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实事求是论文,中共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16)02—0014—05 实事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指的是一种治学态度。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毛泽东阐述的实事求是，强调的是认识事物的方法论。随着实践的发展，实事求是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应该遵循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原则，实事求是包括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实事求是指导原则的有机统一。但是，对于如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推动学科的发展、创新和繁荣，学术界论述较少。 一、弘扬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有利于引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创新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研究者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在详细掌握材料和客观分析材料的基础上，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学术研究是人类追求真理、探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活动，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是一个“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②的过程，也是一个探求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背后的内在规律的过程。可以说，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是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就是坚持唯物史观。中共党史研究只有继续弘扬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才能真正引领党史研究的学术创新。 学术精神是学者学术品格的集中表达，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和导向，也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就是学术研究主体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能够求真求实、自由独立、探求本源和勇于创新。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先生曾主张：“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③，便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精神。史学泰斗陈寅恪认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④后人将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代著名学者陈乐民认为，学术精神“无非指的一种认真而彻底的态度”，“设若不是这样，在研究问题时或者随俗趋势，或者依凭一己好恶，或者存有事功之心，或者求‘保险’‘稳妥’，于是便时然亦然，时非亦非，时作违心之论，那便是为学之大忌，学人所不当为。”⑤因此，“为学术而学术”本身就是“求真知、求真理的精神”，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就该有的精神”。还有学者认为，学术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至真至诚、自由独立、敢于批评、勇于创新、锲而不舍、不为权力降服、不被金钱收买等”⑥。显然，这些关于学术精神的论述基本上概括了学术精神的本质，就是学术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恪守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是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纵览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息息相关，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得到普遍认可和贯彻的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就蓬勃发展，优秀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被抛弃的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就会停滞不前，学术成果乏善可陈，甚至还会出现歪曲历史、颠倒事实的现象。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被肆意践踏，中共党史研究遭受了严重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党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例如，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学者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解决了党史研究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文字在多个国家传播，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后来作者在回忆该文写作时，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党史研究者巨大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会有中共一大考证的成果”⑦。 弘扬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必须明确中共党史的学科定位。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党史研究应运而生，但其真正走向自觉的学术化进程，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学科性质定位问题的探讨。学科性质问题，是研究某学科所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增强学科意识、明确学科性质是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主要标志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一直在探讨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时至今日，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共党史是历史学，但其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可以说，经过几代党史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中共党史研究从自发到自觉，从偏政治化到逐渐学术化，学科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建设和学科队伍建设已初具规模，整个学科逐渐趋于成熟。不仅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而且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当下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共党史研究中新生代拔尖的学术人才并不多，党史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的断层问题显得愈发严重。随着党建研究成为热点问题，许多党建研究者在关注现实问题的时候急于求成，往往简单采用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而不求甚解，最后丢掉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功底和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使得许多研究成果仅仅停留于就事论事的层面，缺乏学术底蕴和历史的厚重感。 弘扬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毛泽东曾经论述过二者的关系，他认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⑧。“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⑨。这就初步阐明了党史研究中如何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统一的问题。胡华也认为：“党史研究者必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战斗；要增强党性，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党史。”⑩因此，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本“目的是在‘历史之实’的基础上求‘历史之是’”(11)。党史研究要在坚持学术标准的基础上，主动对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重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史的研究。要以这些重点研究方向为龙头，继续深化相关时期、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也就是党史研究者要站在时代和全局高度，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记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不仅是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和深化，党性与科学性统一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有利于丰富党史研究的方法路径 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是指研究主体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情况下，自觉养成开阔的学术眼界，树立宽容的学术意识，对古今中外优秀学术理论和方法，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中共党史研究中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既是对中国古代“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党史研究就应运而生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起步和发展阶段。这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历史主义作为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一，也逐步被研究者所认识。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任务、目的和方法。特别是他提出的“古今中外法”，认为要“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2)。可以说是历史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实际上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动荡的社会局势中，此时的中共党史研究必然要以服务政治斗争和图解政治政策为依归，研究成果大都形式单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叙述框架。在这个时期，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实际上尚未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行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党史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共党史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逐步增加，较为专业的研究主体开始形成，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但是，在中共党史具体研究中却存在着公式化、简单化的问题，宏大叙事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使得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很难拓展到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微观层面。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情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篡改历史、颠倒是非的现象屡见不鲜，可以说“党史已无‘研究’可言”(13)，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被彻底抛弃了。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重塑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价值的研究理念，理顺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传统的观点和认识进行了反思和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历史学科进入了革新时期，有学者提出要“另辟蹊径，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即“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突破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著述格局，“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使它更加充实和完善”(14)。 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党史研究必须不断加强理论与方法借鉴。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张静如先生就提出了“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15)的基本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党史研究开始逐步突破传统的革命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与时俱进，借鉴古今中外及其他学科的优秀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因为，“加强理论与方法借鉴，是现代科学发展进步之道。现代科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只要它是科学，就有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就有相通的研究方法可供借鉴。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特殊，尤其需要加强理论与方法借鉴”(16)。党史研究之所以要加强理论与方法借鉴，首先，是由党史研究的对象决定的。党史研究既要研究历史过程，又要总结历史经验。党史研究的历史经验要发挥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客观上要求研究者必须不断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思路，多出资政育人的精品。其次，是由党史研究的内容决定的。党史研究的内容既要考察纵向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还要考察横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因此，吸收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为深化党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例如，张静如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2011)系列丛书，按照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依次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摇曳多姿和丰富多彩”(17)。就是以社会史为基础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典范。最后，是由创新党史研究的客观形势决定的。党史研究只有在推进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激发出更多的学术生长点。 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党史研究必须重视史料发掘。党史资料既是党的历史活动的重要载体，又是党史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还是进行党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8)为了撰写《资本论》，马克思潜心研究大量历史资料，研读了近千种各类书籍，做了数千页读书笔记。列宁在评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19)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0)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形成了一整套运用史料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深化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包括档案文献在内的大量历史资料。所以，党史研究者应当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在史料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方面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奠定史料基础。“如果说党史研究是‘流’的话，党史资料就是‘源’。没有党史资料这个‘源’，党史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21)。做好党史资料的搜集准备工作，一要重视档案文献、回忆口述等资料的运用，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和解读，挖掘新问题、重释旧问题，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进步；二要通过新的手段、从新的视角加大党史研究的资料征集力度，不断丰富研究资料；三要以科学方法对浩如烟海的党史资料进行分类鉴别、综合研究，为党史研究奠定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就是充分做好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准备。没有足够的史料，叙述历史、总结经验、揭示规律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有利于发挥中共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 习近平曾经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他并且强调“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22)。党史研究者和宣传者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才能更好发挥中共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 历史研究不仅要弄清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而且还要认识历史现象发生后所产生的价值后果”(23)。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对历史现象和规律本身的考察，即事实认识的话，那么后者便是对它的意义、影响和作用的判断，可以称之为价值认识。一般来说，事实认识是描述、解释历史现象和规律的过程，在于向人们陈述知识；而价值认识则是在前者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关于历史意义的评判，在于给人们提供借鉴启示。发挥历史研究“述往事，思来者”的借鉴功用，不仅在于研究主体能否弄清研究客体，即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本身，而且取决于主体根据需要对客体所作的价值评判。因此，坚持一定的作为主体衡量客体对其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判标准，即价值尺度，在历史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24)。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有规律的运动过程。那么，分析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就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即在把握整体统一规律的前提下，将历史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和历史发展阶段之中，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进行客观评判。因此，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是党史研究者在评判历史时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态度。 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中国传统史学讲究“贯通古今”的历史思维，即从历史的完整过程和全局中考察社会演进和发展规律。作为历史学科一个分支的中共党史，也是一门“贯通古今”的学问。研究党史要“正确反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与党史的联系，从当时历史的全局和整体出发，把党的活动放在恰当的地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25)。毛泽东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6)胡绳曾指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过去的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当然不能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改造历史，不能因为今天或明天的现实有什么要求，就按照这种要求去描述历史。”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必须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近代思想大师梁启超也认为学术研究要学以致用，“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27)。当代历史学家周一良在总结史学发展史时曾说：“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能由此而及彼，因小而及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繁错杂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28)毫无疑问，作为历史学科分支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应该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表征兴衰，殷鉴兴废”的借鉴功能、“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教育功能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认识功能，求善求美，资政育人。(29)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谱写了伟大的篇章。中共党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党史研究要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研究和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应对挫折挑战，战胜艰难险阻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育人工作提供参考和范例；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为资政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当然，党史研究者也不该避讳中国共产党在为民族复兴奋斗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须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30) 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1)科学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向人们揭示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引导人们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在党史研究中，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至关重要。“只有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才能保证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真正实现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只有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才能提高党史研究水平，推动党史研究深入发展；只有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才能使党史研究成果具有理论和逻辑的力量，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32)。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从否定重大历史事件到否定重要历史人物，歪曲和颠倒历史。借口所谓的“重新评价”历史，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因此，“要通过掌握科学理论，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反对党史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33)。 总之，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遵循的基本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相结合的典范，是党史研究者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0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46页。 ⑤陈乐民：《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读书》1994年第1期。 ⑥胡志斌：《学术精神缘何被异化——基于学术权力和学术权利不当行使的法理解析》，《学术界》2012年第11期。 ⑦邵维正：《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1页。 ⑩胡华：《胡华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8页。 (11)欧阳淞：《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12)《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页。 (13)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 (14)本刊评论员：《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5)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6)欧阳淞：《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 (17)曹小文：《自成一家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读张静如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8页。 (19)《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27页。 (20)《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 (21)欧阳淞：《关于党史研究的资料准备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 (22)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 (23)刘泽华、张国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25)王首道：《〈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序(摘要)》，《人民日报》1984年4月30日，第5版。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2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51页。 (28)周一良：《周一良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29)齐鹏飞：《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5页。 (32)欧阳淞：《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 (33)欧阳淞：《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标签：中共党史研究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