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主导还是方法主导？——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人文地理学论文,主导论文,我国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3-03-05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5-0019-05
1 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政策和方法(技术)导向
众所周知，我国已经是一个SCI论文生产大国，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与SCI论文数量相比，我国SSCI论文数量就相形见绌了。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政策导向太强，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社会科学一员的人文地理学，也存在很明显的类似问题，即政策导向非常明显，关注现实①，较少关注理论问题。E.谢泼德和T.J.巴恩斯在《经济地理学指南》中文版序[1]中认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主要是咨询性的工作②，尽管这种工作也很有挑战性，但与北美和西欧的那种批判现实的人文地理学很不同。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以及偏见、语言障碍等，我们的旗帜性刊物《地理学报》(包括1991年开始出版的英文版)上发表的论文被SSCI期刊引用的数量太少了，完全由外国学者引用的只有不足百次[2]。尽管我国已经先后出版了几本介绍新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英文论著[3-5]，但西方同行对我国的地理学研究仍然所知有限，如《地理学思想史》对中国地理学的介绍便过分简单，而与实际状况相去甚远，英文第4版的作者G.J.马丁在地理学家索引中竟然把该书中文译者李旭旦误为“杨吾扬”[6]749。
从主流中文地理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来看，注重数学方法的论文普遍增长，乃至一些研究生在私下里议论，论文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就很难在“三地”(指《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上发表。一些有资历的学术同行也有类似感慨[7]117。这表明，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方法(技术)导向。尽管学科的数学基础仍然是我们学科有待加强的一个方面，但对学科技术和工具的过分重视可能会导致对问题的忽视，可能会阻碍我们走向国际学术界。笔者曾论证我国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和方法多样化的必要性[8]，但只有这些多样的方法被用来解决学科的理论问题或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这种多样化才是我们所欲的，才能成为科学进步的表征。如果方法的多样仅仅是为了方法而方法，至多只表明我们知道或掌握了那些方法和方法论，而且这还可能使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误入歧途。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选择复杂的方法而在于是否选择适当的方法[9]③。
那么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政策导向和方法导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政策导向的原因
2.1 经世致用思想的熏染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治学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在解决生计问题之前还显得必要。但是在解决了生计问题，尤其是经济逐渐崛起之后，对经世致用的强调则给基础理论研究、哲学、艺术等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各种场合时常听到学人这样的议论，某某研究没有用，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甚至写论文有什么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过分重视经世致用、实用主义的结果。早在1911年，王国维就在“《国学丛刊》序”中对此提出批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而未尝知学者也。”由于过去学术对致用的过分强调，就形成了陈寅恪所谓的“惟重实用，不究虚理”[10]9-10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深入。
2.2 缺乏研究传统
近代人文地理学是由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引入的。1935年出版的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是流行的人文地理教材和重要读物之一，我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地理学报》和同期欧美的Annals AAG、Transactions IBG等学术刊物，无论是主题、方法还是论文写法甚至论文长度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反观现在，差别要大多了。因为“反右”和“文革”，好不容易刚刚起步的研究传统又被打断了，其间曾经留学欧美的人文地理学者大都受到了程度不等的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由于时间比较短，研究积累不够，最初大学对研究不重视，未能基于研究进展来进行研究生教学工作，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研究的冲击，因而还未形成科学研究的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对西方的学习倒是没有中断但因中外分割而明显知识贡献不足[11]，但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国人向欧美学习是带着极端功利的目的，故未能进入欧美文化的核心，与此同时又把自己的传统给丢掉了，所以两边都靠不上岸[12]。
2.3 批判性思维没有市场
我国是一个崇尚权威的国度，缺少批评，即使是建设性的批评也要转弯抹角地表达。而且学术出版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社会成员尤其是学者的某些重要思考和研究成果无法面世，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科学学术水平的提高。此外，不少学者也缺乏进行专业讨论应有的态度和雅量，看看科学网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上的问题争论，就可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学术资源主要为各级政府机构所控制，大学社会捐助少、独立性明显不足。在这种体制格局下，学术研究的最佳策略不是进行西方式批判现实的学理研究，而是解释或论证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只有这样才容易获得有关的政府资助。因而，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公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就无法言明并进行充分讨论，政策制定和调整的学理依据显得不足，无法做到游刃有余。
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和思想的交锋，学术批评难以展开，学术进步步履艰难。因为科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没有批判，学术的进步便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地理学术的发展也是这样，国内地理学术进步缓慢，原因固然很多，学者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影响，不愿得罪人，绝少公开批评他人的著作，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13]103。2012年7月2日饶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们亟需正常的学术批评”④，呼吁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正是基于对普遍缺乏学术批评给我国科学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立论的。如果我国学术真要想走向世界并为公共政策决策提供充分的学理依据，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行思想的交锋，放宽学术出版口径。大一统思维是不利于学术创新的，学术创新要靠“百花齐放”。
3 方法(技术)导向的原因
众所周知，学术创新主要有三条途径：理论、方法和内容。就方法而言，我们流行的只是把欧美已有的方法搬过来，用到中国的现实中来，最多只是为验证这些方法的有效性提供新的案例。尽管这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甚至是重要的工作，但并不能算是最高层的创新性研究工作，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对欧美的研究方法亦步亦趋而已，甚至忽略本土背景，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乃至实证变成所谓的“虚证”[14]。能够对欧美人提出的方法作出改进或具体化的研究则比较少见。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为什么表现出明显的技术方法导向呢？这可能与我国学术界理工科思维的主导、对工具理性的推崇、计算机软件的进步和普及以及理论和论题创新的困难等因素有关。
3.1 理工科思维的主导
20世纪80年代，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这是我国理工科思维的集中反映之一。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理工科是有用的，文科(广义的)没有用。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重理工轻文的观念变化不大。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国人已经开始谈论普世文明、文化自觉、话语权和软实力了。前些年，国家已经把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到国家崛起的一个发展战略的高度，但雷声大，雨点小。最主要的原因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社会科学主要是解释政府政策。这种意识形态导向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导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社会科学发展面临比自然科学要大得多的掣肘因素。这种理工科思维还与我们对现代化的简单理解和对工具理性的推崇有关。
3.2 对现代化的简单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在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存在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简单化倾向，在实践和多数研究工作中，更多地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物质领域的现代化，如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大广场、大马路等，甚至将基于这种现代化的改革和发展化为新的意识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科技对文化的否定、经济对社会的损害和现代生活对环境的破坏，等等。根据沈映芳的研究，对我国的现代化，需从“社会过程”、“理论路径”和“价值理想”三个维度去认识其意义[15]6。
3.3 对工具理性的推崇
工具理性是指为了实现任何给定的目的而对最适当手段的合理选择[16]84。工具理性只是理性的一种形式，另一种理性形式是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目的、价值、理想等全是非理性的，我们只能用爱好来决定到底要接受什么价值和目的。欧克夏(Michael Oakeshott)把人类知识分成技术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17]153-154。前者易于编码化甚至公式化，后者是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难以编码化。现代人的知识观只把前一种知识视为知识，而不把后一种知识视为知识。这种知识观可称为“技术至上论”。欧克夏认为任何人类活动都需要应用知识，而任何应用知识的活动必然同时会应用到技术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在地理学中，对技术性知识的重视最明显地表现在计量革命以来对数学模型的重视。在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不采用数学模型的论文很少，甚至属于历史—诠释科学[18]⑤的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论文也不得不采用数学模型。这明显反映了作者受到学界对工具理性的滥用的压力，这种基于对数学的推崇而带来的自负可能是致命的[19]⑥。正是由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偏颇，才使我们对欧美精彩纷呈的人文地理学比较隔膜，离人文地理学强国还有不小的距离。
3.4 计算机软件的普及以及“3S”技术发展
计算机软件的进步和普及，以及“3S”技术的发展使隶属于经验—分析科学的实证主义地理学在我国大行其道，尤以空间科学传统为甚。而隶属于历史—诠释科学和批判科学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受到强烈排斥，几无生存空间。当然，由于我们现代地理学起步晚，还处在奋起直追阶段，空间科学传统的研究是需要的，但这不是地理研究的惟一形态。在流行的SPSS等统计分析软件出来之前，地理学者需要学会计算机高级编程语言，才能使用计量方法和数学模型。那时，由于RS图像的高价位和处理软件的功能不足，要获得较大空间范围的动态数据进行对比研究，极为困难，需要充足的经费和专业人员的支撑。如今，由于计算机技术和“3S”技术的不断成熟，使得过去显得高不可攀的地理研究容易得多，研究生甚至本科生也能学会有关的分析和处理方法，应用较复杂的数学方法。与提出新的理论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相比，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常规研究则要容易得多。
4 我国人文地理学理想图景的核心：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
国内最初论及学科理想图景的是法学界的邓正来，他于200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引发了一场声势不小的关于中国法学理想图景的探讨，有关讨论和批评也已结集出版[20]。这一学术对话和批评可能对改变我国学人不相互讨论和对话的这一弊端起点作用，进而促进我国学术的增量积累。当时读到相关的讨论后，我便联想到我们学科：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想图景是什么，或者说中国人文地理学向何处去？我国人文地理学自复兴以来，经历了30年的发展和提高，也应进行思考，以便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出发”[21]。最近几年，这样的思考已经结出一些果实，如《地理科学导论》(潘玉君、武友德)、《地理学方法论》(蔡运龙、叶超、陈彦光等)、《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柴彦威、张景秋、刘云刚等)、《地理学：科学地位与社会功能》(蔡运龙、陈彦光、阙维民等)、《经济地理学思维》(刘卫东、贺灿飞、刘志高等)等著作和一些论文[8，11，14，22，23]。
纵观国内人文地理学，有关学科理想图景的探讨付诸阙如。再退一个层次，关于某一主题理想图景的探讨也很少，例如《地理学方法论》和王红扬对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探讨[24]即属此类。在目前的氛围下，谈论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理想图景可能太奢侈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讨论如何在政策导向和技术方法导向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技术和方法(论)的局限性，它们不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正如A.H.马斯洛所指出的，过分强调方法往往会降低问题和创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方法中心论者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倾向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过分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方法中心论者还倾向于将科学分成等级；往往过于刻板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25]14-18。在我国学术界，许多人都认为有些研究重要，而另外一些研究则不值得花气力去研究。从现实需要来说，研究的问题确实有轻重之分，但是从纯学理的探索来说，所有问题都是重要的[26]12。
要成为地理学强国，我国还有不少的路要走，但对人文地理学理想图景的探讨应当是走向地理学强国、加强学术自主的目标之一。通过对欧美地理学强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的学习和分析，笔者认为，要成为人文地理学强国，有两点至关重要，即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
4.1 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指学术研究应当以解决问题为最高目标，无论是理论性的问题，还是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问题和问题意识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核心。科林伍德指出：“提问题的活动……在历史学中乃是主导的因素，正像它在一切科学工作中一样”[27]377，“论证中的每一步都有赖于提出一个问题。”[27]378正如J.伯德所注意到的，科学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科学方法从某种问题开始：我们甚至可以说问题导向就是科学研究存在的理由。问题的确认乃是科学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而且常常是十分困难的劳心之举”[28]22。
当然，由于研究条件、学术视野、自身天赋和所受训练等方面的不同，各人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能大不一样。有人试图解决学科的方法论问题甚至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有人试图解决学科的理论性问题，有人试图解决与学科相关的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有人试图解决学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人则可能着力解决学科科普方面的问题。科普问题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其实它事关学科的社会认同乃至发展前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很有意义。正所谓“如果要从整体上明了科学的话，那么科学活动的一切方面都必须阐明。”[29]173从理想的学术生态来看，学人们研究的问题无论大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正当性。这样，积少成多，我们就能够解决学科面临的诸多问题，从而推进科学向前迈进。至于如何提出问题和培养问题意识，已有著述[30-32]。
4.2 理论导向
理论导向就是要求学术研究最终要尽可能地导向理论性的认识或理论。事实上对理论的重视正是科学研究的一大特征。“科学最重要的目的和存在理由是提出和证明理论。”[33]535“我们的研究传统不论好坏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理论上而不是集中在科学活动本身上。”[29]173另外，根据李伯重的考证，“学术”一词与学院有关，而且具有“非实用性”；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26]8-9。这也是对我国过去长期以来学术研究过分强调经世致用的一种反动。当然，这种完全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也未必人人都赞成，但至少一部分学人应当从事纯学术研究。
我国人文地理学理论化的迫切性首先来源于我们相关研究的过分实用性倾向，这使我们未能对学科理论知识作出与人口比例相称的贡献，其次源于为地方政府部门规划咨询工作中学理分析的不足，以及理论意识的缺乏[34]。如果从较高的学术标准来看，许多研究只是重复已有的研究或是数据更新而已。尽管这样的重复或更新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对创建学科理论和知识增量的作用不大，学术理论自觉明显不足。鉴于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展理论，为了构建理论和贯彻理论导向，我们在从事研究时，应当经常问自己：本研究与什么学科理论有关？有什么理论意义？本研究有稳固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吗？
5 结语
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的政策导向和方法导向。作为其一员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世致用、缺乏学术传统、批判性思维没有市场等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政策导向，而技术方法导向则与我国学术界理工科思维的主导、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对现代化的简单理解以及计算机软件的进步和普及等因素有关。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偏颇，我国的学术研究未能对人类的知识增量作出相应的贡献。
要改变上述状况，特别是从学术研究的根本要求——“建立和发展理论”，以及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重新崛起提出的要求来看，政策、方法(技术)导向的学术研究亟须提升。政策导向的工作要作必要的理论提升，不能局限于报道所做的工作，最近几年在这方面有了不小的改进。学术研究应当以解决问题和(或)构建理论为最高目标，即坚持学术研究的理论导向和问题导向，无论所研究的问题是理论性的问题，还是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确认本身是理论性的工作。
我们要牢记方法和技术是用来解决研究问题的，“我们必须明白，所有的方法都应被视为工具，而非偶像。”[35]57当方法和技巧不再充当浪漫的角色，不再是可供炫弄的玩偶，我们就可以冷静而自如地运用它们，在学术问题引导下，实现我们所追求的学术事业目标⑦。我们的学术研究只有超越方法和方法(技术)导向，代之以问题导向和(或)理论导向，才能超越现有的问题和知识，提出新的问题并作出新的发现，进而才有可能赶超欧美，成为学术强国。当然，人文地理学要实现这种超越，还面临许多问题，如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13，36]、学科的社会大众认同[37]、西方与本土关系[11]、学术出版、教学与研究关系[38]、研究方法的拓展[8,39]等问题。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①关注事实是需要的，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即使是哲学研究要有高度和深度，也一定是基于现实的，但我们不能完全局限于服务政府需求，而忘记学科和理论建设的任务。
②我国地理学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受到国家重视的程度，的确如学会前理事长陆大道院士所言，“是西方同行难以望其项背的”(http://www.gsc.org.cn/)。
③2002年丁肇中先生来华参加物理学家大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会“东方之子”栏目采访时的谈话。转引自参考文献[9]88。
④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588126.html.
⑤哈贝马斯将人类的科学分成三类：经验—分析科学(empirical-analytic sciences)、历史—诠释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 sciences)和批判科学(critical sciences)。转引自参考文献[17]148[18]308-311。
⑥人类对整体规划的全能及全知的迷信被哈耶克称之为“致命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来有效地组织并管理哈耶克所说的“延伸秩序”。详见哈耶克所著《致命的自负》一书。
⑦郑谷晨.米尔斯论治学之道(下).(2009-07-09)[2012-07-19].http://future2010.fyfz.cn/art/4919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