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学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科技与生产的迅猛发展，人类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便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由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生态思潮与生态运动蓬勃发展。
与一般的生态主义一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认为人类必须重新批判地审视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而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永续发展问题。但是，作为西方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影响和交互发展的产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与一般的生态主义有着重要区别。这一区别突出地表现为：前者认为当代生态危机深刻地植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中，而后者则试图在现存社会制度的框架内来解决生态问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①。正是由于坚持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是找不到解决生态危机途径的，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维度。它主张唯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带来的贫困与不公正，才能真正消除环境问题。而一般的生态主义往往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来取代阶级剥削的概念，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在分析导致现代社会环境退化、形成生态危机的根源等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涉及现存制度本身的。因此，在解决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方案上，一般的生态主义认为在现存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实施自由市场、分散化的经济与基层民主等手段就能够实现。
作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形成的生态主义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同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关于城市和乡村、人类和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概念……使他能够对环境恶化进行批判，而这一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②美国学者伯克特在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不仅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学原则，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生态学思想，这意味着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远远超出以往公认的评价”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学来说，其重要意义主要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其批判精神与方法论原则。前者主要体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来把握生态危机的决定性根源，从而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后者主要体现在它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分析方法，以及将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等等的继承。用拉比卡的话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从而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和解决出路奠定了基础”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格尔认为我们应当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基本观点出发，去深入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去把握当代生态问题的实质。而奥康纳则明确指出：“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一种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出阐释的经济危机理论。”⑤
与一般的生态主义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社会—政治批判的维度。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视为一种政治生态学，它不但与其他生态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与同属于生态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思潮也大相径庭。“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它是政治的，从而它不会忽视人的剥削关系这一面，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的生态学，所以它能够在更广泛的对自然的剥夺这一背景下把握这些关系”⑥。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态学和生态问题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所以，这种生态学力图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当代生态问题作出批判性分析，也就是说，力图将对人的剥削关系的批判与对盘剥自然的批判结合起来。在高兹看来，应该把生态学用来作为推进我们对整个现代世界进行激进批判的杠杆。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不同的、更深一层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矛盾的。它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产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产生至今，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理论表现，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试图从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总体上来剖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克服环境退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今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卡斯特林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指20世纪)的最后年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⑧。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生态危机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一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其基础首先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亦即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为之服务和提供保障的社会政治制度。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例如决策过程、技术、劳动、日常生活结构、消费方式和发展模式等等，都由于资本的支配地位而具有最大可能地获取利润这一标记。为了最大限度地、持续不断地获得利润，生产必然要不断扩大。“承认资本主义是一种为自身缘故而追求积累和增长的制度至关重要。……这种对资本积累的痴迷就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⑨。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维度上没有限制性，其目的是无限制增长，而自然界的生产能力是“自我限定性的”，所以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与资本运行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的。由此也导致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终将无力支撑无限的资本增长欲望。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利润的获取有赖于商品交换的实现，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在社会层面导致消费主义的兴起。为了获取利润，当代资本主义尽其所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需要——虚假的需要和非人的需要，以便竭力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真正的满足，由此导致过度消费。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⑩。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与此同时是大量废弃，其结果必然导致环境急剧恶化。在奥康纳看来，“消费主义社会的普遍化以及生态上的破坏和浪费就与之如影相随了”(11)。
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因此，要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具有了社会政治批判的性质。也就是说，当其他生态学思潮试图在现行制度的范围内来讨论生态问题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把矛头指向现存的社会制度本身。为此他们反对“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同时特别批判了时下流行的环境经济学与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对于前者，福斯特指出，“给地球估算成本”、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期望以此来解决环境恶化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不仅彻底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割裂开来，而且给自然贴上价格标签的做法，还忽视了自然本身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事实上，自然事物不仅具有相对价值(价格)，而且还有本质性的价值(尊严)。本质性的价值即内在价值既不能简化成市场价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因此，环境经济学这种将资本拓展到所有自然范围以作为保护自然手段的观点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于技术决定论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社会制度，它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引起的。废除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同样，仅仅依靠科学技术也完成不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任。因为，“科技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问题”(12)。在福斯特看来，尽管我们早已拥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关技术(如避免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快速集结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其原因就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和技术必然只是在资本权力的范围内活动的，实际上得到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所以，“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13)。而克沃尔的《自然的敌人》一书，其副标题就是“要么资本主义的终结，要么世界的终结”，明确表示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自由联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因此，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来说，要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变革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只有在不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里，高兹所说的真正与生态意识相吻合的理性，即尽可能花费少量的劳动、资金和资源就能生产出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东西的“生态理性”才有可能实现，并有可能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要真正消除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按照真正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利润来组织生产的生态社会主义(14)。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社会政治性质的彻底改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探讨。
其一，在经济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积极倡导“够了就行”的小规模、分散化生产的经济模式。阿格尔明确指出：“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15)。他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超越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社会。莱斯也明确表示，现代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应该把现代技术的使用分散化，即有意识地放弃集中生产所追求的那种值得怀疑的效益。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资本为导向的生产能力的过度发展。他认为，与生态理性相吻合的社会改造将在控制生产规模的同时削减消费规模，从而使生态保护真正成为可能。与之相应的，就是劳动本身将成为一种自主性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在阿格尔看来，工人直接参与管理自己的劳动过程(即劳动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将减少生产过程的高度集中和政治化的危害性。阿格尔指出：“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转而采取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16)
其二，在社会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生态理性相吻合的价值观与消费观。“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这恰恰是当代异化的特征”(17)。阿格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工人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导致人们不得不通过高消费来寻求幸福。而这种消费只不过是一种异化消费，即“人们为补偿自己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直接使需求与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18)。在莱斯看来，真正的劳动应该是自主地、创造性地实现自己价值的劳动，而不是装配线上或办公室里从事高度破碎化了的工作。人们如果能在劳动中获得真实的满足，就不会从一般化的市场消费中来寻求虚假的满足。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这意味着异化的生产与异化的消费彼此促进，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不断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改造生产的同时改造社会，这就要求人们通过在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愿望与价值，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观念(19)。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的真正社会性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
其三，在政治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因为，共同所有制将使得资源利用计划化和资源枯竭最小化”(20)。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施真正的生态保护，因为社会主义是不以利润作为生产动机的。不仅如此，由于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真实的需要而不是按利润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分配，其生产是建立在自主劳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大多数人将希望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并与他人和谐相处，因而个人愿望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强烈的共同体精神相一致。同样，在莱斯看来，努力建立一种能把全球社会发展置于自由个人的集体控制之下的制度，对于生态保护来说是最为关键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批判是有其积极成果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得出了“生态斗争不能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相分离”的重要结论。在他们看来，生态运动不能停留于生态运动本身，而必须成为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这使其从一般的绿色运动中分化出来，具有了相对较高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深度。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大众为物质福利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而现在这种斗争则日益呈现出更加广阔而完整的环境背景。因而，这是为环境公正而进行的斗争……为社会公正而进行的历史性斗争也正在前所未有地与为保护地球而进行的斗争汇合在一起”(21)。
因此，在如何变革当代资本主义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使其社会政治批判具有一定的实践导向，它试图倡导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并发展与社会现实力量的联盟。如阿格尔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应该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去”的论述，福斯特关于“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的教训”的讨论等等，都强调环境保护主义想要真正有所作为，就必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联合起来，建立工人阶级与环境运动的联盟，将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结合起来。这些方案与设想，虽然包含了一些过于简单的推测和天真的意向，但对于如何引导生态运动的深化和实践开展，还是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也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力图关注现实并与社会主义运动相汇合的生态主义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有着较为深刻与独到的见解，并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见解和方案，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同样有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在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案带有突出的乌托邦色彩。在整个世界已是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高兹、阿格尔以及莱斯等人试图通过“降低工业生产规模”、“分散化生产”以及“放慢增长速度”来“建立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这些主张较多的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而不是根据社会现实的本质方面来立论和阐述的，因而，在实践上是难以得到推行的。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提出了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但却并没有真正涉及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主题。他们的观点缺乏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途径，因而只是一般地诉诸观念革命，特别是诉诸道德革命。这就使其社会政治学说具有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福斯特明确指出，当前“我们已经超越了某些严峻的生态极限……因而从环境的角度来看，我们除了抵制这种生产方式之外别无选择”。但是，“这种抵制必须采取影响深远的道德革命的方式”(22)。至于莱斯，由于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控制自然的观念，所以他在对控制自然的观念作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批判时，往往只是强调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展开思考。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缺陷，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寻求克服生态危机、实施社会变革及构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时，明显感到缺乏现实的基础而陷入怀疑、悲观的境地。例如，在莱斯看来，对于生态危机“我们还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法：为正确地诠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探索出一种适当的政治形式”(23)。同样，奥康纳虽然强调未来生态学社会主义要关注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使分配性正义向生产性正义转变，并提出变革的主要力量是全球性的新社会运动者，即包括女权主义、城市运动、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以及一些维护社会公正的劳动者等等，但是，如何将这些变革主体整合起来，以及如何进行真正的社会变革，奥康纳却没有找到现实的途径与答案。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其对当前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生态危机的积极反思，成为当代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还存在种种不足，但其社会政治学说对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根源的剖析、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多重批判以及对克服生态危机所提供的种种设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批判对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正努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我国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注释：
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②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③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St.Martin’s Press,1999,p.14.
④李其庆编译：《法国学者拉比卡谈“生态学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3年第2期。
⑤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⑥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6页。
⑦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21页。
⑧米路斯·尼科利奇编：《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3页。
(1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29页。
(1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32页。
(1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95页。
(14)参见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25～526页。
(15)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91页。
(16)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76页。
(17)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76页。
(18)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94页。
(19)参见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97页。
(20)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2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34～35页。
(2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38页。
(23)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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