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理论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生态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0-0010-10
如何看待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并予以科学的理论定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目前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历史发展基础的观点，并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模式；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①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认为不能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恰恰相反，它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同时又应当是被归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
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关系
一些论者之所以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一种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混淆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具有后现代倾向的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事实上，如果我们具体比较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没有否定工业文明，也没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产力增长模式，根本谈不上什么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面对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当代西方产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伦理思潮。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毫无节制地对外部自然进行掠夺式开发和利用，造成了当代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潮分为三个阶段，即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生态中心主义实际上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发展的第三阶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以及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等人。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是借助了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认为人类和每一个存在物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人类相对于其他存在物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权利，强调只有“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②因此，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大到人之外的自然界。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一书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论展开了批判，提出了“自然价值论”的理论观点，强调每个存在物都有其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阿伦·奈斯进一步提出了以生物圈平等主义和自我实现论为主要内容的“深层生态学”。所谓“生物圈平等主义”，就是认为“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将其局限于人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对人类自身的生活质量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③。根据这一原则，人不过是整个生态系统整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拥有其他存在物所没有的特权。因此，人应该平等地对待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所谓“自我实现论”，就是要求人类走出狭隘的自我，充分认识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存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生态共同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必须走出那种仅以人类利益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从“狭隘自我”到“宇宙大我”的转换。
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作为其理论的基石。所谓“自然价值论”，是相对于“主观价值论”而言的。它强调人以外的生命及其自然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事实上，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对于自然价值论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他们大致从如下三种意义上使用自然价值论这一概念：(1)是指工具价值的对立物，也就是说，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物不是作为相对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手段，而就是目的本身；(2)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3)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独立于评价者主观评价的客观价值。④也就是说，即便评价者不存在，自然的客观属性也能够存在和得到说明。所谓“自然权利论”，主要是指生物和自然界人之外的其他事物按照生态规律存在下去的权利。生存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和生态安全的权利是生物所享有的三种主要权利。
之所以说生态中心主义是具有后现代倾向的绿色思潮，主要是因为它们同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的基本观点具有一致性。所谓后现代主义，是在批判现代主义的过程中而形成的一股哲学文化思潮。其基本特点是，批判自笛卡儿以来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主体性和人道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主张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多元和多样性、差异和不确定性等。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在如下方面具有后现代倾向：第一，他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和近代主体性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工具性的关系，把自然看做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存在物，从而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滥用。第二，生态中心主义反对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并把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看作生态危机产生的另一根源，并得出了反生产主义、反经济增长和反科学技术的结论，“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⑤。由此，他们为了保护生态，不惜牺牲人类生存的权利，从而把生态保护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立起来，走上了反人道主义的误区中，这和后现代主义把理性和科学看做是现代社会一切弊端产生的原因是完全一致的。第三，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具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这既体现在他们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中，也体现在他们所提出的“深层生态学”中。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生态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不仅内涵各不相同，而且其理论根据是从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面临着“是”如何能够推出“应该”的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用科学的逻辑形式予以论证，最终只能诉之于人们的直觉和体验。“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于直觉而不是理论论证。”⑥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的“深层生态学”中。“深层生态学”所主张的“生物圈平等主义”本身就被认为是直觉到的公理，而“宇宙大我”以及所谓从人类的“狭隘自我”向“宇宙大我”的转换显然是无法用逻辑语言所阐述，而只能依靠个人的体验，最终结果必然是陷入到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在上述方面不仅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它是西方绿色生态运动中对生态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的流派。对此，英国学者佩珀指出：“生态主义(主流以及一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的版本)，被输灌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一致，尽管它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生态主义的红色批评是把它推向一个更现代主义视野的尝试，包括：(1)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2)生态危机原因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3)社会变革的一个冲突性和集体的方法；(4)关于一个绿色社会主义处方与视点。”⑦这里佩珀既指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也指明了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对生态主义的红色批判实际上是反后现代的，或者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主张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并不存在除人类需要之外的自然的需要，而且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当人类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先于自然的需要。因此，“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的)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⑧。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和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⑨。其次，尽管和西方中心主义一样，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但是和西方中心主义把技术的运用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而得出反科学的结论不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不认为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不认为技术进步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他们坚持技术本身并无对错可言，认为技术运用的后果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性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他们所批判的是被资本主义所控制的技术理性所导致的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他们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的目的把技术从被资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通过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使科学技术不再服从于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实现技术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一致。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技术有助于人类的生产和控制能力的提高，而且强调摆脱资本所控制的技术是适应人类和自然共同发展而不会对它们造成破坏。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不反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也不具备后现代主义的反物质倾向。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只是这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方面“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因而，它将是有益于生态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绿色的，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因此，他们是在自然能力的宽泛限制范围内可以满足的需要。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地把他们的需要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但不一定违反这个准则”⑩；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当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11)。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要人们回到前技术时代的穷乡僻壤的艰苦环境中，也不认为前技术时代就实现了人和人、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更不认为商品和市场本身有什么邪恶，当然也没有必要取消它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立足于人的需要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共同发展。那种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增长模式的观点是不符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他们理论建构过程中，还是在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过程中，都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第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和解决途径的分析始终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的基础上的。根据历史主义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必须立足于生态危机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来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而这正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突出的理论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反对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拘泥于价值观非历史地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之道，而且体现在他们始终联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来考察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的本质并不在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它反映的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具体地说，生态危机本质上反映的是人和人在占有、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矛盾利益冲突。而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和激化都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以下三个方面指出了生态危机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首先，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它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利润。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进行，它总是倾向于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对短期利益的关注来追求利润，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总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就是反生态的。其次，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是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明紧密相联的。这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了本国的生态问题，而且还体现在资产阶级还通过殖民活动掠夺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最后，当代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国家输出的。这体现在，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利用其资金、技术优势制定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破坏自然的方式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利用国际分工，将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问题。基于以上分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肯定树立生态价值观和转变生活方式对于缓解生态危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始终强调不能脱离制度维度和阶级维度来谈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始终强调脱离制度维度和阶级维度的生态运动得不出积极的结果。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生态运动，以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为主体的激进生态政治才有可能。
第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探索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上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始终强调人和自然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人是自然的产物，人要依赖自然而生存。“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2)马克思强调，“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3)。其次，自然界及其内在规律会制约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14)；“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5)。再次，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必须和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对此，马克思既指出了“劳动”是人类社会和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一般条件，“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16)；同时也指出，人类的劳动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和自然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17)。最后，人类和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具有依赖自然和受自然规律制约的受动性，但另一方面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不是仅仅停留于消极被动适应自然，人具有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动性。正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在马克思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批判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问题仅仅归结为抽象的价值观问题，强调立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对此，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解决生态问题具有优势，就在于“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和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这因此就说明一种生态的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观的必要性”(18)。可以说，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来探讨当代生态问题，是他们相对于其他绿色思潮来说的一个理论特质。
第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恩格斯早在1839年的《乌培河谷来信》中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更进一步指出：“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溶解铁矿石的时候总是用木炭，而由于森林砍伐殆尽和农业发展，木炭的产量愈来愈少，价钱也愈来愈贵。”(19)同样地，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率总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20)。二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身心健康的巨大损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拥挤的建筑和资本主义生产污染了空气，使工人呼吸不到新鲜的氧气；城市垃圾以及被城市垃圾所污染的生活用水、流行病损害工人的身心健康，“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是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长，这是不言而喻的”(21)。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批评资产阶级依靠牺牲工人而实现劳动条件的节约。马克思不仅揭露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获取利润，而且指出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愿意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甚至对于维护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起码的支出都不愿意付出，其结果造成工人生命健康和生命的浪费。三是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以人类劳动为中介的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但是由于一方面资本把自然看做是上天给予的免费的馈赠，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简单化为征服和支配的关系，自然被归结为被动服从于人的目的的存在物，这种对自然的过度使用和征服必然导致自然的反抗；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的需要，对自然资源采取掠夺式使用，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破坏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对此，马克思指出，虽然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日益扩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浪费和城乡之间不能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变换，最终结果是农村的土壤肥力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2)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同生产条件的矛盾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并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生产方式运行的基本特点等方面更加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生态危机的内在机制。
第四，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相关论述为理论依据，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闲暇二元论”现象，反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3)虽然马克思这里还受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用“类特性”来表示人的本质，但是，马克思已经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明确把人的本质同“自由自觉的劳动”联系起来，而且还明确指明作为人本质体现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同动物的本能活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整个人类历史不过是通过人的劳动创造而形成的历史。“所谓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24)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上述思想，一方面强调劳动是人类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变换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人的社会关系，人就是在劳动过程中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肯定自我和实现自我的。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以马克思上述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人们是在劳动过程肯定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思想为依据，一方面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另一方面又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劳动—闲暇二元论”现象使得人们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寄托于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的消费活动中。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这种消费本质上是补偿异化劳动的异化消费，这种沉溺于异化消费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异化的生存方式，它既带来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也带来了自然的异化。而如何消除“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使人们到劳动创造中而不是消费活动寻求满足，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努力探索的问题。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而且还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力图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体体现在：首先，正如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指出的，由于生态问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创立系统的生态哲学理论，再加上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流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式，导致西方绿色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反生态学的。这就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西方绿色思潮长期停留于通过改变人和自然的关系，通过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当代生态问题，而忽视从制度维度和阶级维度来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运动无法同工人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导致生态运动无法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二是生态问题在越来越成为全球性问题的前提下，生态学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领域。但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对立起来，实际上也就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性提出了质疑。鉴于以上情况，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没有系统的生态学理论，但它和生态学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无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还是从其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资源看，它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恰恰具有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所不具备的优势，问题在于如何把内涵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具有的这种优势阐发出来。对此，他们通过修正、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的内在关联，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阈，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当代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其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和西方其他哲学家拘泥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批判现代性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观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现代性批判主要展现为对资本的批判。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资本的逻辑所带来的剥削和不公正现象，而且也揭示了资本所导致的人的道德的败坏和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立场、方法和内容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同时又加以深化，这突出体现在作为现代性批判重要内容的科学技术批判和生态批判上。马克思虽然也注意到科学技术运用的负面效应，并且指出科学技术运用的后果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是总的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主要停留在一般的原则论述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从制度批判、哲学世界观批判和价值观批判等维度具体论述了科学技术是如何异化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从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现代性批判重要内容的科学技术批判。最后，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和消费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消费和需要直接同一的辩证法虽然对于我们研究需要和消费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主要不是为了解决消费领域的异化问题。马克思既没有立足于人的异化系统考察人的需要和消费问题，也没有立足于自然的异化来系统考察人的需要和消费问题，这是由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条件限制所决定的。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还是生产的问题，而不是消费异化的问题。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根据当代西方社会人的需求被控制，从对商品的物质性消费转向对商品的符号性消费这一变化，以及异化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系统考察了消费与人的生存方式、消费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强调理顺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对于克服异化消费，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性，既给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又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和消费理论。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
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流派，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笔者认为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的问题对此进行考察。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应当考察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否背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应当考察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殊性。
我们首先考察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对此，笔者认为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归纳，即对马克思哲学的认同与重构、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革命失败的反思，其早期代表人物是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通过这种反思产生了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从恩格斯、第二国际、列宁到苏俄的知识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都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意义，其根本缺陷在于它是立足于近代哲学的立场来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内涵，不仅没有凸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和特殊性，而且还把马克思哲学降低为一种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钝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批判向度。由此，卢卡奇等人立足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哲学。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哲学不是一种以探寻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为目的的知识论哲学，而是以追寻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无论卢卡奇等人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是否正确，但是他们是在认同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以探索西方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之路为目的来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种在认同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传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流派发展格局。第二个结果是，卢卡奇等人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异化状态。在卢卡奇看来，资本和现代性对效率的追求导致了技术理性的盛行，使资本主义现代化呈现出物的价值的上升和人的价值的下降的特点，人们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和科层制的管理体系，而处于异化状态中。可以说，卢卡奇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批判的传统，法兰克福学派则进一步把卢卡奇的技术理性批判发展成为一种包括工具理性批判、大众文批判、日常生活批判、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批判等在内的现代性批判。当然，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和卢卡奇等人对现代性批判的内涵是具有重要区别的。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哲学批判为主要内容的批判，实现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而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则主要是一种哲学价值批判。第三个结果是，卢卡奇等人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认同或重构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围绕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目的展开的，因此，卢卡奇等人始终重视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培育。但是，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即经历了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追寻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逐渐发展到追求人类个体的自由和解放的变化过程。问题逻辑和法兰克福学派是这一变化的起点。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转变和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密切相关。具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由此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工人阶级的分化使革命主体的寻求成为困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难题。而资产阶级则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了人们的内心向度，使得人们的政治意识日益淡漠，兴奋点转向了受广告所支配的消费中，社会生活出现了总体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个人日益被社会总体所吞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把西方社会看作是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而革命主体的消失和个人日益被社会所吞没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早期对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转换成了如何使人类个体摆脱总体异化，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应当肯定的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背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这是因为，首先，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认同马克思哲学，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目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整合当代西方的生态运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其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就是探讨对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生态问题，并由此展开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和技术理性的批判，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最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解决生态问题作为其理论主题，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认为生态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异化的生存方式的必然结果。这种异化的生存方式集中表现在人们把异化消费当作实现自身满足、自由和幸福的唯一方式。因此，对生态危机的解决过程也就是使人们摆脱异化消费、摆脱异化的生产方式，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和幸福的过程。他们力图建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和谐发展的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
那么，如何理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呢？对此，笔者认为，必须弄清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如下三个方面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他们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
第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立足于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普遍异化状态。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以“计算或可计算性原则”为基础的技术理性的基础上的，这虽然导致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工人阶级的个性化的丧失和异化。卢卡奇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从两个方面对技术理性展开了批判：其一是他们揭示了技术理性形成的哲学根源和社会根源。从哲学根源上看，技术理性的形成同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相关。启蒙理性认为知识并不是揭示世界因果关系或极终本质的体系，判断知识的标准在于“有用性”。这就必然把凡是不符合计算和实用规则的东西排除在知识之外，知识实际上被归结为技术，理性由此也被归结为技术理性。从社会根源看，法兰克福学派认定，当代西方社会是借助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其二是他们分析了技术理性盛行的后果。在他们看来，技术理性盛行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盛行，消除了哲学的批判向度，培养了人们的顺从和肯定思维，成为了控制人的一种新形式，这也决定了技术理性虽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必然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他们分析了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同技术理性的内在联系，详细地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揭示“控制自然”观念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造成了人们用实用和工具性的眼光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得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最终沦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的双重后果。
第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主要体现在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所提出的“文化工业论”和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提出的“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理论中。所谓“文化工业”，是指当代西方社会借助科学技术大规模复制和传播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在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化产品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特殊商品，具有标准化、一律化、大规模复制和思想无深度、平面化的特点。其社会功能在于引导人们在无深度的文化产品的消费和娱乐放松，忘却一切思想和忧伤，进而丧失对现实的社会批判和反抗能力。因此，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是一种承载意识形态职能的消费主义文化。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则提出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概念，用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对人的总体统治和整个社会日益走向物欲化和消费主义的倾向。马尔库塞指出，伴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出现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即通过广告等大众媒体制造“虚假需求”把人们的兴奋点引向对物质商品的消费，“虚假需求”是一种由个人所控制不了的资本所制造出来的，因此它是一种被控制的、外在于人的需求，这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对人的控制已进入到了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使当代西方人成为沉醉于追求物质消费而忘却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是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控制人，并指出消费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则既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同时又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的重要内容。在他们眼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不仅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消费意义的新变化，而且造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强化了异化劳动，并最终成为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消费批判切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并把消除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动力，既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理论特点，也体现了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第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吸收了马尔库塞在《自然和革命》一书中关于人的解放包含着自然的解放的思想。马尔库塞在《自然和革命》一书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只能靠对资源、对大自然的全面毁灭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实现对人的统治，其结果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生存的危机。“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主体。”(25)马尔库塞指出，这里所说的“自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服从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外部自然界，二是被技术理性所压抑的人的自然感性冲动。马尔库塞由此强调，要实现人的解放也意味着必须实现自然的解放，这里所说的“自然的解放”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解放属人的自然，即解放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第二层含义是指解放外部自然界，使之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26)。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的思想：其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的解放以及把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在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威廉·莱斯具体分析了技术理性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进而成为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在此基础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技术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必须重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控制自然”的观点，强调“控制自然”不应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27)其二，在继承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意味着人的感性获得解放的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如何摆脱受广告所支配的异化消费，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实现自我价值确证。马尔库塞之所以提出人的感性解放的问题，是因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对人的总体统治，人已经无法具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就必须首先恢复人的自由意识，即新感性。马尔库塞是立足于政治革命来谈论人的感性解放的重要性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的感性解放同消除异化消费和解决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在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把受广告所支配的商品消费看作是实现自我满足的唯一方式，这种异化消费既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异化劳动，同时也强化了生态危机。因此，摆脱受支配的异化消费，把满足建立在真正需要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使人们到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实现自我，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关键。
总的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在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赋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以全新的内容，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进一步拓展到了生态批判，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注释：
①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第41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②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第192—19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③G·希尔贝克等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第5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④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新进展：评价与阐释》，第136—13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⑤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48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⑥⑦⑧⑨⑩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7、83、354、340、336—337页。
(1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4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
(1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第2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1—292、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
(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3l0页，北京，人民出版,2002.
(25)(26)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128、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7)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168页，重庆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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