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梵音谱新篇 执著求索结硕果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成就论
包 朗1樊连霞2
（1.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2.塔里木大学图书馆，新疆 阿拉尔843300）
摘 要：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学术史线索脉络清晰，论述内容重点突出，研究方法新颖而又不失传统研究意趣，善于利用新文献和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新见迭出，结论新颖可靠，必然会对敦煌吐鲁番学、新疆地方史、西北民族史的的研究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学术史；研究方法；新成果；新见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由王红梅、杨富学、黎春林三位先生共同完成，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全书九章，共23万字，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石窟壁画与题记为主，结合汉文传世文献及域外文献，对元代畏兀儿人的宗教信仰、宗教嬗变及其宗教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书中从回鹘文文献入手，论述了回鹘文献的数量类型、研究现状及其断代方法，着重阐述了佛教护国思想的形成、内涵及其对回鹘的影响，并通过对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和榆林窟的研究，追踪了河西回鹘的活动及其最后的去向。笔者对该著作爱不释手，一再通读，深感此书学术价值极高，成就斐然。窃以为，该书的出版，对敦煌吐鲁番学、新疆地方史、西北民族史的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下面试论述之。
一、学术史线索脉络清晰，论述内容重点突出，简明扼要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作为一部研究性著作，多处梳理了不同专题的学术研究史。在对回鹘文文献研究的追叙中，王红梅先生上溯自20世纪初，下延及2012年。在跨度逾百年的追叙中，王红梅先生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由近代至现代，由外国至中国，由学术耆宿到学界新秀，叙论纵横捭阖，所至极广。既回顾了邦格（W.Bang）、葛玛丽（A.von Gabain）、彼得·茨默（Peter Zieme）、拉德洛夫、马洛夫、庄垣内正弘、森安孝夫、百济康义等国外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更将写作的重点拉回到中国的研究，韩儒林、王静如、冯家昇、耿世民、张铁山、杨富学、牛汝极、李经纬、雅森·吾守尔、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悉数在列。
对于其中部分学者的师承关系，王红梅先生也叙述的较为清晰，一如耿世民先生与张铁山先生的师徒关系。但是王红梅先生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学界地师承关系以取宠，她主要是为了说明回鹘文献研究的一脉相承性。耿世民先生在回鹘文献的整理与刊布、古代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等方面的努力和研究，尤其是他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被张铁山继承和发展。王红梅先生罗列师承关系，不仅说明了研究内容的承继，还说明了研究方法的更新，再如伯希和与韩儒林。王红梅先生总结，韩儒林虽早年师从伯希和，但他却开辟了利用突厥文碑研究突厥官号的新的研究方法。
至于回鹘学界新兴的中坚力量，王红梅先生以杨富学先生为例，概述了杨氏在回鹘文献整理以及回鹘历史文化研究，尤其是杨氏佛典文献的研究对回鹘文化及周边民族的影响方面，王红梅先生给予了公允的评论。为了延续内容的一致性，王红梅先生也不惜笔墨，论及了新疆本土学者雅森·吾守尔和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在回鹘活字印刷术和回鹘文佛典《佛祖历代通载》研究上的贡献。
二、研究方法新颖而又不失传统研究意趣，与甲骨文断代和反切系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回鹘文文献的断代，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学者们采取了各种方法进行断代。Gerhard-Doerfer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断代：“哈密尔顿搜集的手稿中显然有一部分是属于元代的，在第14、15、21、33和34号手稿中发现了蒙语词；在第3、13、15、17、30、34和35号手稿中有语音浊化现象。”［1］张铁山在释读回鹘文时，也对文献的年代进行了简要的推断，依据的是“回鹘文字体”，［2］或“回鹘文题录及书写特点”，［3］回鹘文《长阿含经》的抄写年代比定为元代早期或早于元代即是这方面的典型推论。
而王红梅先生却独辟蹊径，着重研究《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的北斗信仰，在对回鹘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题记断为1313年的分析中阐释出元代畏兀儿人对北斗七星的信仰，她认为，《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是唐代北斗信仰与佛教功德思想相融合而形成的，彰显了北斗星君的威力，并赋予其延命增寿、消灾解厄的神秘色彩”，［15］因而深受畏兀儿佛教徒的尊奉。
研究者的国别而论，中外学者，尽于作者著作中有所提及。除众多的中国学者外，仅就国外而言，日、法、德、英、瑞典、伊朗等国的学者悉数在列。前文列举了一部分，此处不赘。笔者于此补充一点，从作者书后附录的长达14页的参考文献足可显示其文献的详赡丰富。
一部好的研究著作，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善于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让人乏味的陈词滥调的复述一遍。《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自始至终都吸纳融汇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作者对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这一课题探索的创新性总结。记载回鹘文化的资料相当多，早至上世纪初，比如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在吐鲁番市西10公里处的交河故城先后发现了1件回鹘文道教符箓（编号为T II Y 36）；［10］晚至本世纪前十四年，如论述畏兀儿使用木活字大致略晚于西夏时，作者点出了彭金章2014年发表的《有关回鹘文木活字的几个问题》一文，虽然作者没有具体引用彭先生文中的字句，但彭文所论述的“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推定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的观点却已经蕴含于内了。［11］进而作者推论畏兀儿使用木活字“大约应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开始使用木活字”。［12］
王红梅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在音韵学上也叫“系联法”，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在《〈切韵〉考》中首先创立了反切系联法，也就是“通过反切上下字的联系来考定《广韵》的声韵类别。从原则上说，凡可以系联起来的即为同类，系联不起来的则为不同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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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具有新见的研究性著作往往会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巨大的推动作用。《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应该就是这样一部学术专著。王红梅先生对于《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研究就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见解。《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在汉地佛教中被视作伪经，但在元代相对流行，先后译成蒙古文、回鹘文、藏文等文字，在吐鲁番还出土了多件回鹘文本残卷。学界对于《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研究，除了翻译释读外，主要是关注其中的功德思想，杨富学先生通过对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七星经》回向文的研究以窥视元代回鹘佛教徒的功德思想，可谓这方面的一个代表。［14］
作者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引用，较少大段摘抄，往往是擢其要点而简略规范地引用，此种做法的好处是主题集中突出，针对性强，有利于加强论证焦点的说服力。在论证“吐鲁番印本文献中，还有元代畏兀儿诗人巙巙（Kki-Kki）依‘金光明忏'而撰写的诗作”时，作者仅仅一句话写出结论，而脚下注却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引用了R.R.Arat、P.Zieme、耿世民等人的作品，这种词约义丰的写作风格，有力旁证了“在西域、河西诸地都出土了大量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及印本残卷”这一事实。［13］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足见作者文献功底的扎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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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于利用新文献和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文献详赡丰富，引注简明规范
王红梅先生的推论法十分类似于甲骨文通过系联贞人进行分期的方式。董作宾先生曾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6］其中，“最重要的为世系、称谓和贞人，由世系可知称谓，由称谓可确定贞人属于某一王世，此三者实为甲骨文断代的‘第一标准'”。［7］将“贞人集团的关系确定了之后，从其中的任何一个贞人所贞卜的事项中找出他的时代，则其余同时各人的时代也可以连带着知道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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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梅先生推断的是具体年代，董先生推论的是甲骨文分期，陈澧推演的是反切上下字的归类，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是研究方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得出的结论也都确凿可信。
四、新见迭出，结论新颖可靠，推论过程严谨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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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红梅先生除了按照书写特征进行断代以外，更通过文献中地名的系联，对文献是否是元代的进行了推断。王红梅先生提到：“许多回鹘文文献都缺乏明确而详细的时间纪年，而《观世音本尊修法》中却有详细而明确的纪年”。［4］据王红梅先生所见，此纪年当为干支纪年，但到底具体是哪一年，不得而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红梅先生由《观世音本尊修法》中的“吉祥的十干的丙鼠年”联想到“吐鲁番出土的编号U4124（T I u）的木刻本残卷中”“与该经有关的纪年”“十干的癸酉年”，再由该木刻残卷中出现的“普庆寺”推究到有明确纪年的《元史·仁宗本纪》中的“普庆寺”，最后得出结论《观世音本尊修法》中的“丙鼠年十一月初一应为公元1336年12月4日”。［5］
回鹘佛教中的护国思想的提出更是十分难得的新见。护国思想是汉传佛教的重要特征之一。自上世纪初蔡元培《佛教护国论》伊始，［16］汉传佛教的护国思想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持续不辍。2010年学者们云集北京，研讨了汉传佛教护国思想的诸多专题。2012年魏道儒主编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出版，［17］可以说此书是汉传佛教护国思想研究大盛的一个阶段性标志。然而，关于少数民族佛教的护国思想，研究成果并不多。
至于回鹘文佛教护国思想的研究，在王红梅先生之前，无人涉及。虽然，杨富学先生曾专文探讨了回鹘文《金光明经》所见回鹘佛教徒之忏悔思想，［18］或可看作是对回鹘佛教护国思想的启发，而杨文研究的实在是该经的忏悔思想及其对回鹘佛教的影响。其实，回鹘佛教也非常重视护国思想，回鹘佛教的护国思想系统研究的阙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王红梅先生眼光独到，以回鹘佛教护国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庶几可以看作是对此研究空白的弥补。王红梅先生在考察河西、西域地区回鹘石窟艺术的基础上，结合回鹘文佛经文献及汉文史籍，阐述了佛教与回鹘国王之关系，进而论述回鹘护国思想的特征及其表现。其间，王红梅先生对回鹘佛教中的护国思想源流演变及其与护法思想融为一体性的分析十分精彩，可以说是亮点纷呈。
类似的新见专著中还有很多，杨富学先生关于酒泉文殊山是“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的论述也可算是一个典型代表，［19］书中已有详细论述，相信读者看后会有振聋发聩的感觉，笔者于此就不絮叨了。
治疗结束后，对所有患者进行2年的电话随访，随访频率为2个月，随访期间应积极督促患者定期复查，观察患者的1年生存率、2年生存率、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
结论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远非笔者上面所论述的四个方面，比如，对所论述事实的原因分析的细致精到、全书结构合理系统性强、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客观评述前哲研究的得失等等，相信读者读后会有一个自我评判。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该著作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方面，如有些文字前后重出、佛教故事少了概括性描述等。但是，瑕不掩瑜，《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取得的成就还是占主要方面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因其详实的内容、新颖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对回鹘佛教文化的研究有所推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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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铁山.云南大理发现回鹘文墓碑考释［J］.民族语文，2017（3）：84.
［3］张铁山.《阿含经》在回鹘人中的传译及其社会历史原因［J］.西域研究，2003（4）：67.
［4］［5］［12］［13］［15］［19］王红梅，杨富学，黎春林.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55、55-57、23、25-26、12、150-156.
［6］［8］刘梦溪，主编.董作宾，著.裘锡圭，胡振宇，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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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彭金章.有关回鹘文木活字的几个问题［J］.敦煌研究，201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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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蔡元培.佛教护国论［A］.蔡元培全集：第1卷（1983-1909）［C］.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魏道儒，主编.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8］杨富学：回鹘文《金光明经》及其忏悔思想［A］.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A New Chapter on Sanskrit Music in the We sternRegions，the Fruitful Results of Persistent Research——Researchon The Study on the Uighur's Religious Culture in the Yuan Dynasty
Bao Lang1Fan Lian-xia2
（1.College of Humanities，Tarim University；2.Library of Tarim University，Alar Xinjiang 843300）
Abstract： The book The Study on the Uighur's Religious Culture in the Yuan Dynasty has the clear clue of the relevant academic history，has emphasized the key content，and applied the new and original research methods.The book took full advantage of the new documents and latest research results，so the viewpoints in it are novel and reliable，which will certainly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n Dunhuang and Turpan studies，Xinjiang's local history，and Northwestern ethnic history.
Keywords： The Study on the Uighur's Religious Culture in the Yuan Dynasty ；Academic history；Research methods；New achievements；New opinion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2019）03-0021-04
DOI： 10.13874/j.cnki.62-1171/g4.2019.03.003
收稿日期： 2019-03-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维吾尔文化与儒家文化古今融通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YJA 85000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文化安全视阈下兵团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YB20）；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院2013年度招标课题重点项目“文化安全视阈下新疆柯尔克孜族伦理文化传承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090113B03）；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霞浦新发现摩尼教文献校注研究”（项目编号：TDSKZD1702）。
作者简介： 包朗（1970—），男，河南罗山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西域屯垦史。
［责任编辑：戴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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