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回应：中国社会工作的新发展——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转型期论文,动向论文,原子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7-0071-05
如果我们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将新时期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大陆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加以考察的话，会发现“单位制”似乎是与“社会工作”关联度最高的词汇。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工作专业虽然再度进入中国大陆高等教育体系，并开展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却非常有限。因为在单位体制下，“单位”几乎全面覆盖了“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工作施展的空间。没有“社会”，焉来社会工作？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过渡，单位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单位制走向消解的背景下，昔日由单位承载的众多社会职能开始向单位外转移，社会工作也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单位制度走向消解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原子化”等新的演化动向，遂使社会工作的发展被置于全新的社会环境背景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的主要表现
众所周知，所谓单位制度实质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单位制度既是一种特殊的制度组织形式，同时其中又蕴涵着一种强调“整合”与“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而就中国而言，现代民族国家的“凝聚”过程，主要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纵向体系的建立。在中国社会，“单位之所以被看作一种制度，是因为它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和机构形态”①。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单位制度建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克服中国人传统散漫劣根性，将原子化的‘臣民’改造为‘国民’，整合到民族国家体系之中，造成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新的‘集体认同’的过程”②。可见，单位制度是20世纪中国在回应西方工业文明挑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是现代性在中国本土别开生面地展开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发生剧烈变迁为背景，当我们通过种种改革措施力促单位制度走向消解之时，数量众多的“单位人”开始告别单位，变为“社会人”。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急剧性，在单位外新的社会组织尚未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尚未建立起来之际，必然会出现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和群体之外的社会原子化现象。此外，转型期工具理性的膨胀和唯我主义的风行，在一定程度上亦为社会原子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本文在此使用的“原子化”概念，主要是指在单位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联结状态发生变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个人与国家距离变远、道德规范失灵等一些基本的社会联结被破坏的现象。一般说来，社会“原子化”的表现有三：(1)人际关系疏离化、社会纽带松弛、初级社会群体开始走向衰落。即伴随着现代化或社会转型的进程，人们开始从各种共同体中被“解放”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人际关系开始疏离，走向原子化，陷入利己主义的小圈子。(2)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实的社会联结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应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初级群体及其相应的组织团体。而走向原子化的社会则恰恰是破坏了上述基本联结，使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导致社会内部松散、组织能力差，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人去面对政府和社会。此种现象的危险性在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上达，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传的管道。(3)规范失灵，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当社会走向原子化之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消解了。同时，当各种人际联结的纽带丧失后，社会上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就会风行，导致各种社会制约因素走向消解，人们最终将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
以上述社会“原子化”一般的理论来研究分析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城市的典型单位体制开始走向消解，大批“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但代之而起的新的社会组织尚在形成发展过程之中，遂使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社会出现了原子化动向。
二、社会“原子化”动向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自其产生之日起，其内部即存在着微观与宏观、个体化与社会化的激烈的两极化论争，这种两极化发展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服务的高度分割，忽视了社会服务的整合性。事实上，以“助人自助”为主旨的社会工作在任何时期、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无法摆脱具体的社会组织形态而孤立地进行。因此，社会工作在关注个体的同时也必须关注个体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否则其助人工作便难以获得施展的社会空间。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变迁为直接契机，中国社会的基础构造发生了重大变动。昔日由“单位”承载的各种社会功能开始转向以社区、社团为载体的“社会”。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个简单的“转移”或“转换”的过程，但实际上问题极其复杂，出现了诸如社会“原子化”等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给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个体间社会联系的弱化和社会纽带松弛，导致初级社会群体呈现出衰落迹象。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单薄脆弱，缺乏合群能力，遂导致一般的社会工作方法的施展面临较大的局限。
社会群体是指人们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由某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其成员具有共同的身份和某种团结感以及共同期待。而初级社会群体则一般是由面对面的交往形成的，具有亲密成员关系的社会群体。其类型主要包括家庭、同辈群体、邻居、朋友、社会俱乐部等。伴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初级群体的衰败几乎已成为世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用美国学者帕克的话说即是“在城市环境中，邻里关系正在失去其在更简单、更原始的社会形态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虽然居住生活近在咫尺，却连见面点头之交都没有，初级群体中的那种亲密关系弱化了，依赖于这种关系的道德秩序慢慢地解体了”③。这使得现代人的社会资本大量流失，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其家族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圈子均告衰落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的展开将面临诸多障碍。如面对家庭分裂的案主而言，社会工作者首要的任务是帮助其修复家庭关系；而对于孤独无助的空巢老人来说，帮助其建立起与邻里的密切联系则显得格外重要。作为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的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所承担的社会使命不仅在于“一对一”地面对案主，更在于设法进入案主的生活世界，开掘、激活案主依托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实现其置身其中的社会资源的重构。
2.社会联结模式变动对社会工作的挑战。如前所述，单位体制下的社会联结模式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国家—单位—个人”这一纵向结构体系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当我们决意告别单位体制，并通过种种改革措施，努力促使单位制度走向消解时，转型过程中“社会联结”模式的转换问题便应运而生。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对单位体制下“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联结模式进行改革，决不意味着要建立起一个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个人”模式。因为这种基于“国家—个人”的社会联结模式在现实中非常危险，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到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如果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失去了初级社会群体和法人群体为中介，那么“国家与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两者的关系也越来越流于表面，越来越时断时续，国家无法切入到个人的意识深处，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④。“社会工作以个人与其环境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入手点开展工作，寻求增强个人的社会功能——既包括单独的个人，也包括群体中的个人的社会功能。”⑤因此，转型期社会联结模式的变动必然对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转型期，体制变革产生了大量下岗失业群体，这些弱势群体之“弱”绝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的匮乏，同时还表现在其社会“原子化”境遇。如上所述，此种现象的危险性在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上达，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传的管道。社会工作者要想帮助这些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必须使其获得“自助”的本领，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便是修复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关系，重新建立社会联结关系，使其摆脱原子化困境。
3.道德滑坡、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工作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在社会工作的实务中，无论其相关的知识、对受助者问题的理解以及技巧上的运用，其本身都是一种道德上的实践”⑥。而在道德滑坡、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的情况下，社会工作不能单纯依靠其规范的技术性手段开展工作，而应注意其助人理念建设。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之所以率先揭橥于西欧，除了该地区率先步入剧烈变动的工业社会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在欧美社会，社会工作之“助”的理念实际上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上的。而在中国社会，因缺少制度性宗教资源，其“助”的体系和理念构建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古代社会，“助”的体系主要是依托家族和宗族建立起来的，“助”的范围也主要在具有亲情的熟人圈子中展开。而在单位社会，“助”的主体主要是“公”，即国家和单位。因为“社会资源（包括福利资源）高度集中于政府手中，形成了权力与责任的高度统一，政府必须对民众的需求提供支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一切都被行政化了，社会很不发达，社会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人们所需要的重要的社会支持（如就业机会、住房、老幼抚助等）都必须依靠政府及其代理人——形形色色的工作单位”⑦。在“公”的体制下，人们崇尚的道德观念是“大公无私”、“以公灭私”、“存公去私”、以义为公，以利为私，致使公私关系长期处于不共戴天的对立紧张状态，其结果压抑了“公”（官）以外的社会“助”的力量的发展，直接导致“助”的体系和理念走向单一化，没有形成多元的、现代的“助”的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单位社会”走向消解为背景，旧有的共同体日趋消解，社会渐趋个体化，建立在个人和民间组织实践基础上的“助”的理念和体系的构建便成为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单位制度“大公”的体制压抑了社会上“助”体系多元的成长。但在单位制度走向消解和旧有社会联结被破坏的情况下，出现了托克维尔曾经预言到的问题：“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所以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他们的独立性，使他们在与自己平等的人们往来时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又有时使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支援，但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以援助，因为大家都是软弱的和冷漠的。”⑧这种原子化社会所特有的“唯我主义”的盛行，消解了“助人”的基本理念，甚至使“自助”亦成为不可能，这自然对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的社会工作构成严峻的挑战。
三、社会创新与新公共性构建：社会工作发展的新空间
自告别蒙昧，走向文明以来，人类无时不生活在“共同体”之中。虽然共同体代表了人类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但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家族、宗族、村落在内的传统共同体必然走向消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要想避免孤独，摆脱社会原子化状态，必须要以新的联结方式结成新社会，以回应来自社会的挑战，社会工作实际上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我们欲发挥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努力开展社会创新，以克服社会原子化背景下的一系列社会障碍。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创新的核心问题，是所谓的“新公共性”构建，即通过社会改革来完成对社会的修复，最终实现新的社会联结。
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的公共性构造是以政府和“单位”为依托、以公共事业的实用性为主体的公共体系。如果我们把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单位”为主要载体的公共性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社会的形成、老龄社会的到来等因素为背景，先后出现的在政府和“单位”以外的公共性诉求则可视为是一种“新公共性”。新公共性的内涵非常丰富，它主要包括“市民的公共性”，即基层社区自治、NPO与NGO建设以及网络社会背景下“公共议论”的最新发展，其核心是重新建立社会联结，解决现代化、城市化高密度居住、人际关系疏离状态下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
2.单位社会走向终结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工作的展开空间是多元的，既包括传统的“单位空间”，也包括“单位外社会空间”。尤其要注意，上述两个空间不是截然独立、毫不相关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如社会工作者在建构社区文化的过程中，即应注意处理好“单位”和“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建国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是典型的单位体制，单位在办社会的同时，也控制着几乎全部的城市社会文化服务系统。相比之下，为公民提供超越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则不甚发达，这直接导致我们的城市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单位文化”。如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活动中心、图书馆，依单位效益的好坏和掌握资源的多寡，其设施呈梯形演进。虽然这些文化服务设施不属私人所有，但它所承载的公共性只能是一种以单位圈子为主体的“小公共性”，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大公共性”。单位体制下的文化服务体系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单位所属的俱乐部除了单位人之外，别人是无法进入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变革，单位的社会公共文化功能也开始逐渐走向消解。但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遂导致目前中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出现严重的供给不足。在新时期，如何构建现代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其中的难点问题是：如何将单位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体系转化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果我们把单位办的文化服务体系加以创造性转换的话，就会打破传统的单位垄断，为社区提供一笔非常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3.道德失范诊治与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之确立。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社会工作实践本身应是一种道德上的实践活动。因此，与社会原子化相伴生的道德滑坡、规范失灵和社会结构“碎化”将使社会工作者面临严峻的挑战。故整治道德失范便成为社会工作发挥其作用之基本前提。
在道德失范诊治对策的问题上，一般的观点往往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教育在社会文化传承和道德规范确立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是在集体生活中完成和实现的，一个失去健全集体生活的社会不可能拥有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在转型期社会呈现出原子化动向的背景下，初级社会群体建设应是社会道德规范救治的关键。“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凝聚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⑨现代社会体系中的初级群体和法人群体不仅扮演经济生产的功利的社会角色，同时也是道德规范形成、强化的空间。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成为新时期社会建设重要的核心内容，亦是社会工作得以展开的基本社会前提。
收稿日期：2009-04-10
注释：
①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②田毅鹏：《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
③转引自冯刚《整合与链合——法人团体在当代社区发展中的地位》，《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④［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0页。
⑤［美］O·威廉姆·法利等：《社会工作概论》，隋玉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⑥阮新邦：《迈向崭新的社会知识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7页。
⑦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⑧［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45页。
⑨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