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来凸显或把握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里似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学术研究景象。当国外学者杨炳章力图通过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历史事件来讨论毛泽东路线和权威的确立，以及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系时，他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要基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中国客观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处理历史事件与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之间的关系，因为单纯的历史事件研究极易渗入研究者的杜撰、演绎和扭曲，发生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将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思想认识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初心)的坚守、传承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斯塔尔毛泽东研究方法和杨炳章毛泽东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或许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毛泽东的正确做法，才符合毛泽东作为多元身份的客观历史。而单纯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究竟多大程度上能透视出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这恐怕需要结合毛泽东思想认识层面上的发生过程和机制进行有机辩证地把握，在更深程度、更大范围(超出以往党史研究的传统)上认识中共革命和中国政治之间的总体联系。
关 键 词：毛泽东；历史事件；历史虚无主义
国外学者杨炳章是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他不仅具备党史研究扎实厚重的基本功，能够通过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历史事件研究展现毛泽东路线和权威确立的历史过程，写出《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弥补国外学者在毛泽东研究上过于学术化、学理化的传统倾向，在历史细微之处展现出毛泽东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肖像，而且能够透过历史事件研究形成学术问题意识，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在多处对这个问题试图进行专业性的回答，阐释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但可惜的是，因为不能从宏观上完整地建构出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所以从总体上讲，他并没有真正完全突破以往党史研究的传统，走出历史细节，在历史事件研究基础上总体性地回答和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何以导致中国政治彻底变革的根本原因，正如他本人后来对其自身研究的反思一样：“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上的用心和对于西路军的分心，在抗日战争中处理敌我友之间的方针策略，进而中共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总体联系，都需要在更深程度、更大范围予以认识——这种方式也许超出了我们以往党史研究的传统。不过归根结底，总是一个对于客观历史人事的正确认识问题，似乎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①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文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这就是说，在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背后存在着更大、更深的学问，但并不是一个单纯对于客观历史人事的正确认识问题。客观历史人事存在着内在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性，不能孤立地、独立地、单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化约为客观历史人事的正确认识问题，个别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似乎并不足以完全地阐释这个问题。离开思想理论(社会思潮)置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看不到感性直观现实人事背后存在着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能从传统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走向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跨学科运用各种思想理论资源研究毛泽东，突破传统党史研究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重新认识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国外学者杨炳章毛泽东研究流露出来的深层问题，也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中渗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而坚持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体性地把握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之间的关系，将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解读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历史叙事法和文本解读法有机结合，或许才能克服单纯历史事件研究展现出来的“无根漂浮”的迷惘而被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状态，才能搞清毛泽东在思想认识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建构出其政治哲学逻辑的完整历史过程，真正地回答毛泽东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昭示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 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对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的“优”与“劣”
相比国外学者斯塔尔的毛泽东研究，杨炳章似乎更偏重于通过历史研究展现毛泽东在长征过程中赢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关系的战略，即20世纪30年代中期毛泽东政治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其比之前党的领导人所坚持的革命理想主义更能赢得中共运动中的领导权力。而“对长征期间的有关史料进行描述和解释，目的是对长征作一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并以新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中共党内权力关系的战略走向”②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引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这种将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服务于一定领域(主要在政治层面)中的观点，从一定程度上看并没有意识到，局限于一定领域中的观点即政治现实主义，是否足以充分地解释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呢？在政治层面上的思维和实践，从更深层次上看往往涉及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注重政治现实条件，这与之前党内领导人强调革命理想原则不同，但这种不同，如果仅仅停留在内容和表现上来理解和把握，恐怕极易忽略毛泽东摆脱政治现实主义而具有马克思主义宏观全局辩证思维和眼界的深层逻辑。注重政治现实条件并不必然永久导致革命成功的结果，从革命实践中及时进行理论层面上的总结和提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才能真正完整科学地把握从政治现实条件出发进行政治哲学逻辑的建构和展现，理解政治现实主义层面所建构出来的充分内容，从而深化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在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上的“优”和“劣”。
第一，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易于形成问题意识，有助于以问题为中心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领域，从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意识切入，探讨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具体方面的意义是一种比较深入的研究方法①张放：《思想的跨度与张力：晚年毛泽东的愿景与问题意识》，《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但如何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而不是“伪问题意识”，恐怕还是需要扎根于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在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中凸显“人物中心”所建构出来的“问题意识”，否则极易产生“伪问题意识”，以过多主观感情色彩把握无法通过历史考证确证的历史细节而建构一种带有抽象学理的“伪问题”。事实上，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本质上属于历史事实范畴，对其进行研究往往能够产生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问题意识”，但需要实现历史书写中的历史史实与客观历史事实的一致性，“历史书写中的历史史实不能仅仅是个人的，而必须是具有共识和确切证据的历史事实”②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这就是说，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只有基于共识和确切证据的历史事实才能在其中产生出一定的“问题意识”，基于真正的历史事实就可能在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中产生跳出历史事件表面，重新把握历史事件背后所存在的历史语境和历史逻辑的冲动，潜意识地流露出历史事件中“人物中心”当时所具备的整个的思想逻辑，追寻历史事件背后真正的思想动力机制。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美国学者杨炳章在长征历史事件研究中才产生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是如何赢得权力关系的问题，并以此问题认为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就在于政治现实主义，毛泽东就是一个以现实主义建构其政治哲学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第二，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语境的解读和建构，对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具有奠基作用。国外毛泽东研究在总体上存在着“抽象的毛泽东”图绘③韩步江：《论毛泽东实践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根基——从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中的“辩证法与延安道路”谈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的特征，原因在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真正深入地展开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往往就其本身来认识和把握，不是从“人物中心”把握历史事件，而是从历史事件把握“人物中心”，认为通过历史事件的直接解读就可以得出“人物中心”的真实完整历史语境，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能够成立，因为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本质上确实是一种历史语境的解读和建构，确实有助于把握“人物中心”的理解和透视。美国学者史华慈就认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离不开其基本战略，该战略的内容表现为：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所造成的有利发展形势下，一定的群众基础、共产党组织和红军的存在，有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有足够经济给养的经济力等条件。这些条件某种程度上是在历史语境中得以存在和呈现的，通过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可以充分地把握历史连续性，为深入把握和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提供可能，史华慈对毛泽东的研究、尤其是更深层面对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的认识和概括或许就有这样的一种特点，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主张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已形成，此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可见，基于一定时期的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往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对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的一种高度把握，由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语境有助于在理论分析层面上概括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整体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作为毛泽东研究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并不是完美无瑕、十全十美的，辩证唯物主义地看，其对于毛泽东研究尤其是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还是存在着一些不那么理想的地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从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都带有十分厚重的中国历史感，毛泽东认识论并没有彻底完全地脱离中国历史，变成完全抽象纯粹的理论演绎话语。中国历史语境作为毛泽东实践活动和理论思考的优先性地位和作用在整个毛泽东思想逻辑尤其是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中还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着极为推崇和具有影响力的经验主义研究和解读毛泽东文本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将毛泽东文本(思想)和历史语境即实践及其所处环境“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和把握，将毛泽东文本(思想)往往看作经验见识的体现和特殊环境制约的结果，并非理论主张本身①[澳]保罗·哈里：《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历史语境在毛泽东研究中的客观存在和重要作用，并非如一些同行批评家所说的彻底否定和抛弃毛泽东理性主义认识论立场，只是没有真正地做到将历史语境深入到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解读中进行把握，没有凸显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中的历史语境，而只是在其外感性经验地收集、梳理和整理历史语境，更深层次(历史规律)上把握和重建历史语境可能相对不足。
第一，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易于陷入历史细节的纠缠，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感性直观实证思维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无法凸显出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意蕴。从杨炳章对长征历史事件研究中可以看出，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本身是十分不易的，“要充分估价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就必须与该研究范围之外的其他一些事件相联系。但是，探讨的范围越深越广，也就越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看起来，在历史研究中，既没有终点可言，也没有定论可下”①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对历史事件研究不能形成明确结论的模棱两可的尴尬状况往往是因为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易于使研究视野和精力陷入历史细节的纠缠，不能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把握历史事件背后所存在的历史规律，往往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感性直观实证思维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看不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所昭示出来的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意蕴，在历史辩证法层面上洞察和领悟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的深刻意义和价值，“只要历史学家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足以对所探讨的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判断，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他们比历史上的人物看得更广些、更深些，只要我们能更恰如其分地理解他们已经做了些什么，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他们将要做些什么，我们的努力就不会白费。也正是在这种相对的意义上，存在着某种历史研究的绝对标准”②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可见，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往往聚焦于历史人物“做”的逻辑，在感性经验实证层面思考和把握一些问题，往往很难深入到更高理论分析层面把握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
清一色的文字表盘对手表制造厂家的生产其实并非简单，因为颜色单一比较容易弄脏，所以薄型简洁的设计难度不小。
二 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的解读对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的作用
由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把脉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是一项极富挑战的工作。当杨炳章想通过长征历史事件研究搞清楚毛泽东在革命实践背后所存在的政治哲学何以支撑其取得成功时，并没有彻底充分意识到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只是毛泽东研究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它的普遍意义还是有限的，因为它往往并不展现出必然性的充分逻辑。必然性才能呈现普遍意义，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必然性的研究和追求，才能包容和升华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在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即隶属于历史研究之外，还需要在梳理历史事件基础上加上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理论分析，结合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和研究文本来把脉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杨炳章说他反复咀嚼《毛泽东选集》不下五六遍，但通过其出版的专著可以发现，引用毛泽东文本和解读毛泽东文本并不是十分明显和凸出。因此，他后来也意识到了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对整个毛泽东研究的局限，“在历史研究中，事实描述上的错误比理论分析上的错误更经常出现，也更容易解决。事实描述就像拳击，目标是干净利落地击倒对手；理论分析则更像是马拉松，赢者只需坚持跑完自己的路，任凭其他人因脱离路线、中途退出或落后到达而败北”②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这显然是对历史研究的一种深入反思和总结，也是对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存在的局限的一种自识和修正，肯定理论分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就是要强调通过毛泽东呈现出来的思想理论著作成果来把握具有普遍意义的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而不是单纯历史事件的简单描述。
第三，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的解读较难渗入历史虚无主义，能确保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展现的“根红苗正”。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和泛滥，有其极为深刻复杂的原因。如何坚决抵制其消极负面影响，使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在之前学术积累和学术共识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恐怕仅仅在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中是很难实现的，而在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解读中则往往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原因在于，相比而言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解读较难渗入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底蕴在许多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难度很大，因为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能轻而易举虚无的。在毛泽东大部分思想理论著作中都存在着极为严密扎实的理性逻辑和充分经验，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能渗透进去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应该深刻感知到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本身中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彻底否定和坚决抵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努力。
第一，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的解读有助于从毛泽东思想认识论层面上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此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毛泽东文本往往涉及认识论问题，“毛泽东的认识理论并非如许多毛泽东研究专家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种单纯的经验主义，相反，它包含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根本性的张力”③[澳]保罗·哈里：《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因此，应该将毛泽东的文本看作一个理论论述的实体来进行解读④[澳]保罗·哈里：《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仅仅立足于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的研究往往并不能上升到将毛泽东文本看作一个理论论述的实体来进行解读，往往只能做到经验主义层面把握毛泽东认识论程度，因为它往往不关涉毛泽东文本所关涉的理性主义层面，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进行解读即对毛泽东文本进行解读，就理性主义层面而言，实际上就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即在文本中融入着的毛泽东在认识论层面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预设)前提坚持和运用到中国实际中，以打破经验主义有效边界，建构一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张力发展的解读。
第二，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易于渗入历史虚无主义，使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无法正确展现。不能在总体上把脉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往往在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中就会丧失正确的立场或随意虚构立场，甚至渗入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不是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根浮萍，不能独立呈现，它往往需要寄托和体现在对历史事件研究的过程和观点中，因此它极易出现在单纯纯粹的历史事件研究中，成为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中难以克服和避免的一种局限。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其实也是历史语境的一种真实建构努力，它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对历史真实语境的还原，因此在相对有限的区域和范围内，当历史事件中一些带有因果联系或复杂逻辑的问题出现时，往往并不能站在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上进行相对正确、符合历史总体走向和规律的理解和把握，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认识论“症结”①韩步江：《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论“症结”》，《学术界》2016年第1期。中不能自拔，也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也是注重和纠结于历史事件的细节对错而催生和演绎出来的一种思潮，在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上往往并不能站住脚。它极易影响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对正确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的作用效果和作用范围。
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是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值得和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因为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三者紧密相联①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但任何历史事件研究往往都不能穷尽所有历史细节，在面对无法证实的历史细节时，往往就需要对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的方法进行自识和反思，基于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重新认识和把握一些历史细节，这就是说，在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中也应该需要注意综合应用概念、判断、推理、假设等理性思维方式，将其可能性空间正确地展示出来，而不至于沦为研究者主观不符合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的臆想或臆测。对历史人物的全面把握仅仅停留在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层面上往往是达不到思想理论逻辑深度的，这就预示着，应该将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同毛泽东文本解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单纯立足于历史事件研究可能并不足以完整深入地把握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因此，深化毛泽东研究，应该将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文本解读有机结合起来，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层面上开辟新篇章。
第二，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的解读本质上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历史语境重建，能较深入地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文本是死的，思想是活的，通过死的文本解读出活的思想就是文本病理学吗？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文本，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呢？如果不将文本孤立起来，将文本进行“有机解读”，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本质上涉及的历史语境，对其进行解读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历史语境重建。文本既是作者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没有历史轨迹和印痕的毛泽东文本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文本某种程度上都是历史语境的真实写照，反映和折射着特定时代的重要问题，具有更深层次解读和重建历史语境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毛泽东文本作为理性主义认识论立场的产物，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理论概念，这些理论概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基本上都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预设理论框架下借以把握中国客观现实世界的产物，毛泽东相信，概念的形成、运动、排序和勾连就能实现主客观世界在思维中的统一，现实世界存在着理性秩序并非表面上的杂乱无章样子，理论概念应该包含着反映现实性和展现理论性的张力。
我国经济法对经济的发展起指导作用。我国通过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自由贸易造成经济整体崩盘、对经济发展不加以指导产生金融危机等现象，设立了经济法指引我国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18年全国高考生物试题大多提供特定情境，学生通过运用科学思维，结合从题干中获取的信息和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进一步实现对学生生物核心素养的评价考查。
译介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一支文学翻译互动的研究。其学理基础是“国别文学”与国际文学交流的存在，主要研究译家译作与国别文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也研究译作对输入国文学技巧的影响。[12]
(4)炭质板岩具有中低阻中高视极化率特征，是区内典型的找矿干扰体；区分其与矿化体的主要依据是矿化体视极化率比其高，视电阻率比其低，结合异常分布规律可大概区分。
实际上，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往往缺乏充分的理论分析但却能展现出充分的叙事描述，这对更深、更宽地把脉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往往是不足的。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描述所能概括和呈现的，它往往需要有一定超越历史事件本身的理论反思和建构能力，能够将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在理论分析层面上的可能空间和主观愿景通过其思想理论著作成果真正地展现出来，使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在此基础上达到或涉及历史规律的深层问题，“历史学不是单纯事实的叙述，而应该同时是对事实的解释，是对事实相互间关系的理解。解释不仅仅问‘是什么？’而要问‘为什么？’解释‘为什么’就是探索原因，必须进入因果关系领域；必须从事情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研究为什么可能性是这样实现，而不是那样实现？必须分析可能与现实、必然性与偶然性及其相互关系，这就进入对历史规律发掘的深层次探索”①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这就是说，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作为带有一定历史规律性问题往往需要涉及对事实的解释，需要展现出事实基础之上的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即需要将研究者的理论分析建构在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上，相似地揭示出历史事件背后所存在的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个人纯主观动机。历史人物的个人心理动机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却不能根本改变历史的方向②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对毛泽东个人心理动机的猜测和建构是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中极易发生的倾向，而对毛泽东实践活动尤其是政治实践活动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往往会被极大忽视，原因可能在于，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进行解读，而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的解读对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的展现并非历史虚无主义所能企及的，通过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的解读能够为其提供极为扎实有效的基础。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是毛泽东思想呈现出来的重要载体，通过解读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政治实践活动背后所处的思想状况和思想水平，例如，毛泽东曾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并归纳出11种自由主义表现，这显然是毛泽东站在理性主义认识论层面上剖析现实、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现。由此以自由主义理解和把握毛泽东，以自由主义倾向解读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将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的思想根基看成自由主义，则极易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将原本真实的历史虚无化、扭曲化，看不到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在同历史虚无主义根本不相容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哲学逻辑。
三 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文本解读的有机结合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毛泽东的正确做法
透视杨炳章的毛泽东研究，综合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和人物，现在看来，真正能够深化毛泽东研究恐怕亟需建构一种方法论共识，偏安一隅、各玩各道，并非毛泽东研究的正确态度和做法，兼容并包、取长补短，才能将毛泽东研究的魅力和光彩真正地展现出来。如果将一种研究方法推崇极致，那么从辩证法角度讲往往就意味着这种研究方法的僵死固化、优劣暴露无疑，因此灵活机动地展开毛泽东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建构和体现在毛泽东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地呈现毛泽东历史原像，而不是在单纯历史叙事逻辑中勾画，在当前国内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是一个亟待认真对待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动力是毛泽东文本中这种认识论得以成立并不断表现出来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一开始的理解和接受就不是将其作为教条来看待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看来能够长远或根本地解决中国社会实践问题，能够体现和运用在鲜活的经验之外，能够呈现出一种理性主义认识论层面上的开放性立场，使其一些理论概念真正地根据特定时代的“科学”特性而产生特定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之上的，而这种认识论从根本上来讲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过程和作用机制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催动，毛泽东是并不能真正建构理性主义认识论成分的，最多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思潮，这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早已被证明。因此，对毛泽东文本即思想理论著作进行解读，就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运用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哲学逻辑。
第一，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文本解读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实现各类毛泽东研究的优势互补，在全面深入把握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基础上将毛泽东研究进一步推进。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杨炳章的毛泽东研究显然偏重于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长征依其本身的地位和性质而言，被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或许更为合适”②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对这个历史时期完整翔实的历史叙事显然有助于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但“较有价值的历史研究不应停留在事情的表面现象上，而应追求更为深切的内在联系。这样勾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虽然不那么黑白分明，不那么是非明确，但却更加生动，更加真实”①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相比而言，斯塔尔的毛泽东研究就更加生动、更加真实，他更加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层面通过毛泽东文本解读来把握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他将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的核心观念概括为冲突或矛盾，并认为“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是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的每一个重要观点都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提出来的，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因此，如果离开了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就不可能深刻把握这些观点的真实内涵”②[美]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译者的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从总体来看，杨炳章的毛泽东研究和斯塔尔的毛泽东研究各有特色，各具千秋。综合比较二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将二位学者的研究有机辩证地结合起来，即将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文本解读有机结合起来，恐怕更能全面地凸显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展现毛泽东更加全面、深入的历史原像。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往往注重考证历史事实，很难看出“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某些思想超出了其概念暂时的有限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研究”③[美]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使得完整翔实的历史事件研究往往会极大地忽视毛泽东文本的深入解读，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的解读，这从斯塔尔对自己专著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由于本书采用这种框架，不熟悉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会发现，毛泽东传记或关于他的历史生涯的著作是本书有益的辅助读物。按时间顺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本身是对本书更为重要的补充。事实上，即使对通晓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本书也只是阅读这些著作的介绍和指南，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代接触原始材料”④[美]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可见，过分追求历史史实往往就会忽视毛泽东文本的深入解读，不能形成各类研究的优势互补，进一步深入推进毛泽东研究。
第二，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文本解读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建构毛泽东研究的总体格局。从严格意义上讲，历史事件研究和毛泽东文本解读属于两种层面上的毛泽东研究。历史事件研究属于历史研究，毛泽东文本解读属于理论分析，要将毛泽东的文本作为理论主张本身来进行历史性解读⑤[澳]保罗·哈里：《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这本身就是一种固有的理论性尝试，发生在能被读者普遍接受的推理领域。这一推理领域着力于特定研究对象及其限定的预设和前提，优先于文本以特殊方式提供被解读的概念和理论，生成问题并围绕着问题解答，制定被引用证据的标准。就是说，解读就是在搭建的一个理论和概念框架里对文本进行质问，以此激活起一个个抽象的观点，使文本本身的论述和研究者的推理之间形成真正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事件研究可能展现出比毛泽东文本解读更浓厚的经验主义倾向，而毛泽东文本解读则往往拥有比历史事件研究更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二者的有机结合往往能够建构出毛泽东研究的总体格局。
现如今学校体育教育环境每况愈下，体育老师采用“放羊式”教学，体育老师由别的任课老师兼职担任，甚至于文化课老师霸占学生体育课进行考试等一系列令人扼腕的消息。我们要引以为戒，对体育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一样不能马虎，纠正体育教师教学思想，注重专业知识的培养，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体育教学，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规范学校对体育课的管理，提高学校体育课的地位刻不容缓。
透视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往往需要借助毛泽东研究的总体格局，在一定的理论立场上和现实实践中来理解和把握，就是说，对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阐释都不应该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毛泽东研究的总体格局不能在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这无论是在感性经验层面上，还是理论分析中，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展开完整翔实历史事件研究和毛泽东文本解读，有时二者研究展现出来的局限往往就因为没有意识到需要有个毛泽东研究的总体格局，例如由于作者不可能以足够的篇幅揭示某些概念和命题产生的历史动因，结果他难以对它们做出更加符合真实历史脉络的透彻分析①[美]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译者的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对认识论的研究要先于对实践及其所处环境的重建，有了认识论上的理论把握，重建才能进行下去，才能在认识论理论中去正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每个理论概念②[澳]保罗·哈里：《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因此，只有具备毛泽东研究的总体格局，将历史事件研究和毛泽东文本解读有机结合起来，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的呈现可能才真正地具有辩证法视角和空间。
第三，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文本解读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更深入地破解中共革命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现毛泽东政治哲学逻辑。毛泽东有句名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也就是说，此时毛泽东已经具备历史事件研究所预设的毛泽东感性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文本解读所强调的理性主义认识论。毛泽东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为政权而政权，而是将感性经验层面上的革命问题和政治哲学层面上的政权问题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革命高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整个革命问题都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正是革命的热情使实践目标富有活力。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目标既不是想象的产物，也不是固定不变的”⑤[美]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试图通过对实用主义者和幻想家这两种方法实行一种新的综合，从而向那种把他们划分为对立的两类人的观点发起了挑战”⑥[美]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这就是说，毛泽东对革命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既体现在历史事件的感性经验中，又体现在其文本的理性分析中，还时刻与其政治哲学逻辑存在着密切联系，需要将历史事件研究与毛泽东文本解读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破解。
作者简介：韩步江，男，博士，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8BKS068)。
(责任编辑：马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