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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2-0138-07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文献及其整理，文献起源之久远、种类之众多、数量之浩广、整理 之频繁，蔚为大观。自孔子整理图书，由此产生了关于文献及其整理的专门学问——文 献学。然而中国文献学的源流甚为复杂，大而论之，有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之分， 笔者已作过专题研究①(注：笔者在武汉大学修博士课程《文献学研究》时专门研究古 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揭示了现代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关系，阐明了现代文献学的 各流派。其研究成果分系列论文发表，如《关于文献学体系的来源—文献学理论研究之 一》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95年第1期、《关于文献学体系的研究法—文献学理论研 究之二》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96年第1期、《科学体系中的文献学—文献学理论研 究之三》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97年第1期。)。具体来说，古典文献学较现代文献学 复杂，由于古典文献学之中门派交叉较多，学科争议不断，理清其源流本末，还需要作 专门研究。
一、校雠目录皆文献学论
中国“文献学”最早由郑鹤声、郑鹤春于1928年正式提出。郑氏二兄弟1928年写成、1 933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从“文献”二字义去解释“文献学”：“结集翻译 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刷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谓之文献学。”此后，“ 文献学”被广泛接受，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纷纷问世，并成为当代包举图书、期刊 各类文献以及文献整理各项活动之科学。
中国古代没有“文献学”的概念，学术界探寻与文献学相对应的学科术语，乃有校雠 即文献学论。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 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 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假若没 有历代校雠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 的”[1](P4)。范家永也说：“在我国古代，没有专门文献学和文献学家这一名称。但 是，校雠学家负责有关整理、编纂、注释、校勘古典文献的工作，因此，校雠学实际上 就是文献学的别名，校雠学家也就是文献学家”[2]。
之所以用校雠等同于文献学，是将“校雠”包举了与文献有关的校勘、目录、版本、 编纂等各项活动。然而，“校雠”的本义并非如此。“校雠”一词最早见于《别录》， 刘向解释为“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 家相对为雠。”②(注：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3月)，第13页引文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梁萧统：《昭明文选·魏都赋》注，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六一八“读书 ”作“读折”)。而乔好勤编著的《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49 页引文“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 ，故曰雠也。”(《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其“校雠”本义是校勘文字篇卷， 只是刘向整理图书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宋以后，“校雠”含义才不断扩大，郑樵《通志 ·校雠略》扩大了刘向“雠校”范畴，如钱亚新所言“郑樵所取之义，则较为广泛。举 凡设官专守，蒐集图书，辨别真伪，校订误谬，确定类例，详究编次，设法流 传等，均包括在内。因此，所谓校雠略，就是研究与图书有密切关系的各种学问的纲要 ”[3]。如果以校雠等同文献学，那么宋以前除“校雠”以外的其它文献整理活动就被 排斥在文献学之外。因此，校雠只是古典文献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宋以前与“校雠(校勘)”相应的“目录”是文献整理的重要环节。汉刘歆《七略》中 有“《尚书》有青丝编目录”，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也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 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向歆父子整理文献，先有校雠，后有目录， 其文献学既包括校雠，也包括了目录。
校雠学与目录学均产生于西汉向歆父子。章学诚《校雠通义》说：“校雠之义，盖自 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 ，不足与此。”朱一新也说：“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4] 龚自珍说：“中垒以降，校雠事兴。”[5]容肇祖说：“中国目录学的功夫，始于汉刘 向刘歆父子的《七略》。”[6]刘纪泽说：“目录之学，启自西京，子政撰《别录》于 前，子骏成《七略》于后。”[7]因此可以说，向歆父子既是校雠学之父，也是目录学 之父。如果说西汉是中国文献学的奠基，那么校雠与目录就是两块沾连的奠基石。进一 步溯源，可上溯到孔子的文献整理，余嘉锡有言：“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 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 遂以完备。”[8]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到西汉征集图书、整理图书的活动，形成了搜罗 异本、比勘文字、汇编目录三者为一体的文献学，校雠学、目录学由此而生。而校雠与 目录的活动可再往上溯，孔子的七世祖周末宋国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 ，被称为从事校书之开端①(注：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83页：“…校商之名《颂》 十二篇于周太师，……这便是我国历史上从事校书的开端”。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第 282页：“最早的校雠家正考父”标题下“……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 他是校勘事业的发端者”。)。“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隋书经籍 志》)，目录活动可推至殷商时。但仅知有此事，不见理论或方法，不能作学科之始。 如是，中国文献学起源于春秋时期，孔子应是中国文献学的鼻祖。
据此，笔者提出校雠学是古代的文献学，目录学也是古代的文献学，单将校雠等同于 文献学是不全面的。
二、从校雠目录之争看文献学的流派
校雠目录之争始于清代，其争论的焦点在于目录学的肯定与否定。清初学者全祖望在 《丛书楼书目序》中贬低目录学说：“今世有所谓书目之学者矣。记其撰人之时代，分 帙之簿翻，以资□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桪捺獭祭之用。”[9]至乾嘉时， 章学诚公然否定目录学。《章氏遗书·外篇》卷一“信摭”说：“世之论校雠者，惟争 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 同异，当考辩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且摇曳作态以出之，言或人不解 ，向伊书止求其义理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彼则笑而不言。真是贫儿卖弄家 私，不值一笑矣。”他提倡校雠，否认目录学的存在，实质上是扬校雠学而抑目录学。
到近现代，仍有人著书立校雠说，杜定友著《校雠新义》，持“中国无目录学论”， 即“我国古来之言目录学者，既无专书，又无定则，是我国无目录学之研究也”，又说 “中国无目录学者，盖言有古之目录学，而无今之目录学也”。
张舜徽先生曾极力推崇章学诚的思想，反对目录学自立成学。他对于校雠学的论述颇 多，但对于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关系论述前后矛盾。1945年《广校雠略》说“夫目录既由 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 ，故郑氏为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章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取目录之 名，最为能见其大”，认为目录不能称之为学，只能包含在校雠学中。50年代，他在《 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博大气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中国史论文集》，湖 北人民出版社，1956)一文中又多次提到宋代有目录学、目录学家，说“宋代学者不独 把目录学肯定为一种专门学问，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大的成就，创辟了新的途径”。“ 从来研究目录学的人们，莫不奉‘汉书艺文志’为不祧之祖。”到70年代又一次否认目 录学的存在，《中国校雠学叙论》(《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重复了《广校雠 略》的看法。笔者曾撰文把张先生的观点与章学诚、杜定友的观点联系起来，颇觉有共 同之处，这就是承认有目录学事，却不承认有目录学之名[10]。
针对目录学被否定，目录学者一方面大肆鼓吹目录学，另一方面把校雠纳入目录学。 梁启超不仅编有书目，还指出“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之职务也”[11]。 姚名达说：“目录学之成词，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其在古代，则 与校雠学形成二位一体，名实近似，缭绕不清。”[12]刘咸炘说：“所谓目录学者， 古称校雠学，以部次书籍为职，而书本真伪及其名目、篇卷亦归考定。”[13]
主张校雠与主张目录者各执一是，兹分析如下。
其一，章学诚之所以贬低目录学，是因为到了清代，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学者 无不涉其藩篱，有关版本、考证、目录之书大量问世。“乾嘉以后一般学者，不但使目 录学之名脱离校雠学而独立，简直是不承认校雠之可以为学，因而章学诚便在他的《信 摭》内扯出了反对的旗帜。”[14]这恰恰说明，到了清代，目录学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 象，而校雠学因为校勘学、版本学等独立成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学科地位，且有被社 会所抛弃的可能(后果被文献学所替代)。这就使主张校雠者竭力否定目录学来保全校雠 学，主张目录学者为发扬目录学而鼓吹目录学的作用，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 榷》中就称“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其二，主张目录不能成学，张舜徽先生之论据是：“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学家事 也……后世为流略之学者，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稽之古初，因校书而叙 目录，自刘略、荀簿、王志、阮录，靡不皆然，盖举其学斯为校雠，论其书则曰目录， 二者相因犹训诂之与传注。训诂者，其学也；传注者，其书也。目录而可自立为学，将 传注笺解义疏之流亦可别自为学乎?”①(注：张舜徽《校雠名义及封域论·论目录版本 校勘皆校雠之事》，见《广校雠略》卷一。张氏《中国校雠学叙论》(《华中师院学报 》1979年第1期)重申其说。)承认校雠目录之关联，但却认为前重后轻，前大后小，前 为学，后只能是书，既是站在校雠学之立场上，又是来源于对目录学的误解。
其三，主张目录学一派，或以目录与校雠一体；或以目录区别校雠，没有给校雠以确 切的认识。姚名达误认为章学诚的校雠学就是目录学，其《中国目录学史》说“学诚之 意，直不承认有所谓目录学，而欲以校雠学包举之。实则学诚之所谓校雠学，正吾人亟 应提倡之真正目录学，而其所鄙薄之目录学，却又相当于狭义的校雠学——校勘学也” 。其实，这并不是章氏本意。
章氏本意涉及学派之争，章氏所处之年代，有考据学派，章氏为鄙视考据学派，就指 其为目录学，自己的才是校雠学，即向歆之后的正宗。因而学诚反对的“目录学”，并 不是“校勘学”，而是考据学。正是由于主张校雠者把目录视为簿记，而主张目录者把 校雠视为校勘，并以此作为攻击对方的依据，双方的误解导致了校雠目录之争论不休。 正如朱一新所言：“世徒以审定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 之学转为无用。”[4]实际上，如上所论，校雠学与目录学均得向歆之精奥，两者应是 同源异流，各有侧重，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相互排斥。因随着学科之不断扩大，古 代的校雠学与目录学都由狭义扩大到了广义，广义的校雠学包括了目录学，而广义的目 录学包括了校雠学。
其四，文献学在西汉就有校雠、目录两科，其后就有了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两派 ，但两派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交叉发展的。校雠文献学派初为校勘，后 扩大了包括部次条别、即类求书、考辨学术、因书究学，特别重视文献本身及其学术的 研究。目录文献学派初为钩玄提要、分类编目，后也以指导读书治学为己任，发展了文 献整理之法。只是到清代中叶，校雠文献学之中又出现新派且形成了对立，义例校雠一 派注重考辨学术，自称校雠学；考据学一派重言必有证，讲目录学。校雠目录之争实是 义例与考据之争。义例派批评考据学“近世为考据之学者，惟取一字之可通，往往上下 文且不统贯，如此读书，岂不陋哉?”[15]而考据学派批评义例派“经以明道，而求道 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 在其中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究其根源，有汉宋之争，汉儒重考据，宋儒 重义理。其实这两派同属一脉，各有长短。
三、校雠文献学派的分野
校雠文献学派自刘向之后，有以下分野。
版本校勘学：刘向校书之后，版本校勘形成专门之学。南北朝时校雠为汉学一部分， 北朝人重视。南朝颜之推认为校雠不易，主张“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勉 学》篇)，据江南和河北两本来校正书籍文字，据《说文》以正形体，据《尔雅》以正 训诂，据韵书以正音读。宋景文欲求《前汉书》之善本，用十六种版本对校，岳珂刻《 九经》，用二十余种版本校勘。历代官家有校勘之专责，如唐初，令狐德棻、 魏征等有校勘又有目录，稍后有虞世南、颜之推之孙颜师古、崔行功等名儒校勘却无目 录，是为版本校勘学派。宋代已有用“校勘”代替“校雠”。吴缜《新唐书纠谬》自序 批修书之八失，第八条专论校勘，强调校勘者举校勘之职。至清，发展为专门的校勘学 。
会通校雠学：刘向之后，深得校雠之主旨、且将校雠发扬光大的首推南宋史学家郑樵 。郑樵志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其《通志》200卷有二十略，《校雠略》、《艺文 略》、《图谱略》、《金石略》四略构成了他的文献学体系，集中反映了他的会通校雠 学思想。他第一次扩大校雠的范围，博采众长，全面总结校雠之法并将校雠上升到理论 ，阐述类例、学术与图书之关系，创立了“类例”论、“记百代之有无”论、“泛释无 义”论等。他对传统方法大胆批评否定，创立了校雠学的新方法：求书八法，创立十二 类的分类新体系。在《献皇帝书》中曾说“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 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 得者作《图书志》，作《图谱有无记》，作《氏族源》。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缺记 》，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可见其“会通”“批 判”与“创新”的精神。《校雠略》是我国校雠学的第一部理论著作。
义例校雠学：清全祖望三笺《困学经闻》，七校《水经注》，以十年之功续补黄宗羲 、黄百家父子的《宋元学案》，主张识大体、述源流，反对考据学。章学诚主张六经皆 史、道不离器，强调史学研究之开创、文学之反映现实，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主 修过《和州志》等多部志书，以及《史籍考》，成为杰出的文献学家。特别是著有《文 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独创文史校雠之学，将中国文献学的精神概括为“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推崇刘向、郑樵，于文史通 义申郑，校雠通义宗刘、补郑，更阐明文史义例、校雠心法，颇多创新，总结文献原道 ，提出互著别裁，提倡索引之法，其《校雠通义》不仅被校雠学家看作校雠学理论巨著 ，而且被目录学家奉为目录学集大成之作。来新夏先生就说章学诚是继刘向、郑樵之后 ，“为古典目录学的理论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校雠通义》和《史籍考》是他在目录 学方面的重要著作”[16](P293)。章氏一派，其实质在“义例”，与考据学对立，继承 者有孙德谦、张尔田等。王国维说：孙德谦、张尔田“二君为学，皆得法于会稽章实斋 先生。读书综六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孟劬有《史微》，隘庵有《诸子通考》，既籍 甚学问间”(见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
考证学：隋唐以前的学者以古器物形制和刻辞作为考证古文献的依据。“金文”和“ 石文”的研究发展成“金石之学”。宋代研究金石早有刘敞、欧阳修，后有赵明诚。明 末清初，一批讲求实学反对义理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主张以考据为工具，通 经致用。由于文字狱，使之陷入古经史的考订，清代乾嘉时，考据学兴盛，后世称为考 据学派或乾嘉学派。其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代表人物有王鸣盛 、钱大昕、黄丕烈、顾千里、戴震、纪昀、周永年等。因这一派不仅考订词章，而且重 视目录之功用，因此被章学诚称为目录学。其实，目录只是考据学派的附庸，其主体仍 属校雠文献学。
辨伪学：早在孔子时，就有文献的真伪问题。孔子曾对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 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后孟子说“尽信 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汉成帝时，有张霸伪造百两篇《尚书》，东汉以后， 辨伪出现。《汉书艺文志》中注出四五十种托古伪书。唐宋辨伪有了发展。唐刘知几《 史通》有《疑古》、《惑经》等篇章，韩愈有正、乙、灭、注四法，以辨古书真伪。赵 匡、啖助、柳宗元，宋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郑樵、汪应辰、叶适、朱熹等都有辨 伪。宋儒义理学代表朱熹所指出的伪古书达六十种。明初有宋濂《诸子辨》。其后，辨 伪成专门之学。
历来讲校雠学的大多指校雠文献学派。这一学派在宋代“百花争妍”，“宋人的校雠 ，在四部书都有卓越的成绩，罗列版本异同的，以岳珂为代表：辨章学术源流的，以郑 樵为代表；钩考群籍证补的，以吴缜为代表。著作如林，美不胜收，而零星材料见于各 家笔记中的尚多。元、明两代，学术稍衰，虽刻书藏书之风，不亚于两宋，而校雠之学 ，可以举数的，有廖若晨星之感”[17](P388)。
四、目录文献学派的分野
汪国垣曾将目录学的界义归纳为四：目录学者，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目录学者 ，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目录学者，鉴别旧椠雠校异同之学也；目录学者，提要钩 元，治学涉径之学也[18]。目录文献学派自刘歆之后，有以下分野：
藏书目录学：自汉代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求遗书于天下，整秘府藏书，官藏 目录学产生，特点是利用秘书监及王室、政府藏书，政府组织征书、校书、编目。魏氏 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 校汲冢书，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因《中经》更著《中经新簿》， 分甲乙丙丁四部。东晋李充为著作郎，主持整理图书并编著《晋元帝四部书目》，典籍 重分四部，秘阁以为永制。南北朝、隋、唐、宋、明均有大型官藏目录问世，至清《四 库全书总目》达到最高水平。南北朝时私家藏书目录学自成一派，藏书家广收天下遗书 秘籍，鉴赏珍本善本，精心校书编目，前有南朝王志阮录，后有南宋晁志陈录，至清而 有私家编目之风。藏书目录学的特点有三：重视反映校勘的成果，校勘与目录有因果之 关系；重视保存文献的作用，以及文献的查找；反映官私藏书之盛。
史志目录学：史志目录学派为班固所创。又分为正史艺文派、通史艺文派、方志艺文 派、类书艺文派。班固在兰台东观校书时，修成《汉书》100卷，将“艺文志”作为十 志之一，开创正史艺文一派。之后，袁山松在东晋末年著成《后汉书》且编出艺文志① (注：关于袁志的争议，梁刘昭在注补《后汉书》八志序内批评袁志，实非否定班志， 而是批评袁志未仿班固据官藏目录，不知袁山松因条体所限，另开新路，记一朝著作之 盛。唐刘知几《史通》的《书志编》认为班固之后的“天文”“艺文”二志应删，主张 正史若编“艺文”，可仿《关东风俗传》之《坟籍志》，“唯取当时撰者”。)。自东 汉以后，正史艺文志有两种不同的体例：记一朝藏书之盛和记一朝著述之盛。不过明代 以前“记一朝藏书之盛”仍是主流，如《隋志》、两唐《艺文志》、《宋志》。后来宋 郑樵对于这一做法有所贬，认为班固“无独断之学，唯依缘他人，以成门户”。北朝北 齐、北周之间，有《关东风俗传·坟籍志》，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谓该志“实开后 世方志著录书目之风气”，成方志艺文志一派。至宋代又分为两派：一是主载诗文派， 一是主载书目派。主载诗文派乃受文集、类书之影响，主载书目派则受正史艺文志之影 响[19]。
佛藏目录学：佛藏目录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独树一帜，但古人很少阐述。正如梁启超所 言“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后ｈｕ ī⑦必更有进”[11]。佛藏目录学始于东晋释道安。在此之前，虽有佛经的著录及宗教 目录，但未成专门之学。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不仅开佛藏目录之先声，而且创立了 佛藏目录独特的方法，按译经特征编排，给后世佛经目录有较大的影响。至梁僧佑时， 佛藏目录学不仅有方法，且有理论总结。僧佑不仅创立新的体例，“一撰缘起，二铨名 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特别是总经序成为提要的序跋体，而且揭示了佛藏目录的 本质。唐释静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著录佛经页数，序中说“目录是出苦海之津梁， 导迷途之眼目，务欲令疑伪不杂，住持不久通下明制，普令详择，存其正经，去其伪本 ”。指出目录辨伪、指路的作用。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发展了静泰的方法，不仅著 录佛经行数，而且著录存佚。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阐述目录作用：“夫目录之兴也 ，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 举要。历然可观也。”宋有释惟白在《大藏经纲目提要录》专论提要的作用有五，后有 王古将目录的作用因人而异分三类。至明《阅藏知津》，佛教目录学发展到高峰。中国 古代佛藏目录不仅借鉴了其他书目的方法，还在著录、篇目揭示、解题、互著别裁、分 类等方法上有了独创，有了佛藏目录学方法论，而且有关于佛经、佛经目录的理论描述 。
版本目录学：虽然早期目录学家都注意到了版本，但未成专门派别，直到南宋尤袤才 有专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尤袤勤于抄书、校勘，目录中未撰解题，但“ 一书而兼载数本”，尤袤虽为版本目录学之先驱，但还未形成学派。直到清代才有版本 目录学的兴盛。
五、广校雠文献学派的分野
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两大学派都是以校勘、目录、版本三个基本要素展开的。除 这两大学派外，中国古典文献学还有一大学派，是从“文献”出发的广校雠文献学派。
广校雠文献学创始于东汉末郑玄。古文献经过向歆的整理解决了杂乱无章的问题，但 仍有大量文献未经整理，且文献异本、内容错误导致对文献的不同理解，特别是经学今 古文之争，“经有数家，家有数说”。于是郑玄继承孔子校书定六艺的思想，运用注解 等多种方法，从文献入手解决学术纷争。郑玄不仅注经(作《三礼注》、《毛诗笺》)， 考订疑误，而且论经(作《易赞》、《书赞》、《诗谱》)、通经(作《三礼目录》、《 六艺论》)。其文献学方法包括“一备致多本，择善而从；二注明错简，提出误字；三 考辨遗编，审证真伪；四叙次篇目，重新写定；五条理礼书，普加注说；六辨章六艺， 阐明体用”。由于郑玄之法独到，学术界称为“郑学”与“许学”并重，与其说他是经 学家，不如说是开辟文献新路的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深明郑玄本意，说“其实他所整 理、注释的书，不限于六艺经传，也还注《纬》、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献方 面，做了极为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经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郑玄之后，唐 陆德明可谓文献学之大家，于注释尤精。张舜徽总结其文献学方法是一经注兼明，摘字 为音；二博证异说，存之音内；三依时先后，序次群经；四考镜源流，各为叙论。元马 端临作《文献通考》，汇总历代典章制度，其“文献”之义，无所不包，“经籍”乃二 十四门之一。王欣夫称之为广义的“文献学”[17](P4)。
广校雠文献学以具体的文献为中心，或研讨一经籍，或汇集各种资料为一书，有注解 正义和文献编纂整理两个大的方面。
注解正义：自孔子定六艺，战国儒家有“传”、“记”，西汉初年，学者阐述经义如 《尚书大传》等，后逐步转向名物、文字的解释，发展为章句训诂之学，如《毛诗传》 。东汉至魏晋，此类名物文字笺注成为治经主流。南北朝之后，分为两派，一是注经， 二是注文史古籍。注经派到南北朝时，抛弃汉魏笺注，别创讲义式“义疏”，逐字逐句 逐章释经，孔颖达等取诸家义疏编定“正义”。唐陆德明总结诸家之音，成《经典释文 》，乃“音训”之作。这样注经经历了传、记、注、音、疏的发展。北宋中叶后，一些 学者抛弃汉唐旧说，自创新注，讲究义理，南宋时形成一套新注，与前代笺注相异，是 为“宋学”。“宋学”义理注经方法对于后世义例派校雠学的形成是有启发的。注文史 古籍派，刘宋时有裴松之《三国志注》，后魏有郦道元《水经注》，梁有刘孝标《世说 新语注》，唐初有李善《文选注》、颜师古《汉书注》。
文献的编纂整理有辞典的编纂、丛书的编纂、类书的编纂、政书的编纂、文献的辑佚 、文献的翻译、文献的抄录等。文献学家亦有所侧重。
辞典的编纂：字书源于《史籀篇》、《苍颉篇》。东汉《说文解字》成为我国第一部 系统字典之后，“形书《说文》为之首，《五篇》以下次之；音书《广韵》为之首，《 集韵》以下次之；义书《尔雅》为之首，《方言》、《释名》、《广雅》以下次之”( 段五裁《广雅疏证序》)。辞典的编辑发展为今天的词典学。
丛书的编纂：《隋书经籍志》载有陆澄合编《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为《地理书》 ，又有任昉增陆澄之书为《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可谓较早的丛书。其后， 五代国子监刻《九经》、宋《七经正义》和《眉山七史》、金《大藏经》、元《十七史 》等都属专类辑刊丛书。综合性丛书较早有南宋宁宗嘉泰元年俞鼎孙、俞经同的《儒学 警悟》。
类书的编纂：类书始于三国魏之《皇览》。梁有《华林遍略》，北齐有《修文殿御览 》，隋有《北堂书钞》，唐有《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宋初有四大类书《太平御 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明有《永乐大典》。在类书编辑 中，真正作出较大贡献称得上文献学家的有隋虞世南、唐欧阳询、宋李昉、 扈蒙、明解缙、姚广孝等。
政书的编纂：自刘知几之四子刘秩编纂《政典》后，有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 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加上“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 通考》)、“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就有政书“十 通”，构成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完整史料。此外，有会要、会典之编纂，唐宋编会要， 以《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史料价值最高；明清时将会要改为会典，编 有《明会典》、《清会典》。
文献的辑佚：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以为辑佚书始于王应麟，后叶德辉《书林 清话》卷八有“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早在晋代，枚赜就辑过伪《古文尚书》，收 辑于《说郛》中的《相鹤经》也是属于较早的辑佚书，宋有王应麟辑郑玄《周易注》、 《尚书注》与《三家诗》，明代亦有辑佚活动，但辑佚取得突出成就的还是在清代。
文献的翻译：由于较早的文献不易读懂，因而翻译的活动就出现了。一方面是翻译本 国的古籍，另一方面是翻译外国的著作。“我国学者对于域外文献的整理，在两个大的 时期内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一是隋唐以前由印度传入的佛典；二是明清以来由欧西 输入的科学书籍。”[1](P175)佛典翻译始于后汉桓、灵时期，主要是域外流寓中国的 高僧。翻译佛典的高僧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造诣颇深，不仅是文献学家，而且是语 言学家。
文献的抄录：古代抄录是文献传播的主要手段。就是在印刷术出现之后，抄书亦频繁 ，无论是藏书家、学者都有抄书之举。
广校雠文献学派对“文献”有阐释。“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何晏《 论语集解》引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后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为“文，典籍也；献，贤也”。到元马端临时 ，将文献发挥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 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 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 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由于这一派对文献的不断阐发，与现代文献学就有了衍接， 郑氏二兄弟的“文献学”即来源于此。
六、总结
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 孔子的整理典籍，到汉而开始分流。从三派的发展看，有一个共同特点：三派均始于汉 ，兴于宋，至清而鼎盛。由此可划分出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四个时期：初创(先秦)、 分化(汉—隋)、成熟(唐宋)、集成(元—清)。
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同时产生于汉刘向、刘歆，在其发展中虽有不同侧重，但其 关系甚密，并相互影响，只是因学派不同，理解各异，各自努力扩张并寻求分离，校雠 目录之争由是而生。明确学派之分野，有利于解决纷争，取长补短。这两派各以校雠学 、目录学自居，是近现代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之本源。广校雠文献学产生于汉郑玄 ，几经扩大，直至以文献命名，现代“文献学”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
校雠文献学讲文献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讲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 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 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内容方面，包括文字订正、探讨学术价 值等，编定篇目是其成果之一；目录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形式方面，兼及校勘，群书目录 是其主要成果；广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编纂，包括文献的解释与重组。校雠文献学与 目录文献学关心各门学术流别，重视学术广度，考百科之源流，具有学术史的功能，学 术分类与文献分类密不可分；而广校雠文献学通常关系某一学科，重视学术深度，考百 科之源流，体现学科史的功能，文献整理与学术思想融为一体。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校勘、版本、目录是文献整理的三个基点，“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经过文献学家各派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文 献学思想，成熟了各分支学科，构筑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体系。继承中国古典文献学的 优秀传统，开拓现代文献学，是中国文献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200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