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再创国有企业改革新局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局面论文,企业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不久，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市企业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深刻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形势，进一步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针和需要掌握的原则，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特别强调要大胆去试，大胆去闯，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我们应当象过去17年来推进企业改革所做的那样，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1992年南巡重要谈话的指导下，在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把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更加深入一步，再创国企改革的新局面，使国有企业最终成为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即我们简要概括的“四自”、“两体”。
再创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局面包括那些内容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以县为单位的、多种形式的国有小型企业的大改革
现在全国国有小型企业的改革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县（市）为单位，一个县、一个县地整体推进，改革形式依县（市）而异，多种多样，出现了不少典型，如山东的诸城，四川的宜宾，黑龙江的宾县，河北的新乐，广东的顺德，福建的泉州，江西的南昌等。在不少省区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很有声势，山东已全面铺开，四川计划在两三年内分期分批完成。我相信，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领导，坚持以县（市）为单位，多种形式，整体推进，在全国用三、五年时间把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基本搞完，也是可以做到的。
2.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
有大中型企业的大改革、大改组和大改造
现在国家搞了1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各省市把试点企业扩大到2000多户，最近中央又要集中力量抓300户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改革发展。这些做法都是必要的。但我们的目标不是着眼于搞活每一个企业，而是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一个一个企业进行试点，固然可以把工作做得深一些、细一些，但要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的原则，规模经济的要求，发展有强大实力的企业集团，形成有市场前景和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和拳头产品，一个一个企业搞就很难做到。近年来上海以市场为目标，以六大支柱产业和优势企业为龙头，对全市企业进行了优化组合，把改制、改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同时相应进行了政府的改革，转换职能，政企分开。这种大手笔、大动作，形成一种整体推进效应，把相对陈旧的上海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推上一个新台阶。就每个企业来说，有的壮大了，有的被兼并了，有的取消了法人资格，有的破产了，但整个国有经济的实力却大大增强了。据报道，上海的国有企业在今年内就可有三分之二进入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框架，这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现在全国有50个城市正进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如果借鉴上海的做法，在这些城市范围内，精心规划，整体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肯定会出现一个新局面。
3.围绕国有大中小企业的改革，政府要进行综合配套的
大改革，促进政府职能的大转变和效率大提高
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的改革，政府的综合配套改革必须紧紧跟上，企业和政府两个轮子一齐转，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在两个轮子中，政府这个轮子是主导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职能不转变，对企业改革不积极，不协调，不配套，企业再有本领，改革也难以推进。在我国，政府是改革的领导者，体现了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性质；同时，政府也是改革的对象，因为我国的政府无论职能、机构、工作方法等，都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的；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方面都必须要改，因此政府又是被改革者。我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没有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的推动，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大的改革成就；但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政府改革滞后就会影响企业改革的进程。因此，政府必须主动地推进自我改革。
（二）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第18个年头，与扩大企业自主权时期比，与实行承包制时期比，与推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时期比，无论改革理论、改革思路、外部环境、内部面临的问题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矛盾。深入分析和认识这些问题，对推进改革十分重要。
1.改革的理论依据和目标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初期，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若干市场因素来推进的。当时仅仅允许企业能够自销一点超计划的产品、把利润留一点给企业，就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进入80年代中期，改革理论出现重大突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有计划商品经济论，提出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的原则，为推行承包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当时还认为计划和市场是区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标志。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对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认识，出现一次新的飞跃，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升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过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将冲破不能触动国有制的禁区，建立新的国有制实现形式，确立新型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理论和体制的巨大冲击，也引发了一些争论。
2.改革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国有经济之外，非国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非国有经济包括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外国投资经济等。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机制上有一个根本性区别，就是非国有企业可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至今不能自负盈亏。199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占43%，非国有占57%，非国有工业产值已超过国有14个百分点，但就公有制（国有加集体）而言仍占65%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由国家计划控制的一、二、三次产业的生产、流通和价格已基本放开，由市场调节的消费工业品占95%，农产品占85%，投资品占80%。以上这两方面的变化，把非市场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国有企业推入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国有经济没有竞争对手的格局已经打破，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成长，壮大了整个国民经济，但对国有经济形成咄咄逼人的形势，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被动的境地。
3.国有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尖锐地
暴露出来，许多企业陷入困境
这里，最突出的是负债率逐年升高。1995年达到85.15%。比1979年的29.5%，上升55个百分点，国家所有者权益仅为14.85%，其中资不抵债已达49%。1995年企业应收未收款和三角债达到8000多亿元，银行不良贷款达6000～8000亿元，银行也被拖入困境之中。特别令人不安的是，今年第一季度，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净亏损额达到34.1亿元，为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有。与此同时，全国停产、半停产企业涉及的职工达700多万人；加上养老、医疗、住宅等多种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使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突出起来，改革的难度和阻力增大。
4.政府部门面临职能转变、机构调整等多方面的改革，
权力和利益的矛盾冲突在工作中时有发生，扯皮、掣肘以至争权夺
利现象，影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例如全国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名单就讨论了一年之久才确定下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国家出台的唯一配套文件，但因部门之间意见不一，提出两方案供各省市选择，结果，各地提出的方案达9个之多，本应全国统一的制度被弄得五花八门。至于管理机构，由于养老保险金被视为一块肥肉，大有“五马分肥”之势。1994年全国失业救济金收入为25亿元，支出为13.2亿元，其中失业保险机构的管理费竟达2.2亿元，占支出的17%，占收入的9%。养老金的乱用更为惊人，不久前国务院已下达命令，着令各地检查清理。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不少政府部门都想挂牌成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以上这些现象仅用扯皮、掣肘是说不清楚的，实质上是改革深入到政府职能转变和权力、利益调整的反映。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些特点，清楚地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确实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必须加强领导，加大改革力度，冲出困境，再创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局面。使矛盾积累、集聚久拖不决，甚至把部门权力和利益置于整个改革大业的利益之上，不仅延误改革时机，而且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
如何再创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局面，我认为主要应采取以下一些对策：
1.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大胆进行探索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迟缓，阻力增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认识还不统一，对改革理论，对改革目标模式等还有不少疑虑。说来说去，关键还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还是小平同志南巡谈话讲到的几个问题。我们应当重新学习，提高认识。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回答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把社会主义的本质阐述得更加科学。二是计划和市场是什么性质？小平同志回答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计划和市场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的传统理论，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升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三是判断改革的是非标准是什么？小平同志回答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的论述，确立了判断是非的生产力标准。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小平同志回答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就解除了人们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如证券、股市等）为我所用的顾虑，敢于同国际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国际惯例接轨。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针对性是很强的，仍然是解决我们当前理论和思想认识问题的强大武器。江泽民同志最近讲话中重申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重申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四项要求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特别要求我们要敢试、敢闯。这些都是符合小平同志思想和当前改革的实际的，我们一定要坚持贯彻执行。
2.要正确理解抓大放小的方针，加快改革的步伐，不能等待
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18个年头，至今还没有走出困境，因此，许多同志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能急于求成。我也曾经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之日，才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之时。现在看，国有企业的改革决不能打消耗战。现在我们已经消耗得够多了，再拖下去，将会损伤我们的元气。一定要加大改革的力度，能快则快。
抓大放小，本质上都是要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把国有企业搞活。在这一根本点上，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要求都是共同的，没有区别。之所以要把大企业和小企业分开来提，是因为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改革涉及的问题多，难度大；而小企业量大、面广，对国家经济全局影响小，改革涉及的问题相对少，难度相对小。采取分类改革方针，对大企业中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产业，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军事工业，基础原材料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公用事业等，应采取国家独资、国家控股等方式，掌握在国有经济手里。我们说的国有经济为主导，实质上就是以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为主导。对这些产业，国家要给予政策支撑。至于非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可采取多种形式，逐步放给非国有经济部门去从事生产经营，国家腾出力量来多搞一些命脉性产业，我国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快。根据1995年的统计，我国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中，非国有工业企业，包括集体、合资和已改制的国有企业，在全国工业中所占的份额，产值为32%，销售收入为27%，实现税利为26%，生产经营状况较国有企业为好。我们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中，应总结和借鉴这些经验。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已经很多，可以总结、借鉴，但各地情况不同，改革的形式，应因地而异，因企制宜，多种形式，不一定要强调推广某种模式。要重视动员民间的经济力量参加到小型企业的改革中来。政府对小型企业改革的政策要规范，但宜粗不宜细，细了容易束缚人们的手脚。
无论大中小企业，改革都要围绕有市场前景的产品，能形成支柱的产业来进行。一开始进行改革，就要先研究产品、产业，有条件和有市场前景的，就要改制、改组、改造一齐上，经过“三改”，改出新的生产力，新的产业结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新的企业机制来；没有条件的，就不要盲目去改，不要为改革而改革。江泽民同志提出，对国有企业要进行战略性改组。把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大中小型企业是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企业群体和企业系列。其中，大企业是少数，小企业是多数。许多小企业都是为大企业配套和为大企业服务的。我们的问题是！大企业不大，与全世界的大企业比，我们的大企业都是小企业，没有一个能进入世界排名500家的行列；同时，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有机的专业化协作关系，不仅大企业是大而全，小企业也是小而全，社会化程度普遍低。因此，大中小企业的改革都不要孤立地进行，已有的专业协作关系要巩固发展，能建立新的分工协作关系的，就要尽可能建立。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提高我国经济的社会化水平。
3.要广泛深入地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使他们了解当前改革的形
势、面临的困难和改革的前景，认识改革不仅是大家都得益，而且要付
出代价和成本，从而使群众理解改革，支持改革，进一步参加到改革中
来，消除消极和抵触情绪
国有企业的职工，在传统体制和保险、就业、福利制度的影响下，在头脑里形成了依赖国家包办一切的思想。而市场取向的改革，把竞争引入企业，把风险移给职工，把保险、就业等移向社会，必然会在职工，尤其是老职工的头脑中产生种种顾虑和抵触情绪，对改革产生怀疑和不满。因此，对这些改革，既要采取慎重态度，尽可能少损害和不损害职工的既得利益；更要使他们看到，改革带来的长远利益，从而真心地支持改革、参加改革。
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都没有很好解决。现在再次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很多企业的职工并没有感受到主人翁地位的存在，相反，雇佣思想反而有所滋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统治劳动、剥削劳动；社会主义是劳动统治资本，劳动拥有资本。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在实践中，如何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机制和办法，使劳动者真正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还需要进行探索。鲁冠球的从农民到员工、到主人、到老板的实践，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示。许多小型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职工有偿地持有了本企业的股份，按资享有本企业的利润，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职工企业主人翁地位就可从这个“小处”开始体现。经过多年的积累，加上职工参与企业决策等制度的推行，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4.政府在企业改革中要统筹协调、综合配套，全力为
推进企业改革服务，同时通过企业的改革，为转换政府职能，改造
政府机构，改进政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打下基础
国有企业改革要求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与之相配套，而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必然要与政府部门现行的某些职能和权力、利益相矛盾，最终导致政府本身的自我改革。前面我们说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入政府机构，同样会引起政府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心理不平衡。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既有的权力和利益，谋取新的权力和利益，相互扯皮，相互掣肘、争权夺利、对改革措施抵触等都会发生。而这些现象一旦滋长起来，必然要拖企业改革的后腿，甚至造成某些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特别要加强对部门的统一领导，禁止部门在改革中各行其事，禁止把上级政府部门之间的争论引到下级政府部门，不能因政府部门之间意见不一致使改革政策出台久拖不决。鉴于这些情况在改革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在某些争执不下的问题上，政府领导应听取权威的、中立的专家组织的意见，并据此作出决断。
企业改革最直接冲击的是政府的产业主管部门。这些部门的改革是企业配套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资产管理的角度考察，是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如何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如何从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约束的负责到有经济利益关系约束的负责。从对企业和管理角度来考察，是如何从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变。现在这两个方面不同意见的争论，都隐含着部门之间权力和利益之争。上海正在进行的改革试验是把现在的政府部门按职能一分为三：属于政府职能部分，转入经贸委中有关办公室；属于资产管理和经营的部分，组成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属于行业管理部分，组成民间性，中介性的行业协会。这种作法从实际出发，职能分解比较合理，坚持做下去，有可能走出一条路来。在政府改革中，不可能象国有企业改革先在体制外长出一块非国有经济那样，长出一个新的政府机构来；新机构、新职能、新机制只能从旧的机构中产生，因此，上海的试验有重要意义，应积极推进，不要象过去改革那样，因上下级政府部门设置不一致而导致改革的失败。
5.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要为企业改革
创造条件。目前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正常而大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面临严重困难的矛盾如何克服，过度负债等企业历史包袱如何解
决，应有得力措施
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个长期，既包括改革开放前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也包括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改革开放前，根本问题是对企业补偿严重不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实行的折旧制度，不但折旧率低而且折旧费和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国家用这笔资金和财政投资，再建一批企业，建成后又把折旧和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再用于新建企业……，如此循环往复，结果是，新企业一批批建设起来，而老企业不但不能进行技术改造，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有些进行了改造，实际上是复制古董，没有技术上的提高，造成资本金萎缩，设备、工艺陈旧老化，有形和无形损耗都很严重。这一现象在老工业基地，县级小型企业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后，对折旧制度进行了改革，折旧基金留给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但在承包制下，有些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有些企业则转化为利润，或根本不提折旧，由财政部门、承包人和职工把这块“老本”当作利润分了。实行拨改贷的原意，是要使企业对投资产业有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错误判断。因为国有企业搞新建、扩建和改造，都应由国家投资。只要形成的资产是国家的，对企业来说，用银行的钱和用财政的钱都一样，产生不出约束机制来。现在企业负债率这么高，实质上是财政欠银行的钱。或者说，财政本来没有那么多钱进行建设投资，而是用拨改贷的办法向银行透支，寅吃了卯粮。现在摆下这个摊子让企业背，结果把创造财富的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企业都不能创造财富了，财政的税利、银行的利息又从何而来？涉及几百万工人的工厂都停产、半停产了，如何能保持稳定？因此，对国有企业不但是改革问题，还有一个拯救的问题。
今年一季度我国仍保持了10.1%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的高速度，但另一方面却出现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现过的严峻局面。我们要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分析，不能为10.1%高速增长和物价的继续回落所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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