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状元文风看明代台阁体的兴衰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阁论文,文风论文,兴衰论文,明代论文,状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状元经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之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并以跻身内阁为目标。明代共有八十九名状元，其中入阁者有十七人。这决定了状元文风与台阁文风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同时，状元大体每三年产生一位，不同时期的状元，其文风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色。从状元文风看明代台阁体的兴衰演变，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透过这一视角，我们对明代台阁体的兴盛原因、演变过程及其得失，或许会有更加具体而清晰的认识。
一 明前期状元文风与台阁体的兴盛
“台阁”本是汉代尚书省的别称。东汉以尚书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因为尚书台位于皇宫之内，故有“台阁”之称。汉代之后，虽然官制屡有更易，但“台阁”作为一种美称，一直沿用下来。凡后世称台阁者，都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能够接近皇帝，地位尊崇；二是负责国家政令之所出，具有文化职能。明代的台阁主要包括翰林院和内阁。由于台阁文人所处地位比较特殊，其文章往往带有“官样”，与一般文人的文章风格有别，故有“馆阁气”、“台阁之体”或“台阁之文”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
本朝夏英公亦尝以文章谒盛文肃，文肃曰：“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后亦如其言。然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杨大年、宋宣献、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诏，皆婉美淳厚，过于前世燕、许、韦、杨远甚，而其为人亦各类其文章。王安国常语余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岂安国言“官样”，亦谓有馆阁气耶？①
吴处厚将“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对举，这种二分法在宋元时期广泛流行，可以说已是读书人众所周知的一个常识。
明代前期台阁体的兴盛，除了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外，还得益于科举制度、翰林制度、内阁制度的推波助澜。其兴盛过程可大体分为准备期、鼎盛期和转型期。大体说来，洪武年间是台阁体的准备期，状元吴伯宗便是一位典型的馆阁文人；永乐至正统初年是“三杨”台阁体的鼎盛期，这一阶段的状元文风，也大多带有鲜明的台阁体色彩；成化、弘治年间，台阁体仍处于兴盛状态，其标志是：大学士李东阳仍对一代文风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兹依次加以讨论。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是台阁体兴盛的准备期。这一时期，在朱元璋文化专制政策的打压和朱棣优抚政策的感召下，状元文风由多元逐渐趋向统一，这也是整个文坛走势的一个缩影；同时，科举制度、翰林制度的渐趋完善，内阁制度的建立，也为台阁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明代的首科状元是吴伯宗。吴伯宗(1334-1384)名祏，以字行。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有《南宫集》、《使交集》、《成均集》，共二十卷，又《玉堂集》四卷，均佚。后人搜辑遗文，汇为《荣进集》，共四卷，卷一收入吴伯宗乡试、会试、殿试所作的全部经义论策，卷二、卷三为诗赋，卷四为杂文。古人别集一般不收科举之文，因为吴伯宗是明代首位状元，所以其科举之文受到格外关注。这为后人考察明初科举文风提供了宝贵材料。唐代的进士科重诗赋；宋代的科举考试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金元时期的科举考试对词赋也比较重视；惟有明代的科举考试，只考经义，不考诗赋。吴伯宗的时文，也就是经义，以阐发圣贤义理为宗旨，通常写得明白晓畅。其论策也以明白晓畅为特色。而《荣进集》中的其他诗文，与其时文相似，同样不事雕琢，而又雍容典雅。《四库全书总目》称《荣进集》“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此”②。俨然已将吴伯宗视为明代台阁体的开山鼻祖。
这里我们要补充的一个事实是：明初诗文，在吴伯宗之外，有台阁之气者不少，如宋濂评价汪广洋的诗“典雅尊严……非止昔人所谓台阁雄丽之作，而山林之下诵公诗者且将被其沾溉之泽，化枯槁而为丰腴矣”。他还在评价蒋有立的诗时说：“予闻昔人论文，有山林、台阁之异。山林之文，其气瑟缩而枯槁；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蒋有立)善古文，宏富充赡，得作者之体。”③宋濂认为，汪广洋之诗、蒋有立之文都属于台阁之体。既然如此，何以吴伯宗受到四库馆臣的特别关注呢？其实这也并非偶然。从身份看，吴伯宗是一位典型的馆阁文人，他曾在翰林院任典籍、检讨等职，并拜武英殿大学士。非但如此，他还是明初废除宰相制度的见证人。洪武八年(1375)，吴伯宗因胡惟庸中伤，谪居凤阳。其间，他上书论政，抨击胡惟庸专恣不法，不宜使其独揽大权，辞甚剀切。朱元璋也已察觉到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于洪武九年(1376)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洪武十一年(1378)三月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以谋逆罪被处死。其后，朱元璋决定永久废除宰相之职。洪武年间废除宰相制度，是永乐时期建立内阁的重要契机。吴伯宗作为废除宰相制度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其创作与台阁体之间的关系自然更引人注目。就风格而言，明代最典型的台阁体盛行于永乐到正统年间，以“三杨”为代表，以宗欧为导向，以平实、典雅为特征。吴伯宗是江西人，明代台阁体极盛时期的大部分成员也都是江西人。因此，吴伯宗与后来台阁体的渊源较其他明初文人更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吴伯宗视为明代台阁体的早期代表，其诗文标志着明代台阁体的萌芽。
洪武年间的状元，除吴伯宗外，还有六位，依次为丁显、任亨泰、黄观、张信、陈
、韩克忠。丁显中状元不久即遭谪戍，一去十五年，死于谪所；黄观不幸卷入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皇权之争的政治漩涡，死于靖难之役，死后著作遭到禁毁；张信、陈皆陷身科场案“南北榜”事件，被处以极刑。韩克忠是北方人，本是落第的举子，因“南北榜”事件而获得复试的机会，竟意外地成了状元，其文学表现平平。任亨泰是最得朱元璋宠遇的一位状元，后来也被免官。这六位状元，其重要性都不如吴伯宗。
在经历了洪武时期的烈日骤雨、靖难之役的腥风血雨之后，明代政治气候逐渐进入了一段风和日丽的时期。这为台阁体的流行创造了条件。永乐年间，明成祖从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之后，除了优待文人之外，还有两件事情值得关注。一是建立起内阁制度。永乐初，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以后，从翰林官员中简拔了解缙、黄淮、胡广、金幼孜、杨士奇、杨荣、胡俨等七人，轮值内阁，参预机务。当时的内阁即文渊阁，为藏书之所，由翰林院掌管。因其位于皇宫之内，故名内阁。内阁脱胎于翰林院，与翰林院关系密切。二是在综理人文之外，还赋予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职能，使之成为储材之所。永乐二年(1404)，庶吉士并状元曾棨等二十八人同进学于文渊阁。明代的翰林制度是科举制度的延伸，两者的衔接较前代更为紧密。明代科举考试中考取状元、榜眼、探花者，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充任史官。其他进士则需经过“馆选”，才能入翰林院进修，称庶吉士。庶吉士进修三年期满，经考核成绩优异者可留任翰林。翰林官员虽是闲职，但前程远大。明代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内阁是明代废除宰相制度后的产物，发展到后来，其权力日益扩张，入阁者虽无宰相之名，已有宰相之实。庶吉士一入馆，即被目为“储相”。永乐年间采取的这些举措，为台阁体的生长提供了沃土，使台阁体更加根深叶茂。
永乐时期的台阁文学，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是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法唐”派，代表人物有解缙、状元胡广、状元曾棨等，他们继承了明初台阁体雄丽的特色，大量创作应制诗，以诗歌点缀太平盛世；二是以古文创作为主的“宗欧”派，代表人物是杨士奇，他取法宋代欧阳修、曾巩的古文，有时甚至反对“诗人无益之词”④，更加看重台阁之文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通常所说的台阁体，主要是就文而言的。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说：“杨(士奇)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淡和易为主，而令(当作‘无’)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胡光大(广)、杨勉仁(荣)、金幼孜、黄宗豫(淮)、曾子启(棨)、王行俭(直)诸公，皆庐陵之羽翼也。”⑤王世贞提到的台阁体文人中有两名状元，分别是建文二年状元胡广和永乐二年状元曾棨。胡广、曾棨和杨士奇都是江西人，他们之间往来甚密。但能否将胡广、曾棨视为“庐陵之羽翼”，则还需稍加斟酌。事实上，胡广主盟文坛的时间比杨士奇要早。永乐年间，馆阁文人的集会多以解缙为主角，解缙之后，胡广继之，曾棨的文风与胡广较为接近。胡广之后，文坛盟主才是杨士奇。胡广、曾棨的创作风格与杨士奇也不大相同，不宜混为一谈。追随杨士奇较紧的状元，主要有曾鹤龄、陈循等。
永乐十九年(1421)杨士奇任会试考官，“务先典实之作，以洗浮腐之弊，最喜曾鹤龄诸作，多梓行之，至今评程文者，以是科为最”⑥。曾鹤龄(1383-1441)是杨士奇的同乡。他于是年成为状元，官至侍讲学士。由于杨士奇的褒奖，该科程文影响甚大。在诗、文二体中，曾鹤龄以文见长。《四库》提要称其“诗多牵率之作，命意不深，而措词结局，往往为韵所窘，殆非所擅长。文则说理明畅，次序有法，大抵规摹欧阳，颇近王直《抑庵集》，而沉着则不及也”⑦。曾鹤龄死后，杨士奇撰《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君墓碑铭》，首称其学问，次称其文章：“形诸著作，和平简洁，明理为务，不事工巧。”⑧杨士奇和他的得意门生都偏重文章，这也许不是偶然的。杨士奇的家乡，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故里。欧阳修虽诗、词、文兼擅，但文章的地位更高。在杨士奇的影响下，仁宗朱高炽也对欧阳修的文章渐渐产生了兴趣，曾命杨士奇等校刻欧阳修的文集，廷臣之知文者，各赐一部。欧阳修为一朝君臣所推重，台阁体中的宗欧一派遂成为文坛主流。
仁、宣到正统前期是台阁体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的状元文风多受“三杨”影响，特别是在杨士奇的大力倡导下，“宗欧”派后来居上，超越“法唐”派，成为明代台阁体的主流。其兴盛原因，除上文提到的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即台阁体作家政治地位的提高。胡广与杨士奇先后主盟文坛，但其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原因即在两人的政治地位悬殊。永乐时期，内阁初建，还没有完全脱离翰林院，仍属文化机构。胡广虽为内阁成员，但官不过五品。而杨士奇后来官至一品。政治地位不同，台阁体的影响力自然也不一样。另外，胡广缺乏鲜明的盟主意识，他无意推行什么文学主张，其诗多为应景之作。杨士奇则不然，他对文风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以欧阳修为榜样，既符合古文统系，又与明代朝廷在科举之文、翰林之文中极力倡导的平实文风相合，有法度可寻，易于效仿。他还像欧阳修一样，利用科举考试大力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因而，明代台阁体文学在杨士奇的推动下，达到了鼎盛阶段。
成化、弘治年间，台阁体仍处于兴盛状态，其标志是：大学士李东阳仍对一代文坛具有支配性的影响。这一时期与李东阳关系密切的状元，主要有吴宽、谢迁、钱福等。其中，吴宽与茶陵派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所谓茶陵派，是指聚集在李东阳周围的一批馆阁文人。在茶陵派的形成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作家、甚至不同风格的作家，加入这一群体，并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李东阳的影响。从地域来看，茶陵派中，有不少人来自吴中地区，如张泰、陆釴、吴宽、钱福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鼎甲或庶吉士，得以进入翰林院，从而具有馆阁作家的身份。张泰、陆釴、吴宽等人都很好地融入了馆阁作家群，可以视为茶陵派的成员。钱福虽然一度进入了这个圈子，因为不改吴中文人的习气，最终被摒斥在外。陈子龙说：“文正(指李东阳)网罗群彦，导扬风流，如帝释天人，虽无宗派，实为法门所贵。”⑨陈子龙这句话，等于说李东阳为茶陵派教主。
在明代馆阁文学中，茶陵派之所以能在“三杨”台阁体之外另树一帜，主要是因为，茶陵诗要比“三杨”诗多一些自我抒情的空间，少一些应制御用的意味，在艺术表达上注重诗的音韵节奏之美，注重不同诗体的不同风格和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确有新的建树。不过，在文章方面，茶陵派与“三杨”台阁体仍一脉相承，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台阁体倡导的典雅条畅、叙事有法的文风，对于馆阁文人而言，是一种既实用、又不失国家体面的文风，李东阳是个明智的人，当然不会轻易地去改变它。这一事实，钱谦益看得非常清楚。钱谦益说：“余尝与敬仲评论本朝文章，深推西涯，语焉而未竟也。请因是而略言之。国初之文，以金华、乌伤为宗，诗以青丘、青田为宗。永乐以还，少衰靡矣，至西涯而一振。西涯之文，有伦有脊，不失台阁之体。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⑩这是钱谦益在明亡之前所作，其时他的身份亦为馆阁文人，所以站在馆阁的立场上评价“本朝文章”。钱谦益明确地将诗、文分开讨论，指出李东阳在文章方面“不失台阁之体”，与杨士奇风格相近，李东阳与“三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诗的方面。
吴宽不是李东阳的门人，但他步入仕途，李东阳有引荐之功。李东阳比吴宽年轻十余岁，入仕却早了九年，对吴宽而言，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后世也多承认吴宽是茶陵派的重要羽翼。《四库全书总目》称吴宽，“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11)。陈田《明诗纪事》丙签卷三亦称：“匏翁诗，体擅台阁之华，气含山川之秀，冲情逸致，雅制清裁，是时西涯而外，当首屈一指。”(12)陈田指出吴宽的诗有自己的特点，但他依然将其与李东阳并论，可见还是承认吴宽属于“西涯一派”。
确认吴宽属于“西涯一派”，也就是确认了李东阳无可置疑的盟主地位。如《明史》李东阳传所说：“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隶书，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13)“宰臣”是否能“以文章领袖缙绅”，这是判断台阁体盛衰的一个核心指标。自永乐后期至弘治初年，杨士奇、李东阳先后“以文章领袖缙绅”，创造了台阁体的黄金时代。
二 弘治状元康海的转向与台阁体的衰微
明人王世贞在论及弘、正士风时指出：“国家鸿昌茂庞之气，莫盛于弘治。……盖至于正德而所谓气者，日益开露而无余。其所称一时学士大夫，不胜其少者之断，则果于掊击以见操；不胜其壮者之思，则精于刻刿以见名；乃若所谓诗，必极其变以尽风，其所谓文，必穷其法以诣古。天下固翕然而好称说之，以为成一家言，而识者固已忧其时之动于机而不易挽矣。”(14)王世贞笔下的所谓“气”、“机”，正是当时文坛格局产生异动的反映。
在这种语境中，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康海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明代中后期，状元文风经历了一个背离“宰臣”而向郎署文风转向的过程，康海开其风气之先。他不是“宰臣文章”的追随者，而是“宰臣文章”的挑战者。黄佐《翰林记》指出，明代前、中期，馆阁文风有三变：“国初刘基、宋濂在馆阁，文字以韩、柳、欧、苏为宗，与方希直皆称名家。永乐中杨士奇独宗欧阳修，而气焰或不及，一时翕然从之，至于李东阳、程敏政为盛。成化中，学士王鏊以《左传》体裁倡，弘治末年修撰康海辈以先秦两汉倡，稍有和者，文体盖至是三变矣。”(15)康海的转向是台阁体由盛转衰的显著标志。
康海论文首重质实，也就是重内涵的深厚而轻辞藻的修饰。其《渼陂先生集序》云：“余观渼陂先生之集，其叙事似司马子长，而不屑屑于言语之末。其议论似孟子舆，而能从容于抑扬之际。至其因怀、陈致、写景、道情，则出入于《风》《雅》《骚》《选》之间，而振迅于天宝、开元之右，可谓当世之大雅，斯文之巨擘矣。”(16)在此，他提到了文学的叙事、议论、写景、抒情等功能。叙事方面，以司马迁为典范；议论方面，以孟子为典范。“不屑屑于言语之末”，则是对字斟句酌、追求典雅流丽的馆阁文风表示不屑一顾。其《王舜夫集序》也说：“明兴百七十年间，文章之士莫盛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17)类似的说法，康海在《何仲默集序》等文章中反复提到。他所说的“文章之士”，不包括成化以来以茶陵派为主的馆阁文人在内。事实上，在他看来，明前期一百七十年间流行的台阁体，作为文章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康海自进入翰林院起，便不断向李东阳等台阁大老发出挑战。当时，李东阳以“宰臣”而为文坛盟主，他的每一篇诗文出来，门下士都纷纷仿效，以为前无古人，独有康海不屑一顾。康海不参与馆阁文人的集会，却与李梦阳、何景明等郎署官员结成文社，常常在一起“讨论文艺，诵说先王。西涯闻之，益大衔之”(18)。正德三年(1508)，康海为会试同考官，拟以陕西高陵人吕柟为第一，而主考官置之第六。会试发榜后，康海扬言：“吕仲木天下士也。场中文卷无可与并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贤之罪，谁则当之？会试若能屈吕矣，能屈其廷试乎？”(19)时内阁大学士王鏊为主考官，闻言甚为恼怒。廷试，吕柟果然高中状元，王鏊又不得不佩服康海的眼光。不久，康海的母亲去世，要返乡守丧。以往，在京官员每逢亲人去世，都要以厚礼请内阁要员撰写墓志铭，以此为荣。惟独康海不请内阁撰文，而是亲自撰写行状，请王九思撰写墓志铭，李梦阳撰写墓表。随后将这些文字刻成一集，题曰《康长公世行叙述》，遍送馆阁诸公，“诸公见之无弗怪且怒者”(20)。李东阳讥诮康海等人为“子字股”，因为他们的文章力追秦汉，文中多以“子”字相称。
康海的文风，以质实为主，和他的理论倡导一致，而与典雅流丽的馆阁文风显然不同。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所说：“康(海)原出秦汉，然粗率而弗工，有质木者可取耳。”(21)或如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一《秦中诸志》所说：“志以简核为得体，康德涵《武功志》最称于世。”(22)以康海《张氏族谱》为例，就有明显模仿司马迁《史记》的痕迹，而司马迁《史记》正是康海《渼陂先生集序》所推崇的叙事典范。(康海确立的议论文章的典范是孟子。)《张氏族谱》的特点，一是叙事有法：“叙作谱之意，为叙例第一；陈世次移易之本，为世由第二；系世次，为世系第三；述生卒取葬及仕与不仕之事，为世传第四；摭拾故行，发扬幽光，为大传第五；述配匹之源及女氏之世，为外传第六。”(23)二是简核、质实，如“世由”、“世系”、“世传”、“外传”等部分均相当简略，“大传”部分的叙述较为详细，然亦不作夸饰虚美之词。除《张氏族谱》外，康海还作有《康氏族谱》。两部族谱中都提到其先祖经商致富的事迹。行文质实，不求纡徐有致；对先祖经商致富事迹不但不讳言，反而热情赞颂；这都与平正典雅的馆阁之风相左，而与《史记》的传统相近。
康海的转向在台阁体兴衰演变的过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对其重要性的理解可以从解读陈懿典《皇明馆阁文抄序》入手。这篇序的核心观念是：文章之变不可胜穷，才人之致无所不有，故文章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对馆阁文，仍有其特殊要求，即不能“不典”，不能“失裁”，“在馆阁则才不可逞，体不可越”。“馆阁文”的这种特殊风格，确与“述典诰铭鼎彝”的特殊职能有关。王锡爵《袁文荣公文集序》云：“锡爵间颇闻世儒之论，欲以轧茁骩骳、微文怒骂，闯然入班扬阮谢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虫飞蟀鸣，方哓哓鸣世，以谓文字至有台阁体而始衰。尝试令之述典诰铭鼎彝，则如野夫闺妇强衣冠揖让，五色无主，盖学士家溺其职久矣。”(24)所谓“世儒”，指的是供职郎署的七子派；所谓“述典诰铭鼎彝”，指馆阁文臣经常采用的几种用于朝政的特殊文体，而这些特殊文体是郎署官员所不熟悉的。王锡爵用文体的特殊性为馆阁文的“和平典重”辩护，其理由是成立的。但需要指出一点，馆阁作家在“述典诰铭鼎彝”之外，也热心于这种“和平典重”的风格，这就不能用文体的特殊性来加以辩护了，而只能理解为一种与身份相联系的特殊趣味。陈懿典所描述的，实即台阁文的流派风格。
台阁体流派风格的形成，与台阁派作家明确的身份意识有关。一个作者的身份，无论其自觉意识强烈与否，总会在作品中有所显现。而一个作者如果有明确的身份意识，无疑会显现得更为清晰。台阁派作家属于后一种情况。其身份意识有两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台阁文臣虽为“文学侍从”，但实际上肩负着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如丘濬《送徐庶子归省序》所说：“翰林……其职务之大者曰进讲，曰编纂，曰校文。”(25)所谓“进讲”，即为帝王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宗旨是引导帝王成为明君。所谓“编纂”，并非编纂一般的书籍，而是指《永乐大典》、《四书大全》一类著述，或有助于造成盛世文化景观，或有助于建立御用的意识形态。所谓“校文”，即主持科举考试。掌握了对于考生的黜陟之权，就可以采用行政手段来主导文坛风气。其二，馆阁文臣虽名为“文学侍从”，但其职业取向却是成为内阁大臣即实际上的宰相。《明史》卷七○《选举二》载：“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26)由翰林院庶吉士而纂修官而掌院官而内阁大臣，入阁已大体成为翰林院官员的专利。也就是说，台阁文臣是被作为政治家来培养的。台阁派作家身份上的这两大特点，是我们考察台阁文流派风格的切入点。
馆阁作家以未来的台阁大臣自期和自许，这种身份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心态。首先，他们不会满足于仅仅做一名文人，其次，在涉及文学时，他们更愿意从政治家的视角来看问题(27)。杨士奇《圣谕录》载有杨士奇与太子朱高炽之间的一段对话，而其核心之一是身份意识。太子产生了对诗的兴趣，杨士奇严肃地告诫他：作为帝王，关注的对象应与身份协调，比如，读《大学衍义》、两汉诏令之类，才是合适的选择。至于诗，则属可“缓”之“余事”，如能不作更好(28)。杨士奇提醒太子注意其未来的帝王身份，他本人则对台阁大臣的身份保持了持续不已的自觉意识。作为“儒者”，他不可避免地要作诗、文，但是，其作品情调是否与其台阁大臣的身份协调的问题始终在其警觉的范围之内。这种协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国家意识形态吻合，二是有助于显示国家的升平气象。由第一点出发，台阁派在确定古文统系时主要以旨在“发明圣人之道”的宋文为榜样，对欧阳修尤其推崇。据杨士奇《颐庵文选序》，在台阁派的古文统系中，受尊崇的是“其言庶几发明圣人之道”的一系列作家，而并非欧阳修一人。欧阳修不过因其文风“质直温厚”，更多为台阁派作家仿效而已(29)。由此可见，杨士奇等之尊崇欧阳氏，确与义理层面的投契有关。这种义理层面的投契，实即与国家意识形态吻合。由第二点出发，台阁派作家进一步发展了点缀升平、润饰鸿业的廊庙意识，注重风格的雍容平稳。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追求是表现“富贵福泽”之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杨士奇《东里全集》提要：“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文典则，无浮泛之病。杂录叙事，极平稳不费力。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遂为七子之口实。然李梦阳诗云：‘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亦不尽没其所长。盖其文虽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辈典型遂主持数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30)又同卷杨荣《杨文敏集》提要：“(杨)荣当明全盛之日，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与杨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柄国既久，晚进者递相摹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衍，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物穷则变，于是何李崛起，倡为复古之论，而士奇、荣等遂为艺林之口实。”(31)又同卷金幼孜《金文靖集》提要：“(金)幼孜在洪武建文之时，无所表见。至永乐以迄宣德，皆掌文翰机密，与杨士奇诸人相亚。其文章边幅稍狭，不及士奇诸人之博大。而雍容雅步，颇亦肩随。盖其时明运方兴，故廊庙赓扬，具有气象，操觚者亦不知也。”(32)“廊庙”与“富贵福泽之气”，这是描述台阁派创作风格的两个关键词。
比照我们对台阁体流派风格的讨论，康海之转向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就不难加以把握了。由崇欧转向提倡“先秦两汉”，不仅是文章风格的选择问题，而且意味着典型的台阁体流派风格的被放弃，意味着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富贵福泽之气”的疏离。文坛的主导权是掌握在身居台阁的“宰臣”手中，还是掌握在身居郎署的“缙绅”手中，也不只是文章作者的身份有异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文章写作的立场必然有所不同。唯其如此，康海的转向，康海成为前七子的一员，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其背后是文坛格局的重大变化。从这里开始，“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的局面被打破了，郎署官员(以前后七子为代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主导文坛的事业。台阁文风的衰微与郎署文风的兴盛，这是同一事实的两个侧面。王世懋《对山先生集序》曾这样评价康海转向的意义：“先生当长沙柄文时，天下文靡弱矣！关中故多秦声，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倡之一时，学士风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废，而使先秦两汉之风至于今复振，则先生力也。”(33)“今”，指的是后七子当令的嘉靖时期。再看另两位明人的话。潘恩《皇明文选序》说：“明兴百八十余年，文雅斯盛。国初革胡元之秽，经纬纶诰则潜溪为之冠，阐明理道则正学擅其宗，修饰治平则文贞耀其烈，文治精华肇端于此矣。弘治以来，摛辞之士争自奋跃，穆乎有遐古之思，罔不效法坟典，追薄风骚，体局变矣。李何发颖于河洛，康吕高步于关右，咸一时之选也。”(34)黄宗羲《明文案序》(下)说：“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濂)、方(孝孺)以后，东里(杨士奇)、春雨(解缙)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景泰、天顺稍衰，成弘之际，西涯雄长于北，匏庵、震泽发明于南，从之者多有师承……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为己任，汝南何大复友而应之，其说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没，故昌黎以六经之文变之，宋承西昆之隐溺，故庐陵以昌黎之文变之，当空同之时，韩欧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矫为秦汉之说，凭陵韩欧，是以旁出唐子，窜居正统，适以衰之弊之也。其后王李嗣兴，持论益甚，招徕天下，靡然而为黄茅白苇之习，曰：古文之法亡于韩。又曰：不读唐以后书。则古今之书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六经所言惟理，抑亦可以尽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雾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学耳。”(35)他们都注意到一个事实：七子文风，在正、嘉时期一度支配了文坛。郎署压倒台阁，明代文风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
在前七子复古运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正、嘉年间，许多以文章著称的状元，已经摆脱了以欧阳修、曾巩文风为楷模的台阁体的束缚，不求典雅流丽，更加重视思想的充实和表达的浑朴。正德年间共产生了六位状元，其中正德三年状元吕柟以理学著名，世称泾野先生，他是在康海任会试同考官时考中状元的，得到康海的鼎力推荐，其文风也接近于康海。正德六年状元杨慎是李东阳的学生，是前七子的对立派，本来很有可能成为一代馆阁文人的领袖，但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中，杨慎被逐出翰林院，流放云南。馆阁文人在嘉靖初年“大礼议”事件中经历了一次换血，加速了台阁体的衰微。嘉靖年间共产生了十五位状元，其中嘉靖八年状元罗洪先、嘉靖十一年状元林大钦较有文名，他们都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其创作上承孔孟一脉的儒学传统，与康海所确立的谱系是一致的。入阁的状元有嘉靖二十六年状元李春芳、嘉靖四十一年状元申时行等，他们在文学事业上没有突出建树，不必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三 万历状元焦竑的民间情结与台阁体的末路
嘉靖以降，一些人继续弘扬台阁文风，但社会影响不大。馆阁中虽然也有一些以文章著称的人物，如袁宗道、黄辉、陶望龄、钱谦益、吴伟业等，但文坛风尚更加多元化，个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这体现出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对馆阁文风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明代的台阁体已经走向末路。
中晚明时期，状元入阁者不少，如朱国祚、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文震孟、魏藻德等，但其诗文尤其是文章均无突出建树。就对文坛的影响而言，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状元焦竑是晚明状元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人物之一。
嘉靖四十三年(1564)，焦竑二十四岁，乡试中举。当时南京讲学之风大炽，耿定向、罗汝芳、王襞等人先后到南京讲学。焦竑躬逢其盛，拜这些著名学者为师，努力探求身心性命之学。其中，耿定向是将焦竑引上学术之路的第一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耿定向在天台建立崇正书院，选十四府名士就读于其间，推焦竑为学长，有时还令焦竑代执讲席，焦竑在诸生间声誉鹊起。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至南京讲学，焦竑大为折服，遂拜在罗汝芳门下。罗汝芳吸收了佛教禅宗的思想，认为只要顺着本心，即赤子良心去顺应事物，就自然符合“天理”之善。受罗汝芳影响，焦竑不再拘泥于“儒释之短长”。他指出：“学者诚有志于道，窃以为儒释之短长可置勿论，而第反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即谓非梵学，非孔孟学，而自为一家之学，亦可也。”(36)焦竑后来与李贽交往，更体现出他学术思想开放的一面。
焦竑与李贽的交往，约始于隆庆四年(1570)前后。这一年，李贽来到南京，任南京刑部主事，两人一见如故。从隆庆四年到万历五年(1577)，在李贽任官南京的这段时期内，他们“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夫不诣则已，诣则必尔，乃为冥契也”(37)。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万历五年，李贽赴云南姚安任太守，焦竑作《送李比部》，诗中有句云：“相知今古难，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简姿，得蒙英达顾。肝胆一以披，形迹非所骛。”(38)万历九年(1581)，李贽到黄安投奔好友耿定理(耿定向之弟)，二人相会于黄安。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贽遭当局逮治，次年自刎于狱中。焦竑整理出版了《李氏遗书》、《焚书》、《续焚书》等著作。
李贽是一位思想怪杰，对晚明文学思潮有深刻影响，对公安派的影响尤其巨大。但李贽的思想最初并不为“公安三袁”所了解，是焦竑在李贽与公安派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袁宗道是万历十四年(1586)会元，殿试名列二甲，以庶吉士身份进入翰林院。三年后，焦竑考取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袁宗道比焦竑小二十岁，久闻焦竑之名，前往问学。袁宗道从焦竑处习得性命之学，又将此传授给两个弟弟宏道、中道。宏道、中道也因乃兄之故，先后与焦竑结识。从焦竑口中，他们开始对李贽有所了解，并对李贽的思想发生了兴趣。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焦弱侯推尊卓吾，无所不至。谈及，余每不应。一日，弱侯问曰：‘兄有所不足耶？即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可坐圣门第二席。’”(39)康海以馆阁文人而转向郎署，已足以引起我们关注；焦竑、袁宗道以馆阁文人而转向异端知识分子李贽，其惊世骇俗的程度更非同小可。明代文化人，大抵有四个存在空间：台阁、郎署、山林、市井。其社会地位依次下降，与国家意识形态和“富贵福泽之气”的关系渐远渐疏。前后七子是郎署官员，他们更倾向于对台阁采取批评态度；李贽则介于山林与市井之间，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他的思想已不只是不够正宗，而是滑向了异端。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反而成为文坛风气的主导者，台阁体的衰微就是必然的了。不是说台阁文风已在这一时期销声匿迹，而是说台阁文风在这一时期的文坛已无足轻重。
这里我们试对焦竑的理论主张略加考察。
焦竑论文，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重内涵而轻表达，二是标举治世之音。先说第一点。焦竑曾编《国史经籍志》，其《集类·别集》跋曰：
汉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绪始有《文集录》，《隋志》因之。至今众士慕尚，波委云属，不可胜收矣。顾兵燹流移，百不存一。以彼掉鞅辞场，风雨生于笔札，金璧耀乎简编，岂不谓独映一时，垂声千古哉？而一如烟云过眼，转盼以尽。以此知士之所恃，不在徒言也。然而名谈玮论、阐道济时者，盖间有之。今具列于篇，仍为别集。(40)
在其他场合，焦竑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与友人论文》中指出：“六经四子无论已，即庄、老、申、韩、管、晏之书，岂至如后世之空言哉？庄、老之于道，申、韩、管、晏之于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无丝粟之疑，而其为文也，如倒囊出物，借书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实胜也。汉世蒯通、隋何、郦生、陆贾，游说之文也，而宗《战国》。晁错，贾谊，经济之文也，而宗申、韩、管、晏。司马相如、东方朔、吾丘寿王，谲谏之文也，而宗《楚辞》。董仲舒、匡衡、扬雄、刘向，说理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词与法可谓盛矣！而华实相副，犹为近古，以至于今称焉。”(41)其门人陈懿典在为其文集作序时也指出：“其精神所注，在大道与经世，而不在于为文。”(陈懿典《尊师澹园先生集序》)(42)门人徐光启评价焦竑之文：“盖先生之文，于理学家言则备矣……读其文而有能利于德、利于行、济于事，则一而已。”(徐光启《尊师澹园焦先生续集序》)(43)焦竑本人与其门人说法一致，表明焦竑的主要兴趣在于思想、学术本身，而不在于文章的表达层面。在文章领域，重内涵而轻表达，这样一种观念，与前后七子不同，也与“三杨”所代表的台阁理念大为不同。焦竑的见解，实与李贽和公安派相近。李贽和公安派，都反复说过同样的意思：有一种思想，有一种学术，就有一种文章。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学术而不是表达方式。
再说第二点。焦竑在《弗告堂诗集序》中说，诗应该是“雍容谦和”的“治世之音”(44)。在政治腐败、士风下滑的晚明提倡“治世之音”，包含着一种期望，即：诗应当发挥润饰鸿业的功用。润饰鸿业，这对馆阁文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馆阁文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点缀升平，就是展现祥和气象。
焦竑的这种观点，在晚明不乏同调。如刘尚信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科状元杨守勤的文集作序，开篇即指出：
尝谓明兴文章莫盛于馆阁，自潜溪、括苍、东里导源，长沙辟户，其丝纶选暇，添火为章，亦既纸贵鸡林，舣传凤阁矣。隆、万以来，代兴之权，似属旁落，少年凌厉，高视坛坫。遂远祧法匠，而近宗末师，风向所趋，气格顿尽。彼如春红斗嫣，秋潦狂溢，亦奚裨于用而垂不朽？为读是集，而窃幸笙簧金玉之章，芽茁浑灏之气，尚留人间也。(45)
刘尚信的这段评论，可视为馆阁文学对复古运动的反击。时至晚明，复古运动特别是其末流招致了不少批评。公安派等主要是从缺乏新意的角度对复古运动发起攻击，而馆阁文人也加入攻击的行列，只是其出发点是说七子之文无“裨于用”，无助于点缀升平。馆阁文人对诗文寄予了更多功利性的期待，他们认为，诗文理当有助于国家的升平祥和，尤其是文章，更应发挥这种功能。
在焦竑的文学思想中，提倡抒写性灵是对馆阁传统的疏离，而标举“治世之音”则是对馆阁传统的继承。这两个方面在焦竑思想中同时存在，但并非同等重要。前者显示出焦竑的民间化倾向，表明中晚明文风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明显据于主导地位。后者说明焦竑这些有着馆阁背景的文人积习犹存，仍对馆阁文风心存依恋。只是，这种依恋不过是一种惯性的表现，已没有多少力度，也未产生多少影响，明显据于次要地位。刘尚信“窃幸笙簧金玉之章，芽茁浑灏之气，尚留人间”，正表明馆阁文风确已衰微不振。就连焦竑自己的文章，也与典雅流丽的馆阁文风殊途。
由此我们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明代馆阁文的兴衰演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黄少詹辉》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三杨”和李东阳为代表，是台阁文的极盛期，而末流蔓衍，渐生流弊，“人目为翰林体”；第二个阶段，“词林”受王、李文风影响，“天下皆诮翰林无文”，是台阁文的衰微期，始于康海转向；第三个阶段，以黄辉入馆、渐复“古学”为标志(46)。康海之前可大体视为“国初馆阁体”时期，而康海之后则是“词林”受王、李文风影响的时期，即第二个阶段；隆万以降为第三个阶段，正是焦竑向李贽认同的时期。
郭正域《苍霞草序》的意见与钱谦益的说法大体吻合：
宋时文章之士，尽在馆阁，彼诸曹大夫，无问巨细皆应其选，故琬琰之士，尽罗词林。明兴二百年来，士成进士即选中秘，遂与诸曹大夫
若两涂，而所为诗若文者，亦若两涂。国初馆阁体大半模拟宋人，期乎明白条畅而已。世之拟古文者，遂不胜其凌厉谇语，大略用汉人、唐人以胜宋人，合诸缙绅暨诸草泽以胜词林。词林夺于其气，不无少谢。行之数十年，而所为汉唐人语者转相仿效，向之臭味皆成食余，糟粕易尽，神理无有矣。先是讪笑宋人，且浸淫而阴用之，霜降水落，兴尽悲来，涂抹可厌，必反真常，自然之理也。(47)
所谓“国初馆阁体”，即“三杨”和李东阳等人的作品；所谓“用汉人、唐人以胜宋人”，指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馆阁文风的影响力趋于衰微。前后七子力倡秦汉古文，其动力之一是作为郎署官员的强烈的身份意识。王图《槐野先生存笥稿序》说：“盖尝考览国初时台阁文体，类尚明析畅达，而其为诗亦冲夷俊美，颇借途宋人。而士大夫不在馆阁及布衣之雄，率乞灵秦汉人口吻，与词林争胜。”(48)前后七子以郎署官员(诸缙绅)为主体，以布衣、山人(诸草泽)为羽翼，崛起于弘、正、嘉、隆间，成为台阁派的强劲对手。前后七子当令的时期，馆阁文人的处境颇有些尴尬。
顾起元《苍霞草序》曾以叶向高为台阁文第三阶段的代表作家，称道叶向高的文章声誉之隆足与“琅玡、新都”(王世贞、汪道昆)相提并论，为“馆阁”赢得了体面，但从“文章卓然与两汉同风”(49)的表述来看，依然是七子文风影响下的产物。与叶向高情形相仿的是李维桢，钱谦益《初学集》卷三六《李本宁先生七十叙》一方面说他“有功于馆阁甚大”(50)，另一方面又说他继“王、李之统”，实隐含讽刺的意味。晚明孙承宗也曾受到人们的关注。清初佟国器《高阳孙太傅文集序》说：“余每评论一代馆阁诸公，政治文章媲美者，如李长沙(李东阳)外，指不多屈。而太傅公以宰辅兼本兵，进参机务，出镇榆关。其治忽机宜，上必亲为咨问，战守筹画，国所待为安危，有历代近臣所不敢望者。夫昔贤以雍容典硕之词发抒治平景象，而太傅公决策纶扉，定计密勿，帅师边境，当戎马倥偬之时，论思敷奏，立言有体如此。大都以严气正性抒忠谠笃切之言，故字字沉雄坚定，宜其焜耀千秋，昭著日月，为馆阁第一流之文，亦筹边之胜略也。”(51)孙承宗出将入相，在晚明的政坛格局中举足轻重。他的文章，“或口代天言，或经筵启迪，谠言议礼，横笔谈兵，山川人物之纪载，开治论道之訏谟，露布师中，传劄塞上，指陈利害，入告嘉谋，剖析名理之精微，考撰古今之典实”(52)，与其政治家的事业息息相关。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孙承宗无意以文章传世，其文章在当世文坛的影响也远未达到杨士奇、李东阳那种“领袖缙绅”的程度。
鉴于以上所讨论的情况，比较而言，钱谦益以黄辉为台阁文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大体是合理的。需要考察的是黄辉影响文坛的程度。我们注意到，台阁作家在第二阶段已丧失了明确的身份意识，其文风受前后七子影响，其作品因而丧失了其传统风格特征，而在黄辉所处的第三阶段，台阁作家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身份意识，但无论是叶向高，还是孙承宗，虽身为“宰臣”，但都未能“以文章领袖缙绅”。而馆阁文人黄辉，尽管有心力挽狂澜，却无力造成巨大的声势，钱谦益所谓“古学之复，渐有端倪”，正说明其成效相当有限。我们看到的文坛现实是：李贽具有支配性的影响。焦竑以状元身份而认同于李贽，既是状元文风民间化的一个标志，也是台阁体趋于末路的一个标志。《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五《李温陵集》提要说：“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53)撇开其贬抑语调，所说正是历史的事实：民间文人李贽风靡一时。从状元文风看台阁体的兴衰演变，在焦竑这里打上句号，这是历史与逻辑的巧合，还是真有某种必然性？
注释：
①《青箱杂记》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77页。
③宋濂《翰苑续集》卷四《〈蒋录事诗集〉后序》，《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42页。
④杨士奇《圣谕录·中》，《东里集》别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34—235页。
⑥黄佐《翰林记》卷一四《试录程式文字》，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册，第172页。
⑦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第1554页。
⑧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二七《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君墓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陈田《明诗纪事》丙签卷一，《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1》，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13册，第367页。
⑩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8—1759页。
(1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1493页。
(12)陈田《明诗纪事》丙签卷三，《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1》，第13册，第394页。
(13)《明史》卷一八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册，第4824—4825页。
(14)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六六《孙清简公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黄佐《翰林记》卷一九《文体三变》，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第1册，第276—277页。
(16)康海《康对山先生集》卷二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17)康海《康对山先生集》卷二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35册，第313页。
(18)(19)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黄宗羲编《明文海》卷四三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见金宁芬《康海研究》附录，崇文书局2004年版，第359页。
(21)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卷五，第235页。
(22)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7页。
(23)康海《康对山先生集》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35册，第225页。
(24)王锡爵《袁文荣公文集序》，引自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三○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册，第1701—1702页。
(27)参见李维桢《宗伯集序》(《宗伯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本)：“明兴，罢丞相，置内阁，简文学臣侍从备顾问，论道沃心于广厦细旃之上，向后委寄益隆，秩位益尊，于是内阁无相名，有相实，而沿袭迄今，拜相率由翰苑，几成天子私人矣。往余承乏史局，万安朱司空先生尝教之曰：翰苑所贵在经济，不在诗文，犹武臣所贵在谋勇，不在骑射。”朱司空的立论是以政治家的立场为出发点的。
(28)杨士奇《圣谕录·中》，《东里集》别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杨士奇《颐庵文选序》，见胡俨《颐庵文选》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关于台阁派的古文统系，章太炎另有说法，他以为：“权德舆年辈高于昌黎，文亦不恶，惟少林下风度耳，明台阁体即自此出。”(章太炎《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3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第1484页。
(31)(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第1484页。
(33)王世懋《对山先生集序》，见康海《康对山先生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68页。
(34)潘恩《皇明文选序》，见张时彻《皇明文范》卷二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94页。
(35)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8—389页。
(36)焦竑《澹园集》卷一二《答耿师》，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2页。
(37)李贽《续焚书》卷二《寿焦太史尊翁后渠公八秩华诞序》，《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336页。
(38)焦竑《澹园集》卷三七，第588页。
(39)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六《黄叔度二诬辩》，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40)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08—509页。
(41)焦竑《澹园集》卷一二，第92页。
(42)见焦竑《澹园集》续集附编二，第1213页。
(43)见焦竑《澹园集》续集附编二，第1219页。
(44)焦竑《澹园集》卷一六，第168页。
(45)刘尚信《〈宁澹斋文集〉序》，杨守勤《宁澹斋全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4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621页。
(47)郭正域《苍霞草序》，见叶向高《苍霞草》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48)王图《槐野先生存笥稿序》，见王维桢《槐野存笥稿》卷首，万历三十四年版渭南王氏刊本。
(49)顾起元《苍霞草序》，见叶向高《苍霞草》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第7页。
(50)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六《李本宁先生七十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6页。
(51)佟国器《高阳孙太傅文集序》，孙承宗《高阳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4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52)佟国器《高阳孙太傅文集序》，孙承宗《高阳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4册，第4—5页。
(5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第1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