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白“失传”几首诗考_经亨颐论文

刘大白“失传”几首诗考_经亨颐论文

刘大白散佚的几篇诗文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几篇论文,刘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大白虽然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全集,但对于他的创作有两部著作收录了篇目。一是萧斌如编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二是刘大白的侄子金溥人编著的《刘大白传》。前者比较全面、系统地收集了其创作篇目,后者收录的篇目是对前者的转录。萧斌如编写《刘大白研究资料》历时五年,1980—1984年,经过广泛搜集报刊资料、征集刘大白生前友人的藏本,最后编辑成包括“生平和文学活动”、“著作自述”、“著作研究与评论文章选辑”、“著作系年、书目”以及“研究、评论文章目录索引”等五部分,在天津出版。2010年又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封面上说“全面收集了刘大白的研究资料”。的确,这本书对刘大白的著作目录收集是很全面的,其中的“著作系年、书目”可以说是刘大白全集的“简编”,读者可以通过它提供的目录索引,基本上能够找到这些著作和文章,其贡献自然是非常大的。那么,刘大白的著作是否收集完全了而没有任何遗漏呢?自然不是。笔者在做《越中现代著名作家系列研究》的课题时,重新对刘大白的生平事迹以及著作进行了考证与发掘,发现了不少散佚的诗文。这里将他1920年及以前散佚的诗文做些整理研究,以期为今后刘大白全集的编辑者提供一些文献,为刘大白研究者提供参考。

一首旧诗

刘大白的旧体诗不仅反映了他自己的人生思想历程,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流变印痕,具有重要价值。他的旧体诗收集在《白屋遗诗》诗集之中。这是刘大白去世后,由其生前好友王世裕编选,开明书店1935年4月校勘印行的。这部诗集按照刘大白人生的几个阶段,依次分为《嚲云剩稿》《冰庑集》《剑胆集》《北征小草》《东瀛小草》《南冥小草》《西泠小草》等几个部分,共收诗376首。

那么,是否意味着刘大白的旧体诗已经收集齐全了呢?自然还不能这样说。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了刘大白的一首诗歌《送楼意湘女士去越》。这首诗1912年6月28日发表于《绍兴公报》第1276号,发表时署名为“靖裔”,这是刘大白的字号。全诗如下:

飘零湖海几浮沉,

剩有新诗寄托深,

为爱探奇游禹穴,

琴书作伴到山阴,

风潮起灭幻无俦,

入海波澜动鬼谋,

莫怪含沙工射影,

浊流自古忌清流。

诗中对楼意湘从杭州来到绍兴任教后被守旧势力诬蔑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强烈的义愤,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诬蔑者予以了强烈的批判,并礼赞了楼意湘不凡的才华。此诗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由此可以看出绍兴社会进化的历史印痕。

楼意湘是杭州人,1912年夏天受聘于绍兴师范女校,但不到20天,她就受到守旧派的诋毁,毅然返杭。当时,绍兴师范女校经理傅氏提出“不收剪发女生”,命令剪发的姚姓女学生退学,还污蔑女教师,引起风潮。一些报纸熟视无睹,有的报纸还一味附和,其实质都是反对女学。刘大白当时是《绍兴公报》的主编,他对这种逆流予以了批判,对受害女性予以了舆论支持。某报出于反对女学的阴险目的,污蔑《绍兴公报》“蛊惑姚氏”、 “串通同一”、 “见解同一”,是“悲言论界”。①所以,刘大白在楼意湘离开之后的第五天写了这首诗。诗前有一个小序,其中记载:

意湘,杭人,能诗善画,尤工八法。书宗逸少,刚健雄劲,不屑做美女簪花态,女界中未易才也。壬子夏应绍兴师范女校聘来,作蠡城之游不二旬,为忌者所中,横遭诋诬,意湘豁达甚,一笑置之,不屑辨也。然知龌龊社会,不可久留,浩然有归志,自谓半生遭际,不过如斯。自分此行,早拼失意,从此将专力于诗书画三者,以存国粹,以终天年云噫。天不怜才,人皆欲杀,感士不愈,千古同悲矣。余初耳其名,未之识也。迨识意湘五日,而意湘遂行(意湘以六月二十三日凌晨偕陈玉芬西渡)。杨柳河桥,桃花潭水,将离此日,相见何时,缘短情长,不能自已。②

当初,刘大白并不认识楼意湘,只是知道其人,而到风潮发生以后,才去采访而相识。

绍兴是中国妇女解放开始较早的地区。当初,一批先驱者致力于开女禁,兴女学,提倡妇女解放,就遭到一些封建顽固者的抵制和污蔑。刘大白是妇女解放的倡导者,他在《绍兴公报·纸上阳秋》栏目发表不署名的文章对阻碍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世界之渐趋于平等自由,进化之公理,非一二顽固者所能遏也”,批判那些“自命维持礼教之流,至以女子就学为有干风纪,谓甚于倚门卖笑”的恶毒攻击言论,是“丧心病狂、狗彘不食之言,女界之蟊贼,为人道所不容”。③可见,刘大白对于推动绍兴社会风气的转化而非常用心用力。然而,四个月过去了,社会依然如此,守旧者仍然肆意抵制女学,反对妇女解放,还闹出了师范女校风潮,致使女教师楼意湘被迫离绍。

楼意湘被迫离去以后第四天,刘大白又发表了《为师范女校风潮再告报界》,批判某报不问要姚姓女学生退学的命令从何而来和这种命令妥当与否,一味附和,以及污蔑《绍兴公报》,并节外生枝污蔑和毁谤女教师楼意湘等一系列的丑行,指出他们只是“辱人自辱”,是“无理取闹”。他指出“其驾诬本报,知者目知,且不必论,即其横牵侧引,学党祸株连之,故知启门户攻讦之浇风,其居心尚可问乎?呜呼,如以反对学务论,则污蔑女教师者,其破坏女学为何?如恐此四字,实彼报自定之确评,而不足以污蔑本报也。呜呼,意见横生,深文周内,有心污蔑,信口雌黄,某报既以此对师范女校,而并以此对本报,所谓悲言论界者,不啻彼报之自书供状也。④。

第二天,他发表了这首诗,再次对此进行评论。可见,这首埋没了整整100年的诗歌所具有的文史价值是很强的。不知何故,刘大白当时编选《白屋遗诗》的旧稿时没有收集这首诗。这是留给后来研究者的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一篇檄文

1919年秋,在经亨颐的支持下,刘大白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学生一起拒绝参加浙江的“祭孔”大典,引起当局的不满。1919年10月间,以一师进步学生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等为核心,创办了一个旨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双十月》半月刊,后又改名为《浙江新潮》周刊,11月7日出版了第二期,上面发表了施存统所写的《非孝》,文章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反动封建军阀当局和省议会的封建卫道士的仇视,他们视《非孝》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并归罪于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和刘大白等“四大金刚”,且加以“非圣、蔑经、共产、共妻”的罪名,借机对一师师生开刀。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责令校长经亨颐开除施存统,解聘“四大金刚”,遭到经亨颐的拒绝。1920年2月9日,反动当局利用寒假撤换了经亨颐的校长职务,激起了众多师生的反抗,爆发了“留经运动”。

刘大白站在了这场运动的最前线。他起草了《全体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宣言》和《一师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呈文》两篇檄文,呈给教育厅。对于刘大白的这两篇文章,以往一些人在论述“一师风潮”的文章中提及前者的不少,提及后者的少见。对于前者,萧斌如在《刘大白研究资料》中已经收录其篇目,说是“1920年9月10日作,载1920年《浙潮第一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编)”。自然,他弄错了时间;对于后者,萧斌如则没有收录篇目。是没有发现,还是因为不知道是刘大白写的,个中原因尚不清楚。对于这篇呈文,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谈到刘大白时说:“他是旧诗人,又是新诗倡导者,王世裕先生许以‘温丽隽爽’,非虚誉也。他的散文,内容充实,文词畅达,自成一家言。可是,他是第一等刀笔吏,曾任浙江省议会秘书长(沈定一先生任议长期中)。浙江省议会指斥一师国文教师只会‘的了吗呢’,教教白话文。一师教职员呈教育厅挽留经校长呈文,即刘师的手笔,大为教育厅长夏敬观所赏识,访知出於刘师之手,便说刘师可以留任。(夏敬观也是清末民初的诗坛名手)后来,我替学生自治会写宣言公开驳斥省议会的议案,也用文言体写,那些议员,也以为刘师所AI写作呢!”⑤显然,这篇《一师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呈文》是刘大白写的。最近,我在阅读《星期评论》时发现了它,是匿名文章《浙江学潮的动机(?)》中引用出来的。全文如下:

呈为恳请收回调离本校校长成命,俯准仍予复任事:

窃本校校长经亨颐,日前突奉钧令,调任省视学。虽在钧厅,知人善任;于彼于此,初无容心。而在职教员等则以为迹似量移,实夺本校革新之领袖。穷其影响,足挫吾浙文化之萌芽。此举所关,殊非浅鲜!业经公推代表赍函趋叩崇阶,面达挽留公意在案。方谓权衡轻重,烛照纤微;定能俯察群情,立如所请。不意复颁笺牍,未采刍荛。殆缘简短之陈辞,难荷虚明之洞鉴。用敢不辞烦渎,以职教员等所未解者三,以为不可者二,谨为钧厅一一陈之:

查经校长自就职本校以来,始执教鞭,继综校务,育才敷教,十有余年;成绩昭然,在人耳目。即近者洞明时势,顺应潮流;更本素日改进之夙怀,以作全省革新之先导。其热忱教育,望重资深,诚有如明谕所褒者。奈嘉许之牍方临,调离之令即下;一似热忱教育,望重资深,反不足以胜校长之任也者,此职教员所未解者一也。揆钧厅之意,岂不曰一校之关系綦微,全省之发抒较广;正宜予之大任,展厥长材。究之经校长以为汶上之辞,钧厅难劝隆中之驾;而本校革新之事业,则以因此而阻碍其进行。是全省之远效未收,一校之近图已坏,更调非计,无待着龟矣。况革新非仅空言,改进犹资实验。经校长正新猷之始展,方小试而未成,现无以供谘访之需求复无以立视察之标准;在钧厅果欲受其经验宏深之助,固宜予以从容展布之机。就令相须甚殷,迫不及待;则本校近在省会,正不妨以校长而兼备垂询,俾将凭实地实验之历程,作随时献替之资料;两全之策,无过于斯!而钧厅计不出此;此职教员等所未解者二也。或者谓本校自试行改革以后,以时机之未熟,致物议之纷滋;现劳省长之饬查;并辱钧厅之察核;必有衅之可指,遂以调而寓惩。夫熟知法无纯利而绝弊;事必有是而非;每值新制之创行,尤必及时而改善。兹者本校所已行:如职员之专任;如学生之自治;如国语之改授;所将行而未行;如学科制之改编;本莫不取试办之态度,非无斟酌商量之余地者。故半载以来,苟遇上列诸端,或窒碍而难通;或疵瑕之偶见;经校长固恒与职教员等共同研究,期泯毫发之憾,时谋补救之方。是在本校原有与时俱进之图,在长官宁有不教而诛之理;凡兹揣测,固属传讹。况谓削其买权,即以视之厚罚;揆诸政体,尤不其然。第当流言方盛之时,竟有明令调离之事;即此会逢其适,遂若语匪无稽。而钧厅甘以君子之心,误启小人之度;此职教员等所未能者解也⑥。况本校革新之计划,正在草创之时;经校长改制之措施,不过发轫之始;效尤莫睹;志亦未完;苟中道而不终,将后图之无望;念百凡之待举,以一调而遂停;在职教员等固将靡所适从,在学生等尤大违其愿望;势必有如失舵之舟,无纲之网,危险莫测,收拾为难者;此职教员等为维持本校改革之精神计,而以为不可者一。抑本校改革伊始,诟病纷丛,虽明珠薏苡之分,难逃钧察;而冥海榆枋之笑,亦属恒情。乃当此群疑众谤之秋,而有离校调厅之举;明达之辈,固知暂予以息肩;庸俗之图,终为似褒而实贬;将见指为首祸,因而心寒;遂继起之无人,致进行之被阻;此职教员等为发展吾浙江文化运动计,而以为不可者二。

要之改革精神,与夫文化运动,均为钧厅所深予赞同。职教员等本此旨以为要求,固未当有背钧厅促进教育之意。为此再胪齐心愿之词,藉免含意未伸之咎。必偿始愿而后已,敢需后命之即颁。

谨呈。⑦

为了能有助于挽留经校长,这篇呈文投当局所好,用了文言体,不仅指出了“将本校校长调离本校,实夺本校革新之领袖。穷其影响,足挫吾浙文化之萌芽”的严重后果,还对教育厅为何撤换经亨颐校长提出了三个质问,并对作出这个决定不妥当的两个方面做了有理有据的陈述,表明了坚决挽留经亨颐的态度。

如前所述,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对于刘大白等几位浙江一师的国文教师十分鄙视,批评他们“学无本原,一知半解”。1921年6月18日,刘大白为此特地刻了一方石章,并写了一首新诗《“一知半解”》,以作警示。他说:“一年以前,我和几位朋友们,曾经承一位二十年前极新的新人物,加以‘学无本原,一知半解’的批评。当时我觉得‘一知半解’四字,在我却非常确当。所以现在请一位同学划了一方石章,作为纪念;并写了这首诗。”⑧“一师风潮”爆发后,本来夏敬观要求开除刘大白他们四人。可当他看了呈文后,虽对请愿的内容不满意,仍不收回成命,却对这篇文章的质量很认可。当他得知写呈文的竟然是被自己讥为对古文“一知半解”的刘大白时,则立即托人带话,说刘大白可以留任。刘大白听了之后一笑了之,既未对别人讲过,又不买这个顽固派的账。

一封书信

刘大白等人发起的“留经运动”,并没有使反动当局撤销成命,将经亨颐留在一师。经亨颐为此辞职回到上虞筹办春晖中学。在这种情形下,刘大白、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四大金刚”也不愿继续在一师任教,相继辞职。当时,一师学生多次派代表挽留他们,但他们还是集体辞职,不与当局妥协。为了答复学生代表的劝说和挽留,刘大白与陈望道、夏丏尊一起于4月8日写了《浙一师国文教员为辞职事致学生书》,说明他们辞职的理由。这封书信对于研究刘大白来说,是一份珍贵的文献,但萧斌如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中也没有提及。1920年4月10日,《民国日报》第6版刊发的新闻《浙一师国文教员辞职》一文中,全文刊登了原信:

浙一师校同学诸君:

这几天诸君的代表,天天来要求我们到校授课。我们已经把不便继续就职的理由再三地对代表说明了。但恐怕诸君一方面还不能彻底地原谅我们;其余各方面又不免横生枝节,乱起猜疑。所以,不得不再决决绝绝地声明一下。

在声明之前,我们还要向诸君道歉致谢。

为什么道歉呢?我们不便就职的理由和诸君毫无关系。所以诸君来挽留我们。我们简直没有正面的理由可说。既没有正面的理由可说,却又因为旁面的理由,决不便满足诸君底要求,实在很觉得对诸君不起,所以不得不对诸君道歉。

为什么道谢呢?并不是诸君来挽留我们,可以保全我们的位置,所以感谢诸君。我们很明白诸君的挽留,是因为文化运动的缘故。态度既很光明,用意又极诚恳,所以我们也为文化运动的缘故,不得不对诸君道谢。

现在要说我们的理由了。

(一)浙江底教育当局,呈复省长令,查第一师校的公文上说: “所聘国文教师,学无本原,一知半解……”这几句话,把我们国文教师业务上的信用完全损坏了。业务上的信用既然损坏,怎么还可以到校任课呢?有人说,这是官厅的话,本来无足轻重的,可以不去管它。但是,(1)我们不管他是官厅的话,不是官厅的话,总之是侮辱我们的一个人。无故受了人家的侮辱,难道可以说不去管他吗?(2)就是我们看官厅的话是无足轻重的,一般社会却把官厅的话看得很重。倘若我们再到学校授课,他们一定要说我们贪图饭碗,不知羞耻了。那岂不是我们受了官厅底侮辱还嫌不够,再去招引一般社会底侮辱吗?这是我们决不便再到校授课的一种理由。

(二)我们自从去年秋季开学以后,这半年当中,受外界的攻击非常厉害,那也不必说了。但是照古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话,这外界攻击的根源,实在并不从外界起的。所以这半年当中,我们在内部里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那受外界攻击的痛苦,也就从此而来,想来诸君同在校内,决不是不明了此中情形的。现在好容易得到了脱离这种痛苦的机会,要是再钻进这痛苦窟来,那真是自做孽了。况且当这暂告段落的时候,在诸君方面。固然是贯彻始终,绝无变化。但是,旁的方面,也有主张维持现有地位的;也有主张无代价牺牲的。在这情况复杂的当中,我们要是进校,不是做破坏现状的罪魁,就是做促进牺牲的机械。诸君试替我们一想,我们还可以到校授课吗?这是我们决不能再到校授课的又一种理由。

以上理由说明了,要请诸君彻底地原谅我们,我们并不是对于诸君说“不肯”,也不是对于官厅说“不敢”,实在是有种种不便。还要忠告诸君一句话,你们第一次宣言上说:“我们今天挽留经校长,并不是‘非经不可式’的挽留。”现在我们希望你们底挽留旧教职员,也别作“非旧不可式”的挽留。以后只要注重校长的问题,别再把旧教职员全体进校的这句话和官厅争无所谓的意气,让我们也得借此息肩罢,我们从此以后,决和第一师校的职务脱离关系,做一个和诸君永远不断关系的校友,有可以替诸君尽力的地方,还是一样可以尽力。那么我们虽然很觉得对不起诸君,也借此可以自解了。

诸君,你们以后,向着光明的路上努力为新文化运动奋斗,千万别掺一点个人谋私利的念头在里面,那么,虽然不免暂时的牺牲,毕竟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不然,像西南均政府一面挂起护法的招牌,一面争权争利,那终究是不免拆穿西洋镜,不值半文钱的,这种教训多着哩。古人说: “殷鉴不远”:又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诸君记着,这是我们的临别赠言。

陈望道 夏丏尊 刘大白

1920年4月8日

这封信,不仅陈述了刘大白和陈望道、夏丏尊等辞去浙江一师教职的具体原因,而且更充分地显示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毫不妥协的主体姿态,也反映了他们对学生的殷殷期待。

四篇杂文

刘大白辛亥革命之前就开始写杂文,“五四”时期发表了几百篇杂文,但至今除了1929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白屋文话》收集了他20余篇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之外,还没有一部杂文集。萧斌如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中的《刘大白著作系年》收集了他的一些杂文目录,为人们研究刘大白的杂文提供了依据。可是它收录的杂文篇目还不够全面。本人在研究中发现了他在1920年以前散佚的四篇杂文。这四篇文章,反映了刘大白的一些人生侧面,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是1913年的一篇杂文《何谓不知自爱》。刘大白到绍兴教书以后就开始了诗文创作,除了《白屋遗诗》之外,近代的杂文都没有结集。萧斌如在《刘大白著作系年》中收集了他的七篇杂文的目录,但没有收录这一篇,应该说是一篇佚文。全文如下:

绍兴者,绍兴人之绍兴也。凡绍兴人未有不自爱其绍兴者也。绍兴人以自爱其绍兴,故选出议员、组织县议会,使之代表绍兴人自爱其绍兴。且须代表绍兴人之自爱其绍兴之民意,县议会以自爱其绍兴故,合绍兴数十万人民之自爱以为自爱,而实行代表绍兴人自爱其绍兴之民意。

然则,县议会之反对添洞广洞,正县议会之知自爱,以爱绍兴而亦即代表绍兴之自爱,以爱绍兴议会而有是反对之电文。知自爱者,莫县议会若也。使县议会不发此电,一任其添洞广洞,害洞废坝,而顾绍兴百数十万人生命财产之危险,则是县议会不自爱其绍兴,不能代表绍兴人之自爱其绍兴,诚所谓不知自爱也。彼屈文六责其殊属不知自爱,吾侪绍兴人,皆将群起而责其殊属不知自爱矣。

令县议会以自爱其绍兴,自爱其绍兴百数十万人之财产,以实行代表绍兴人之自爱其绍兴而发此电,而屈文六乃谓其不知自爱,谓其殊属不知自爱,然则将若何而始谓之知自爱乎?咄咄屈文六,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以至于此,能不令人发指耶?

这篇杂文1913年2月8日发表在《绍兴公报》第1500号上。1912年,浙江都督府民政司要在麻溪坝添洞广洞,这是危及萧山和绍兴人民利益的错误决定。为此,绍兴县议会和商会纷纷致电民政司,反对这一错误主张,要求予以纠正。而民政司司长屈映光(字文六)竟不顾萧绍人民利益,于1913年正月初四电饬绍兴县陆知事,严斥县议会和商会,还说县议会“殊属不知自爱”。全文专横跋扈,令人发指。刘大白见到电文后,就写了这篇杂文,予以大力的驳斥。

这篇文章以严密的逻辑说理,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不顾民众利益和呼声的专横作风和霸道气焰,充分显示出刘大白不畏权贵,为公益事业勇于挺身而出的正义精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大白的古文功底及其处世态度:对于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总是毫不懈怠,积极进行“干预”。刘大白早期留下的东西很少,这篇杂文显然是十分珍贵的文献。

二是1920年的三篇杂文。在“五四”时期,刘大白作为一个文化先驱,其重要的表现就是发表了大量的新诗和杂文,积极倡导新文化和新文学,传播新思想。他的杂文大多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萧斌如在《刘大白研究资料》中收录了详细的篇目,但仍有遗漏。在1920年的《民国日报·觉悟》上,有三篇杂文没有收录,应该是佚文。这三篇杂文分别是:

1.《Goeky(哥尔基)在中国的生死》。此文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随感录》1920年11月26日第四版,署名汉胄。全文如下:

同是一个俄国的Goeky,一个罗素笔下的Goeky,到了中国,却在《新青年》和《东方杂志》里面是活的,在《改造》和《少年世界》里面是死的,不知是什么缘故?《改造》的刘麟生君,总算自己声明是排印的给落了个“将”字,勉强地给他还了魂;《少年世界》里的方东美君底“只是他如今长辞人世了”,不知有什么法子给他还魂没有?

这篇文章对编辑和翻译工作者不严谨的工作态度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在这一期《觉悟》的第四版上,刘大白还发表了新诗《黄昏》和《病院里雨后看吴山》,署名大白。这两首新诗在萧斌如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中的《刘大白著作系年》中收录了目录索引。但这篇杂文给遗漏了。

2.《请看〈不能说中国人就是人类〉底奇谈》。此文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随感录》1920年12月3日第四版,署名汉胄。全文如下:

十一月三十日《时事新报》《学灯栏》有一篇颜长毓底通讯,中间有一段奇谈,现在先介绍在下面:他说,“译者说Bolsheviki不是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主义,(即Bolsheviki是共产主义底一部分,譬如中国人是人类底一种,不能说中国人就是人类),记者说Bolsheviki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名字不同罢了”:这种话不是很可骇怪的吗!现在我试照看他的调子,说两句看:譬如说,颜长毓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是两种不同的人;或者说,譬如颜长毓是中国人底一个,不能说颜长毓就是中国人:大概那位颜长毓看了这话,也不能不说是奇谈罢!

这篇文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曲解共产主义的人进行了批判。

3.《谁给我们读译本小说的说明一下呢?》。此文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随感录》1920年12月6日第四版,署名汉胄。全文如下:

我近来从《太平洋》二卷七号上,读了仲鸣译的《补椅的妇人》,又从《小说月报》十一卷十号上,读了伯卫译的《补椅人》,知道这两篇小说,都是莫泊三做的,而且是同一个原本的。但是两种译本里面,很有不同的地方;最奇怪的是爵名底不同,人数底不同,和性底不同。现在大略地摘举在下面:

伯卫译(以下简称“伯译”)——

“在伯特仑侯爵夫人家……十一个射击家,八个青年妇女,和一个本地医生……”:

仲鸣译(以下简称“仲译”)——

“有十一个猎人与白尔顿伯爵家‘开猎’的宴,……其中七个是女人,一个是医生”。

伯译——

“侯爵夫人是恋爱过几次的,……”;

仲译——

“伯爵是爱过很多女子,……”。

伯译——

“侯爵夫人说过,恋爱是一种嗜好;……这几段爱情,经过五十五年之久,……”;

仲译——

“伯爵说过爱情是一种性质的事;……守着爱情,……一直五十年,……”。

伯译——

“侯爵夫人拍手起来”;

仲译——

“伯爵夫人便拍起掌来”。

除了上面摘举的,还有许多语意不同的地方;我们不能读原本的人,看了这些的不同,实在莫名其妙!到底“伯仲之间”,谁是谁非?谁给我们证明一下呢?

文章对莫泊桑小说翻译中不同版本存在的差异予以置疑,对翻译工作者不严谨的态度委婉地进行了批评,对外文翻译提出了“力求准确”的要求。

这三篇文章,虽然短小,但对于研究“五四”时期的刘大白也有重要意义,为我们深入了解刘大白在“五四”时期的人生活动、思想情况、杂文风格以及个性特征提供了参考。

一是展示了刘大白1920年的人生活动。由于刘大白既没有自传,也没有一部真实、系统而全面的传记⑨,对于他的记忆,大都只空泛地知道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最多也不过是从“一师风潮”和“留经运动”以及他当时的白话诗文获得的。但对于他1920年如何追求进步的具体情形并不清晰。这三篇短文为我们具体展示了他在1920年的人生细节:就是他大量地阅读进步报刊,积极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文学。这里提到的报刊《新青年》和《东方杂志》《改造》《少年世界》《时事新报》《太平洋》《小说月报》,都是“五四”时期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进步报刊。这些文章表明,刘大白是通过大量阅读进步报刊来吸取人生的养分的。

二是表现了刘大白的杂文的艺术风格。对于刘大白的散文,徐蔚南指出:“刘先生是一位散文家。他的散文不仅写得周到精详,不仅写得痛快淋漓,而且写得异端地明白晓畅,简直明白到太明白了,不准旁人有著嘴余地的样子。”⑩但这只是刘大白散文的一种风格,主要是《白屋文话》这一类散文。这三篇杂文,为我们展示了刘大白散文的另一种风格:既短小精悍又文笔犀利,既明白晓畅又拥有幽默委婉的笔调,同时又擅长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富于可读性。这既体现了他扎实的八股文根基,又反映了当时随感录杂文的一般特征。

三是反映了刘大白“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潮涌进中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加深广。从鲁迅到巴金,都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刘大白在谈到1919年写的《风云》这首诗时说:“六七年前,我是一个无政府思想者;当时做这首诗,正是无政府思想的表现。”(11)显然,刘大白1919年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请看〈不能说中国人就是人类〉底奇谈》这一篇文章表明,刘大白到1920年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运动,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怎样理解是存在分歧的。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都是以苏联为参照的,刘大白也是以苏联为参照的,对于建党初期,摒弃分歧,统一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篇文章的价值就不言自喻了。这正是他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学习的基础,是他后来参加组织领导衙前农民运动的前提。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革命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是不可能的。

刘大白是中国文化由近代向现代发展的倡导者,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先驱者和现代新诗和散文(杂文)重要的开创者,是中国现代白话诗文革命中最坚持不懈的战士。对于刘大白的个性特征,陈望道指出:“他对于一切事都不肯苟且,对于一点毛细的问题都要和别人争论了几日几夜:在争论的时候,宁可闹伤了感情,不肯稍稍地迁就。”(12)这几篇文章,不仅反映了刘大白不肯苟且、不肯迁就的个性,还表现了刘大白遇事认真,执著追求的个性特征。

注释:

①④大白:《为师范女校风潮再告报界》,《绍兴公报》1912年6月27日第1275号。

②靖裔:《送楼意湘女士去越·前言》,《绍兴公报》1912年6月28日第1276号。

③《绍兴公报》1912年2月29日第1156期,《纸上阳秋》栏目。

⑤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3年版,第162页。

⑥“所未能者解也”一句,承上语义应该为“所未能解者三也”。可能排印时有误。

⑦转引自匿名《浙江学潮的动机(?)》,《星期评论》1920年2月29日第39号,空格是原文不能辨析。

⑧刘大白:《“一知半解”》,《刘大白诗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⑨现在有传记式的小说《亡灵忆旧录——刘大白传》,解思忠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有一都生平简介式的《刘大白传》,金溥人编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但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都不详。

⑩徐蔚南:《〈白屋文话〉序》,《白屋文话》,世界书局1929年8月初版。

(11)刘大白:《旧诗新话》,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12)陈望道:《大白先生的不死之处》,《时事新报》1933年2月13日“刘大白先生周年祭专号”。

标签:;  ;  ;  ;  

刘大白“失传”几首诗考_经亨颐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