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诗论中李贺涉“艳”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述论文,历代论文,李贺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6-0081-04 李贺诗歌问世以来，古今诗评家都慧眼识珠地发现了李贺诗歌具有“艳”的特征。然而，在众多诗评家的评论中我们却发现，对“艳”的内涵及对“艳”的诗风的评价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值得探讨。从词义上讲，“艳”与“丽”、“靡蔓”三个词都有华美、美丽之意，并更多地用于表述文辞的形态；“花草蜂蝶”一词历来多指称文辞艳丽，有贬损之意，我们把这几种观点归为一类，统称之“艳”论。历代学此诗风者亦为数不少，说明这一特征风韵独领，影响颇大。 一、赞赏论：天地奇彩 关于李贺诗“艳”的评论历代不绝。最早指出李贺涉“艳”并持赞赏态度的是与其同一时代的沈亚之：“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1](p.7594)“怨郁凄艳”四字当分开作解，怨为怨恨，郁为忧郁，凄为凄凉，艳为华美、美丽。四个字四层含义，都指出了贺诗风格的一个侧面，“盖占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可见李贺诗“艳”是受到了时人的推重，并具独一无二的成就。杜牧则从称道的角度，把比“时花美女”更美的赞扬给了李贺，“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2](p.149)皮日休也从正面肯定了李贺“艳”“丽”的风格，他没有直论李贺的诗风，而是提到同时代的刘枣强，并与李贺进行对比，“有与李贺同时者刘枣强焉，先生姓刘氏，名言史，不详其乡里。所有歌诗千首，其美丽恢瞻，自贺外，世莫得比。”[3](p.39)张读赞誉贺诗“丽”的特点：“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4](p.14)这些论者都持十分肯定的态度，对李贺诗歌进行评价，也指出了李贺名噪一时的原因和无可替代的地位。齐己说：“玄珠与虹玉，璨璨李贺抱。”[5](p.9585)虽未直接道出“艳”之特征，也已涉及艳丽之风貌。吴融盛赞“至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采为第一流”[1](p.8643)的文风，同样蕴含了对李贺诗“艳”的褒扬。与李贺同时代者，多已接受这一风格特色，并高度赞扬和推崇这一美学特征。 宋代洪迈言：“左补阙韦庄奏‘词人才子，诗有遗贤，不霑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俱无显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6](p.787)韦庄因李贺等人“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而望昭宗皇帝追赐进士及第，显然对诗“艳”风格是倍加欣赏的。韦居安评长吉诗“婉丽精切，自成一家机轴”[7](p.540)，肯定了“婉丽”的特点，明确此乃李贺诗“一家机轴”，故能独步诗坛。刘辰翁更是多次提及李贺诗“艳语荡人”[8](p.492)的特征，对李贺诗艳丽之誉溢于言表。薛季宣针对则一些贬损李贺诗“艳”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诗著矣，上世或讥以伤艳，窃渭不然，世固有若轻而甚重者，长吉诗是也。他人之诗，不失之粗，则失之俗。要不可谓诗人之诗，长吉无是病也。其轻扬纤丽，盖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锦绣，辉焕白日。”[9](p.489)“轻扬纤丽”是欣赏者的称道，且明确其艳可“自成一家”。 清代学者贺裳别有高论，他指出：“李贺骨劲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浑有气格，奇不入诞，丽不入纤。”[10](p.353)意在表明李贺诗虽然奇丽，但并非如一些评论家说过的那样：“长吉艳诗，尤情深语秀。”[10](p.353)着意指明贺诗重在情感深挚、语言秀美。吴乔认为：“李贺鼓劲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深浑厚，有气格，奇而不诞，丽而不纤。”[10](p.566)与贺裳异趣同归，如出一辙。袁枚赞赏李贺：“一集中不特艳体宜收，即险体亦宜收。”[11](p.285)，并视为珍品。而李云增、翁方纲等则对李贺“艳丽”的诗风推崇备至，李云增赞扬：“神仙中人不易得，长吉宿慧，根本夙命。他如九霞之合江楼，山玄卿之新宫，苏长公之仇池，皆暂寓人间，一泄其奇，麾斥尘滓，奇丽秀绝，不独一人然也。”[4](p.247)翁方纲将“艳”誉为“天地奇彩”：“李长吉惊才绝艳，锵宫戛羽，下视东野，真乃蚯蚓窍中苍蝇鸣耳……此真天地奇彩，未易一泄者也。”[10](p.1389)艳丽诗风绝伦，世所难得，堪当诗歌中的珍品。舒梦兰附和此论，提出“长吉才情哀艳过于少陵”[4](p.344)的论点，道破李贺诗歌内质，肯定其“艳”为“哀艳”之色彩，超过杜甫。陆莹则把这类才情提高到可与李白相提并论，“世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要其奇绝处，自足推倒一世。如《金铜仙人辞汉歌》……惊才绝艳，玉溪、飞卿瞠乎后矣。”[10](p.2293)方扶南认为，贺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使温李为之，浓艳应十倍加……从来艳体，亦当以此居第一流。”[12](p.324)将李贺的“艳体”推举到了自唐以来首要的地位。张采田肯定“长吉诗派之佳处，首在哀感顽艳动人；其次炼字调句，奇诡波峭，故能独有千古”[13](p.471)，指出“艳”乃“长吉诗派之佳处”，且独领风骚。舒位赋诗“一赋《高轩》自有情，惊才绝艳少年行。倾囊别撰元和体，协律兼工乐府声。天上宫楼征著作，人间场屋避嫌名。幽兰啼露香兰笑，长爪通眉肯再生。”[14](p.2302)盛赞艳诗乃世间一绝，也正是诗人惊世之才的表现。施补华叹惋：“哀艳荒怪之语，殊不可废，惜成章者少耳。”[15](p.989)长吉生命短暂，故“哀艳”之诗存世太少，但倍加推崇之意溢满笔端。自唐而降，就有一些诗评家关注到了李贺诗“艳”的美学特征，并推崇备至，这便是李贺独步千古的因由了。 二、肯定论：奇丽沈博 在历代诗评中，另有一些诗评家对“艳丽”风格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明代屠隆说：“人但知李青莲仙才，而不知王右丞、李长吉、白香山皆仙才也。青莲仙才而俊秀，右丞仙才而玄冲，长吉仙才而奇丽，香山仙才而闲澹。”[16](p.236)奇丽与仙才共同构成了李贺的诗坛地位与贡献。曾益评价贺诗《苏小小墓》深蕴“妖艳”，“凄凉、楚惋之中，寓妖艳幽涩之态，此所以为苏小小也。”[4](p.134)许学夷提到“李贺字长吉，乐府五、七言，调婉而词艳”[17](p.261)，又一次关注到李贺诗艳的特征。 清代评论家樊增祥提出：“论诗则长吉不如香山，论词则梦窗不如玉田，断断然矣……李贺、樊绍述之诗与文，绌于理解而奇丽沈博，江河万古。”[18](p.1508)认为李贺诗歌地位不及白香山，但肯定他诗歌中所含“奇丽沈博”之风格不可磨灭。郑文焯从制对角度肯定了李贺的“艳丽”诗风，“因暇熟读长古诗，刺取其文字之惊彩绝艳者，一一汇录，择之务精，或为妃俪，顿获巧对”[4](p.405-406)李贺对后人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获得“巧对”这一重大的启示和身体力行的总结让我们对李贺“绝艳”诗风的巨大感染力是信服的。黄之隽把李贺诗与韩愈、孟郊进行比较，指出：“既购长吉集读之，奇而艳，既又读东野诗，奇而古，继又读昌黎诗，奇而肆，三子者之业虽不同，其奇一也。”[19](p.267)认为李贺与孟郊、韩愈的共同点在于奇，而区分点则在于艳。可见李贺“艳丽”风格是李贺与其他诗人相近又不相同的具有自我个性的特征。陈本礼评《残丝曲》：“绿鬓年青，金钗色丽，粉壶器美，琥珀香浓，正温柔沉湎之乡，岂可遽言归去？”[4](p.307)言及李贺诗歌中涉艳处乃诗人刻意为之，精心雕琢而成，用意不浅。董伯音评及《屏风曲》：“亦艳曲，似撒帐词。”[4](p.317)明确指出李贺诗艳曲不少。王闿运也曾指出：“昌谷五言，不及七言；义山七言，不如五言。一以涩炼为奇，一以纤奇为巧，均思自树其帜。然出于宫体，倡于艳歌。”[4]p.354)昌谷、义山共倡“艳歌”，但千秋独运，“自树其帜”。黎简在批点李贺诗时多次论到“字特新艳”[4](p.360)，且“句法、字法，无不秀艳绝伦……此等丰肌艳骨，玉溪、飞卿所不能及也。多不可解，正是长吉诗，凡太丰艳，便有难解处，温、李亦然。长吉之长，却不在此。”[4](p.364)指出“秀艳绝伦”之特征，又言及后人“不能及也”，但此非长吉之长，另有新意。吴汝纶道出：“此艳曲，末以楚女寒眠作结，亦贤人失志之慨也。”[4](p.383)直接下结论评述其诗，可见李贺诗“艳”风韵是为诸多诗评家认可的，构成了气诗风的一种风格，一种特质。 三、贬损论：病于雅道 对李贺诗“艳丽”风格既给予认定，又持不欣赏或贬抑态度的自唐代以来便自成一派。较李贺晚一些的唐代学者赵璘就直接指出，李贺诗因“花草蜂蝶”而不“远大”：“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优劣矣。”[20](p.848)所谓“花草蜂蝶”论，应该就是宋代薛季宣所涉及到的“伤艳”，即过于华丽，宋代张戒持赞同的观点，他曾直接批评李贺的这种创作倾向：“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7](p.464)明代王会昌也附和了这种论点。宋濂又提出李贺诗风“靡蔓”的特征，“至于李长占、温飞卿、李商隐、段成式，专夸靡蔓，虽人人各有所师，而诗之变又极矣。”[21](pp.208-209)都是对李贺诗“艳丽”风格的一种贬损。清代王士祯曾云：“问：古之作者‘翕轻清以为性，结冷汰以为质，呴鲜荣以为词’，偏得乎逸歌长句，若‘穿天心，出月胁’，恒得意外惊人之语。果何道而造诣臻此？……阮亭答：杨子雲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吾于言诗亦云……至于卢仝、马异、李贺之流，说者谓其‘穿天心，出月胁’，吾直以为牛鬼蛇神耳。其病于雅道诚甚矣，何惊人之与有？”[15](pp.141-142)认为其“丽”已“失其则”，违背了古之作者作诗“轻清为体”的准则，“病于雅道者甚”，括出它是诗歌创作中的病态。阙名亦言：“长吉自有石破天惊之奇，如‘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后人仿之，一味幽艳，殊厌于人。”[10](p.1650)肯定李贺诗歌奇语惊人的同时，也批评了后学者“一味幽艳”的不足，乃“殊厌于人”。梁章钜则直言“长吉惊才绝艳，比太白更不可摸捉，后学且不必遽效之。”[10](p.1977)认为李贺才能惊人，诗艳绝伦，但“不可摸捉”，显然不是欣赏的态度。潘德兴态度尤甚，“李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秦少游以之入词，缘此句本似词也……至如‘画兰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皆以极艳之辞，写极惨之色，宛如小说中古殿荒园，红妆女魅，冷气逼人，挑灯视之，毛发欲竖。吾不解世人何以爱好之也？”[10](pp.2079-2080)以极不欣赏的态度道出因“刻意造句”，给人以“毛发欲竖”、“冷气逼人”之悚然之感，并疑惑于世人的爱好。杨钟义贬损长吉诗歌“浓丽”为学人所长，“长吉、飞卿七言古诗，音节格调，欲同时韩、白诸公之外，自树旗帜，其浓丽处，亦非不学人所能。”[22](p.34)诗评家们不欣赏甚或贬斥之观点亦不鲜见，李贺虽有“鬼才”之誉，但仍有“伤艳”之弊，与诗道不谐。 四、余韵论：内蕴古艳 关于李贺诗歌“艳丽”特征的评论，到了近现代，则更多的是接受前人“艳”论的观点和对其“艳丽”诗风的细腻内涵作了细致的考察和品评。王培礼说：“飞卿、义山擅侧艳，长吉实为开山之祖。”[23](p.122)肯定了一种感情内涵与风格，更肯定李贺在这种风格中“开山之祖”的地位与意义。陆侃如、冯沅君指出：“李贺呢，其作品大都可以当得起个‘艳’字……不过他的‘艳’不是‘香艳’，而是‘幽艳’或‘古艳’，甚且是‘怪艳’。”[24](p.427)分析鞭辟入里，指出“艳”之风格的内质和丰富内涵，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同样具有这一特征诗人的各持一端，“他的作风最重要的是个‘艳’字，所以与韩、孟是不同的。不过他的‘艳’是怪艳，这个‘怪’字与孟、贾、卢、马也还有点相近。”[24](p.382)罗根泽也注意到，“李贺乐府涛词别具特殊风格，古人形容美人曰：‘冷如秋霜，艳如桃李’，‘冷艳’二字，确可为贺词评语。”[25](p.111)品味细腻而独到，将其色彩引入缤纷之境。王培礼还认为：“长古为诡异之宗。其诡异是由清丽刻入之一境，锦囊收拾，诡不涉于诞丽，不伤于纤，与温、李并为西昆宗匠。”[23](p.122)赞赏其清丽风格，乃境界独得。同文又以晚霞之情景喻其“秾丽”之锦绣之状，“余尝谓长吉之秾丽，稍涉于鬼。其善者如春雷启蜇，如晚霞成绮。”李长之提出：“李贺诗的特点是丰富的想象和鲜艳的词藻”[26](p.240)附和古人观点。刘麟生也论述道：“于奇险之中而杂以艳丽者，为李贺。”[23](p.112)即艳丽诗风的内在意蕴是在其总体风格之中又兼杂以其个性特征的，肯定李贺之“艳”是仅属于李贺的。郑振铎评价“像他的长篇《昌谷诗》……盖并有退之之奇与建、籍之艳者。”[27](p.366)他是转益多师而凸显自己的风格的。近人注意的是其诗“艳”内蕴之解读和品评，境界深远，值得一鉴，但并未完全超出前人之论，可做关注“艳”论，余韵绵延来解。 五、影响论：全宗长吉 对李贺“艳丽”诗风影响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清代。袁枚说：“孙薇隐秀才诗才俶诡，能为昌谷、玉川家数，予爱伟之。……予读其乐府诸篇，哀感顽艳，丁当清逸。”[11](p.123)孙诗之特征来自精学李贺之诗风，也恰为“予爱伟之”的缘由。郑文焯别开一格，“君特为词，用隽上之才，别构一格，拈韵习取古韵，举典务出奇丽，如唐贤诗家之李贺，文流之孙樵、刘蜕，槌幽凿险，开径自行，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细趣也。其取字多从长吉诗中得来，故造语奇丽。”[4](p.406)从文学的源与流的历史进程和关系中，探寻“造语奇丽”的渊薮与个性特征，学习“奇丽”之诗风者大有人在；李贺诗“匪造次所能陈其细趣”，故贬损其“缒幽凿险，开径自行”的功绩和“奇丽”诗风都是言之有过不切实际的。张采田指出，李义山“诗体则全宗长吉，专以峭涩哀艳见长，读之光怪陆离，使人钦其实而莫名其器。”[13](pp.413-414)“此系庸人小律，长吉集中五律极多，与此峭艳正相同。”[13](p.452)这并非一种巧合，而是刻意为之的效果。“玉溪古体虽多学长吉，然长吉语意峭艳，至于命篇，尚不脱乐府本色”[13](p.438)。俞樾也爱长吉的“清辞丽句”，并视为珍品书之送人，“余曩时曾得其《跨鹤吹笙谱》，喜其清辞丽句，无一非长吉锦囊，梅舜俞算袋中物，辄录出数十联，有以楹帖属书者，即书此付之。”[4](p.351)倾情之意难以掩饰，亦为长吉诗歌价值的另类表达。李贺诗“艳”的风格价值不仅在于被众多评论家关注和品评，其深远的影响同样是其诗歌鲜活生命与文学价值的彰显。“别构一格”、“多学长吉”等赞誉将李贺的影响彰显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历史长河中，表明李贺诗“艳”不仅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艺术典范。 从历代李贺诗“艳”风格的评述来看，这一风格是经久不衰的议论焦点，历经淘洗和品评，褒贬赞誉之间，更加凸显和确立了“艳”独领风骚和不可撼动的地位。这种历史的流传与备受关注，足以证明这种特色在李贺诗风和文学史中的美学风范。它虽然没有“鬼才”那样可以成为李贺的代名词，却可以称为李贺诗歌的主流风格，其社会效应也堪慰李贺“呕出心始已耳”的用心精神。如果说“李贺创作马诗是他的人生追求所决定的”[28](p.19)，那么可以说李贺宠“艳”诗风是他心底色彩的诗意表达。 [收稿日期]2014-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