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现代中国广义政治学范式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政治学论文,广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在中国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言其古老，是说人们在过去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思想，而且流派纷呈，百家争鸣；言其年轻，是说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按照科学的规范发展，还只是一个现代叙事。关于现代中国政治学术史的研究，大多散见于致力于现代学术史综合研究的文本之中。如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专辟《略论中国政治学》一章，但该文的旨趣主要在于寻找现代政治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会通之处，而非厘清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规划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原初规划有政治学卷，虽未能成书，但从已经出版的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卷中，也可窥见20世纪中国政治学之一斑。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宝成关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则对西学东渐的历程做了较为详细的史学考证。尽管如此，与其他学科正本清源、建立自己的谱系相比较，现代中国政治学术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最近20多年，不仅相对滞后，且尚不能概括现代中国政治学发生的全貌。本文试图对中国政治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进行初步的梳理，以助益于现代中国政治学术史的研究。
一、西方广义政治学范式之建立
“范式”(paradigm)一词是托马斯·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史时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并逐渐成为人们描述有关学科发展的基本用语。在众多范式的含义中，库恩则更强调范式的两层意义：“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 (P157)人们通常又把前一定义视为广义范式概念，后一定义视为狭义范式概念。事实上，范式的这两种规定性存在着内在关联，前者是新范式确立或“世界观的改变”(库恩语)，后者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获得的、可以作为范例的以往科学成就，而范式的研究者往往又是在狭义范式的具体文本中发现广义范式的。按照库恩的思路，科学进步的关键步骤可以描述为：前范式时代—范式的建立—常规研究的展开—反常与严重危机的出现—科学革命与新范式的建立。笔者以为一般社会科学范式的结构应当包括以下要件：(1)研究对象的确定；(2)对研究起指导作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3)认识和把握对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4)由以上各方面影响和决定的作为建构理论的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假设；(5)研究领域和理论旨趣。以上五个要件中，前三项构成范式的硬核，使学科研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中研究对象是范式的载体和形成范式的前提条件，离开了研究对象，“硬核”就将成为一个在各学科之间任意游走的神秘物；第(2)和第(3)项紧密结合，成为范式的灵魂，体现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其中任何一项重大改变并由此引发的其他核心要素的改变，都将导致范式的革命。第(4)和第(5)项相当于范式的保护带，除非攻击到范式的核心，范畴体系的扩张、理论假设的调适、研究兴趣的转移一般不影响范式的基本稳定，而是范式前提下学科发展的常态。从一定意义上说，内核与保护带的关系，也体现了广义范式与狭义范式之间的关系。狭义范式以广义范式为前提，并体现了广义范式的观点、技术和价值。
如果说获得范式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1] (P10)，则实现学科自治无疑又是获得范式的先决条件。而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科较早移植自然科学方法、走向学科自治进而获得范式相比较，政治科学只是到了19世纪末期才实现了学科的科学化和自治化。正如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指出：“许多所谓的政治理论家……首先是哲学家，他们的政治思想不过是更大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政治理论’的称呼在很大程度上是追认的，是后世做出的评价。”[2] (P19-20)直到近代，政治学还生活在历史学和哲学的襁褓之中。
现代美国政治学在政治学中的引领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早期的美国高等教育深受英国而非欧陆的影响，致力于为政府服务而非创造和传播新知。与此相对应，早期美国政治学也以培养公民的道德品质和训练即将走上仕途的学生为目的，带有强烈的政治教育色彩。随着美国留欧、特别是留德学生的回流，以创造和传播新知为核心的现代大学理念在美国逐渐成长起来，哈佛、哥伦比亚、霍布金斯、康奈尔等竞相成为“真正”的大学。“这些发展主要影响了研究生这个层次的教学指导、方法和安排。的确可以说，他们对增加一个新的层次的教育已经有了影响：在硕士和学士学位之上加上博士学位，而且成了‘在最高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公认的准则。”[2] (P28)大学已逐渐成为学术专门化、职业化和研究的中心。
学科的专门化趋势终于波及到了政治学。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院的创立，不仅标志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开始走向自治，也标志着以科学为志向性的西方广义政治学范式开始建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生不仅要求撰写学位论文，而且必须发表，1886年学校创办的《政治学季刊》则是发表专业学术论文的主要渠道。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即使当时还存在着“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与“政治”(politics)和“政府”(government)之间的争论，此时的政治学已经给自己定位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在历史观和价值观方面，美国独特的政治经历早已将源于近代欧洲的主权在民原则、自由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精神气质本土化，并渗透到政治学当中。而在研究方法方面，科学主义不仅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也是一种切实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法逐渐引起了政治学家们的浓厚兴趣[2] (P34-36)。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广义政治学范式的建立并不仅具有本土意义。美国政治学与欧洲政治学的互动自不待言；内田满在《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著作中，尤其强调早稻田政治学是在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换的这一时期里，在同美国政治学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美国现代政治学发展的世界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19世纪末的美国政治学发展并非无瑕可指。首先，尽管科学主义的目标已经确定，但“美国政治学者的作用主要表现是教育者，更确切一些说，是为了从事公务人员而进行准备教育的教育者”[3] (P213-214)，他们的社会角色还没有完成从政治教育者向政治助言者的转变，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也远未形成。其次，美国政治学界还未形成后来才具有的关注美国现实政治的学术特色，更遑论实证主义。以哥伦比亚政治研究院为例，从1880年到1887年间全部的课程是以政治哲学、历史、制度等相关科目为中心，完全看不到把现实政治分析作为主题的科目，即使是学院的创立者巴捷斯(John W.Burgess)本人的教学科目也是如此[3] (P212)。这些说明那时美国政治学范式的发展还停留在广义阶段。
20世纪初，当现代西方政治学有资格回溯历史、建立自己谱系时，在科学的框架内、在学科宏观层面上已经清晰地呈现出规范的、实证的和唯物辩证的三种主流理论范式（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政治科学”条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页)将政治学科的研究途径划分为经验分析、政治理论和国家理论，前两者大体分别对应实证和规范的范式，但将国家理论作为独立的研究途径，本文不敢苟同。王浦劬在《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指认现代西方政治学朝着政治理论和行为主义两个方向发展，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独特性(参见该书28-30页)。）。其时的三种范式都承诺科学的规则和标准，都致力于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规范的理论范式基本上延续了17世纪以来政治思想的文脉，较多使用抽象的推论和思辨的演绎方法，侧重在应然的层面上探讨政治价值的普世性含义和政治生活的终极目的，倾向以静态的视角关注宏观的法律和制度形式；实证的理论范式追求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理想，注重归纳、比较、实验等方法的运用，试图在事实分析中祛除价值判断，倾向从微观的视角对现实政治生活进行经验性量化描述；唯物辩证的理论范式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为哲学基础，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个案分析与一般分析结合起来，[4] (P37-38)在批判政治现实的同时又力图建构理想的政治模式。以实证范式为主导，以其他两种范式为辅助，三者冲突与互渗，构成了20世纪初现代西方政治学主要景观。
二、传统政治儒学之梳理
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并不存在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及其范式，甚至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概念。然而，既然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对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的总结和思考就成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共通性内容。蒋庆在《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中，将儒学划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以孟子为心性儒学之大宗，以董仲舒为政治儒学之发端，就是试图将政治学说从儒学的其他内容中剥离出来。此二分法并非截然，如孟子也讲王道政治，董仲舒也讲人性受命于天。钱穆认为：“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5]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历史悠久，卷帙浩繁，若察其古今之变，其主要载体正是具有通儒特征的政治儒学。通儒之义有二：其一，非专业化。孔子开创儒学，始初并未与百家相杂，然“以六艺为法”，广及文学艺术、社会伦理、政治经济、宗教哲学，足见其内容之庞杂，西汉司马谈据此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6] 后世儒学经西汉董仲舒援法入儒、魏晋玄学援道入儒、隋唐儒士援释入儒等一系列嬗变，学理愈加多元。其二，缺乏科学精神。近代意义上科学精神的基本点是“实证的要求和理性的观点”[7] (P157)，而通儒之学仅重子曰诗云、经传圣训而非事实和证据，“养浩然之气”的理性之光终也被“存天理，去人欲”的清规戒律所窒息。20世纪初年，科学在中国渐成显学，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现代科学的中国根源，但正如列文森所言：“他们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根源根本就不存在。”[8] (P11)传统政治儒学缺乏现代科学范式的要件并非范式，却经历了学说竞争的年代—主导地位的确立—儒学的常规发展—反常与危机的出现—儒学革命这一近似范式的演化过程。
春秋战国，社会动荡，儒、道、法、墨、名等诸子百家带着各自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诉求，提出了各种政治学说和命题。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恭、俭、让等基本范畴构建理论体系，以伦理中心、修齐治平、民本政治等基本主张凸显其学派个性。儒学在先秦虽与墨学一起同为“世之显学”，但其理论模式尚未定型，主导地位也未确立。战国人韩非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显学》)后世钱穆指出：“孔子卒，墨翟即起反对”，“继之有杨朱，又反墨翟”；“庄周与孟子略同时，既反孔，又反墨”，及至“秦代焚书，儒学大衰。”[5] (P195-196)西汉董仲舒援法、阴阳、墨等入儒，创建天人合一理论，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不谋而合，儒学的主导地位由此确立，政治儒学随之成型。由孔子删定的《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典籍由民间的诸子之学擢升为官方经学，成为断讼决狱、教化民众、选贤任能最高准则，“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分别成为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本原则和道德保障。[9] (P96-97)
西汉对经学的崇拜同时也演绎成为一种被动性的经学化思维方式。刘泽华解释说：“所谓‘经学化’，是指思维习惯和认知价值被经学所规范；所谓‘被动的’，是指在经学的规范下人们作为认识主体程度不同地失去了主动性，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没有或很少创造精神。[9] (P176)”他还将经学化思维方式的特征概括为权威崇拜、思维公式化、通经致用、复古、思想方法繁琐等，这些都不无道理。本文同时认为，尽管经学的思维方式天然具有较强的被动性和强制性，但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活力和开放性，若非如此，政治儒学及其思维方式就不可能应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变局。虽同为经学，然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别。今文经学盛极于西汉，长于附会经文，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初现于西汉末年而流行于东汉，专擅训诂考据，不讲微言大义。即使使用相同版本的儒学经典，在为“经”作适合时宜的“传”、“注”时，也必然产生学派之别、在官与在野之争。当然，只要传解者奉儒学经典为蓝本，坚持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运用经学化的思维方式，并使用儒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就可以将一切对儒学经典的解读与创新、对非儒家学说的吸纳与涵化均视为儒学的常规发展。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诠释天人合一理论，本身就带有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西汉后期，经学更与纬书相杂。东汉以后，日趋严重的谶纬之学最终将汉代经学送上了末路，而经学的思维方式则对后世的中国学术影响深远。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广大民众渴望休养生息，援道入儒的玄学随之兴起。儒学主名教，道家主自然，玄学提出名教出于自然或合于自然的命题，不仅是以无为的主张指涉现实政治，也是以道化的儒学贬抑两汉经学。玄学终因务虚空玄的学风而告终。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交互融摄，“佛教的佛性论、道教的道性论、与儒家的心性论，交相诘辩，彼此融摄，汇成一股强韧的心性思潮。”[10] (P93)宋明时期，中国思想界二元分立，理学受禅宗渐教影响，讲求存理明道，心学受禅宗顿教启迪，讲求心性事功，佛学对儒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般。而纵观之，宋学强调义理，是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文脉的延续，此脉虽一贯为皇权政治做合法性辩护，至前清时期已因空疏、呆板而显衰蔽。东汉古文经学一脉本由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所发挥，以摆脱宋学羁绊而倡导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11] (P284)，然而在文祸频繁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所谓的乾嘉朴学竟成为知识分子的无奈选择。
政治儒学在古代中国的曲折发展从总体上说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在人们政治观念上的互动、回应和调适，而每一次危机为政治理论所提出的难题从总体上说都可以在政治儒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框架内得到解决，即使有时政治儒学不得不援引其他学派的观点和理论。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儒学也开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效用危机和阐释困境。面对西洋的坚船利炮，像魏源那样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者毕竟少数，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最初尚能保持着“用夏变夷”的良好心态。《南京条约》已订，他们以为从此“海宇镜清，天下太平”，“一边继续摇头晃脑地读诵经书，一边重弹天朝独尊的旧调”。然而，接下来的《北京条约》、《中法新约》以至《马关条约》，日渐日深的国难击溃了知识精英一道道心理防线，儒学大本竟然再也显现不出往昔修齐治平的灵光。而要打造器物以御强敌、维新变法以济时政，无论如何都要在传统儒学中寻找哪怕一点依据来，无论它是中体西用也好，还是西学中源也罢，已经成为传统儒生能够保持最后一点心理自尊的唯一方式，也是他们停止退却的最后底线。
维新运动的精神导师康有为堪称传统政治儒学的最后守护者。从学术渊源上说，康氏的“公羊三世说”和大同理想虽博采西学、佛说之长，却旨在巩固儒教大本。他欲在中国仿行西方宪政，却又抑汉扬宋，托古改制，终究没能跳出经学的藩篱。若以现代政治学范式的标准审视康氏的今文经学，概有三个弱点：其一，为将孔子打造成变法先师，著《新学伪经考》，以为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伪造。这种并非严谨的学术态度，连其弟子梁启超也颇有微词，“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12] (P70)其二，试图继续以经学统领西学，以通儒之学统领专门之学，并未意识到界定研究对象或学科自治对于学术发展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援孔子“素王”称号，自号“长素”，俨然一个现世教主，其强国保种之心可鉴，其崇儒尊孔之意可议。其三，康氏经学赋予了自身解决民族危难、国家富强、百业兴旺等一系列神圣使命，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却证明，传统通儒之学已经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社会负荷。然而，康有为终究被载入史册，这不仅在于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及其悲剧性结果，而且在于在世纪转折点上，其古经新解，是为挽救传统社会危机所作的重建合法性的努力，也是经学经世功能的最后一次体现。但是，康氏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其所开启的怀疑论在援西入中思潮的冲击下，导致经学本身也渐失合法性依据，这就是清末民初对科举、读经的先后废除。[13] (P112)
三、现代中国广义政治学范式之建立
陈平原认为，现代中国学术范式“戊戌生根，五四开花”。他解释说“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大学者也已登场。”[14] (P8)本文认为这虽是就现代中国学术的总体而言，但也大致符合现代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状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范式作为现代学术概念，被严格限定在科学的语境之下，传统政治儒学缺乏科学理念，貌似范式而非范式。因而中国政治学范式的建立是一个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学科移植的过程。至于中国现代政治学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对传统政治儒学和政治思想追根溯源，重建自己的学科谱系，那是学科发展的题中之意。事实上，现代中国每一门现代社会科学都可以在传统儒学那里找到自己的历史遗存，而获得范式才是科学发展达到成熟的标志。尽管中国政治学会1932年才告成立，但1898年以后，举凡译介西政之学、出版政治学专著、开设政治专科、培养政治学专才，均可视为建立现代政治学范式的活动。从时间上划分，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前夕可作为传统政治儒学的终结期和广义政治学范式的建立期，从1915年至1927年则是完全意义或狭义政治学范式的建立期。本文主要考察广义政治学范式建立时期(1898—1915年)的学术活动。
戊戌一代知识分子严、梁、章、王等，承担着终结传统儒学和建立新的学术范式的双重任务。于破旧处，异曲同工；于立新处，术业专攻。严复即译介西政之学，又著《政治讲义》，实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第一人（注：严著《政治讲义》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新加坡出版的《严几道先生遗著》全录此书。江苏省社科院的皮后锋先生在授笔者该书的电子版时，曾指出该书原为译著。笔者阅览全书，发现里面已经融入了大量的中西比较，并作为讲稿使用，可见不是一般译著，而是比兴之作，言为严著并不为过，本文引用严著，皆为电子版。）。作为一代维新巨擘，变法之时梁启超虽为康有为殿下主将，也做过《古议院考》(1896年)那样的经学文章，但“梁对90年代维新运动的真正贡献，在政治组织和宣传领域，而不是哲学的和经学的争论。”[15] (P183)当年仅25岁的梁启超1898年出走东洋、接受西学洗礼之后，学风大变，与传统经学彻底决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承认，“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对于恩师倡导设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的观点，梁启超大不以为然，“屡起而驳之。”[12] (P78)此时，梁启超已经牢固树立了科学实证主义的观点，并大力推崇顾炎武和戴震的考证之学。不论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发掘是否真实有效，其《墨子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传世名作已足够为传统儒学正本清源、盖棺定论了。章太炎与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分歧，不仅是排满与维新的政见之争，也是实证主义与超验主义的学理之辨。康的今文经学只能纳入到颇具歧义的国学，章的古文经学则最终皈依于现代史学。王国维“新酒旧装”，既坚守学政分离、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又秉持考证甲骨——现代学者称之为田野调查这一研究方法。
严复的《政治讲义》虽为配合清末立宪而宣讲，但仍不失为广义政治学范式形成时期的代表作。第一，它初步确立了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家和政府。《政治讲义》首先指出了政治学之历史学渊源。“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历史，是为无根。”“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然而在中国人传统上并无现代国家观念。严复认为，“吾国之人，所以于政治之学，国家之义，自西人观之，皆若不甚分晓，止缘大一统之故。”政治学同时也必须研究政府。“政治问题曰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器，故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第二，它初步确立了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古代也讲治“术”，但并非治学之术。“学者，即物而穷理”，即“求知物”(实然)；“术者，设事而知方”，即“问宜如何”(应然)。“吾人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归纳法：笔者注)”，与传统儒学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这里的天演术不仅是一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第三，它宣扬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严复以为，“讲政治学，则必用自由二字之名词，云可以不用者，其言过也。”而政治自由与个人之与社会自由又有不同，“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严复的自由观概有二义，一曰国家政令宽简而少管束为自由，二曰反专制设议院为自由。严氏对自由主义的鼓吹和对归纳方法的提倡，实为现代中国政治学实证范式之滥觞。
梁启超虽从未以政治学家自居，但他在经营学术史时无意之中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现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里程碑上。1899年，他在《论各国宪法异同中》已将政体划分为君主国和共和国两种，“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两小类”，由于共和国政体普遍设立议院，故将立宪君主制和共和制统称为立宪政体。他在该文中还极力推崇孟德斯鸠关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主张，认为“今日凡立宪之国，必分立三大权”，“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保人民之自由”[16] (P318-319)。1905年，他著《开明专制论》，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衷中参西、纵论古今，论证开明专制适用于中国之理。1906年着手撰写、1922年完工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广及其时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最终为现代中国政治学之政治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从价值观上看，梁启超热爱自由，但更酷爱自己的民族，已将“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理念融入到民族主义的叙事脉络中加以论述，代表了一种中国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17]。梁氏的学术特色和取向，正是现代中国政治学规范范式之雏形。
在译介西方政治学说方面，戊戌以后也有明显突破。1811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一书，揭开了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不过19世纪前期所引介的西学中主要是“西教”、“西器”和“西艺”类，而“西政”居少。从总体上看，1890年代以前整个译界对西政的介绍多是一鳞半爪，其后才日趋系统和学理化。1898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了英国人克卡林(Kirkup)所著的社会主义史，最早将马克思的名字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18] (P508)。译界泰斗严复1898年正式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在其后社会影响巨大，仅商务印书馆从1905年至1927年就有27次印刷[19] (P488)。一时间，社会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几乎成为新式学者共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除了严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4年版)和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年版)等名著外，其他译家及译书机构翻译的西方政治学专著数量也相当可观。据宝成关统计，仅1901年—1904年间各书社翻译出版西方政治学说专著就达66部，1901—1909年间各期刊杂志发表译述文章共127篇。以上专著包括创建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学院的巴捷斯、作为政治学家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日本政治学家高田早苗等一批以科学为志向性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家的作品[18] (P411-423)。正是这些著作和文章缩短了中国学者探索现代政治学范式的路径。
兴办新式高等学校，开设政治专科，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是确立现代政治学范式的必要前提。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赵宝煦认为，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随后，陆续兴办的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都相继成立政治学系[20]。而笔者根据1918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大学概况推断，创办于1897年(光绪二十二年)的吉林法政专门学校就设有政治科，其时间可能要早于京师大学堂[21] (P176-190)。由于中国近代高校已经将政治学科归于法学类，从法学类毕业人数也可以窥见政治学科毕业人数之一般。据统计，民国以前，中国各类高校中，法学类专科以上毕业生总数为3184人，民国以后法学类毕业生人数分别为：1912年，181人；1913年，363人；1914年，390人；1915年，507人。[21] (P334-336)此外，20世纪初年，由政府公派或因其他原因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员的日趋增多也提高了政治学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早期留学生以留日居多。1916年前后，中央及各省官费留学生在日本者1250多名，在欧洲各国者173名。自费留学生在日本者有2500多名，在欧美者则无确数。在留学生中，法科或专攻政治者应当占有一定的比例。据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统计，1913年—1914年，法科留日学生为300人，留欧学生为33人(含教育部委派，不含中央其他各部委派)[21] (P610-614)。这些留学生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学人的中坚不少从他们中诞生，其中包括高一涵、邓初民、王世杰、张慰慈等人。
概而论之，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方面，传统政治儒学发生革命，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程度不同地走出了传统政治儒学的阴影。现代政治学译著、论著日益精深，政治学专门人才日渐增多，严复、梁启超等在移植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政治价值观念。至新文化运动前夕，现代中国广义政治学范式已初步建立。另一方面，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还比较模糊，研究旨趣尚无定论，基本范畴有待拓展，针对特定政治问题而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数量较少，是广义政治学范式建立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又一特点。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登上学术舞台，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名篇、名著先后问世，现代政治学范式要件逐渐齐备，结构逐渐完善，完全意义的中国现代政治学范式才最终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