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救亡”与“启蒙”关系探赜
□王勤瑶
（天津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200）
［摘 要］ “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断重提的一个话题，是实现思想创新的重要节点。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思想领域的讨论日渐活跃，各种社会思潮的喷井促使了知识分子对以往启蒙进程的反思。如何在新时代开辟出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新路径，则成为目前中国学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自1986年李泽厚首次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以来，学术界关于“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讨论就未曾平息，相继产生了“救亡唤起启蒙”说、“救亡与启蒙交织互动”说、“救亡与启蒙非二元对立”说等主要观点。因而，考察“救亡”与“启蒙”的相互关系，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思考百年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关照当今社会启蒙的发展，对完成启蒙未完成的使命意义深远。
［关键词］ 救亡；启蒙；马克思主义
学术界对“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讨论，源于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观点的提出。1986年，李泽厚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阐明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启蒙和救亡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提出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以后，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政治救亡压倒了思想启蒙的观点。学术界对于李泽厚所阐述的观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其所宣扬的“救亡压倒启蒙”观点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热潮，支持此观点的学者以此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来反思中国历史，思考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而反对的学者也从自身研究所长阐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救亡与启蒙的相互关系。总体看来，对“救亡与启蒙”关系的探讨主要形成了“救亡压倒启蒙”说、“救亡唤起启蒙”说、“救亡与启蒙交织互动”说、“救亡与启蒙非二元对立”说等学说，在研究的学科范围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对于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启蒙对当代中国复兴之路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指导意义。
一、“救亡”与“启蒙”关系的提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观点最初是由胡适提出的，在其《“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一文中就有类似的观点。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主张学术救国的胡适本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然而随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转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原本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逐渐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新文化运动）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在胡适看来，1919年那场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p193)。虽然胡适没有明确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口号，但从其论述中可看到其与“救亡压倒启蒙”非常类似的主张，即认为在当时民族危亡、政治腐败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要求之下，思想启蒙的初衷退场，政治救亡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倡导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被迫中断。
老街巷名称作为旅游城市语言景观的一个组部分，以它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吸引着外来游客，所以它的清楚标注不仅关系到游客感官上的体验而且关乎他们的心理情绪，更关系到游客口耳相传的对旅游城市的认可程度。因而，老街巷名称的设置除考虑易看易识外，还要注意标注的艺术性，在设计时融入文化和艺术创意，使之真正成为吸引游客的“景观语言”。
另一位较早提出救亡与启蒙观点的学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舒衡哲。1979—1980年，舒衡哲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她访问了冯友兰、张申府等当时仍在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青年学生们，并影响她创作了《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舒衡哲认为，在面对白色恐怖和抗战危机时，知识分子既敢于直面来自思想方面的阻碍坚持启蒙，同时并未放弃对政治改革和革命的疑虑。在救亡的过程中，中国的启蒙者不断地团结起来，相互激励，决不因救亡而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启蒙伴随着革命而发展，但从未与之相混同。长期以来这种借救国之名对启蒙的攻击，反倒加强了知识分子与启蒙的联系。从最近的历史看，五四精神的批判者和捍卫者都不能不承认：中国之文化觉醒的命运，同知识分子的命运密不可分[2](p349)。在政治斗争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的启蒙活动并未被救亡压倒，救亡运动也未因知识分子的启蒙坚持而削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也将成为历史演变的总体模式。
关于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论述，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观点。李泽厚认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作为一种“运动”而兴起，使民主启蒙的思想获得广泛地注意和传播，为唤起民众的觉悟，使其自觉地为争取民主做出了贡献。而中国文化所固有的关怀国事民疾的社会政治意识，促使了新文化运动与批判旧传统的政治运动交相呼应，使得这一时期的启蒙与救亡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以后，思想启蒙的初衷被全面压倒，政治救亡成了时代的新主题。对于当前“人道主义”“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重提，李泽厚则提出了要对传统做出某种转换性的创造，即在社会体制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个层面做出转换的创造。
其实，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存在一个基本设定，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宣扬西方民主启蒙思想为中心的启蒙运动。然而，从西方启蒙运动的角度来看，最终以实现政治进步国家富强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显然缺少一种分析的精神，传统士大夫观念影响下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激情多于理性。因此，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以理性批判为主的西方启蒙运动，它独具中国特色，是以启发民智为主的广义上的启蒙运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
二、“救亡”与“启蒙”关系的探讨
（一）救亡唤起启蒙
1988年金冲及率先提出了“救亡唤起启蒙”，以此质疑和批判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金冲及认为，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整个民族必须首先关注生存问题，而救亡的实现则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3](p5)。由此可见，救亡与启蒙并不是对立的事物，正是救亡的迫切要求才促使了民主启蒙运动在中国广泛、强烈地开展起来。金冲及对李泽厚的回应和“救亡唤起启蒙”的新观点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和当今的学者研究“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从思想动因上重新解释了革命运动的爆发与开展，凸显了近现代历史上启蒙运动的中国特色及时代背景。
2011年4月，北京市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孤儿教育保障制度。《意见》指出，“对目前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或低收入范围的学龄前孤儿，到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给予财政补贴。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孤儿寄宿生全面纳入生活补助范围。在本市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就读的孤儿，免收学费、住宿费、服务性费用；孤儿成年后仍在校就读的，继续享有相应政策。具备条件的残疾孤儿，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不适合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孤儿，安排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不能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残疾孤儿，鼓励并扶持儿童福利机构设立特殊教育班或特殊教育学校，为其提供特殊教育。”
与金冲及的观点相似，庞虎也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从事启蒙活动的领导者身份属性进行考察，提出多数思想启蒙的倡导者同时也是呼吁民众参与救亡运动的领导者。国家危亡的现实状况促使了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始终以民族独立为其根本目的，救亡也因此成为激发一切思想启蒙运动的中心环节，并决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发展趋向。因而，从这一方面来看，“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救亡引发了启蒙，催化了启蒙”[4](p35)。此外，庞虎还强调了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的中国化体现和追求，这就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开展思想启蒙做了准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中的先进分子逐渐确立了民族自信和以民众为中心的启蒙价值理念。
相对于金冲及、庞虎对“救亡唤起启蒙”的直观表述，丁守和和袁伟时在认可“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是为了救亡”观点的同时，也表达对“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理解。丁守和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原本意义上的主张个性解放的启蒙运动受到了挤压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因而从这一方面看来，“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也有其一定的道理[5](p12)。袁伟时在肯定“救亡呼唤启蒙”观点的同时，也针对“压倒”之说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压倒启蒙的不是救亡，而是没有深刻理解现代文化，民粹主义的平等观念压倒了自由观念，选择了错误的救亡道路”[6](p79)。
自“救亡压倒启蒙”之说提出以后，学术界对此的讨论众说纷纭，既有支持“压倒”之说，又有提出“救亡唤起启蒙”“救亡与启蒙交织互动”的观点。而在多数学者急于表态阐释自己理解时，部分学者对“救亡”和“启蒙”的内涵、五四运动的定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争论双方各有依据，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理解主要源于对两者概念的解释不同。因而，鉴于“救亡”和“启蒙”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研究领域的概念演变，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压倒或唤起之说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片面的[14](p7)。
岑思通过考察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及其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转向的这一历史阶段，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运动发生的出发点、目的以及时间点等之间的关联，总结出救亡与启蒙互促共进的历史逻辑和运动规律[8](p7)。而同样通过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来探究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还有张丽萍和李建权等学者[9](p56)。两人分别从亡国灭种的危机和“开民智”的角度，强调了救亡之于启蒙的深化作用，以及民众个人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对救亡的促进和引导，从而得出了在近代中国，“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促进救亡，两者密不可分”[10](p78)的历史总结。
（二）救亡与启蒙交织互动
同样通过分析“启蒙”和“救亡”的概念来批判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学者还有邓野、李良玉等。邓野首先分析了李泽厚对“启蒙”和“救亡”认识，认为如果把这两个概念归属于不同的范畴领域的话，那么李泽厚关于“救亡”是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一观点有其理论上的正确性。但从历史事实和分析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思维方式来看，五四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并未在主观上把两者区分开来，他们提出启蒙的要求就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政权改革，呼唤救亡也是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标，因而，思想启蒙与现实政治需求交缠的现象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史的主要特征[16](p118)。因而，不能简单地定论是“救亡压倒启蒙”或“救亡唤起启蒙”。作为历史演变中的两个因素，两者并不具备二元对立的特征。而李良玉则将启蒙的内涵在历史事件中放大，将“救亡”与“启蒙”的概念具体化，认为启蒙的范畴包含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切由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中国的思想、主张、理论、社会思潮，以及由于新潮流的涌入而酝酿形成促使先进分子领导的文化改革；救亡则指代由于外族入侵而造成了民族生存危机状态下的历史任务，是指反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不能用‘救亡’普遍套用近现代史的所有政治斗争和革命。基于对“启蒙”和“救亡”内涵概念重新地界定，李良玉提出了“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是启蒙的逻辑发展，是它的必然趋势”[17](p94)的观点。
观察组患儿给予孟鲁司特联合阿奇霉素：阿奇霉素的运用方法与对照组患儿一致，对患儿给予孟鲁司特（生产厂商即为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即为国药准字J20130047，规格即为10 mg×5片/盒），年龄小于6周岁的患儿服用剂量单次4 mg，年龄大于6周岁的患儿服用剂量单次5 mg，每日2次，在早间与晚间加以服用，持续实施3周的治疗。
国内情况：上周，国内各地区尿素价格周环比涨跌互现。其中上海、福建、湖北、广东、云南、陕西、新疆7省区市尿素批发和零售价格分别上涨1-94元/吨；北京、河北、山西、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海南8省区市尿素批发和零售价格分别下跌9-100元/吨，其余地区价格持稳。
为了检验所提出算法的有效性,本工作以人口预测问题作为实证分析,样本选取1990—2005年的中国人口数据,建立人口数量对时间的回归模型,运用非参数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最后以2006—2010年的数据检验模型,并将结果与局部线性回归进行对比分析.
推动环境损害修复机制建设。强化检察机关与法院、生态环境职能部门的协作，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推动受损环境得到有效修复。针对环境损害赔偿金的管理问题，探索推动建立由政府牵头、相关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公益损害赔偿基金管理制度。□
刘晓辰在肯定救亡与启蒙交织互动的关系同时，对学术界具有争议性的“中国现在是否需要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之课”之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考察中国启蒙运动四个阶段的发展轨迹，刘晓辰认为，不同于西方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束缚，推崇理性批判为主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在中国有其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并不完全是西方的舶来之物，而是有着自己的传统。其二，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历次启蒙运动虽然受到西方巨大的影响，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早期启蒙思想的理念，但中国先进的思想家们只是基于本国国情的需要，仅仅偏重于“民主”和“科学”问题。其三，中国的启蒙运动基本都与“救亡”紧密联系，并不像西方资产阶级早期启蒙运动那样有过纯粹“思想运动”的经历[11](p30)。基于此，刘晓辰在强调救亡与启蒙交织互动的同时，回应了启蒙运动的中国传统和特色。
对于“启蒙”和“救亡”的概念，高玉就有不一样的思考。他认为，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来看，概念会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而发生改变。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启蒙思想也就随着具体的社会改革而转变。诸如从反封建专制思想到反现代专制地转变、自由权利要求的细化、“民族的自觉与自信”理念的增加等。而救亡实则也可划分为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内容，“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可以具体化为思想与实践的交错互动。但这样的解释又陷入了将“启蒙”与“救亡”简单机械化的困局，未能看到同一事物的两种面相。事实上，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救亡的两个层面，即思想启蒙与政治实践始终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李泽厚的问题在于把“启蒙”与“救亡”看作是简单的二元对立问题，没有认识到两者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自身内涵的变迁，是人为地虚构出启蒙与救亡的矛盾与冲突，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事实[15](p24)。
通过分析学者关于“救亡与启蒙交织互动”的论点阐述，可以看出部分学者更注重把“启蒙”看作一个不断延续发展着的动态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演变离不开政治救亡的根本目的，也充分阐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的爱国情怀和中国特色。同时，学者们也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性质进行分析，考察了不同启蒙理念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启蒙心态和思维的历史惯性，生动地展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等多种启蒙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体现了作为一种以救国和立人为目标的启蒙方式，与作为一种根据时局不断演变的思想路径之间的有机结合。
（三）“救亡”与“启蒙”非二元对立
从上述四位学者的研究观点及内容来看，相对于李泽厚简单直观的“救亡压倒启蒙”之说的表达，后期的学者更注重从历史的纵深处去审视“救亡”与“启蒙”的历史关系，同时对历史的多重面相也更抱着一种理解的态度和研究视角。一方面，区别了西方自由主义启蒙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启蒙理念之间的根本属性，以及这两种理念与所处救亡背景的相互关联；另一方面，总结了“启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演变，以及启蒙思想理念“中国化”特色的不断凸显。
获得正中矢状切面的判断标准：透明隔腔，胼胝体，第四脑室，小脑蚓部，小脑幕，后颅窝池6个中线重要结构中获得大于等于三个，即认为为获得正中矢状切面。正中矢状切面上重要结构显示的标准：透明隔腔显示为不规则无回声区；胝体显示为紧贴透明隔腔上方的均匀低回声带；小脑蚓部显示为桔子瓣样的稍高回声，甚至可以观察到原裂和次裂；第四脑室显示为尖端指向小脑蚓部的三角形无回声区；小脑幕显示为小脑蚓部后方略上方的条状高回声；颅后窝池显示为小脑蚓部后方与枕骨之间的无回声区。
文学作品一直以来都被看作启蒙的主要渠道，肩负着启蒙的使命。因而，针对“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观点，严家炎从文学创作的视角回应了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即使是在抗战期间，文学的启蒙仍未被压倒。在抗战时期诞生的许多文学作品就肩负着解放人民思想，启发民众坚决反对外强侵略的任务。例如田间的短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中警醒人民不做亡国奴的启示，又如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对村民封建、愚昧和冷酷的批判。此外，吴组缃的短篇《铁闷子》、孙犁的《荷花淀》中对那些勇于摆脱旧思想英勇投入作战的普通群众的描述，都显示出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伟大的全民抗战需要启蒙的，而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群众又能自觉地投入抗战，二者在抗战文学中是能够统一的[12](p229-230)。陈明远也从中国文人的立场出发还原真正的历史，认为即使在抗战时期，中国进步的文化人也没有中断“启蒙”，而是以更强的力度推进了“启蒙”。民主文艺作品在大后方繁荣昌盛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救亡”不仅没有“压倒启蒙”，正相反地，“救亡（不做亡国奴）保护了启蒙”“启蒙（不做愚民）促进了救亡”。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没有什么“谁压倒谁”的根本冲突。历史的事实证明了，在五四以来的抗战历史中，不是“革命压倒启蒙”，而是法西斯思想专制扼住了启蒙的咽喉乃至生命[13](p322-323)。
不同于李泽厚、金冲及等学者的明确表态，部分学者则保持中和的态度，一方面对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持保留地批判，另一方面对“救亡唤起启蒙”之说又进一步地深化，阐明了“救亡”与“启蒙”之间积极互动的历史局面。由郑惠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导读》中，对“为什么说‘救亡压倒启蒙’，即马克思主义传播‘压倒’民主思想启蒙运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之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性质。文中指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优秀青年转向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但这绝不是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批判的停顿，而是这一思想批判的继续和深化。究其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在历史上既有其进步性，也有其剥削阶级的局限性、虚伪性和反动性。因而，只有消灭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差别，即消灭了阶级，人和人之间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平等了，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平等。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质上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更高水平上的继续，使民主平等观逐步得以真正地实现。总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是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更进一步、更彻底的发展。五四时期的历史，绝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引起启蒙、启蒙推动救亡”。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7](p69-71)。
不同于多数学者仅从学理上讨论“启蒙”和“救亡”的概念来分析两者间的关系，王元化则另辟蹊径，从内因论上重新定义五四运动，对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之说进行了修订，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被中断，究其原因在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部分西方自由主义启蒙理念的倡导者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由于部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指导理论的不理解，以及理论研究的未深入，而误将五四启蒙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个人自我意识觉醒和人权自由等理念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敌对观点，因而在其传播新思想的过程中彻底摒弃了原有的启蒙观念，从而导致了五四启蒙运动的彻底中断[18](p28)。
除了上述观点之外，汪晖则认为启蒙与救亡两者并不是平等的对立物，而这正是“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最大弊端。他指出，从思想史的层面来看，历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观念深刻影响和觉醒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方向，但不能忽视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思想始终是以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而存在。“而且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于是‘人’的启蒙问题才应运而生。因此从基本的方面说，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它无力构成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19](p38)。与汪晖的观点颇为相似的学者林毓生和吴明亮也认为，思想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作为解决振兴腐败落后的中国，建构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的工具而出场的[20](p45)。“救亡”与“启蒙”在一定层面上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根源于在救亡图存则成为首要任务的时局之下，启蒙实际上是作为救亡的思想武器而出场，无论是建设抑或是对传统的破坏，打着深深的救亡烙印的启蒙具有明确的目的性[21](p113)。
三、“救亡”与“启蒙”关系的研究趋向
通过考察部分学者对“救亡”与“启蒙”概念的探究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概念，“启蒙”的概念常常被重新修订也难以在学术界达成一致。究其原因在于，“启蒙”在不同语境下具有多重面相，它既是哲学层面的术语，也是历史的产物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路径。因而在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之时，有必要首先明确在不同语境下，“启蒙”和“救亡”的具体内涵，从而确保学术间的探讨能在一个基本规范的认知领域进行，避免因不同研究领域对同一概念的使用而造成不必要的误伤。同时，部分学者对两者概念的考察也展现了观念的演变对于整体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表明了历史的鲜活和概念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纵观学术界关于救亡与启蒙相互关系的论述，可以发现学者们的主要分歧点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救亡与启蒙之间交错的复杂关系上，“救亡压倒启蒙”说、“救亡唤起启蒙”说、“救亡与启蒙交织互动”说、“救亡与启蒙非二元对立”说等学说各有论据，虽然相互碰撞但也有融合之处，归根到底源于对启蒙和救亡定义内涵的理解不一致，对于五四以后时期中国百年历史复杂关系的把握不一致。因而，有必要重新思考救亡与启蒙的相互关系，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思考百年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关照当今社会启蒙的发展，对完成启蒙未完成的使命意义深远。
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思想领域重新回归到自由讨论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喷井促使了知识分子对以往启蒙进程的反思。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历史延续之下的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其重心也随着新一代启蒙者身份的变化而发生转移，由诉诸政治变革转变为追求文化的现代化。其脱离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启蒙话语与主流马克思主义启蒙话语交相呼应，共同营造了思想领域的兼容并包。
鉴于此，当前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不断把启蒙运动的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事业推向前进则成了新时代的主题。事实上，启蒙问题自提出之日起，学术界对启蒙的高扬抑或反思便构成思想谱系的“双调”。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有些论述，其关键点就在于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价值。因而，有必要回归历史，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启蒙理念由西方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探究作为一种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启蒙价值。此外，当今中国正处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新征程中，因而，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直面启蒙、反思启蒙，明辨启蒙的张力和界限，展现启蒙的面相和力量，进而回答启蒙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究竟有何意义，是目前中国学者不可不直面的重大时代课题。
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位，更多地是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而或多或少忽视了这一理论诞生之初所蕴含的“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启蒙价值。因而，考察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定位，有助于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启蒙思想资源，从启蒙思想史的视角提炼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启蒙”的内涵演变，以及明确其在新时代的历史任务。因此，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趋势和重点而言，围绕“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的关联”这一问题，可以着重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即一方面，加强“马克思对启蒙思潮的继承和创造性转换”研究。这一研究的重点在于探析马克思如何在变化了的时代开辟出反思启蒙的新路径，从而构建一种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启蒙范式，这对于推进中国未来的思想延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深入“启蒙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思想和现实意义”研究。这一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分析马克思对启蒙思想的继承和超越，进而在比较研究中探求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启蒙基因，及其对当代中国复兴之路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葛懋春，李兴芝.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2][美]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M].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3]金冲及.救亡唤起启蒙：对戊戌维新的一点思考[N].人民日报，1988-12-05.
[4]庞虎.救亡语境下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话语论析：以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为中心[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5]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J].历史研究，1989（3）.
[6]李怀宇.访问时代[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7]郑惠.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导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8]岑思.启蒙与救亡：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一些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2）.
[9]张丽萍.略论近代中国的“启蒙”与“救亡”[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10]李建权.简论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交织：“开民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7（2）.
[11]刘晓辰.启蒙·救亡·社会主义[J].中共党史研究，1991（4）.
[12]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13]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14]汤一介.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15]高玉.“启蒙”与“救亡”[J].山东社会科学，2009（6）.
[16]邓野.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J].历史研究，1989（1）.
[17]李良玉.启蒙、救亡与革命时代的终结：再论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J].南通师院学报，2002（2）.
[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活叶文库合订本：第2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9]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J].文学评论，1989（3）.
[20]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1]吴明亮.救亡与启蒙：近代以来的历史张力[J].科学大众，2010（5）.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5.002
［中图分类号］ C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5-0012-06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纲要》课教学中的‘救亡与启蒙’问题研究”（TJSZZX17-007）；天津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源’与‘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启蒙与‘中国梦’的构筑”（2017SK115）。
作者简介： 王勤瑶（1990—），女，山西运城人，法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梅瑞祥
标签：救亡论文; 启蒙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