×(总人口数-城镇人口数)]/劳动力人数。

劳动力平均工资收入采用“劳动者报酬/劳动力就业人数”表示。

劳动力平均消费采用城乡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与劳动力就业人数相比得到,具体算法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城镇人口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总人口数-城镇人口数)]/劳动力就业人数。

劳动力平均拥有资产采用“当年总资产/劳动力就业人数”表示,由于财产是存量指标,会受到收入的影响。因此,当年资产采用“年初资产+当年居民收入-当年生活性消费支出”来计算,其中1978年的年初资产采用该年居民储蓄来代替。

居民的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很难估算的变量,不同投资形态的资本回报率不同(陈斌开等,2010),在1989~2005年我国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为0.94%(据CEIC的估计),而我国企业资本收益率长期在8%~15%之间(据世界银行估计),考虑到我国民间资产投资渠道不足,我们采用当年国家规定的一年期存款的平均利率来代替。

在测算上述指标中,各省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和劳动力就业人数从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获得,对于上述年鉴和资料缺少的数据或存在不足的数据则从Hsueh和Li,(1999)获取(其中劳动者报酬和劳动力就业人数分别缺少2008和2006年数据,分别采用采用上下年平均值代替)。各省份总人口数、城镇人口数、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生活性消费支出以及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生活消费支出取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有关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本部分数据整理过程中还做了如下处理:(1)城镇人口数只能获得2000年和2005~2008年数据,其他年份的城镇人口数据均采用2000~2008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增长率来估算;(2)部分省份缺少其中一年或两年的数据,上下年份数据推算而得;(3)吉林缺少1978~1982年以及安徽、海南和青海均缺少1978~1980年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资料,分别按辽宁、山东、广东和甘肃的增长比例来处理,黑龙江、新疆和青海分别缺少1978~1984年城镇收入资料、1978~1984年城镇消费支出资料和1978~1983年城镇消费支出资料,分别按该省对应的消费支出或收入增长比例来计算,海南缺少1989年以前劳动报酬数据,在测算平均劳均报酬时按广东的80%来估计。

此外,在计算过程中,为了使不同年份能够进行比较,我们对各省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收入、消费等指标统一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成1978年价格水平。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本部分我们将描述统计各省份以及全国居民收入占比情况以及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化特征。

1.各省和全国居民收入占比的均值情况

表1报告了1978~2010年各省份和全国居民收入占比的均值分布状况。从中可知全国的居民收入占比的均值在0.5~0.6之间,但不同省份的居民收入占比存在明显差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四个省市工业基础一直较好,居民收入占比最低,分布在0.3~0.4之间;绝大部分省份居民收入占比分别分布在0.4~0.5、0.5~0.6之间,并且每个区间都有东中西部的省份;分布在0.6~0.7、0.8~0.9之间的省份主要是中西部省份,其中西部占多,这些省份大都是农业占比较高,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进一步计算不同居民收入占比区间的各省份平均收入占比、劳均工资、劳均资产等指标(结果见表2)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第一,不同区间劳均产值增长率和劳均资产增长率差别不大,但劳均工资、劳均资产、劳均产值、劳均消费等指标存在较大差距。第二,劳均产值越高的省份,所对应的劳均工资、劳均资产、劳均消费也越高,但对应的居民收入占比却越低;出现这一现象也在情理之中,产值取决于资产和劳动力投入,当资产投入较大时,会带来产出提高,相应也带来了工资和消费水平提高,但在分配过程中,由于资本强势获得更多的收入份额,而劳动者获得了相对较低的收入份额,结果带来了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

2.不同省份的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化特点

从全国来看,在1983年之前,居民收入占比呈上升态势,其后呈下降态势。但是如果进一步细分,可以发现:北京、天津、上海、山西、甘肃五省市居民收入占比在1978~2000年左右居民收入占比呈上升势头,其后呈下降态势;河北等24省份居民收入占比在1978年到80年代初期呈上升态势,但其后就开始呈下降的态势(参见表3)。在北京和河北的两组别内部,不同省份在1978~2010年间居民收入占比上升下降的具体时间拐点也略有不同,表4具体报告了两组别内居民收入占比在不同时间拐点的省份和数量。

图1、2、3进一步描绘了全国、北京等、河北等1978~2010年各年平均居民收入占比升降与劳均资产增长率和劳均产值增长率之差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全国、北京等、河北等在劳均资产增长率高于劳均产值增长率一定数值时,居民收入占比大体呈上升态势,当其低于一定数值时,居民收入占比大体呈下降态势③。观察北京等、河北等劳均资产增长率和劳均产值增长率之差的变化,可以看到河北等下降较快,而北京等下降较慢,这也直接导致了河北等和北京等的居民收入占比变化的不同。接着观察各年居民收入占比变化幅度的特点(即比较),从图4、5、6中可以看出全国、北京等和河北等各年收入占比变化幅度(即)隐约呈现逐渐收敛的特征。

(二)计量检验

为了更深了解我国居民收入占比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现在进一步采用计量工具来检验。

1.居民收入占比与工资、资产、利率和产值关系的一般检验

对于面板数据,可以采用不同的模型方法:如混合最小二乘回归(POLS)、固定效应模型(FE)、随机效应模型(RE)等。为了选择合适的方法,先使用Hausman检验确定是采用FE还是RE,检验表明应采用RE模型,进一步使用LM检验来确定POLS和RE的选择,结果表明采用POLS更为合适。表5报告了使用POLS估计的结果,其中M1是完全根据基准模型估计的结果,

这一结果实际上是与居民收入占比的公式有着密切关系。根据M3模型,可以看到:利率对居民收入占比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工资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二次项系数为正值,均具有显著型,表明在工资水平较低时,工资增长与居民收入占比呈负相关,当工资水平高于一定数值时,则呈现正相关。劳均资产一次项系数不具有显著性,二次项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性,表明劳均资产对居民收入占比的提高具有加速正效应。劳均产值一次项和二次项均具有显著负效应,表明随着劳均产值增加将快速降低居民收入占比。

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进行估计,这实际上是广义矩估计(GMM)的一种特例(Roodman,2009),其检验结果与M3模型一致。从上述研究可以得到:利率对居民收入占比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工资情形较为复杂,在高于一定数值时对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具有正效应;劳均资产对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具有加速正效应,而对劳均产值则具有加速负效应。

2.居民资产增加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对居民收入占比变化影响的检验

在模型研究中,可以看到当居民的人均资产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居民的收入占比就会增加。接下来使用Probit模型检验劳均资产增长率和劳均产值增长率相对大小对居民收入占比增减的影响。为此,模型设定如下:

3.居民收入占比变化的收敛性以及与居民资产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关系的检验首先,检验各年居民收入占比变化幅度的收敛性。为此,使用ADF进行检验,即

再来考察一定程度的收敛性与居民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关系。我国居民资产收益率长期低于我国经济成长率④,就本文来说,一年期平均利率为4.346%,而劳均产值增长率为7.468%,对于完全均衡增长的经济体必然会表现出明显收敛的居民收入占比变化,由于我国经济并非均衡增长,其结果实际表现为存在收敛趋势,但并不明显。下面具体计量检验居民收入占比变化收敛性与居民资产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关系。考虑到我国经济并非完全均衡增长,根据(8)、(9)两式,我们建立如下Probit模型: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利率对居民收入占比变化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工资影响较为复杂,在高于一定数值时对居民收入占比增加具有正效应;居民劳均资产的提高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占比,而劳均产值增加则减少居民收入占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劳均资产增长率高于劳均产值增长率,有助于居民收入占比增加,反之,则不利于居民收入占比增加。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变化存在一定程度收敛趋势,当居民资产收益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时则增加收敛的可能,反之则增加了发散的可能。

五、结论

本文探讨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问题。从研究结果来看,我国不同省份的居民收入占比存在明显差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四省市居民收入占比最低,绝大部分东中西部的省份居民收入占比分布在0.4~0.6之间,还有少部分中西部省份居民收入占比分布在0.6~0.7、0.8~0.9之间。从居民收入占比变化来看,在1983年之前,全国居民收入占比呈上升态势,其后呈下降态势;其中北京等五省市居民收入占比在1978-2000年左右居民收入占比呈上升势头、其后呈下降态势,河北等24省份在1978年到80年代初期呈上升态势、但其后呈现下降的态势。在居民收入占比差异和变化中,利率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工资影响较为复杂,而居民劳均资产和劳均产值的提高可以分别增加和减少居民收入占比,并且劳均资产增长率高于劳均产值增长率,有助于居民收入占比增加,反之,则不利于居民收入占比增加。在居民收入占比变化序列中,存在一定程度收敛趋势,其收敛性与居民资产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相对大小有密切关系。

我国居民收入占比的现状以及持续下降,势必造成我国消费低迷(Kuijs,2006)、内需不振,影响我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因此应当大力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做到藏富于民,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扩大居民资产的投资渠道,提高居民资产的投资收益率,增加居民的资产收入;第二,大幅度提高居民劳动收入或工资收入,确保工资收入增长不低于或略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提高工资拉升居民收入占比的效应;第三,提高居民资产的增长速度,除了提高居民当期收入外,还应当通过政府转移支付、企业职工持股计划、减少中低收入居民各类税收等办法增加居民的财富;第四,保持物价相对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侵蚀居民的资产,因为在通货膨胀中居民资产抗通胀能力远低于资本集团。

注释:

①这是因为当居民人均资产增长速度超过人均产值增长,也就是超过人均资本增长速度时,在资本中居民资产的占比将越来越大,居民分享产出比例将越来越高。

③模型推导的结论是居民的人均资产的增加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居民的收入占比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实际结果与模型结论略有差异,这是因为模型是在一定假设下推导的,但这并不否认“居民人均资产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有助于居民收入占比提高”。

④例如陈斌开等(2010)将居民资产收益率设为4%,而我国经济增长率长期在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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