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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6）01 —0102—06
自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次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通过《巴塞尔纲领》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和政治诉求的变化，以及围绕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所衍生的各派别之间的争衡始终未能停止，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集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和社会价值取向等诸要素于一体的持久的社会思潮，它不仅对以色列的国家发展朝向，而且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都构成了异乎寻常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同它固有的犹太宗教文化和独特的民族历史存在各种内在联系。本文试图从宗教文化的维度来探讨犹太复国主义不同时期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并由此解读犹太复国主义的变化，以及犹太多数派同以色列阿拉伯人各种互动关系的走向。
一、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文化透视
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一神论和伦理性是传统犹太教的两大基本属性。犹太文化是伴随犹太教而形成的，并打上了极其深刻的宗教烙印，以致于犹太民族的“元典”文化被视为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学说史。用宗教观念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又以社会文化现象来论证宗教，是犹太文化最显著的特征[1](P2)。 另一方面，单纯从文化的角度看，犹太教又因其独特的民族历史凸显出它同其他宗教文化体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具体反映为宗教与民族关系间特有的整合性和融会性。换言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空内，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浑然一体，而犹太教自身蕴含的独特认知使其总是将一切犹太历史与生活予以完全神圣化，犹太教便被转换成一种现世的和实践的文化体系或文化范式，并且否认宗教与世俗之分。
犹太教在犹太文化规范性整合中的主导地位，注定了近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和运动必然围绕犹太宗教思想而引起正负层面的双重反应。可以肯定地说，肇始于19世纪末期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世俗的社会政治思潮，而且也是由世俗犹太政治家发起的，但它的原动力却主要来自于外部，是由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欧洲社会所孕育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促成的。 诚如著名犹太复国主义史学者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ur）所言：“简言之，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而不是犹太区的产物。”[2](P721) 当犹太复国主义一词出现之日，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内部，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归纳起来看，大致可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坚持以宗教弥赛亚救赎思想为使命的正统派犹太教徒。有关历史上宗教弥赛亚救赎思想对于返乡复国这一民族性渴望的文化定位与整合，这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无法也不可能规避的重大问题。就犹太人而言，埋藏于他们心灵深处的“锡安主义”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而“锡安”在犹太人看来则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同义词，并泛指整个以色列地。“回归锡安”的说法在第一圣殿被毁之后开始出现。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民族整体性回归锡安的渴望进而成为古代犹太人宗教中的主流趋向之一，并在犹太弥赛亚信仰及末日论思想中得到宗教力量的诠释性支持。故此，锡安的特殊蕴含充分表述了犹太人对故土耶路撒冷的怀念之情，也成了流散的犹太人宗教生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犹太遗产的一部分[3](P433)。 犹太人坚信上帝最终会对流散的犹太人负责，如同希伯来先知所预言的那样，上帝通过救世主带领其人民回归到和平、仁爱、充满正义的故土上。而此前犹太人所经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上帝的考验与磨炼。这一观念在犹太人心中根深蒂固，并形成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民族凝聚力。然而，犹太传统宗教中所许诺的返乡复国等末日救赎却是一种绝对理想意义上的完美救赎的场景，正如刘金忠在他的博士论文《犹太教复国主义研究》所说的“犹太民族将从被其他民族的长久压迫之中解放出来，全体流散的以色列遗民将在没有分割的故土上重聚一起，并按照托拉所有层面上的宗教精神重建犹太生活。同时，这一民族自身救赎也将为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带来人类整体意义上的完全救赎”。显然，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思潮有别于或背离了正统派犹太教徒所恪守和尊奉的传统的宗教弥赛亚救赎思想，这种以宗教世俗化为前提，以现代民族主义认同为内核的民族自我解放运动，是继启蒙及解放运动之后，对过去几千年历史中犹太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最根本性挑战乃至颠覆，因而它遭到正统派犹太教徒的竭力反对与抨击。正统派斥责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放弃了犹太教普世主义和传统的神性救赎定位，是一种世俗的民族主义自救运动。同时它还意味着通过对圣地的物质性移民亵渎以色列地的宗教神圣性。
另一类是主张同化的犹太自由主义派别。自由主义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完全是一种空想和乌托邦运动。原因在于“西欧犹太人的同化已经走得很远，返回犹太民族主义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根据人们的常识，几十万犹太人移居，其余的人实行文化自治，这不是解决办法。”一些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批评者曾断然指出：“相信西欧犹太人可以不被同化，这种想法是个妄想，即使巴勒斯坦存在一个犹太国也不可能，西方犹太人问题最终将通过同化来解决。”[2](P474)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还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谓的民族复兴与犹太教的目标也是不一致的。按照德国犹太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为了达到和保护纯洁一神教在古代也许曾需要一个民族国家，但是一旦达到这一目的，即这些信念为以色列人所接受就不再需要一个领土中心。相反，按照天意，犹太人应该被遣散到各地去做上帝思想无限威力的见证人。促进先知思想在流散地的实现是以色列子孙后代的使命[2](P484)。 英国自由主义犹太教发言人克劳德·蒙蒂菲奥（C.G.Montefiore）在他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和犹太民族主义》一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犹太自由主义者不希望、也不祈求恢复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将重现一个犹太上帝，这是与时代相悖的[2](P485)。 美国犹太教联合会也在其成立声明中宣布：反对在巴勒斯坦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不同意强调种族主义，强调犹太人这个民族以及理论上的无家可归。我们反对这些学说，因为它们有碍巴勒斯坦、美国或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幸福[2](P496)。 世界各地的犹太自由主义派别如此强烈地抵制犹太复国主义，从表象上看，是由宗教文化认知和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所致，但透过表象，还有更深层原因。鉴于世界范围内曾数次出现大规模反犹浪潮及其对犹太人带来沉重灾难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在国际反犹情绪并未消除的情况下，已被同化的犹太自由主义者极度担心和恐怖因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而导致所在国政府和国民对他们的怀疑与疏离，进而危及犹太人自身的地位和权益。这是人们在探讨犹太自由主义者和各派别何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潜在因素。
尽管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团内部存在各种类型的反对派，在外部世界依然存留着强大的反犹势力，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勇敢而又理性地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和压力。那些深受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血与火洗礼的世俗犹太政治家一方面借助伴随西方民族主义兴起而衍生的“自由”、“平等”、“民主”和“解放”等现代理念，合理地整合容纳不同的犹太思想派别，调和、削弱彼此间的分歧与差异，抑或将传统犹太教中的返乡复国观念赋予时代内涵，并逐渐把多数犹太人统一到“犹太人问题既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尽管它有时会表现为这样的或其他的形式，它是一个民族问题”[4](P21)。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命题上，并由此实现了古老的弥赛亚观念的现代复活。另一方面，世俗犹太政治家同样充分利用了外部的反犹主义。他们凭借犹太人屡遭排斥和迫害的事实，不断唤起和强化犹太人悲剧性的历史记忆，激发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最终促使深埋于犹太人心中的重建犹太国的这一沉睡观念得以苏醒，从而将犹太人引入到犹太复国主义的轨道。
二、对以色列犹太各派别及其思潮的剖析
1948年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分治决议诞生后，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争论无论在以色列国内还是在外部世界，并未完全平息。不同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发生了变化。其焦点集中体现在以色列的国家发展朝向以及它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上。
概括讲，以色列是在大国的扶植下，由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不断回归而形成的一个国家。在以色列现有的600余万居民中，犹太人为5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2％，其余主要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此，犹太人是以色列的多数派，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少数派。但是，通过回归移居以色列的大多数犹太人，在他们到达以色列之前并不懂希伯来语，他们对犹太历史和文化，甚至对犹太宗教及其仪式的了解都极为有限且十分肤浅，只是到后来才对犹太国家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有所认识。[8](P100) 另一方面，这些犹太人在原居住国或在先前隶属的犹太社团所受社会文化和教育的熏陶则给他们打上了不同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印迹。正因为如此，以色列建国后，围绕以色列的国家性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态度，以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等问题随之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变化的新内容，并在犹太各派别中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
剖析和考量以色列建国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新发展不能回避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犹太多数派对待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和普遍意义上的巴勒斯坦人的态度；二是犹太多数派如何看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关于第一个问题，以色列国内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被以色列巴勒斯坦学者哈里里·纳赫尔（Khalil Nakhleh）称为“壕沟论”，他认为多年来犹太人一直在强化对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态度，并不断显示出强硬立场。特别是在涉及阿拉伯人传统、他们的财产及权利问题上，犹太人采取了顽固的、毫不妥协的立场。这一观点普遍得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阿拉伯社会各阶层的认同。第二种观点主要以犹太学者萨梅·斯摩哈（Sammy Smooha）为代表，他提出了“温和论”。他认为犹太人多年来不断显露出与阿拉伯人谋求融合调解的态度。在犹太人与以色列阿拉伯人共存的问题上，例如与阿拉伯人个体的关系，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为阿拉伯人争取平等方面，犹太人明显表现出了不断积极地向阿拉伯人的需要、诉求以及他们渴望获得的地位的方向推进。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犹太多数派如何看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这个问题敏感而复杂，因而在以色列国内出现了多种派别和多元的政治观点。以色列国内的专题研究者对各派别政治态度的梳理和分类也很不相同，甚至存在各种歧见。现作如下分析：
1.“拒绝派” 按照纳赫尔的观点，所有以色列的犹太人，除了少数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外，都坚持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采取一致的强硬政策，他们支持为“犹太的”目标而侵占阿拉伯公民的财产。同时在保证阿拉伯公民同犹太多数派享有平等权利和接受阿拉伯人作为平等公民的问题上缺乏诚意。纳赫尔认为，所有这些做法都归因于拒绝阿拉伯人的思潮。[6](P88—100)
2.“安抚派” 这一派在政治上将犹太人划分为左翼和右翼两大集团。这两个集团对待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态度存在差异。左翼拥护者所持立场比右翼更具安抚性，因而得名。但在涉及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朝向问题时，两者的立场趋于一致，都认同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应确保犹太人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左翼和右翼的差异仅仅体现于对以色列阿拉伯人是采取温和态度还是强硬态度这些具体策略手段上。
3.“多元混和派” 萨梅·斯摩哈认为， 犹太多数派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存在可划分4种思潮。①最富自由主义的是“和解”思潮。 这一思潮赋予阿拉伯人充分的公民权，使其享有平等权，并能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该思潮还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与民主政体之间看起来并无矛盾，但若选择民主政体则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性质相抵触。②“实用主义”思潮。它要求给予阿拉伯人平等权，但却坚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及其犹太复国主义的特性。这一思潮主张为阿拉伯人谋求更多的平等，拒绝在阿拉伯人之上建立一个军事政权，并努力缩减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在社会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同时承认国家在作为阿拉伯人的代表方面做得不够。③“强硬派”思潮。它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全需要及国家的犹太性和复国主义特征，最为强调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特征而不是它的民主性，并竭力支持对阿拉伯人采取强硬管制。其成员认为阿拉伯人不可信赖，怀疑阿拉伯人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潜在威胁。同时反对将缩小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作为国家的中心目标。④“排它主义”思潮。该思潮认为阿拉伯人应毫无异议地接受犹太人的领导，否则就离国出走。其支持者不接受在阿拉伯人的手下工作，并认为国家为阿拉伯人做得太多了。[7](P155—182)
4.“党派和社团分类派” 这是另一种主要以所属犹太社团和党派为区分依据的“多元混合”思潮。它同萨梅·斯摩哈对犹太派别的分类有所不同，由另一位犹太学者哈纳·赫尔佐克（Hanna Htrzog）提出。哈纳认为，犹太多数派对阿拉伯人的存在可以五类社团或党派来区分。①固执的民族主义。它支持和认同以色列犹太人享有独一无二的支配权，并坚信国家的安全问题已证明对阿拉伯人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是正确的。该思潮基于这样的假设：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敌人关系密切，而且阿拉伯人仍将保持同犹太敌人的这种密切关系。因此，阿拉伯人也必须相应地被怀疑，并被置于犹太人的监管之下。这一思潮主要以右翼党派的支持者为代表。②自由的民族主义。它认为犹太人处理阿拉伯人的问题时必须讲究实际，以便降低阿拉伯人作为安全威胁的危害。同时还要引导阿拉伯人为国家最大限度地效忠。其成员相信存在“善良并忠诚的”阿拉伯人，这些人应被优待，而“不良并敌对的”阿拉伯人应以铁拳来对付。该思潮以利库德的支持者和部分工党的拥护者为代表。③犹太民主政体。该派别主要思考如何给予阿拉伯人最大的平等而不会冲击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特征。其观点受到以色列工党自由派的支持。④“全体平等”的思潮。它赞成在享有国家公民权的基础上，给予阿拉伯人充分平等，并竭力强调国家民主和人人平等的理念。同时认为在犹太特征和民主特征之间产生抵触时，国家民主和人人平等的理念更应被强调。该思潮主要以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支持者为代表。⑤“无争论”派。它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应该绝对平等，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民主都应该优先于犹太复国主义而被考虑。同时主张阿拉伯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平等公民。该思潮以犹太人中极少的非犹太复国主义者或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为代表。[8](P90)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以色列犹太多数派在阿拉伯少数派的存在及其应享有的权益和地位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显现出多元化的色彩。但犹太强硬派所坚持的立场和主张仍为主流思潮。实际上这种态势早在1995年的一项广泛的以色列民意抽样调查中已得到了证实。根据这项调查，以色列犹太多数派中，约有70％以上的人数赞同以色列为一个犹太国家，甚至是一个犹太种族的国家。同时主张强化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犹太人享有特权，并支持国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现行管制政策。这种态势的长期维持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以色列历届政府及其国家机关，一直在竭力运用各种策略与手段延续和强化着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夙愿及目标的“责任感”，由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孕育和催生了以色列建国后的“大以色列”民族扩张主义势头。
三、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伴随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另一方面，日渐强劲的全球化趋势又促使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重大调整与变革。在中东地区，海湾战争的结束和马德里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召开，为地区局势朝着缓和方向的变化提供了一种空前的和平氛围，并且启动了作为阿以冲突标志性转折的中东和平进程。
面对国际和地区局势的新变化，在以色列国内，一些人开始更理性地重新审视和反思诸如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国家的目标、特征及其未来，阿以冲突和以色列犹太多数派同阿拉伯少数派的关系等问题，并力图探寻出一种更符合历史原貌的客观诠释。在涉及上述问题展开的一系列大辩论中，以色列学术圈内，一种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思潮初显端倪，并立刻在以色列犹太社会产生强烈反响。这一思潮便是后犹太复国主义。
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者主要是以色列国内的一群颇具政治头脑和思维敏捷的年轻学者，其领军人物为本·古里安大学的本尼·摩里斯（Benny Morris）教授和海法大学的艾兰·佩普（Ilan Pappe）博士。还有一批新近崭露头角的“新史学家”。后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对大量焦点性的档案、文件和相关史料的研究，并联系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和以色列的国内现状，从以色列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朝向、舆论宣传和国民教育、以色列阿拉伯少数派的公民权利、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以及以巴冲突等层面，提出了一系列初步的批判性观点。
后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后冷战时代，以色列国内主要存在三大思想流派，即传统犹太复国主义、新犹太复国主义和后犹太复国主义。后犹太复国主义主张，以色列应该形成一种公民身份，形成一种旨在适应自由民主的普遍价值标准的制度框架。任何一个民族在实质上及制度上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同时，它对以色列现今构成的国家的合法性不予认同。坚信以色列必须在民主性或犹太性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它斥责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殖民主义者的计划，在道义上应受谴责，它带有先天性的弊病，这也是今日以色列面临的国内外困境的主要原因。它还强调，应接受以色列支离破碎的现实来昭示有必要把以色列变成所有居民的国家，而不是牺牲其他集团的认同感来彰显单一集团的认同感。在舆论宣传和教育方面，后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以色列的学校教育系统退回到了用陈腐的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阐释历史和社会的地步。教育的“努力方向是在中、小学生中用新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强调犹太复国主义信条”，而且“要让小学生根据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解来学习这片土地（以色列）的历史——形成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断言：“这种教育套路只会生产出一种毕业生：种族主义者、孤立主义者、极端的民族中心论者。”[5](P55)
同时，后犹太复国主义建议西方，重新界定中东地区关于进步、稳定和福利的相关要素，“以色列这个扭曲了的‘中东惟一民主国家’的自我形象确应受到美国和欧洲人的挑战”，“要从头考察犹太复国主义的复杂动机，并综合分析恐怖、野心和利益交织而成的一个复杂网络是如何左右当今以色列人的”，“西方继续把以色列当成阿拉伯蛮荒世界的一个民主堡垒的做法已成为一个障碍，它妨碍了以色列国内那些致力于创造能为所有居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人带来福祉的人文和市民社会的人。”[5](P62)
另一方面，后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主张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共同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因为“没有外来压力，以色列国内要发生变化的希望甚小，但这种压力不必采用制裁和联合抵制的形式，而应是阻止性的，以便产生一个更加牢固的新的犹太复国主义思路，这是基于西方真正支持市民社会和民主社会的需要。西方必须抛弃那种根据在冷战中是否亲西方，或者是在中东的背景下根据亨廷顿（Huntdon）等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来判断是否具有民主的潜能这样一些标准来认同各社会的做法”[5](P61—62)。
显然，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新思潮，堪称犹太复国主义的“另类”。从总体上看，它尚不具备完整的思想体系，一些观点和主张还没有最终定型。即便是使用或者是诋毁后犹太复国主义这一词语的人也对其定义都持有不同看法。第一个将后犹太复国主义论战介绍给以色列外部世界的犹太学者劳论斯·塞波斯坦（Laurence J.Siberstein）对它给出的、并得到不少人认同的表述是：“一般说来，后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术语，它适用于当前流行的一系列批评性观点，这些观点把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以及这种理论所带来的历史叙述、社会和文化表达看作问题。像犹太复国主义这个术语一样，后犹太复国主义也包含了一系列的观点。对于后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术语不断增加的使用显示，很多以色列人越发觉得犹太复国主义所提供的概念、框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对于批评家们来说，后犹太复国主义构成了对犹太复国主义基本原理和价值的挑战。对辩护者们来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批评构成以色列变成一个完全的民主社会所必备的先决条件。”[9](P2)
由于后犹太复国主义目前还是以色列国内仍在发展中的一种新思潮，其支持者主要是犹太左翼和处于犹太社会边缘的阶层。因此，后犹太复国主义本身也是边缘和脆弱的，并没有动摇极端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和观念在以色列现政府决策行为中的霸主地位[5](P59)。
然而，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却对以色列政治的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它让人们清晰地听到了有别于传统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长期把持和垄断的以色列政坛主流意识的不同声音，而且开始向外部世界传播。其意义至少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后犹太复国主义迫使传统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更或更加清楚地重新界定他们对以色列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念，同时要对以色列政治制度的地位及其特征做出新的评价。
2.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已在发生变化， 宗教弥赛亚主义式微，而且它在以色列撤出所占领土之后，因失去自身存在的主要理由而将进一步衰落。极端正统派也不能为大多数人提供一种公认的生活模式，因为它是一个分裂出来的、有着强烈自我优越感的教派。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迫切需要探寻一种更适应以色列不同阶层犹太人口味的“开明的犹太教”的公共表述。
3.它第一次打破了以色列学术界的长期禁忌， 使后犹太复国主义成为被接纳的合法话题。不仅如此，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性观点甚至得到以色列传媒的关注，并在已拍摄成的电视记录片中反映出来[5](P56)，从而对以色列犹太社会的“话语霸权”产生超常的冲击。同时它还引发了以色列教育工作者对有关过去历史及现状的教科书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思考。更令后犹太复国主义鼓舞的是，以色列的校园里，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细胞亦在教师和学生身上滋生[5](P59)，这将为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成长预留了空间。
4.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脱颖而出及其仍处于边缘状态的事实一方面显示了以色列犹太社会意识的多元色彩，以及它所蕴含的包容性和自由性，但另一方面，它折射出以色列犹太社会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而犹太正统派在以色列主流社会占据的“霸主地位”则意味着变更犹太国家的发展朝向和给予阿拉伯少数派平等公民权的艰难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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