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反中”立场之冲激与未来发展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进党论文,未来发展论文,立场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2011年2月23日，民进党于新境界文教基金会之下成立智库，主席蔡英文就未来两岸政策发表新的论述指出：“民进党主张台湾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应该从台湾认同出发，以台湾的价值为核心。两岸必须维持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关系”；“民进党不能像国共两党一样，局限于两岸结构、陷入历史框架中，不能被政治前提压缩处理两岸问题的空间”；“台湾不能只从双边的基础上发展两岸的交流，尤其是在经贸交流上，台湾应该以国际多边体系作为与中国互动的架构”①。此举被视为2012年“大选”前哨战。
民进党成立本身为台湾社会客观存在于政治上的一种显著反映，民进党的中间路线，在2012“大选”时将真正面临考验。由于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所显现的大陆政策的“反中”立场主要是基于对“台独”政策的基本主张。在民进党的理念中，“台独”就是“反中”的同义语，“台独”是政策，“反中”即为立场。长期以来，民进党对于此种意识形态的坚持，难以转变。即使因为2000年开始获得八年执政之机会，这与其早期反对运动之性质在政治宣传及号召上全然丕变，但却仍然不能在“台独”与“反中”的立场上，有所大幅改变。
执政官员、政党党员，甚至部分学者为政策背书的情形自古皆有。然而，在台湾政治多元的社会中，公开的舆论不乏立场客观的论点，提供作为政治上理性思考的基础。这种言论或观点，无疑对民进党的基本教义提出挑战，对于民进党而言，此种现象，党外比党内为多，也还是引起了若干辩论或借鉴。
本文，即从这些引发民进党对大陆政策讨论甚至可能转变的几个论点，做出陈述与分析。这几项论点，包括“民进党内反思运动”、“红蓝绿三角关系”，以及“民共论坛”，这些可能使民进党思考“反中”立场转变的契机。
探讨民进党的“反中”立场，宜自其“台独”政策着眼。民进党“台独”政策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予以说明。②
1、1986年为“住民自决”政策。提出“民进党党纲”的表述，主张“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又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政治归属的权力”。
2、1988年为“主权独立”政策。提出“四一七决议文”，主张“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须经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并提出公开反对和平统一的“四个如果说”。
3、1991年为“独立建国”政策。提出“台独党纲”，主张“住民自决、制定新宪、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台湾认同意识；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自主自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订新宪法之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选举决定”。
4、1999年为“淡化台独”政策。提出“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住民自决、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台湾认同意识、破除‘一中原则’；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依‘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其主权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其附属岛屿，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
5、2007年为“台独正名”政策。提出“正常国家决议文”，主张“住民自决、制定新宪、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台湾认同意识、破除‘一中原则’、台湾正名、转型正义。在‘台独党纲’与‘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正常国家决议文’，积极推动正名、制宪、加入联合国、落实转型正义与建立台湾主体性等作为。以实现台湾为正常国家”。
这些政策的基本精神，采取“反中”的绝对立场。虽然，民进党人士前往访大陆的情形从未间断，但都是以私人身份，事后也多遭受党纪处分。因此，民进党官方政策向来采取“反中”的立场与态度。然而，上述“民进党内反思运动”、“红蓝绿三角关系”，以及“民共论坛”几项主要的观点与论述，在民进党内部也曾造成若干不同程度的激变与讨论，从事态的发展来看，也许会引发民进党内部深思并成为历来“反中”政策转变的契机。
二、第一个冲激：“民进党内反思运动”的倡议
民进党部分核心党员，为了避免因“总统大选”言论所造成的族群冲突、对立再度扩大，2004年5月，当时民进党青壮派新潮流系“立委”李文忠、陈其迈、罗文嘉、卓荣泰、蔡煌琅等人提出“新文化论述”。李文忠表示，选后政局纷扰，主要矛盾是“国家认同”歧异造成的不信任，民进党必须体贴有一部分人对“中华民国国号”的感情，推动的新文化论述，希望找出政治上的共识，消除社会对立。“新文化论述”主张“中华民国是台湾”，试图深化民进党的中间路线，并弭平“总统大选”后的“国家认同”伤痕。然而，“新文化论述”初稿曝光后，引起民进党内激烈反弹，据报道，民进党“立委”陈景峻痛批：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台独”是民进党长期主张，不能选前说一套、选后以“中华民国”就否定一切；民进党“立委”林重谟也痛骂：我就不相信拿着“中华民国”的名号，他们会拿到多少票；提出“新文化论述”的人，被批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和“有点虚伪”。③
一般的看法认为，“新文化论述的基本困境，不在文化，不在族群，而在统独”。④然而，前民进党“立委”林浊水认为，台湾真正的问题是“政治撕裂”而非“族群撕裂”，要消弭政治人物抢夺权力引发的对立，不能拿族群或文化当替死鬼。他主张“新文化论述”应该存而不论，该彻底检讨的是政治行为及政治体制。青壮派“立委”是一片好意，希望民进党能进步，但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文化应与政治脱钩，寻求政治认同不应该去干涉文化内涵。台湾内部没有文化认同的差异，而是“国家认同”差异，政治人物不必对文化提出太多政策。⑤
在民进党内部严厉挞伐之下，“新文化论述”遭受无情批判与抵制，此一理性反思的运动，几乎销声匿迹。到了2005年10月，以李文忠、林浊水、段宜康、罗文嘉等为首抛出催生“新民进党”运动，抨击民进党失去反省能力，党内群起呼应，青壮派“立委”酝酿成立论坛，凝聚党内改革力量，虽未与民进党划清界限，但要展现改革思维。李文忠进一步发出“支持反省，蜕变重生”声明，引发党内派系论战。而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邀集党内派系要角协商达成共识，不再提“新民进党”，也不再透过媒体放话、互批。2006年1月，陈水扁元旦祝词揭示未来两岸经贸改采“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原则。但是，新潮流代理总召洪奇昌与派系成员召开记者会，指陈水扁文告“稍嫌保守”，新系并提出“积极定位，自信开放”的主张，筹组“两岸政经学会”，力促两岸交流。2006年2月，陈水扁宣布终止“国统会”与“国统纲领”，据报道指出，李文忠批为不智、失信，为了巩固基本教义派这么做很不聪明，只会对台湾愈来愈不利。林浊水也说，这是陈水扁的生死关头，扁已不管选举及民进党未来，更不在意对美关系，只想到巩固自己在党的地位，不顾外界批评。⑥
从大陆学者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徐青的观点来看，他认为这些属于学运世代的民进党员对于民进党大陆政策务实转型的要求，由来有自，具体展现在1996年5月的“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1998年2月党内的“中国政策研讨会”、2000年“党纲定义扩大化讨论”、2002年“党纲柔性化”提案、2004年“新文化论述”、2005年“新民进党运动”、2006年反对陈水扁主张“第二共和”和反对“二次宪改”、2007年初推动“第三共和修宪案”等举动上。⑦
事实上，由民进党核心党员所发动的理性反思运动，一直遭到党内严峻的批判与拒止，一直不能被主流接纳并从而形成政策的调整与修改。刘新圆指出，“这个观点的提出，竟也因为泛政治化的关系，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⑧事实上，沈富雄也经常呼吁严禁族群冲突议题，同样没有受到认同。
2009年6月，罗文嘉再度提出倡议，名为“二次党外运动”，并发行双月刊以为宣传。据报载，罗文嘉表示“希望以社会运动的方视和精神，透过杂志发声，燃起社会大众关怀时事的热情。”他指出创办这本杂志，主要因为面对马英九执政一年以来，台湾社会出现了两种严重倾斜现象，一是对大陆倾斜，一是向大财团倾斜。面对这种情况，希望以社会运动的方视和精神，透过杂志发声，燃起社会大众关怀时事的热情。他并表示，以二次党外当杂志名称，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党外运动，在戒严体制下，追求的是自由民主，而当今台湾虽然政治民主了，但是整个政治环境仿佛又回到戒严时期，一党独大、一人专政，经济发展和所得分配极度失衡，因此二次党外追求的是经济民主。⑨
然而，“二次党外运动”却已经显示出早期“新文化论述”的政策意涵殆失，取而代之的依旧回归到本土论述，只不过是淡化了政治议题而转向社会与经济问题。易言之，上述发自民进党内部的多次反思运动，就“反中”的大陆政策本质而言，民进党并未作出实际转变。
三、第二个冲激：“红蓝绿三角关系”的策略概念
第二个使民进党思考“反中”大陆政策的契机，就是“红蓝绿三角关系”的论述。这项概念，最早系由“非民进党”人所提出的。
在2005年陈水扁连任以后，东吴大学助理教授李黎明指出，鉴于台湾泛绿意识的极端飞扬，国民党积极促成“连胡会谈”，导致连续挫败的国民党有效建构了“两岸三极”的“红、蓝、绿”权力格局，重新获致政治权力较劲的有利地位。⑩陈水扁如果不能谨慎地掌控左右两条路线，尤其是一旦超过朝向偏绿的临界线，就会失去泛蓝议题或立场的主控权，而促使泛蓝权力的合理化。他基于战略观点认为，在两岸三边权力结构之下，任一方均不易专断独行而促成另两边的联合，无论蓝、红或者是绿。如此观之，三边结构实有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与理性互动。易言之，三边权衡得失之下最大共同收益的决策方案乃是：经由蓝、红权力再结构，促使绿营自动采取意识形态的中间路线；以理性、对等、和平的原则，重新介入对大陆政策议题的主导能力，开启有利于两岸互动关系的契机。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马英九延揽“台湾团结联盟”的赖幸媛出任“陆委会主委”。李黎明认为，马英九可能不尽自知，他正在形塑一个罗曼蒂克的大陆政策。亦即，马英九若要改变处于两岸的劣势地位，就必须结合台湾第三力量，来建构两岸三角权力关系的结构。如果两岸关系呈现某种三角权力关系，则任何一边都难建立独霸的地位，通常比较容易达到三边均衡的合理态势，三方都可以期待最佳利得。如有一方尽失优势，则三边架构亦将崩塌而不成其为三角战略态势。因此，若能建构并维系一组三边权力关系，则对于稳定关系的发展诚属有利。他指出两岸之间在三角权力结构关系的架构内，其权力关系可以达成平衡，得以确保两岸维持于双方所追求的和平与稳定目标。(11)
2009年4月23日，吕秀莲《玉山周报》筹备处举办“省思政党再轮替系列3——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座谈会，并以“特刊号”出版。文中李黎明指出：“……‘国内’情势来看……一是政治势力的竞争；一则是整体‘国家利益’考虑。但这两类的主从关系必须先厘清。……应在‘国家利益’的整体考虑下，寻求‘国家’社会的最大利益。而两岸关系也一样，必须在‘国家利益’的大框架下来策定，不宜沦为政党竞争工具。”“……透过‘红、蓝、绿’三边关系态势的厘清，才能了解台湾，包括蓝、绿的主体性利益（筹码）。……马英九应可形塑‘红蓝绿’三角战略态势，可惜他并没有好好利用。”“若要符合‘全民’的利益、两岸人民的利益的话，三角关系其实是要去考虑的，善用此三角关系，才能建构两岸间稳定的秩序。‘马政府’应该在热烈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的同时，也能够同时抛出两岸协商‘政治性’议题，这才是台湾最大的筹码。”“民进党现为在野党，必须重新思考其在两岸三角关系中的定位，改变以往作风，淡化意识形态的坚持，形塑一个对民进党有利的三边关系。”他认为，在两岸三边关系中缺席，对民进党而言“并非明智抉择”。“……民进党应该要体认到，与共产党建立沟通管道的必要性，可以考虑建立长期持续运作的类似‘民共论坛’这样的机制与平台，扩展民进党与中国的交流与沟通，才能建构所谓战略三角关系。”
根据李黎明的说法，两岸之间，已经不只是单纯的红、蓝权力关系。(12)绿营自从提出对大陆而言棘手的分离主张，以及长达八年执政之后，已经形成一股第三政治权力，从而可以塑造两岸三角权力竞争的战略关系。然而，之前，绿营从未利用这种三角关系角色于两岸的议题上。在三角竞争关系中，红蓝绿任何一方都会极尽设法居于“枢纽”地位，而力避沦于“孤雏”角色。简单地说，任一方都可以在营造双边良好关系中，获致相对于第三方的有利态势。民进党如果能够意识到，蓝、绿对立将最终促成红方居于三角关系的枢纽地位，而直接减弱蓝、绿的角色权力，绿营就应该在此种结构中扮演对抗与合作的综合角色，以充分发挥其第三个战略角色功能。
曾被吕秀莲延揽担任“国安会咨询委员”、现任淡江大学教授翁明贤也就三角战略的观点提出看法。他指出：“台湾要建立一个新的大陆政策论述，透过两岸互动过程，形塑与大陆为竞争者的角色身份……在野党要积极地参与两岸事务，从政党交往角度，建立“民共对话”平台，增进相互理解。对内方面，推动朝野蓝、绿和谐，缩短两党距离……以建立‘绿、蓝、红’新战略三角关系。”(13)
吕秀莲对于“新三角战略关系”的概念，似乎相当赞同。她在2009年5月21日评析“5·17”后政局的记者会中，提出两个新三角战略观，建议马英九面对岛内议题，采取绿蓝红新三角战略，重新调整“国家定位”与两岸关系，且不要将民进党视为敌人看待；面对国际议题，采取美日中新三角战略，“不要一头倒进中国怀抱，无视2300万人死活”。她说：“台湾的命运不能自外于中国，这是历史性的，未来也是如此。所以我是主张，民进党作为最重要的反对党要监督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两个政权的交往，可以更积极主动一点。所以，我提出，在内是绿、蓝、红新三角战略，希望民进党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14)在吕秀莲所创办的《玉山周报》内，陈正瀚指出：两岸关系须在“国家利益”之下策定，不宜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应缓步而行勿一厢情愿。马当局无法整合岛内民间力量作为后盾，只能说是“硬政策、软执行”，应从“战略三角”来考虑两岸关系，着重“红蓝绿”三边态势的厘清，才能了解台湾拥有的“筹码”。民进党须重新思考其在两岸关系中的定位，形塑一个有利的两岸三角关系。(15)
前“国安会秘书长”、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苏起指出：台湾的命运都是被一个大三角关系与一个小三角关系所制约。 “大三角”指的是美国、中国大陆、台湾之间的关系。“小三角”指的是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小三角关系至今仍然动荡不安，主要是因为民进党的一角一直没有大陆政策的共识，党内主流思维仍然“逢中必反”、“逢马必反”。(16)
从上述的陈述来看，三角战略关系的论述必须符合逻辑的合理性，实际上无关意识形态的价值偏见。然而，“红蓝绿三角关系”的概念被提出已五年，至少详细的论述已有两年，但除了吕秀莲大力主张之外，并未看到民进党内部对此一概念的注意或讨论。甚至在深绿阵营的《台湾e新闻》，对吕秀莲提出广告式的强烈批判，指出“吕秀莲的新思维是可怕的！”“难怪有人要怀疑，中资介入玉山Media?”等批评。(17)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大陆有些学者专家，也同意“红蓝绿三角关系”或类似的观点。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李家泉也提出类似观点，指出2009年5月下旬以来，两岸交流交往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方关于两岸红、蓝、绿三方接触对话的议论，忽然十分热络起来。(18)他个人是非常赞成三方接触对话，认为“红、蓝、绿三方是一种‘不等边’的三角关系，‘红’实际上是当前两岸关系中的主导力量，蓝和绿则分别代表当前台湾执政和在野两股政治势力。这两股政治势力，在国民党退踞台湾后，长期对立，结怨很深，一时难以走到一起，自然也不是一两次接触和对话就能化解和解决矛盾的。可以考虑仿照‘国共平台’即‘红蓝对话’的做法，逐步实现‘红绿对话’和‘蓝绿对话’，中国大陆可以从中起推动和协调作用”。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徐青指出：“马英九路线让民进党有发展自己并与国民党合作的机会……马英九一心希望当‘全民总统’，更希望民进党参与其施政，特别是希望在两岸关系方面与民进党等在野势力寻求岛内共识。……马英九路线给了民进党机会，但民进党能否利用它来重整旗鼓，则是需要另文分析的事了。”(19)
红蓝绿三角战略关系的提出，无疑是对民进党传统路线与思维形成挑战与突破，此一战略关系由非民进党学者提出，在吕秀莲的支持下持续发酵，甚而共产党与国民党学者也同意此种观点。红蓝绿三角关系有助于稳定台海局势，并可提升民进党在国、民、共三边关系中的地位，但对于民进党而言，恐违反其传统意识形态，因此在实务上并未在民进党内形成共识与回响，民进党内仍持“反中”甚于与中共合作的态度。
四、第三个冲激：建构“民共论坛”的概念
“民共论坛”一词，首次见诸媒体的是资深新闻工作者陈国祥指出，如果民进党想跃上取回执政权的战略要津，就必须与大陆积极互动，经由直接而深入的互动，透彻理解对方的本质与意念，准确掌握两岸交流合作的实际状况与对方的思维……因此，民进党应于“国共论坛”之外，另推动“民共论坛”，由民进党菁英组织经贸文化各领域代表性人士，与大陆建立制度性沟通与交流平台。(20)对国民党而言，应乐见“民共论坛”开办并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因为只有深怀“台湾意识”的在野党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具有客观、清晰而正向的思维，才能平顺推进，因此不必独揽沟通平台，甚至应间接促进其事。大陆方面也应如是观。毕竟，只有让民进党在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上有了沟通与参与空间，进而将两岸争议暂时搁置，才能避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路上的一块大石头。
《联合报》全球观察网专栏作家杨仁贤，也立即给予了正面响应。杨仁贤指出：“‘民共论坛’，不仅是民进党与台湾之福，也会是北京构建务实台湾政策之福，有利两岸和平。”“对国民党而言，‘民共论坛’的开展是一竞争，也是增进两岸政策质量的机会，有利台湾内部处理两岸事务的平顺发展。”(21)
2009年5月18日，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在福州参观大陆“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的台湾馆时，提出两岸除国共论坛外，也要举办一个“民共论坛”。他表示“民进党现在需要好好的检讨自己的两岸政策”“这将会是民进党从政者的一个重大突破”。(22)台湾的海基会前秘书长邱进益，也持正面看法。(23)
关于“民共对话”的必要性与现实性，香港《凤凰网》很快作了一次视讯访问。大陆的李家泉认为：“……两岸关系，已经向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共之间也应该能够和解，建立平台。”然而，李家泉也指出：“最近这几年，我感觉到对立的比较深，理念就是‘逢中必反’，那大陆呢，肯定是‘逢独必批’。”洪其昌认为：“……是一个必须要循序渐进，我们必须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民进党跟共产党来进行沟通跟对话，这符不符合台湾的基本的核心价值，我想这个是民进党必须要去思考的。”“……对话、沟通、交流，这是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的。同时彼此也必须要了解跟尊重各自的政党的核心价值。”“……必须要找到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如果要求同存异的话，什么是共同的价值？”(24)
香港“湘江论坛”主席江素惠认为：“……沟通是非常的必要的。因为今天在台湾，两岸的政策，可以说不是国民党一党说了算数。民进党也有他们的意见，那么现在民进党也对于无论两岸政策有一些牵制，有一些疑虑，所以说我觉得，跟大陆沟通是有这个必要。”然而，江素惠也指出：“民进党……对它的大陆政策还没有办法提出辩论，没有办法，它以旧的思维再来看新的形势、新的问题是有一点落伍了。”(25)
民进党内部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把关很紧，生怕动摇了基本教义的支持群众。因此，关于这次对话，即使是立场比较开放的新潮流系，也没有什么突破之处，各方只认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民共对话的可能性较多。
出人意表，也相当震撼绿营。在民进党党中央，党主席蔡英文于2010年5月2日民进党“十年政纲”社会对话座谈强调，民进党不排除在不预设政治前提下，与中国进行直接并实质的对话，精准地传达台湾人民的观点。(26)虽然民进党现在是在野党，但她深信民进党的主张比起当前的执政党，更能符合社会主流的期待；也因此，民进党必须担负起对外传递台湾民意的责任。尽管当局垄断了所有发声管道，但民进党不能让国际社会及大陆，只透过国民党来理解台湾民意。民进党这项“十年政纲”社会对谈，由前“国安会副秘书长”陈忠信主持，前“陆委会主委”吴钊燮、陈明通、前“国安会咨询委员”陈文政等引言，前“立委”林浊水、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向恺、 “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罗致政、“台湾智库”董事郭建中、国际部主任萧美琴等参与。也包括了前“中华电信公司”董事长贺陈旦、参选党主席的尤清、前“环保署长”陈重信、学者刘进兴、董立文等上百位绿营菁英。
蔡英文的宣称，引发绿营内部震动。蓝营在肯定其说法的同时，也怀疑这是“求变”还是“行骗”，要求蔡英文说清楚。深绿基本教义派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庆林表示反对，而民进党内“立委”多数表达赞同。蔡煌琅称，民进党只是展现有自信，处理两岸问题也是要重新执政需面对的很重要课题。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则说，蔡英文的用心是在跟国民党抢两岸主导权。林浊水认为蔡英文的说法本来就是民进党一贯主张，“要运用深绿的这些人，他考虑的并非台湾的前途，也非深绿的前途，而是他自己的前途。”吕秀莲则称，蔡英文辩论时的立场和后来态度不一致，当主席不应该“反反复复”。而攸关两岸这么重要的政策方向，还是必须经过党内集体决策才算数。(27)
蔡英文一方面提出“愿意委托民间智库与学者进行规划、设计两岸交流平台”，另一方面又号召反ECFA街头运动，这是一手交流，一手反对的策略。对大陆“软硬兼施”、对党内“左右共治”的这项策略，不是对大陆而发，反而是为了调和绿营内部成员的需求，才会让人有看似矛盾的操作手法出现。但是，仍然显见民进党掌权者已经正视大陆崛起的能量，他们不再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而是想要重新起步，不让两岸的发言权完全让位给国民党。(28)
许信良自然是支持“民共对话”的，他在蔡英文之后，又提出两个新观点，民进党不能叫“台独党”，依据其中心主张应该叫“主权党”，因为民进党认为“台湾主权属于2300万人民”，只要2300万人民经过“公投”共同决定，无论结果如何，就可以接受。因此，民进党也应该是“公投党”。“今天中国大陆若跟民进党对话，若有民共论坛、民进党主席跟中国大陆总书记对话，若达成共识，绝对有益于两岸问题的最后解决与突破。”(29)
“民共论坛”的提出是一项突破性的思维，在各界引发争论。蔡英文曾经表示民进党不排除在不预设政治前提下，与大陆进行直接并实质的对话。2011年2月23日民进党进而成立智库，举行揭牌仪式，蔡英文公开提出：“民进党主张台湾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应从台湾认同出发，以台湾价值为核心，两岸必须维持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关系……”等论点。这些宣称无疑在各界掀起极大的讨论与纷纷解读，支持此项观点者，多认为此举将有助于民进党未来的发展。然而，对于长期一向持“反中”立场的民进党而言，仍有许多人持保留的态度。
五、民进党“反中”立场难以改变之理由
前述有关“党内反思运动”、“红蓝绿三角关系”、“民共论坛”三项论述，除了“党内反思运动”系由党员提出，曾经进行了党内短暂论战。其它，“红蓝绿三角关系”以及“民共论坛”两项论述，均非党内甚至亦非绿营观点，显然并未受到党内普遍瞩目。宽松地说，关于后两者，除了吕秀莲对媒体表示了相当大幅度的“反中”立场的转变之外，蔡英文也作出了原则性的大陆政策修正，但均遭到绿营内部以及蓝营的质疑。然而，吕秀莲虽曾任“副总统”，但并非民进党的决策核心。因此，严格地说，前述论述对民进党党中央的“反中”态度，迄今为止影响不多。民进党“反中”立场难以转变的主要因素，大致如下：
第一、民进党受限于早期党外运动的理念目标。
从政治反对势力的结构与生命周期来看，一度扮演党外运动关键角色的美丽岛人士，今日并未成为民进党的核心力量。相反的，如今民进党当权人士在“血缘”上虽无承继关系，但在本质上却延续着早期党外运动的“反中”精神与目标。时过境迁，在2000年开始，民进党一度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下的执政党，但是在情感上却难以调适此种矛盾，也因此无法摆脱早期党外运动的“反中”情结。
段宜康曾说，民进党下野至今未有真正反省和深刻检讨，党内虽然出现过改革的呼声，但无论在路线、政策、组织、论述等方面，都没有重大调整和改造。无论段宜康所指真意为何，民进党在一贯的政策理念上未尝试做出调整或改变。显然，除了党内派系对主导权的竞争之外，辩论的内容普遍缺乏理论意涵，欠缺理性的思维与判断。纵有少数人提出理论陈述，但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内容相应的响应。
第二、民进党派系竞争吓阻改革尝试。
民进党派系竞争的现象，使得任何一个派系都不敢过于违背主流价值，以免贸然改变而失去选票支持，尤其是在选举前期，或者将会影响选举后果的考虑下。香港《大公报》资深评论员林修祺就指出，新潮流系是为了争夺舆论战场及党内的论述主导权、话语权。(30)吴乃仁曾强烈批评，民进党过去所标举的核心价值，在过去八年的执政耗损下已消耗殆尽，下野后又没有余力思考发展的方向。然而，新潮流系并未掌握核心主流权力，使得其改弦更张的前卫主张亦无法获致应有的影响。
第三、仅愿视为一种工具性的策略运用。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助理研究员张孟涌指出，民进党在两岸关系的战略上，是采取三阶段的不同主张：在选前阶段，是采取理性温和的中间路线，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在执政初期，是呼吁两岸对话交流协商，但预设交流前提；在执政期间，则为巩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方向发展。若此，民进党对意识形态的坚持，就显示了其“革命”政党属性的僵固，且其纵有转变，也是一种工具性的策略运用。(31)
民进党中央党部组织推广部主任郑文灿就指出，民进党无意与中共交恶，但目前不急着与中共有交集，只急着寻求相互了解和理解，即透过接触交往，互通情况，解释政见和政策考虑，减少误导与误判。林修祺认为，中生代的论点，也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内外有别的策略，即对党内和绿营仍坚持“台独”立场，对中间选民和大陆方面，则把“台独”主张隐晦或模糊化，和策略性“创造”与中共的交集点，以便与中共建立沟通管道，改变民进党在红蓝绿“三角演义”中被边缘化的角色。(32)然而，这种观点很容易被洞察，不易付诸政策而执行，也不容易在党内获得说服而成为普遍共识。
第四、民进党内部并无大陆政策内涵主体。
2009年5月12日，《中国评论》月刊邀请黄辉珍、林浊水、施正锋、林向恺、陈淞山、赖怡忠、陈茂雄、徐永明等人士就“陈水扁因素对民进党未来发展的影响”为座谈议题。从各人的发言内容来看，与会人员都认为民进党一直没有大陆政策，而大多数人认为也不需要大陆政策；少部分认为要有大陆政策的人，又强调群众路线。而这个群众路线指的就是选票目的，与“反中”本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没有大陆政策内涵架构的实际情况下，讨论一个外部给定的大陆议题，就成为一种漫无目标的空谈，在没有实质内涵的情况下，难有基本思考的方向。
前述四个原因，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选票因素：民进党如果改变早期党外运动的“反中”理念目标，有非常大的可能将会失去其深绿支持者；民进党非主流派系的改革建议，也因而使选票考虑的主流派系裹足不前；工具性的策略运用，主要也是巩固选票的内部考虑；民进党并无大陆政策的实质内涵，源自于其对基本政策纲领的不可改变性，主要原因也在于以此获得选民不会轻易改变的政治认同。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对当代民主政治的解释，即为经由选票而获得政治权力的制度安排，民进党深知其理，不能贸然动摇其权力基础。
六、选票因素的不确定性
民进党不作“反中”立场转变的显性表示，归结起来仍然是对选票因素的顾虑。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将会造成相当影响？不是一个可以实验的问题。然而，仍有若干经验事实与理论分析，虽不能完全模拟推论或应用于此，但仍旧可以作为思考的起点。
其一、关于“大选绑公投”的问题，徐永明指出：“选民拒领‘公投票’，是比选票投给谁更重要的决定，自我放弃了外部选项的主动性，虽然主观上是对于选举操作的不满，但是客观的结果是圈限台湾民主的内部选择上，甚至暗示一个民主但无意追求‘法理台独’的台湾。”“在两次拒领‘公投票’成功之后，已经沦为失败的选举操作。‘公投’与选举合并成为笑柄的同时，也代表民主与‘主权’的挂钩被割裂了……‘公投’运动遇到空前的挫折，无论是价值基础，或是民众支持，都涣散瓦解。国际上的印象是，被诠释为一个民主但缺乏追求‘独立’地位欲望的台湾。”(33)显然，民进党支持者在某种情境下，亦非全然支持“反中”的基调，“公投”的挫败即为实例。
其二、2009年5月21日高雄市长陈菊前往大陆访问，为高雄市主办的世界运动会宣传。陈菊是民进党公职人员中，历来访问大陆的最高层级官员。陈菊此行，引发民进党反“倾中”政策有两套标准的争议。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文灿也说，对陈菊的表现，党中央低调“肯定”。(34)陈菊返台之后，《联合报》民意调查公布，即便是泛绿支持者，也有53%认为民进党应调整两岸政策路线，其中73%支持民进党松绑两岸政策，12%倾向紧缩。同一次问卷调查中显示，绿营支持者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大陆的看法则较分歧，其中有47%支持，32%反对(35)。更为突显的是，2010年11月27日的“五都”选举中，陈菊在高雄市选区获得压倒性高票当选，杨秋兴与黄昭顺两人总票数相加，仍未超越陈菊。(36)陈菊的案例，说明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反中”与否，与其受选民支持的程度，并无显著的差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毫无逻辑关系。
其三、关于2008年“大选”时期，适逢西藏暴力事件，以及谢长廷的“一中共同市场”主张，是否引发“反中”效果，徐永明认为：“泛蓝的马英九以七百多万票大赢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许多国际媒体注意到西藏的平暴事件并没有在台湾的选举发酵，甚至选举后期谢长廷阵营强打的‘一中共同市场’，显然也并未影响台湾选民要政党轮替的强大倾向……。”(37)显然，谢长廷弹性调整“反中”立场，并未失去民进党的基本支持，而西藏平暴，也未造成选民显著影响。
其四、从未来世代选民的政治倾向，也可以观察“反中”情结的变化情形。游清鑫、萧怡靖将1972年以后出生的民众定义为“新选民”，即“后九二世代”。(38)据他们的分析结论：“从政党支持的角度来看，民进党是较多年轻选民的选择，但民进党所刻意营造的‘台湾主体意识’或是所标榜的‘台独’主张，却没有相对应地受到应有的多数支持，在统‘独’议题及族群认同两面向上，年青一代选民仍旧倾向较具包容性的双重认同或较为不激烈的维持现状，而这样的态度也将进一步形塑政党政治未来的走向。”民意调查的分析结论，显示未来世代并不必然延续前世代的“反中”情结，民进党的初期政治目标并非获得选票的根本因素。
综上分析，作者认为若民进党改变早期党外运动的“反中”理念目标，而担忧可能失去其基本教义支持者，在几个案例中并无法获致经验性的验证，民进党初期的“反中”政策目标并非获得选票的充要条件。
七、结论
民进党内部自发的一部分“反中”立场反思，实际是由于民进党在执政历程中的政策局限所引发，有其政策调整发展的需要性。非绿营人士所提出的观点，比较属于台湾的整体策略以及触发民进党转型的客观评述，其目标宜为社会民心所期待。本文亦依据几项实际的事例与调查分析显示，民进党对“反中”立场的调整与转变，并无影响选民支持的顾虑。
因此，从长远的历程来看，民进党“反中”政策的演变，在外在形式上，目前只是初期阶段的疑虑与自我调适。但就本质而言，扭转“反中”立场，可能为社会群众必然面临的走向。至于它的进程与速度，仍需视民进党内部诸多条件之配合。
注释：
①《两岸主张蔡英文：和而不同、和而求同》，联合影音网，2010/2/23,http://video.udn.com/video/Item/ItemPage.do?sno=3-2B4-233-2B3-2F3d3d3-2F3d4-233-2F3434334-233-2B。
②《民进党“台独”政策的转变》，联合新闻网，2008/4/22，http://mag.udn.com/mag/abian/storypage.jsp?f_ART_ID=36975。
③《民进党青壮“立委”拟与国民党论述小组辩论》，《大纪元》，2004/5/8,http://wwwga.e pochtimes.com/b5/4/5/8/n533300.htm。
④《民进党青壮派的“新文化论述”》，《澳门日报》，2004/5/16,http://tw.people.com.cn/BIG5/14811/14873/2499783.html。
⑤《“新文化论述”林浊水：台湾问题在政治撕裂》，联合新闻网，2004/5/16,http://city.udn.com/3336/338157? tpno=-1&cate_no=3336。
⑥《新系炮口对内一览表》，《新台湾新闻周刊》，2006/12/21，第561期，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65833。
⑦徐青：《民进党“学运世代”两岸政策主张的特点及其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3期，7-16。
⑧刘新圆：《何谓本土？》，“国政”分析，2004/4/21,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EC/093/EC-B-093-021.htm。
⑨《玉山周报、二次党外 相继创刊》，《自由时报》，2009/6/12,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n/12/today-p5.htm。
⑩李黎明：《两岸三极 中间发展》，《中国时报》，2005/5/6，第15版。
(11)李黎明：《马英九正在形塑两岸罗曼蒂克稳定三角关系架构》，《中国评论》（香港）(2008)，总第127期，34-38页。
(12)李黎明：《红蓝绿三角新战略》，《中国时报》，2009/8/31，第14版。
(13)翁明贤：《建构绿蓝红新战略三角》，《玉山周报》(2009),1,4。
(14)吕秀莲：《双英会恐沦作秀 建议开“国是会议”》，群益金融网，2009/5/21,https：//www.capital.com.tw/News/detial.asp?ID=%7B9D823CAF-5CD9-435C-A988-9D5E109D7C8B%7D&num=J&pp=14&nextl=1。
(15)陈正翰：《前瞻观点 监督“马政府”政策》，《玉山周报》，2010/5/20。
(16)苏起：《台湾的大三角与小三角》，《联合报》，2010/7/28,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5750599.shtml。
(17)《吕秀莲渐进式地向国共靠拢？！》，台湾e新闻，2009/6/3,http://www.taiwanenews.com/doc/20090603102.php。
(18)李家泉：《赞成两岸“红、蓝、绿”接触对话》，《中国评论》，（香港）(2009/5/30)，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8/2/8/100982877.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982877。
(19)徐青：《马英九大陆政策的本质特点》，《中国评论》（香港）(2009),30-34。
(20)陈国祥：《国共开花结果期待民共论坛》，《联合报》，2008/12/23,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4543&aid：3163550。
(21)《国共论坛发展，更待“民共论坛”开启》(2008/12/26)，杨仁贤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61921.html。
(22)时光远：《“民共论坛”现在真的能搞起来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9/5/19,http://big5.am765.com/sp/xwzt/lasp/200905/t20090519_454371.htm。
(23)《国共论坛7/10 登场 邱进益建议民共论坛》(2009/7/10),Kendin Co?,http://en.kendincos.net/video-rnvvlfph-f710-.html。
(24)(25)震海听风录：《民共对话的必要与现实性》，凤凰网（香港），2009/6/25,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opinion/phjd/zh/200906/0625_1925_1219095_2.shtml。
(26)《蔡英文：民进党不排除与大陆直接对话》，今日传媒，2010/5/3，http://www.nownews.com/2010/05/03/11490-2598519.htm。
(27)《民进党大陆政策发生变化？蔡英文：不排除与大陆直接对话》，华夏经纬网，2010/5/4，http://www.huaxia.com/xw/twxw/201 0/05/1867819.html。
(28)王昆义：《蔡英文的左右共治》，《中国评论》（香港）(2010),22-24。
(29)许信良：《民进党不是“台独党”是“公投党”》，《旺报》，2010/5/31,http://www.my-formosa.com/?FID=24&CID=5135&category=17。
(30)(32)林修祺：《民进党重生亟须新思维》，大公网，2009/1/23,http://forum.china.com.cn/viewthread.php?tid=455186&agMode=1&com.trs.idm.gSessionld=F6C7AF888B8019ABE5A880B5A9CA3AF3。
(31)张孟涌：《民进党两岸关系的“三阶段”战略主张》(2010/5/6)，“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http://www.npf.org.tw/post/1/7452。
(33)(37)徐永明：《二次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的改革与发展与台湾民主》，《台湾民主季刊》(2008)第五卷，第二期，149-60。
(34)《民进党对陈菊访大陆低调肯定 吕秀莲吁与时俱进》，中国新闻网，2009/5/22，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taiwan/special/chenjufangwendalu/gefangfanying/200905/0522-6618_1169558.shtml。
(35)《陈菊登陆逾半肯定 51%赞成蔡英文访大陆》，凤凰网，2009/5/25,http://news.ifeng.com/taiwan/special/chenjufangwendalu/zuixinbaodao/200905/0525_6586_1172283.shtml。
(36)《大幅领先秋、顺 陈菊自行宣布当选》，联合新闻网，2010/11/27，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9/6000063.shtml。
(38)游清鑫、萧怡靖：《以新选民的政治态度论台湾民主政治的未来》，《台湾民主季刊》(2007)，第四卷，第三期，10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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