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台湾问题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响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发展，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其中一个经常起作用，而且危害很大，可以产生致命后果的重要因素就是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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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有四个国家遭到分裂。其中德国、朝鲜和越南的一分为二，是根源于当时世界的两极格局。而中国海峡两岸几十年来的对峙局面，则完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它与前苏联完全无关。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过三年内战，中国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打败了当时全部美国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从而在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由于美国第七舰队驶进了台湾海峡，才阻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越海峡解放台湾的进程。同时，美国又派兵进驻台湾岛，并与逃往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承认“中华民国”。似乎认为，依靠美国的武力支持，实际上只控制了台湾岛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土地的国民党政权，就能够代表中国大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中国人民。所谓台湾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当然是中国的内政，然而台湾海峡两岸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局面，却是外力造成的。这里谈的外力，就是美国。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成为敌国。但从1955年起，两国开始大使级谈判。从日内瓦谈到华沙，直到1970年中断，长达15年，会谈了136次[①]。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签署上海公报，双方准备建交，但问题并未全部解决。于是再次谈判，一谈又是六、七年。最终于1978年12月15日发表建交公报。试问：从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到1978年底发表建交公报，前后二十多年的马拉松式外交谈判，双方所争何事？其中心内容，主要是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双方争执，集中在断交、废约和撤军三个问题上。到1978年底，这个问题初步谈妥，宣布建交了，却留下一个美国继续售武问题，双方未达成协议。建交后，美国国会经过两个月的辩论，最后众、参两院分别于1979年3月28日和29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Public Law 96—8 [H.R.2479]）的最后文本。这个“最后文本”，是中国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其中有些条文，若与废除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相比，变本加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G·萨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台湾关系法“清楚地暗示美国希望台湾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保持与大陆分离，并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②]，因此双方经过短暂的建交热之后，分歧又凸显出来，于是又有了1982年“8·17公报”的签订。从此时起，二十多年来，双方关系充满摩擦，并且不时出现危机。到1995年美国政府发签证给李登辉，同意他以访问康奈尔大学之名，行其个人“外交突破”之实。中国召回大使，导弹试射，美国出动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为主的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双方剑拔弩张，中美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最低点。建交以来，双方不断吵吵闹闹，其中大部分都与台湾问题有关。简单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明显看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埋伏的一颗炸弹。并且这颗炸弹，不只一次性爆炸，而是不定时、多次性的爆炸。它一次又一次地在中美关系中造成强烈振荡和严重杀伤。
有人曾形象地把中美关系比作一条充满暗礁的河谷。河水涨满时，船只驶过，似乎平安无事。河水干浅时，则舟楫寸步难行。如果这个比喻可以说明事实的话，我认为在丛生的暗礁中，最致命的一块暗礁就是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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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美国在亚洲重要战略利益所在。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其对台湾的控制和干预。台湾岛对美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美国历代战略家之共识。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hew C.Perry）。1853年至1854年时，美国为迫使日本开关而派他率舰队远航日本，他同时受命带两只军舰巡航台湾，并在基隆登陆，以访问为名，实际进行资源和军事战略地位的调查。他返国后，即建议美国政府占领台湾。他说：“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于作为美国商业的集散点，从那里，我们可以建立对中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菲律宾以及一切位于附近海面的岛屿的交通线。……台湾在海军及陆战上的有利位置，是值得考虑的。另外一点，该岛直接地面对着中国的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在该岛驻泊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个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入口。……”[③]
一百多年来，佩里的这些想法，虽然在历史发展的复杂因素作用下，未能顺利实现。但他关于要在亚洲有所作为，必先控制台湾这一看法，可以说已形成迄今为止美国历代决策人的一致见解。但是当时佩里只是从政治和军事战略上强调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意义，而自5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快速涌入台湾，此后，更从经济利益方面，增加了台湾岛对美国的重要性。
美国政府并不讳言这一点。在美国官方正式文件中，特别是美国的有关国防报告中均曾多次强调台湾岛对美国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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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败局已定。美国的大量军援[④]、经援，不但无济于事，而且援蒋的大量武器装备，都经过国民党军队这个“运输大队”，在战场上顺利转运到共产党八路军手中。开始时，美国希望毛泽东能成为亚洲的铁托，所以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曾经举棋不定。后来形势发展，看着难以如愿，于是赶快祭起“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宝，再图因应良策。
二战结束时，被日本奴役50年的中国领土台湾，已经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三份国际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正式归还了中国。1945年10月25日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投降。10月26日，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在台湾建省。尽管在起草《开罗宣言》时，曾有过只提“日本应放弃台湾及澎湖列岛”而不提“归还中国”的争执，但此阴谋并未得逞。后来，中国政府宣布在台湾建省时，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并无人提出异议。到194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克（Michael McDermot）发表谈话称：“台湾地位在战时与库页岛完全一样。其最后地位将由一项和约决定。”[⑤]据说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抛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但是到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台湾问题正式发表声明，仍明确表示承认中国对台湾岛行使主权。[⑥]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于1950年6月27日又由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同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⑦]同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出尔反尔，半年之内来了一个180°的政策转变。对此，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于第二天立即发表声明严加驳斥[⑧]外，即逃台的国民党政权亦万万不能同意。很明显，如果台湾地位未定，则国民党政权也就完全失去了立足台湾的法律依据。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窜逃国外的“流亡政府”而已。据说，当时美国国务院外交顾问杜勒斯 (John FosterDulles)，曾向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解释说：“假使美国业已将台湾视为完全是中国的领土，不仅中国的代表权问题须立即解决，而且美国也失去了部署第七舰队协防台湾的依据。”[⑨]当时国民党政权存亡未卜，既在美国卵翼之下，只有唯命是听。不仅如此，甚至于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时，仍然要为美国日后在台湾的可能动作预留余地，继续表明该条约并未确定台湾的地位归属问题。中美建交后，美国在台湾的作为，越来越难以在法理上站住脚步。因此，台湾地位未定论，远未消声匿迹。1992年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和美国前任“在台协会”理事会主席白乐崎等人，又重拾故伎，在宾州大学宣传“主权观念之新发展”和“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台湾身份”等论调，妄称中国大陆坚持的主权原则早已“过时”，而台湾“并不属于中国”等等。美国一再散布这个很难自圆其说的论调，不外乎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尴尬地位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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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大陆势如破竹，胜利进军时，形势已不难看出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不可救药了。为此，美国逐渐确立了应变的两个原则。即：1.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2.台湾应控制在一个对美国友好的政权之下。
为此，除首先打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旗子来为各种可能对策铺路外，为了控制台湾，其可能设想的出路不外下列几条：
1.将台湾交由联合国共管；2.在台湾扶植一个亲美政权；3.扶植台湾独立运动，使之掌权；4.美国自己占领台湾。
其中第四个方案，是号称美国“遏制（或围堵）政府之父”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极力主张的。凯南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我从未看到把台湾归还中国之正当理由。……我还在1949年，即建议应当重建盟军最高司令部，掌握对该岛之权力，并在能够做出满意安排之前，控制住它，也就是派遣美军去阻止国民党军队撤到台湾。……”[⑩]但是此一方案，不只过损美国形象，而且美国当时也力不从心。1949年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说：“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的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因为美国在全世界承担的军事义务已与其实力不相称，特别是如果用武力占领台湾，则需要投入大量兵力，美国将顾此失彼。（11）
扶植台湾势力，谈何容易？首先他们短期难成气候。至于联合国托管，本是美国如意算盘，但必须有国家提出，有国家支持。美国首先与英国商量，英国回答说：没有四大国协议无法改变目前台湾的法律地位，而且认为把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弊多于利。并声称英国不准备为此采取行动。除英国外，欧亚两洲更不会有任何国家响应。（12）
至于在台湾国民党内扶植亲美势力，以取代蒋政权问题，首要条件必须阻止蒋介石去台。蒋介石当时虽迫于形势，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实际大权，蒋并未松手。（13）后来美国阻蒋逃台的各种措施未能奏效。蒋介石终于1949年12月10日自成都飞抵台湾。接着李宗仁遭罢免，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总统”复职，重掌大权。至此时，倒蒋已无成功可能。但美国还不死心，仍积极拉拢亲美人物孙立人、吴国桢等，强行作业。结果使此二人，一遭终生监禁，一被迫流亡美国。事已至此，美国只好顺水推舟，扶蒋反共。美蒋之间，知此知彼，心照不宣；貌合神离，自是意中事。
分裂中国，使台湾脱离大陆，美国一直念念不忘。千方百计想搞两个中国（Two Chinese Policy）或一中一台，由来以久。虽然海峡两岸同声反对，但数十年来，美国或明或暗，实际是一直沿着这条道路探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9月1日正式由美国康伦学会（Conlon Association）向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由该学会负责人Richard Conlon及Robert A.Scalapino等人合作写出，实际上是以Scalapino为主完成的政策设计。在此报告的“美国的亚洲政策”中涉及中国部分，主要内容为：1.取消对中国大陆的禁运令；2.赞成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3.建立“台湾共和国”；4.建议中国大陆、印度、日本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台湾为联合国普通会员国；5.美国协防台湾中华民国之义务不变；6.中华民国军队退出金门、马祖；7.台湾国成立后，在台湾之大陆“难民”可以自愿离台；8.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商务条约，予以事实上的承认。这一报告公开发表后，曾使台湾朝野惊慌万分。美国政府不得已，急忙声明该报告不代表美国官方意见。两个月后，又发表了《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小册子，以期安抚台湾。（14）
1960年美国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当年4月出版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中国问题的再思考》（The″Chinese Problem″Reconsidered）一文。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放弃金门、马祖等外岛，改建“中台国”（Sino—Formosa Nation）（15），让台湾放弃金门、马祖，而让中国大陆收回二岛。用意明显，即从此割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当时互相敌对的毛泽东与蒋介石，却不约而同地一致反对此意见。因为两人坚持一个中国，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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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台湾掌权的蒋氏父子，多年来在美国呵护下求活命，因此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表示恭顺。但从本质上说，他们并不是对美国百依百顺的傀儡政权。美国也从未放心他们而自己睡大觉。但如今的李登辉则迥然不同。早年是日本化，曾因日本战败使他未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日本公民而颇觉遗憾。（16）后来又美国化，对美国的各种意图，灵犀相通。他本身来自台湾本土，身居国民党主席，又是国民党政权首脑，竟敢公开喊出“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他的思想行为与美国历来不喜欢的蒋氏父子大相迳庭。他对美国希意承旨，绝不同于蒋氏父子之桀骜不驯。他的坚决反共，不容怀疑；又对美友好，完全符合美国过去定下的台湾问题两原则。1996年台湾选举，李又借以取得台湾各派政治力量斗争中的有利地位。美国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台湾政治局面，突然实现。且不费一兵一卒，又不落恶名。
美国曾下功夫扶植台独。台独分子海外活动的主要基地就是美国，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支持台独运动，不遗余力。但总起来看，支持台独成效不大。同时不久前中国通过在海峡导弹试射，已经向台湾，更重要的是向美国，准确无误地表明了中国反对台独的决心和实力。美国自然犯不上再冒风险继续支持台独。李登辉说他讲统一，“讲了三百多次，无人相信”。原因就在于他的言与行背道而驰。而在“独台”的问题上他的言论与行为统一起来了。因此，他搞的“独台”，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人民是习惯于“听其言而观其行”的。
李登辉在1996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说：“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采行所谓‘台独’的路线”。同时又说：“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生存与发展，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与尊重……我们将秉持善意，依循互利的原则推动务实外交，使我们2130万同胞，拥有必要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并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尊敬与待遇。”（17）
诚然，既可以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下搞“独台”，又有何必要搞“台独”？他清楚表明继续推动所谓务实外交，谋求国际上的“突破”，并继续要求加入联合国，加强“宣传效果”。李登辉在“就职”前夕，接见日本《朝日新闻》、美国《新闻周刊》等传媒时强调没有统一，就没有“一个中国”。目前是“阶段性的两个中国”。并声称希望到日本参加1997年日本京都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李登辉所谓的外交突破，就是要在国际上登记一个独立“户口”。在联合国开个户头，所谓“阶段性的两个中国”，也将顺利完成。其实，当联合国酝酿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美国有不少人曾主张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同时也让台湾保留联合国内的席位。蒋介石之可爱处，就在于他坚持反对。说：“‘汉贼不两立’为中正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18）谁为汉？谁为贼？是无关紧要的。关键问题是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不动摇。
对美国来说，“独台”优于“台独”。也可以说，时至今日，这是美国的最佳选择。美国国会中不少人士正在积极为台湾加入联合国呼号奔走，助“独台”一臂之力。
独台是最佳选择。同时，不应忘记，它也是最危险的选择。中国坚决反对，不需多讲。重要的是：切不可忘记这也是中国要用武力保卫台湾的一个充分条件。
李登辉之流，要求搞独台，挟洋人自重，是一回事。台湾人要求台湾人的出头天，又是一回事。对后者应给以充分理解。
历史上台湾是被清政府遗弃、出卖的孤儿。经过50年日本的奴役后，敲锣打鼓欢欣鼓舞地迎接国军，迎来的却是血腥的“二·二八”。有人说：“日据50年后，两岸中国人的再度重逢，一开始就以悲剧登场。”以老资格的台独运动员彭明敏为例，你可以因为他主张台独而批判他，但你须知他的由来。彭明敏的父亲彭清靠医生，在二·二八事件中出面担任调解委员，与当时驻扎高雄要塞的国民党司令员彭孟缉谈判。结果同行的其他三位调解委员竟遭枪决。彭医生悲愤万分，说道：“我以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为耻！”再举一例，台湾著名爱国作家杨逵。当我1982年在美国遇到他时通过他的孙女做翻译（因他只能讲闽南话），他说：日据时期，日本人曾十次抓他坐牢。但被监禁的时间，十次加起来不到一年。光复后，蒋介石抓他一次，但这一次就关了十年。日本占领台湾时，多数台湾人在心的深处埋藏的是“中国意识”。但当惨痛的教训迫使他们开始考虑认同中国是否有意义时，他们萌生了所谓台湾意识。他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出头天？他们多年来是“中华民国”国民，但这个“中华民国”国界在哪里？领土有多大？他们手中的“中华民国”护照，其实是一纸自我膨胀的谎言。谎言就谎言吧，但出国旅行，经常受到外国海关刁难。因为现在承认这个“中华民国”的，只是国际上的几位小朋友而已。这一切都使他们不断加重“台湾意识”。“做一个台湾独立国的国民有何不好？新加坡不是也发展得很好么？”国民党初到台湾后搞的白色政治恐怖，他们记忆犹新；创世界记录长达38年戒严时期的血腥镇压，他们至今心有余悸。他们不肯认同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几十年的反共宣传，使他们也不敢相信共产党。就这样一步步加深了他们的“台湾情结”。所谓“李登辉情结”，就是由此嫁接出来的。要理解台湾人这种“台湾情结”，要尊重台湾人的“出头天”愿望。江泽民在1995年1月30日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通称对台政策“江八条”）中也强调说：“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但是我们要懂得由长期惨痛生活经验积淀凝成的“台湾情结，”需要更多的爱心与宽容，才有希望化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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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12亿中国人民最齐心协力坚持的民族大义。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屈辱历史，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极度敏感而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挑战。
勿庸讳言，在中国和日本、美国建交前，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虽说是两手准备，但实际工作是做在武力解放台湾的预想前景上。因为当时台湾背后有美、日两只巨手在支撑着。中国与日、美两国建交后，情况有所改变。两份建交公报分别绑住了这两只巨手，因此出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前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多次主动呼吁并采取若干措施缓和两岸紧张形势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蒋介石逝世后，台湾遗留下一大堆问题，结成死结，看来极难解开。但是蒋经国暮年变法，力排众议，以惊人的胆识和魄力，解开了不少死结。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敞开了两岸沟通的大门。近年来，在中国政府和两岸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下，使得两岸关系在化解矛盾、加强交流以及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不少进展。
李登辉上台前，韬光养晦，几乎无人识其真面目。上台后，过关斩将，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政客的心机和伎俩。当他立足未稳时，曾制造主张统一的假象，欺世盗名。但随着羽毛渐丰，逐渐肆无忌惮，公然沿着“独台”的道路下滑。1995年夏，美国国务院基于国会及其他方面压力，贸然批准李登辉访美，导致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不少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事后都说：中国的强烈反映，实非始料所及。“非始料所及”者，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存在若干盲点也。
西方流行一句话，说是“中国人不按规律出牌”。这话当然不对。中国是按中国人的规律出牌，不是按西方人的规律出牌，如此而已！美国官僚，包括部分学者，习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窥测中国，习惯以自己的价值标准裁判中国。
更重要的一点，是自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环视无人，不免有点忘乎所以，急于充当世界的主宰，充当全球一切纷争的裁判人。自认为“义不容辞”地应充当世界宪兵。美国这个想法，如果在其他地方行得通（如格林纳达或巴拿马），却千万不要以为拿到中国来也行得通。参阅一下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当时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的一席谈话，也许是有益的。当时邓小平明确告诉戈尔巴乔夫：中苏交恶“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而当时在意识形态上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19）。所谓“受屈辱”，就是中国人不能接受原苏联的指挥棒。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能接受“父子党”的关系。
不能接受外国人的指挥棒，不只毛泽东或邓小平为然。可以说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普遍性格。任何外国决策者在考虑对华政策时必须充分理解这一点。否则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试举中国青年人为例，请看美国媒体报导：
《纽约时报》最近报导说：“中国大陆大学校园现在兴起一股强烈爱国思潮。”报导引述南京大学一位大学生的话说：“美国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是干涉中国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华府不应介入。美国这一行动是在充当‘世界警察’。”报导说：“这位南京大学生与其他同学的看法，反映目前大陆校园的普遍心声。”报导还继续指出：“许多大陆人民与这位南京大学生想法相同。他们认为：华府威胁对中国违反知识产权采取贸易制载、在人权问题上施压，阻止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等，都是围堵中国，用以防止中国成为亚洲强国的战略运用。”（20）
当前，中国青年对美国的总体印象不佳，大多数中国青年不喜欢美国。中国青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位，经1994年6—10月、1995年5月及1995年11—12月，在中国六个主要省市（北京、上海、山东、四川、安徽、江苏）三次调查结果，均一致表明，在中国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排名中，美国位居第一。1996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副所长吴鲁平发表的第三次调查结果报告中，说明中国青年不喜欢美国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的霸权、不友好态度。在第三次调查发出的2000份问卷，回收的1700多份有效问卷中，在认定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不友好的青年中，不喜欢美国的比例为73.6%；在认定美国在中国入关设置障碍的青年中，不喜欢美国的比例74.1%；在认定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是恶意的青年中，不喜欢美国的比例为77.3%。（21）
中国青年人反应如此，中老年的反应可想而知。
仅只中国大陆人心如此么？请听海外中国人的呼声：
设在美国的华人组织，当代世界与中国战略研究会、中国统一会、日本侵华研究学会洛杉矶分会、费城和平统一中国促进会和芝加哥地缘政治学会等，1996年夏发表《致祖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22）开头就说：“去年夏季以来，台湾海峡出现了一系列急转直下的严重形势，李登辉访美；美舰进入台海；台湾‘大选’；美日发表矛头指向中国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美国加紧部署包括台湾、南朝鲜、日本在内的战区弹道导弹防卫计划；在美国的撮合下，台湾将与菲律宾签约租用它的苏比克空军基地……。这一系列发展表明，分裂中国的势力正在聚合勾结，阻挠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日益对中国国家的战略安全构成了威胁。”公开信从历史上叙述台湾问题之由来，强调应记取历史经验教训。谈到不久前的中国台湾海峡导弹试射，公开信说：“这是七○年代末中美建交以来，面对多年来美国一再傲慢无理的干涉与挑衅，中国被迫进行的一次罕见的重大斗争与反击。”谈到这次导弹试射的作用时说：“大大唤醒了中华民族长期具有反对外来侵略、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打击了它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嚣张气焰以及一度肆无忌惮的台独势力，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威望，拓展了中国和平外交的国际空间，也使台湾这个狭小海岛的外向加泡沫经济的致命弱点得以充分的暴露。”“在对台工作问题上，需要强调的是，外国强权势力早已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深深地介入那里的事务，构成了对实现‘一国两制’设想的主要障碍。”（23）
这样的反应很多。例如：1996年3月25日，美国圣地亚哥地区中国学者学生联署《致克林顿及美国国会的公开信》，抗议美国在台湾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显示武力。（24）此外，又有南加州华人联署的《支持中国统一、反对台湾分裂、反对美国干涉》的声明，以及全美十华人单位（包括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SCHFPS研究所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等等）于1996年3月20日发表的《中国领土不容分裂，内政不容干涉》的公开声明等等。
众多海外华人反应实不胜列举。内容则约略相同：强调中国领土不容分裂，反对美国干涉。这些华人组织中，不乏香港、台湾学者和学生。凡此种种，美国一味斥之以“中国共产党挑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岂非自欺欺人？美国的学者们尽可任意咒骂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落后的、反动的思潮，但应该想到，这种“民族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目前学术界各种界定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这且不提。）正是由于一百多年来外国列强，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人民的欺辱压迫造成的。事实不是如此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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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朝野均不乏明智之士。这里略举数例：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主编默蒂麦尔·朱克曼（Mortimer B.Zuckeman）在1995年10月30日以《美国的中国综合症》（America’s China Syndrome）为题发表的社论说：中国“将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强国，……中国势必会对全球工商、金融、政治发挥日益增长的深远影响，……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中美关系将具有首位的重要性，……”“现在，中国既非战略上的敌国，亦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我们应从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检视我们的分歧。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均衡感（sense of proportion），尝试用中国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可是，正是台湾‘总统’的访美，才几乎把我们陷进灾难。让他在重访康奈尔大学时发表政治演说，在中国看来，是名副其实地承认台湾的主权，是违反了六位美国总统所支持的一个中国政策。”（25）
《洛杉矶时报》1996年发表了威斯康辛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文章：《台湾的命运是中国内战的最后一幕》（Taiwan's Fate Is Final Act of China's Civil War）。文章说：“台湾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中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而从历史或国际法上看，找不到什么可以支持台湾独立的根据。”文章回顾历史：“1945年日本失败后，台湾归还中国。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毫无疑问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多数台湾人也这样认为。若不是1950年6月爆发朝鲜战争，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很可能是短命的。那场战争使蒋介石政权依赖第七舰队，使台湾成为事实上的美军保护地。”文章并直率指出：“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并非完全从民主的理想出发。在50—60年代，蒋政权是一个控制严密的极权政府。而且，国民党从来没有承认本身只是台湾的统治者，而总是宣称自己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文章最后告诫美国政府“不要出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需要介入中国内政问题。”（26）
美国前国务卿杰姆斯·贝克（James A.Baker）于1996年2月9日和10日在亚洲协会召开的一个题为：“中国，美国和亚洲：对美国政策和商业的挑战”（China,the U.S.and Asia:Challenges for U.S.Policy and Business）的研讨会上作主题讲话时一再强调说：不应该怀疑和仇视中国。如果中国希望加入像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我们应该支持。他批评国会把中国看成敌人。他说：“如果你刻意寻找敌人，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敌人。”（27）
此外，还可以列举许多美国人士发表的颇有见地的文章。例如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以中国为赌注》（28），史蒂文·厄兰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与中国打冷战：代价高昂且危险》（29）等等，不多引述。
美国的对外对内政策往往服务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需要（1996年初，美国国内两党斗争竟至迫使政府及驻外使领馆一齐关门达数周之久，即一典型事例），同时，台湾的游说活动之猖狂，美国达官贵人趋之若鹜，人所共知。此事已引起美国有关人士的注意。美国外交协会于1996年4月11日发表的一份东亚政策研究报告警告说：“绝不可允许花钱游说（hired Lobbey）来决定美国的政策。台北当局、台北执政党和在野党人士及美国台湾人社团1995年以来一系列对美强势游说动作，曾招致美国国务院官员及众院议员的质疑。”台湾游说活动如何“无所不用其极”并取得成功呢？《纽约时报》不久前发表一文揭露台湾游说活动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文称自国民党逃台后台湾一直花大力气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但很少像当前一样给人印象这样强烈。“台湾全力以赴地设法说服美国的行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其所使用的工具包括金钱、压力和别出心裁的作法。台湾通过邀请众多议员及其随员、州长及州议员去台北访问的手法，在美国各层次官员中培植友谊。……它大把用钱，在大约二十几名游说人士和政治顾问身上，花费数百万美元，从而得与白宫、国会、华尔街接上关系。”曾担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现在为台湾担任顾问的理查·艾伦（Richard V.Allen）说：“他们的活动极为有效，与以色列不相上下。”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现在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研究员（Resident fellow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而该研究所从台湾领取资助，李洁明本人也是台湾慷慨花钱的受益者。李洁明说：“他们（指台湾人）带着我到处游逛，钱都由他们出。……他们把我安置在一家宾馆，把鲜花、水果送进我的房间，真是除了女人，他们样样都送。”文章接着说，台湾驻北美办事处主任鲁肇忠私下多次会晤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而中间搭桥的是前约翰逊政府官员彼得·罗森布拉特（Peter Rosenblatt）律师。这位律师说：“我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文章称罗现在是台湾的佣人，每月领取8500美元津贴。
文章并称李登辉通过“台湾研究所”的机构每月付给专门受雇游说活动的卡西迪公司（The Lobbying Company of Cassidy）125，000美元。（这个卡西迪公司，据说只有六个客户，美国国内四个外，国外两个客户就是以色列和台湾）。文章明确说：“卡西迪公司还声称它在1995年劝说美国国会同意让李登辉访美一事大大有功，它使得当时国会以压倒多数赞成发签证让李登辉访美”。文章称：“康奈尔大学1994年已自‘李登辉之友’机构得到一笔250万美元的赞助。因此使得克林顿政府一改执行六年之久的美国政策，批准李登辉这次访问。”文章说台湾对接受了他的钱而不满足要求的单位会给以取消赞助的惩罚。（30）台湾的黑金政治，我们无须多管。问题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底是由美国人自己制定，还是让台湾的金元政治牵着鼻子走。
1996年夏天，中美双方知识产权谈判，有惊无险。双方对峙到最后一分钟，终于化险为夷。但今后磨难尚多，绝非一帆风顺。在横布前途许多未可预知的可变数中，有几个不变数：
1.中国的主权原则不可侵犯，领土不容分割；2.台湾对美国东亚战略的重要地位不易更改；3.李登辉坚持独台的道路也不会回头。
因此，在中国顺利完成统一大业前，矛盾将会不断激化再缓和，缓和再激化。
或许由于这次海峡危机，中美双方均确切表达了信息，误读的可能性极小。台湾李登辉不能不看美国脸色行事。美国如有所克制，李登辉不敢乱来。这样，且让台湾问题暂时存异。两岸实行三通，加强交流。中美基于双方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国际事务合作的需要，应以大局为重，保持高层热线联系。这样若能谋求10年至20年的平稳发展，则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将会逐渐成熟。希望中美两国决策人，能够争取这个可能前景。
时间对和平统一有利。因为人所共见，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中国政治实力、经济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任何人均无法怀疑中国将以“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雄伟气魄，昂首阔步迈进21世纪。因此，在美国战略的天平上，中国的份量将越来越重。中国的庞大市场和在诸多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对美国将越来越不可或缺。相形之下，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势必逐渐削弱。有人认为，由于科技发达，武器进步，台湾这一“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舰”对美国已不需要。此话虽然言之过早，但其地位的重要性，确已今非昔比。此外，就对美国的经济利益而言，从发展趋势看，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此长彼消，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台湾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不易更改，但会逐渐减弱。
说时间对和平统一有利，还因为李登辉要搞台独，虽是不可改变，但两岸经济的巨大互补性，使得两岸经贸往来，日趋紧密，李登辉却阻止不了。两岸三通，民心所向，也是无法阻止的。而在未来十至二十年内，两岸经济，彼消此长，也勿庸论证。当中国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时，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即将瓜熟蒂落。
当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之后，中国和美国这两大巨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应该进入比较正常化的发展轨道了。
注释：
[①]参看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②]见：罗伯特·G·萨特：《台湾：正在形成的关系》，引自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对华政策文集《美中关系未来十年》（1983—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
[③]卿汝楫：《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
[④]抗日战争以后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项目总值为112，670万美元，参见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第160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
[⑤][⑥]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
[⑦]《总统对朝鲜局势的声明》见《美国历届总统公布文件——哈里·S·杜鲁门，1950》，美国政府出版局，1965年，华盛顿。
[⑧]《周恩来总理驳斥杜鲁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声明的声明》，见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⑨]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印行，1981年增订版。
[⑩]原文见：George Kennan,Memoir 1932—1963,Little Brown,1972,Vol.Ⅱ P54，此处转引自冯启人：《美国对华企画之演变》，台湾《海峡评论》58期，1995年10月1日。
（11）（12）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
（13）李宗仁：《从南京出走到飞往美国》，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59页。
（14）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印行，1981年5月增订版。
（15）Foreign Affairs,April 1960,pp.476—486.
（16）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谈话。
（17）1996年5月20日李登辉就职演说，（台湾《中央日报》1996年5月20日）。
（18）转引自南方朔：《帝国主义与台湾独立运动》，台湾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29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纽约时报》，1996年4月23日。
（21）吴鲁平：《今日中国青年对美国的态度》，载《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5期第16—19页。
（22）（23）（24）转引自：《祖国尚未统一，同胞仍需努力——中国人的呼声》，台湾《海峡评论》66期，1996年6月1日。
（25）《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95年10月30日。
（26）《洛杉矶时报》，1996年3月10日。
（27）CNP Special Report″If You Look for an Enemy.You Will Find One″174.
（28）《华盛顿邮报》，1996年3月31日。
（29）《纽约时报》，1996年2月25日。
（30）《纽约时报》1996年4月9日署名文章：《台湾游说活动：友谊加硬货》（Elaine Sciolino:Taiwan's Lobbying:Friendship Plus Hardb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