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辩证法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5）4-078-0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是党在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形式下，理论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将社会主义赋予新的内容，即和谐社会。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和谐社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突破和完善。所谓的和谐就是协调和均衡、同一和统一、完整和有序，我们所要建构的“和谐”是变革中的和谐、发展中的和谐、充满活力的和谐，是社会流动中的和谐，是以人为本的和谐。
一 马克思辩证法的发展历程
辩证法是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之一。但马克思没有一本完整的辩证法专著，他的辩证法思想只是零星地散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的序言和一些平常信件中。由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分散、零乱和不集中，因此，人们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发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说。
第一，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最早见于他的博士论文中：“因为辩证法是内在的淳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于是关于辩证法的神话就是爱；但辩证法又是急流，它冲毁各种事物及其界限，冲垮各种独立的形态，将万物淹没在唯一的永恒之海中。”。[1]此时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虽然他正确地强调了辩证法的永恒发展性，但最终还是把辩证法归结于内在的精神特性，还没有走出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局限。
第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集中阐述其辩证法思想的力作，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恰恰在于：……费尔巴哈这样解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而不是像黑格尔从异化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2]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闪光的辩证法思想，确定了自己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马克思在本书中把“和谐社会”提到理论高度。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说：“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3]即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换句话说，人与社会应该高度和谐。
第三，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为了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特别是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模仿，曾不只一次地接触到辩证法的实质问题，说到“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4]这表明马克思没有离开对立统一规律来谈论辩证法，黑格尔关于矛盾的思想对马克思来说还是极有价值的。
第四，1868年3月6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再次重申，“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5]可见，马克思认为只要剥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神秘面纱，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基本内容上就是一致的。
第五，1872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阐述了自己的辩证法。指出：“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6]接着马克思得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马克思这段至理名言揭示了真正的辩证法就是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回答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内涵及实质。
总之，马克思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承袭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用唯物的辩证法改造了黑格尔唯心的辩证法，强调人的活动对世界的改造，理解事物和对象时突出否定性，而不是肯定性，所以批判和革命自然就成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
二 革命斗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丰富和理解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趋势。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另一方面是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存在着相互转化的趋势。矛盾的斗争性则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相互对立的趋势，具有广泛的内容。究竟二者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哪一个更重要，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第一，马克思一直重视辩证法的否定性，把革命和批判视为辩证法的本质，这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完全是由马克思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8]十分精辟地概述了这一意思。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使他的辩证法思想深深地打上了革命、批判和否定的烙印。回首20世纪，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直处于夺取政权的血雨腥风的决战中。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与镇压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与反抗把矛盾的斗争性激化到空前的尖锐程度，很少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样，在革命斗争时代人们对辩证法的丰富和理解自然就向矛盾的斗争性倾斜。第二，列宁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就大多是从对立面斗争的角度来阐发的。《哲学笔记》中类似的话语随处可见。列宁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9]本来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二者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没有同一就没有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联结，对立面之间也斗不起来，从这个角度说来，同一是斗争的前提，如果说斗争是绝对的，那么完全可以说同一也是绝对的。其实列宁不仅重视对立和斗争，而且也兼顾了同一。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10]列宁不仅在理论上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且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也很重视一致和同一的意义。如在对待“左派幼稚病”等问题上，表现出了妥协和退让。
第三，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明显地表现出了他对辩证法的片面理解。他认为：“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变为质变的内在内容。”[11]斯大林的片面性不在于他把发展看成是对立面的斗争，而在于他把发展只是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忽视对立面的同一性，看不到和谐与稳定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革命斗争时期这种想法自然可以理解，但在夺取政权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历史任务的转换而更新党的方针、路线，集中地反映了斯大林思想上的停滞和僵化。
第四，中国革命是辩证法的实验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尤其是辩证法的学习和运用。《矛盾论》集中地反映了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创造性地发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等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尤其是毛泽东对同一性的重大理论突破：“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的同一性。……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12]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还能看到对立面同一的重要性，意识到对立面转化的必要性，“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13]对立面的同一性要求我们团结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所以说，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是毛泽东高于斯大林的可贵之处。但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却没能与时俱进，相反，他却运用对立面的斗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出现了大运动、大批判、以至“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革命和斗争的过程，不仅要向自然开战，更重要的是向人和人的思想开战，他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严重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之，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都出现了许多波折，关键就是片面地理解辩证法，始终用对待阶级斗争的套路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只能证明把辩证法片面地理解为对立和斗争是行不通的，正式宣告“斗争辩证法”的破产。
三 和谐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对辩证法的发展和创新
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逐步摆脱贫困，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有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尤其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战略，更明显地表现出向对立面同一性的倾斜和回归。具体表现为：
第一，要用辩证和开放的观点正视对立面。和平与发展既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那就存在一个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甚至是共同发展的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还要引进其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借鉴其大量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经济发展是如此，就连政治上资本主义的宪政和治国经验，也能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当今世界的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进程仍然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的。所以不能用片面化的观点来看待对立面，不仅要看到对立面的相互依存，而且还要看到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不要一见到对立面就想打倒之、消灭之。资本主义虽然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但也有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现代化的科学管理等等，其实这些要素也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时甚至还要扶持对立面，如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一贯实行“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国策，所有这些都不是勉强的、被动的，而是党和政府主动采取的战略性决策。这叫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必定产生空前强大的力量。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经济能够健康、稳步、协调地跨越式发展，都与邓小平所倡导的对立面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是分不开的，更是辩证法同一性的生动体现。
第二，要促进对立双方的融合。肯定和扶持对立面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对立面的融合，推进矛盾统一体的繁荣与发展。很多时候，对立面的融合要比双方进行殊死搏斗更有利，产生的结果更积极。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发展与和谐是一对矛盾双方。发展就是一个打破平衡的过程。进入工业社会，发展突起于西方，因此亚非拉国家被称为后发展国家。尽管百年来后发展国家努力追赶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是通过不平衡发展实现的。正因为实行沿海开放地区率先发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国社会才会走上一条加速发展的道路。按照市场经济效益最优化的原则，资本、财富、人才、技术，几乎所有好的东西都会向具有发展优势的地区和人群集中，其结果必然是“马太效应”，越富越富，越穷越穷。社会差距必然拉大。过大的社会差距至少会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落后地区不但吸引不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原有的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反而会被发达地区吸引走，使落后地区被抽空，成为没有希望的被遗弃的贫困地区。二是贫困群体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远离技术活动。在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没有掌握技术的能力无异于被社会抛弃，就会形成一个绝望阶层。发展对他们而言，除了使他们更加绝望以外，没有任何可爱之处。这个绝望阶层唯一能做的就是破坏发展。这两个结果一旦出现，社会就会失去和谐。一个没有和谐的社会必然会陷入动乱，动乱就没有发展。如今，人类已经陷入了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而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失衡——人与自然的失衡、人与人的失衡以及人自我身心的失衡。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归和谐发展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如果我们想在这个孕养生命的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向着死亡迈进，那我们就必须彻底检讨我们的发展模式，改变我们思维的片面性，构建（1）社会权利的合法性——政府权利是广大人民群众给予的，政府运行机制既有活力又有效率；（2）社会文化的共融性——主流文化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进而在人们的精神生产中产生凝聚作用；（3）社会基础的稳定性——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结构是合理的、多元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都能得到表达和实现，社会秩序井然、社会基础稳固；（4）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保障人们的平等、自由和权利，满足人们实现流动的愿望，从而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
第三，要实现对立面的双赢和共荣。对立面融合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矛盾统一体的发展和壮大。就我国目前来说，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毫无异议的。传统上理解矛盾双方对立的结果，就是一方克服、战胜另一方，新的矛盾统一体取代旧的矛盾统一体。这种理解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性，把发展绝对地限定在一方消灭或取代另一方，其结果必然是把对立面的积极因素也同时消灭了。试想，对立面的积极因素是和主体自身同一的，如果把这些积极因素消灭了主体自身怎能战胜对立面取得最后胜利呢？不难想象，主体自身的胜利必然也是对立面的积极因素的胜利，因而对于它来说不但不是被消灭，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立面的保留和发展，因而会出现对立面双赢和共荣的局面。构建经济和社会之间，富裕群体和困难群体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和谐，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就是共赢和共荣。
综上所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我们都需要和谐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国内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固然需要和谐；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交往的增多，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增大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一个共赢性的，和平与发展的机遇对一切国家和地区、对于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各国人民都是有利的。辩证的思维不完全是追求损他利己，成功的谈判往往是追求双赢，这是代价最少的完美结果。唯物辩证法产生在马克思那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把其理解为斗争的辩证法，在社会主义转型期的新阶段和全球化的今天，辩证法承袭了前人思想的精华，在肯定了斗争辩证法的基础上，加上稳定、团结与和谐的砝码，形成一种全面的而无片面性的和谐辩证法。所以说，由斗争辩证法到和谐辩证法是辩证法合乎规律的发展和升华，“和谐社会”的理念既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回归，又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创新和发展，是时代精神的呼唤和社会主义新时期辩证法创新和发展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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