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伦比亚论文,协定论文,中国论文,自由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相适应，中国加大了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力度，以期实现深化对外开放进而促进改革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拉美成为中国海外布局自由贸易区的重点地区之一。现有的3个自由贸易协定运行良好，正推动着中拉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就长期效应而言，自由贸易区有助于为双边贸易和投资创造更为有利、稳定和可预见性的外部环境。因此，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协定的范围是促使双方经贸合作和政治关系良性发展的理性选择，同时也为参与区域和多边经济合作以及在国际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积累经验和创造平台。
在当前环境中，综合考虑潜在的贸易创造效应规模、政治和外交因素、经济结构互补性、已有自由贸易网络和商签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意愿等因素，哥伦比亚作为拉美大国呈现在学人的视野之中。中哥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有必要进行较为细化的、前瞻性的可行性研究。
对于世界福利而言，多边的自由贸易是最佳政策选择。但是，现实为这样的最佳选择设置了很多障碍。因此，次优选择，例如关税同盟或者自由贸易区等经济一体化安排，成为一些可寻求的解决方案。对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一般的经济理论出发点是在双方具有现实的经济互补性或者需求差异性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政治、外交等其他因素，通过利益互换的形式，达成双方对博弈结果满意的贸易投资安排。
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传统以维纳（Viner）为发端，他于1950年提出了系统的关税同盟理论。现有文献基本可分为这样几个研究角度。一是合作的动因和基础条件。维纳等研究经济一体化的学者并未涉及经济体进行合作之前的基础条件。但是，当李嘉图模型指出比较优势是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时，实际上已经给出了这一条件，即双方具有贸易或者扩展到投资的互补性是进行贸易优惠安排的条件。
李嘉图模型在假定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其基本形式就是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一种生产要素。两个国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通过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而达到均衡。而H-O模型则增加了一种生产要素，考察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的情况，从而揭示了资源禀赋差异所导致的贸易类型的变化。这些模型实际上都说明在假定两国实现了完全的自由贸易，没有关税等制度约束，没有第三国影响的情况下，所可能达到的贸易类型与贸易收益。因此，从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型来看，经济合作的基础条件就是两个国家各自具有的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至于比较优势的来源，则因不同的模型而有着不同的解释。比较优势实际上也就是贸易投资的互补性，在分析产业间贸易时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最新的理论发展放松了对完全竞争和产品同质性的假定，进一步揭示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Krugman，1979；Krugman，1979和Dixit and Norman，1980等），以及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的行为特征，也对一体化的基础条件和动因产生着影响，使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成为可能。
二是福利效应及模式选择。传统的贸易理论研究重心在于一体化所引起的利益变化。维纳、利普西（Lipsey）、威廉斯（Williams）、米德（Meade）等采用局部均衡的方法，对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发生的各种条件进行了研究。例如，维纳使用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概念，来刻画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成为判断经济一体化安排是否具有福利增进效应的基本方法。而经济一体化模式的研究与对福利的研究一脉相承。对模式的研究集中在不同模式的效应差异上。最初的认识将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出发点，认为只要实现了自由贸易，即使是在小范围之内，如关税同盟或者自由贸易区，也有助于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就能够获得世界福利的净增加。这是一种相对笼统的初步认识。维纳进一步指出了关税同盟可能造成的世界福利效应变化的不同情况，如贸易转移就可能使得世界福利水平下降，而非上升。继而，库珀（Cooper）和马塞尔（Massell，1965），约翰逊（Johnson，1965）和巴格拉斯（Berglas，1979）假定规模经济或者贸易条件不变，认为关税同盟或其他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并非促进世界福利的唯一或者最好的方式。单边的自由化或者自由贸易区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如果两国成立优惠贸易安排，怎样的情况下福利才能改进？这一问题是最近的研究试图回答的，就是双方必须形成“自然的贸易伙伴”。那么什么是“自然的贸易伙伴”？一种看法是相互贸易量足够多，贸易创造就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特惠贸易协定（PTA）的形成就是有益于成员的（Paul Wonnacott and Mark Lutz，1989；Lawrence Summers，1991等）。克鲁格曼（Krugman）甚至认为贸易量要达到50%以上①。另一种看法是两国距离要足够近，交通运输成本低，才能定义为“有益的自然贸易伙伴”，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1）和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1995，1996）等，但是布加迪（Bagwatti）也证明了如果两国其他方面都一样，即使距离较远，也能够通过PTA而增加福利（Bagwatti，1996）。
与维纳的传统不同，Kemp-Wan-Ohyama等人构建了一种模型，使得各种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关税同盟都能起到福利增进的效果②。但这种模型只是停留在“概率理论”（possibility theorem）的层面，尽管最近克里斯托弗·布利斯（Christopher Bliss，1994）和（T.N.Srinivasan，1995）等也试图将KempWan模型与现实的情况进行比较。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安排是否有利于参加国的经济发展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更为关注这一问题，但是关注的核心并非贸易创造，而是市场扩大后所带来的产业发展效应。即便如此，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基本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的福利效应并没有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更为显著。③但是，这一论断也要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例如，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其福利影响出现了相当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如果以产业发展的动态效应来看，似乎负面的印象更为深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全球的实践来看，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确有几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容易形成自由贸易区安排，如欧洲国家、中国与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二是跨国公司通过内部一体化安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各国制度壁垒进一步降低，以便利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最优配置。除此之外，其他的非传统因素可能也影响到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动因（如更有保证的市场准入、避免随机的保护、锁定效应及政治安全目的等），如美国与约旦、摩洛哥、巴林等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更多的是出于美国对中东政治与外交战略的需要。“新区域主义”④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以刻画这一新现象。
中国与哥伦比亚相处遥远，并不具备地域相邻、运输成本较低的优势；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哥之间进行产业布局以便实现资源配置最大化的趋势也并不明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哥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强的相互需求或者经济上的互补性是中哥经贸关系的基本特征。同时，双边贸易量的持续增长、通过投资减弱交通成本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以及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所造成的各国经济相互联系与影响日益密切（例如轮轴和辐条效应、贸易转移效应⑤）等因素，都对国际贸易中假设的几个国家几种产品的基本模型产生了复杂的冲击，从而使得现实的发展具有了新的可能性。
本文将由此出发探求中国与哥伦比亚之间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可能性。本文仍然沿用传统的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即将经济互补性及贸易创造作为基本导向⑥。首先，介绍了哥伦比亚的经济政治状况及基本贸易投资政策，分析了中哥双方对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战略意义以及诉求。其次，对中哥经贸关系的现状及前景作了深入研究。贸易投资开放基本程度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起点，本文对中哥双方的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开放度进行了测算分析，研究了中哥贸易投资的现实竞争力与未来发展潜力，明确了双方合作的发展方向。并且，从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效应角度，本文运用CGE模型对中哥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的宏观经济效应、产业效应以及贸易转移与创造效应进行了模拟。之后，对建设中哥自由贸易区的挑战与限制进行了阐述。
二、哥伦比亚经济政治状况及中哥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诉求
（一）哥伦比亚政治经济基本状况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西北部，是南美唯一同时濒临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国家。哥伦比亚国土面积1141748平方千米，人口4600万（2012），居全球第23位。2011年经济总量（GDP）在世界排名第33位，人均GDP列世界第77位⑦。
哥伦比亚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油、铁、铜、金、白金、镍、绿宝石、大理石等主要矿藏的储量位居拉美前列。其中，绿宝石储量占世界总量的65%；煤炭探明储量为70.64亿吨，煤炭总储量仅略少于巴西，居拉美第2位；石油已探明储量20亿桶，是拉美继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和厄瓜多尔之后的第五大石油储量拥有国。
哥伦比亚是近80年来拉美经济增长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哥伦比亚GDP增长率始终高于拉美平均水平；在经历90年代中后期的短暂衰退后，其经济在2000年之后重获增长，并且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逐步控制在4%以内。2000-2011年，哥伦比亚经济增长320%，仅次于厄瓜多尔（398%）和巴西（376%）；在拉美经济增长总量（166%）中的贡献率达12%，低于巴西（94%）和墨西哥（23%）。2011年，哥伦比亚成为拉美第五大经济体，其GDP总值为4676亿美元，占拉美经济总量的6%；人均GDP为6980美元⑧，处于拉美中间水平。哥伦比亚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仅从移动电话的持有比重来看，2000年时为5.3%，到2010年达到了98.2%。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开始推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目前具有“服务”经济特色，三大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依次为18%、13%和68%。农业是哥伦比亚传统支柱型产业和主要的出口部门。哥伦比亚农产品包括咖啡、鲜花、香蕉、棕榈油、稻米、烟叶、玉米、甘蔗、可可豆、油料、蔬菜、林产品和虾等。其中，咖啡、鲜花和香蕉是前3类出口农产品，出口量分别位居全球第4、第2和第3位。矿业是哥伦比亚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产业，也是最大的出口和外资流入部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前列的产品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金和镍等。制造业发展相对落后，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偏弱，纺织、食品加工、服装和鞋、水泥和化工是相对领先的生产部门。服务业是哥伦比亚最大的就业部门，除了旅游业较为成熟外，金融、通讯、商业、运输、建筑和公共工程等行业也有所发展。
哥伦比亚倡导开放性市场经济，对外贸易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0年，哥伦比亚货物贸易总额1099亿美元，占GDP的28%左右。其中，出口569亿美元（全球占比0.4%），石油、矿产品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在80%左右，主要出口目的地为美国、欧盟、中国和厄瓜多尔；进口530亿美元（全球占比0.3%），工业设备、交通工具、消费品、化工品、纸产品、燃料和电子产品等进口所占比重超过了80%，主要进口来源地包括美国、中国、墨西哥、巴西和德国。同年，哥伦比亚服务贸易总额为124.3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0.2%。其中，服务出口额44.5亿美元，全球占比0.1%；服务进口额79.9亿美元，全球占比0.2%。哥伦比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为71.4亿美元，占全球流入总量的比重为0.5%；FDI流出量为65.3亿美元，占全球流出总量的比重为0.3%；欧盟、美国和拉美邻国是哥伦比亚FDI的主要来源地和目的地。
哥伦比亚的全球化程度列拉美第3位，为了更广泛地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哥伦比亚在保持与美国传统关系的同时，近年来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目前，哥伦比亚已加入安第斯共同体（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和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巴西），并与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北三角区（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瑞士，加拿大，美国，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冰岛和挪威）和列支敦士登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韩国、巴拿马和土耳其的自由贸易谈判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未来还将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及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经济体商洽自由贸易协定。
从商务环境来看，哥伦比亚在全球排名第42位，在拉美排在智利和秘鲁之后，墨西哥等国家之前，处于较好的位置⑩，并展现出逐渐改善的趋势。
哥伦比亚是民主政治体制，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1980年2月7日，哥伦比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哥伦比亚现阶段的外交重点是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加强同拉美地区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合作，巩固同欧盟的传统联系，增进与亚太国家的交流合作。
（二）中哥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意义与诉求
从1980年中国与哥伦比亚建交以来，中哥经贸与政治关系发展稳健，已形成战略性伙伴关系。最近10多年来，中哥双方对深化合作都有着更加迫切的需求。
1.从哥伦比亚的角度来看，中哥自由贸易协议及与中国加强经贸关系的战略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是哥伦比亚加强与亚洲合作的支点。哥伦比亚现政府的政策把与亚洲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亚太地区是最具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占据了全球52%的人口，33%的国民生产总值，32%的进口和10%的出口。桑托斯总统在2010-2014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了需要加强与亚洲的国际关系。2011年，哥伦比亚与墨西哥、智利和秘鲁共同成立了太平洋联盟，意欲加强与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中国作为增长最快、市场最大的太平洋国家，势必成为其合作的重心。
其二，中国是哥伦比亚政治经济多元化战略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哥伦比亚与美国、欧洲、拉美等都保持了较好的政治经济关系，特别是与美国，更是以盟友的形象出现。目前，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欧国家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打击，传统出口市场和投资者的重要性受到了影响。而新兴发展中大国则呈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不论在国际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其影响力都不可忽视。中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哥伦比亚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单纯依赖发达国家的不利状况，分散了市场风险。
其三，中国是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的重要“辐条”之一。目前，哥伦比亚已基本形成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网络，而其自身则占据着“轮轴”地位（11）。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作为“轮轴”的哥伦比亚实现了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也突破了多年来多边贸易体制没有实质性进展的局限性。中国巨大的市场与发展潜力都展示了成为“辐条”之一的重要性。
哥伦比亚方面的主要诉求可能是：（1）改变与中国长期贸易逆差的状况；敦促中国扩大市场准入，使其进口总量增加、产品范围扩大；改变目前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和能源出口的状况。（2）吸引来自中国的更多投资；扩大就业，促进当地产业发展。（3）通过经济合作，改善基础设施、农业等发展的基础性条件。（4）通过制度性合作，改善经贸环境，为中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互信互利的基础。
2.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加强与哥伦比亚的经贸关系具有战略性意义。
其一，哥伦比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可选基地之一。哥伦比亚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南美洲唯一的两洋国家，既是南、北美洲往来的门户，也可通过海路同时连接欧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从运输成本来看，哥伦比亚具有较大优势。哥伦比亚还与50多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很多都是发达经济体。因此，哥伦比亚是中国开拓西半球市场的可选生产地和出口地之一。
其二，哥伦比亚可以成为中国海外能源来源地之一。中国在战略机遇期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对海外能源资源依然具有巨大的需求。哥伦比亚石油、矿产等资源非常丰富，最近几年随着哥伦比亚发展战略的调整，相关法律也有所放宽，对中国出口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哥伦比亚制度政策环境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较为稳定，交易成本较低，因此，哥伦比亚应成为未来能源资源供应中可供选择的基地之一。
其三，与哥伦比亚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扩大中国在拉美存在的又一渠道。哥伦比亚是拉美人口第3大国、面积第4大国，经济总量和增长率在拉美国家位居前列，在拉美事务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中国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哥伦比亚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等，双方在一些国际事务中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促进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与哥伦比亚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其他拉美国家具有示范效应。中国在拉美已同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3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自由贸易网络仍需进一步拓展。如中哥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在拉美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覆盖目前数个拉美大国。哥伦比亚可能成为中国落实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又一突破点。
其四，与哥伦比亚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实现全球区域战略平衡的重要一步。最近美国开始实施重返亚洲战略，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问题上意欲形成遏制中国之势，这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东亚一体化进程形成了挑战。哥伦比亚是美国在拉美的盟国，如与其建成自由贸易区则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区域战略的平衡。此外，哥伦比亚有可能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的伙伴。中国和哥伦比亚同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气象。深化中哥合作势必加深相互理解与信任，从而在可能的情势下，达到相互支持的目的。
中国的主要诉求可能包括：（1）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承认。（2）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放市场、提高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推进制度变革，完善贸易和投资的市场环境；服务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服务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目标。（3）增加能源与资源的供应，稳定保证国内需求。（4）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促进国际化进程。（5）加强双方交流，增强中国在拉美区域及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三、中哥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
（一）中哥双边经贸关系现状
1.货物贸易是中哥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中国在哥伦比亚贸易中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哥货物贸易总额为59.2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38.2亿美元，进口21亿美元。哥伦比亚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八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八大进口来源国。2010年哥伦比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哥伦比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8.4%，占其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3.4%（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1.9%（第九大出口市场）。（12）
2.在进出口总量上，中国长期顺差。中哥货物贸易具有长期不平衡性，自1994年起中国始终处于顺差地位，且顺差额呈总体扩大的趋势，直至2009年才有所收窄。目前，哥伦比亚是继巴拿马和墨西哥之后，中国在拉美市场第3位的顺差来源国。
3.在进出口结构上，中国进口产品集中度高，出口产品多样。中国同哥伦比亚主要贸易产品相对稳定。2008-2010年，中国主要从哥伦比亚进口矿产品和金属产品，产品种类由248种增至267种，仅涉及5%左右的6位HS税目产品。（13）其中，前10种产品在总进口中的比重超过97%，仅原油和镍铁两大产品的平均比重在80%以上。据笔者测算，2010年中国进口产品分布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14）值为2974。可见，中国自哥伦比亚进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相对较低，进口种类比较单调。同期，出口哥伦比亚的产品主要涵盖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鞋帽、杂项制品、金属和化工等，种类由3226种增至3299种，涉及60%以上的6位HS税目产品。以产品集中度衡量，哥伦比亚自中国进口的前十大产品构成相对稳定，包括：携带式数位自动资料处理机、用于蜂窝网络或无线网络的电话机、交换机、以系统形式出现的数字自动数据处理器、电视摄像机和数码相机、橡胶和塑料鞋靴、录像或再制造装置、机械玩具及童车和模型玩具等。前十大产品在总进口中的平均比重仅为26%（15）。2010年，哥伦比亚进口HHI指数为168。这表明，中国产品在哥伦比亚市场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多元化的分布。
4.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成为哥伦比亚贸易保护主要目标国，哥伦比亚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拉美国家之一。中哥两国在货物贸易方面的分歧主要体现为中哥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在进出口统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贸易摩擦影响了双边货物贸易的顺畅进行，而统计差异则加大了两国原已存在的贸易不平衡，这些都威胁着中哥贸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贸易摩擦近年来有增多趋势，并且集中表现为哥伦比亚单方面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中哥贸易摩擦产业主要是低附加值的纺织、服装、化工产品、小家电和杂项产品，竞争冲突是导致摩擦产生的主要原因。
而在贸易统计差异方面，以“西向贸易”代表流入哥伦比亚的产品，“东向贸易”表示流入中国的产品。近3年内，“西向差异”超出合理范围，其平均规模占到了哥伦比亚进口总额的33.3%，主要来自机电产品（统计过多）。“东向差异”尚属合理，除了2008年外，其余年份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在7%以下，主要来自矿产品（统计过多）和金属产品（统计不足）。可以初步判断，中哥贸易统计差异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原产地规则、统计口径和转口贸易等技术性因素。统计差异的减少需要中哥双方达成贸易统计方法等方面的共识。
5.双边服务贸易规模较小。现阶段由于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发展具有较高的地域集中性，而哥伦比亚服务贸易尚处于较低水平，中哥服务贸易规模较小，并且以建筑服务为主要方式。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哥伦比亚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4.5亿美元。
6.中哥两国经济合作起步较晚，相互投资规模较小。2001-2010年，哥伦比亚在中国实际投资额超过了1300万美元。同期，中国在哥伦比亚投资活动也逐步展开，2008年之后发展加速。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哥伦比亚实际直接投资存量为2297万美元，涉及的主要领域有通讯、机械和矿产资源开发等。2008年，中哥签署了《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2009年以来，两国先后在基础设施和港口基础设施领域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2011年，哥伦比亚通过了《中国贸易促进及保护法案》，对中国在哥伦比亚的投资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
（二）中哥贸易与投资开放度分析
1.关税结构。哥伦比亚关税水平普遍高于中国，农产品关税高于制成品关税。哥伦比亚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承诺的约束关税平均为43.1%，农产品平均达到了92.7%。哥伦比亚执行税率平均为12.1%，其中农产品平均为17.8%，其他产品平均为11.4%，仅有3.3%的产品实施零关税。纺织品、鞋类、运输设备、皮革制品、木制品等制成品关税较高，执行税率超过了17%。中国关税较高的产品主要包括农产品和纺织、服装类产品，制成品关税水平较低。中国除谷物、食品类产品的平均关税水平超过20%外，制成品中多数产品的平均关税水平均低于10%。
2.服务贸易开放度。中哥两国同为WTO成员，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的承诺体现了两国对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也反映出两国在对方市场中面临的实际壁垒水平。而两国在多边和双边特惠贸易协定（PTAs）中，对服务开放部门和模式作出的更高承诺则代表其服务的潜在开放度。
（1）GATS承诺。哥伦比亚承诺覆盖面广，而中国总体开放水平较高。目前，中哥所作承诺与两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水平相一致。值得关注的是在准入方面，哥伦比亚承诺水平较高，允许外资在绝大多数行业100%参股。在土地管理方面，哥伦比亚要求仅出生在哥伦比亚境内的国民有权拥有海岸线与边境地区的未被占用土地，且不得向外国人转让；要求在圣安德烈斯—普罗维登西亚岛内，外国人购置房地产、移民及设置安居点须遵守特别规定。另外，哥伦比亚要求对外资企业汇出利润征税；对于雇员人数在10人以上的企业，要求哥伦比亚籍公民在普通雇员中的比重不得低于90%，在技术人员、专家、管理人员或责任岗位人员中的比重不得低于80%。
在具体承诺的覆盖面方面，哥伦比亚行业总体覆盖率略高于中国（16）。中国对GATS所涉及的12种服务业中的9种作出了承诺。哥伦比亚承诺涉及10种，并在多数领域承诺开放更多分部门。
在具体承诺的开放度方面，中国总体水平超出哥伦比亚，但哥伦比亚在局部领域开放度较高（17）。就具体的服务部门而言，中国在商业、通讯、教育和环境服务方面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哥伦比亚则在建筑和相关工程、分销、金融、旅游、娱乐文化和体育及运输服务方面拥有较高的贸易自由度；两国在健康和其他服务方面均有较高的贸易壁垒。就服务提供方式而言，中国在各类提供模式下，贸易开放度均高于哥伦比亚；两国的跨境消费模式开放度较高，而自然人流动模式开放度较低。
（2）与服务贸易有关的PTAs承诺。中哥两国承诺均超出GATS水平。相比而言，哥伦比亚PTAs与GATS承诺的差距更大，表明该国具有潜在开放空间，并有可能在未来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就服务提供方式和具体服务部门的开放作出进一步的自由化安排。
在服务提供模式方面，中哥两国在PTAs中对跨境供给和商业存在模式承诺开放更多服务部门，哥伦比亚进一步开放幅度相对更大。与GTAS承诺相比，在跨境供给模式下，中哥两国分别对1.41%和6.43%的部门有进一步承诺，6.34%和64.79%的服务部门出现新承诺；在商业存在模式下，中哥分别对36.84%和14.47%的服务部门进一步开放，对11.18%和55.26%的服务部门作出新承诺。（18）
在具体服务部门方面，中哥双方均在PTAs中作出更大承诺，或者保持了原有的GATS承诺。中国保持了对邮政快递、教育和辅助交通服务的开放承诺，对其他主要服务给予更大的贸易自由。其中，空运、健康、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的开放度大幅提高。哥伦比亚则在PTAs中显著扩大了各类主要服务的开放承诺，对GATS中未作承诺的邮政快递、海运、辅助交通服务作出较高承诺（甚至完全开放承诺）。（19）
3.外资壁垒。在现实壁垒方面，通过外资限制指数的测度发现，中哥两国都对外资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哥伦比亚有着较为宽松的外资准入政策，而中国则更加突出对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外资政策较哥伦比亚更为灵活和宽松。就产业限制而言，中国对渔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传媒业、通讯业、金融服务业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外资准入和管理措施；哥伦比亚则在交通运输业、传媒业和通讯业采取相对严格的外资管理。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划分的4类限制性措施而言（20），中国在外资股权比例方面设定了严格标准，对绝大多数行业外资比例作出规定；哥伦比亚在第Ⅳ类限制性措施方面最为严格。
就潜在开放程度而言，中哥两国还通过国际投资协定促进投资便利化，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协议推进投资自由化以促进和保护投资，特别是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中国已签署的10项自由贸易协定中，与东盟、新西兰和秘鲁之间的协定涉及投资协议。哥伦比亚已签署的9项自由贸易协定中，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协定涉及投资协议。其中，在与美国签署的协定中，哥伦比亚在投资保护方面作出了以下4方面的进一步承诺。（1）非歧视性待遇。美国投资和投资者享有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有权全资参股多数产业。（2）国有化或征收保护。国有化或征收必须出于公共目的，须遵守法定程序，并且政府应给予“即时、充分和有效的补偿”。（3）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引入中立争端解决机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机制，用于解决哥伦比亚与美国公民之间的投资争端。（4）知识产权特定保护。
（三）中哥经贸合作竞争力与潜力分析
1.货物贸易。通过计算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专业化指数、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21），本研究衡量了中哥两国货物贸易的业绩、竞争力和潜力。结果表明，在货物贸易业绩方面，中哥两国都在开拓对方市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的出口拓展绩效尤为显著，但两国出口贸易与对方市场的结合度仍不够紧密。因此，中哥货物贸易仍存在一定的扩展空间，两国市场可以吸纳更多来自对方的进口产品，中国的市场潜力相对突出。
在货物贸易竞争力方面，中哥货物贸易中，中国具有显著的出口优势，而哥伦比亚仅在为数不多的几十种产品上占据优势。具体而言，哥伦比亚在金属产品和矿产品上具有出口优势，在后一类产品上的优势日渐突出。中国则在机电产品、运输工具、化工产品、塑料橡胶、纺织服装鞋帽、石和玻璃及杂项制品方面，拥有明显而稳定的出口优势；在木制品上的出口优势较为显著，但有弱化迹象；在动植物产品上的出口优势则出现了强化趋势。
在货物贸易潜力方面，中哥双方的互补优势仍未得到充分利用，有着继续扩大贸易规模的潜在空间。综合考虑双方市场容量和产业竞争压力等因素，中国进口有望出现深度和广度边际的同时扩张，而中国的出口则存在广度边际的扩展可能。具体而言，中国有128种产品有继续向哥伦比亚扩大出口的潜能，而哥伦比亚则有28种产品有望增加出口（22）。
2.服务贸易。中哥两国服务贸易领域同时存在竞争性与互补性，并且互补性部门多于竞争性部门。通过测算固定市场份额模型指数、出口相似指数、贸易专业化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23），本研究对比中哥两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产品相似度和拓展潜力，结果表明，中哥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已经形成一定竞争力，但在多数新型资本密集型服务部门的竞争力较弱。在各个服务部门内，中哥在建筑服务方面形成强势互补；在通讯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人文与休闲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方面具有较大互补性。同时，两国在交通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方面形成竞争，并且哥伦比亚竞争力较强。
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哥伦比亚则呈现分化状况。2001-2010年，中国所有部类的出口竞争力都在增强。其中，金融服务、人文与休闲服务、建筑服务、专有权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交通运输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出口竞争力超出平均水平。哥伦比亚服务部门出现分化，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和特许费、人文与休闲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和旅游服务的出口竞争力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而金融服务、通讯服务和交通运输服务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在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对比方面，中哥双方皆为净进口国，是服务贸易进口专业化国家，但是服务部门的发展分化使得两国间存在着潜在的服务竞争和互补。中国在建筑、交通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等传统服务上具有优势，尤其是在建筑服务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上逐渐形成较强的竞争力。而哥伦比亚在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两类传统服务上拥有较强（或极强）竞争力，在通讯服务上一度形成了极强竞争力，但竞争力近年来有所下降；在人文与休闲服务上逐步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在保险、金融、专有权和特许费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上，中哥双方均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但哥伦比亚劣势相对更突出。
在服务出口产品的相似度方面，中哥潜在竞争程度降低。由于交通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方面的出口重叠，中哥两国存在服务出口相似的情况，在整体服务贸易领域有潜在竞争。但是，由于中哥双方竞争力的消长以及出口结构的变化，两国整体竞争发生变化。2006年之后，两国服务出口重叠正在缩小，两国服务贸易间的潜在竞争冲突降低。
考虑到中哥各自的服务开放承诺，服务贸易的潜力有较大扩展空间。中哥两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服务互补，主要体现于建筑、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基于现行贸易条件，两国在GATS中的承诺对建筑服务的开放水平较高，两国之间尚未充分发掘建筑服务互补的潜力。同时，考虑到两国在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的可能开放度较高，在贸易条件进一步宽松的情况下，中哥服务贸易还可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哥两国在多边和双边特惠贸易安排中，均对服务开放作出了高于GATS水平的承诺。这表明两国之间在服务贸易的政策协调方面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双边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有助于带动双边服务合作在规模和层次上出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改变两国服务贸易偏低的现状。
3.直接投资。通过对FDI流入、流出业绩指数的测量显示（24），中哥两国在引资方面均取得较好的业绩，对外投资绩效均弱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两国在对外投资方面都处于相对竞争弱势。中国在FDI流出和流入的绝对规模上占据优势，而哥伦比亚则在相对规模上领先。
在引资潜力方面，由于对外资采取了更宽松的准入措施、更积极的激励和更少的规制政策之后，中哥两国的引资潜力都有所提升。就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潜力而言，中国拥有相对竞争优势，而哥伦比亚则处于相对劣势地位。2005年以来，中国属于“低于潜力”国家，而哥伦比亚为“高于潜力”国家。由此可见，中哥两国相比，哥伦比亚未来FDI大幅增加的可能性有限；而中国则相反，有望继续扩大引资水平，提高FDI流入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
四、中哥自由贸易区的CGE分析
本文采取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完全竞争市场，不同国家产品存在差异性。设定的模拟方案为，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哥均100%取消双边的进口关税，并且保持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税水平不变。
在双边货物贸易方面，中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中哥贸易有显著增长。中国对哥伦比亚出口的大多数产品的增幅都将达到原来的数倍。其中，增幅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增幅达956%，其他如食品、能源、钢铁、交通设备等产品对哥伦比亚出口增幅都超过5倍。同时，中国自哥伦比亚进口的产品也普遍增长。增幅较大的产品包括服装（增长181%）、农产品（增长179%）、皮革制品（增长166%）、汽车（增长124%）、电子产品（增长179%）。而其他产品中除矿产品进口增幅最小（7%）外，其他产品的进口增长将超过50%。此外，关税消除将使两国间的贸易价格下降，从而使贸易额同时受贸易数量上升而价格下降的影响，使贸易额的变化与进出口的数量增长不同步。
在福利效应方面，中哥自由贸易区将产生正向的经济效果。因两国经济规模相差较大，消除贸易壁垒对中国的贸易总量影响并不大，但是对哥伦比亚经济有显著的影响。据模拟结果，中国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14%和0.13%，GDP增长、贸易条件改善和进口增加的效应，使中国福利总额增加6.2亿美元。中哥自由贸易区对哥伦比亚经济有显著影响，哥伦比亚出口将增加1.79%，进口将增加4.27%，总福利增加4.8亿美元。考虑到哥伦比亚人口大约4600万，这一福利增加是显著的。
在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中哥自由贸易区将促进相关部门产出增加，并进而对两国的价格、投资和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特别是对哥伦比亚影响较大。受两国比较优势形态的限制，以及哥伦比亚农业部门相对较高的关税削减幅度，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的农产品产出增长达到0.051%，高于实际GDP0.021%的增长。与此同时，出口增长高于进口增长导致的总需求增加，也使中国的价格水平上涨0.067%。中哥自由贸易区对哥伦比亚的经济影响显著高于对中国的影响，使哥伦比亚农产品产出增长达到0.52%、总投资增加1.5%，带动就业率上升1%左右。
在产业影响方面，中哥自由贸易区会对两国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因两国目前贸易总量小，结构单一，哥伦比亚经济总量不大，中国产业受冲击不大，哥伦比亚受冲击程度高于中国。中国受冲击相对较大的部门主要是初级产品部门，能源、采掘业、有色金属因受电子产品等的影响，产出和出口有轻微下降，而纺织品、化工、机械设备、交通设备等产品的产出和出口有一定增长，并产生贸易盈余。因贸易创造的影响，哥伦比亚的服装、钢铁、有色金属、汽车零配件等产业增长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哥伦比亚初级原材料对中国出口大幅增加的同时，该产业中高端产品进口也大幅增加，使整个部门产出下降。这表明中国产品产业层级较高，具有较强竞争力。
在其他国家所受影响方面，中哥自由贸易区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对第三国产生作用。其结果是，美洲国家所受负面冲击最大。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实际GDP下降0.006%，美国下降0.005%。从福利角度看，中哥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与中国垂直分工和贸易关系紧密的日本、韩国的福利上升（分别达到6.2亿美元和4.8亿美元），而其他国家的福利均小幅受损。墨西哥在美洲国家中福利损失最大，达到7.4亿美元。除俄罗斯外，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条件恶化。虽然贸易盈余增加，但贸易条件恶化使它们的福利下降。
五、建立中哥自由贸易区的挑战与限制
中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有助于加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使哥伦比亚成为中国在拉美的商业和生产平台，实现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中哥自由贸易协定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和限制，对此必须加以重视。
（一）政治方面
哥伦比亚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陷入内乱，2011年颁布的《受害者补偿和土地归还法》依然认为国家目前仍处于武装冲突之中。现任总统桑托斯通过恢复经济、实施安全举措，使哥伦比亚的社会形势进一步好转。但是政治社会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治安状况在某些区域仍然堪忧。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准军事组织等构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的活动遍布全国，贩毒活动猖獗。针对政府的汽车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时有发生，但基本出现在政府军难以控制的偏远地区。大城市的治安情况总体较好，首都波哥大等大城市的普遍犯罪率甚至在拉美居于下游。
二是腐败、洗钱、走私等问题较为严重。根据透明国际2011年11月30日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中，哥伦比亚以3.4分排名第80位，排名继续滑落。在这种情况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贸易和投资等活动仍然会受到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困扰，尽管关税等壁垒可以有所降低，但是经济活动的成本将依然居高不下。
三是中国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关切与忧虑。中哥自由贸易协定是与拉美国家的第4个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密切，必然引起这些国家对中国在拉美影响扩大的担心，也会对哥伦比亚国内政治力量产生影响，从而对双方的合作进程施加一定的压力。
（二）经济方面
从乌里韦当选总统开始，哥伦比亚的政治局势总体较为稳定，经济稳步增长。桑托斯政府执政两年来，秉承自由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基调，贫困率继续下降，失业率实现了竞选时提出的降至个位数的目标。从经济发展潜力而言，哥伦比亚是拉美人口第三大国、面积第四大国、经济总量和增长率在拉美国家位居前列，特别是与多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覆盖的市场规模达到了15亿人口以上。但是，与哥伦比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挑战仍然是存在的。
一是哥伦比亚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中国对哥伦比亚贸易顺差较大，而且出口产品领域较为广泛，对哥伦比亚的纺织服装、电子、金属化工等产业可能存在较为显著的冲击。在美国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哥伦比亚国内就存在着不少反对的声音。考虑到中国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哥伦比亚的产品存在竞争的可能性更大，特别是对中等技术水平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反对的声音可能更为强烈。
二是劳工法、利润汇回、土地投资、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限制。根据哥伦比亚的劳工法，外资企业至少要雇用90%的当地员工。而目前中国对外劳务合作还主要采取输出劳工的形式，否则在当地市场并不具备竞争力，这对于服务贸易中建筑等行业的投资及经营活动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利润汇回将收税，海岸线及边境线向内20千米土地外国人不可购买等，这些限制都势必影响对投资成本的考虑。
三是基础设施仍然薄弱。哥伦比亚多个主要城市位于安第斯山区，城市间的公路蜿蜒、曲折，如遇雨雾，道路难行，事故多发。市内道路状况也不甚理想，首都波哥大也是道路狭窄，高低不平。在当地的投资贸易活动经常受限于交通、电力等基础硬件设施，因此，这一领域也是自由贸易协定能否发挥最大功用的限制因素。
四是制度文化等软环境差异与问题需注意。哥伦比亚属于拉美文化，与追求速度和效率的商业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贸易投资审批、港口效率、海关环境、政策与规制环境以及电子商务等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总之，本文分析表明，中国和哥伦比亚之间具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为使两国获得经贸利益并建立长期密切的经济关系，本文建议“中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应当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信息交流和经济合作等领域，并着重创造更为完善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研究了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静态利益，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所获得的市场扩大、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动态影响尚未考虑，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安排在动态影响方面的效应也不可忽视。
①Paul R.Krugman,"Is Bilateralism Bad?",in E.Helpman and A.Razin（eds.）,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 Policy,Cambridge,MIT Press,1991,pp.9-23.
②此模型的必要条件是：（1）该组国家的共同外部关税设定是合适的（如通过选择凡涅克补偿关税，这一关税将关税同盟成员与世界其余国家的总贸易维持在同盟前的水平）；（2）联盟各成员要有一次支付的补偿税收和转移机制，以使每个成员得益。参见Peter Robson（eds.），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London,Routledge,1998.
③柴瑜等编：《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④对新区域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如罗伯逊（Robson）认为以出口导向的开放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是新区域主义，而政治经济学家则考虑非传统经济收益的一体化安排。
⑤格罗斯曼、埃尔普曼（Crossman and Helpman，1995）和克里希纳（Krishna，1996）建立了以贸易转移为核心概念的PTA动因理论框架。耶茨（Yeats，1996）对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研究也突出了贸易转移的重要性。
⑥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中哥两个经济体规模差距较大，中国的国内生产大于双边贸易，有足够的产业余地将生产转移到成本低的伙伴去，获得贸易转移；二是遵循了目前学术界对双边自由贸易区研究的一般方法，对非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实证分析仍在探索阶段。
⑦⑧2011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值，中国为第90位。
⑨"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Columbia",in Proexport Columbia,November 2011.
⑩World Bank,Doing Business,2012.
（11）关于轮轴与辐条（hub and spoke）的理论描述，详见旺纳科特（Wonnacott，1975，1982，1992），更近的研究包括北美自由协定（NAFTA）；德贝内迪克蒂斯、德桑蒂斯、维卡雷利（De Benedictis，De Santis，Vicarelli，2005）对欧盟及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合作组织（CEEC）国家的研究；德尔塔、德斯梅特、法基尼（Deltas，Desmet，Facchini，2006）对以色列的研究；宗·许尔（Chong，Hur,2008）对新加坡、日本、美国的研究等。许尔、阿尔瓦、帕克（Hur,Alba，Park，2010）的研究实证了作为轮轴国家的福利增进。
（12）分别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我国同各国（地区）海关进出口总额》数据和哥伦比亚国家统计局（DANE）2011年8月12日和11月4日发布的“Información Estadística”进口来源和出口市场统计数据计算。
（13）基于2007版HS计算，共计5052种6位税目产品。
（14）HHI指数为各进口产品份额的平方和。HHI≥1800时，表明贸易产品高度集中；1000≤HHI＜1800时，表明贸易产品相对集中；HHI＜1000时，表明贸易产品较为分散。
（15）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中国和哥伦比亚报告数据分别计算。
（16）笔者根据WTO的服务业数据库对行业覆盖率作了分析。行业覆盖率指数是用某一大类行业下承诺涉及的分支行业数量除以该大类行业所有分支行业数量得到的，指标值越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涉及的部门越多。
（17）笔者进一步采用霍克曼（Hoekman，1995）提出的频度测量法，对无条件承诺、有条件限制的承诺和不予承诺的权重分别赋值1、0.5和0，进而计算不同服务提供方式和承诺水平下的开放指数。开放指数越高，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越高。
（18）WTO,Dataset of Services Commitment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
（19）WTO,Dataset of Services Commitment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 M.Roy,″Services Commitments i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An Expanded Dataset″,WTO Working Paper,ERSD-2011-18.
（20）FDI管制指数（FDI Regulatory Restrictiveness Index）是OECD用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外资措施的指标。根据戈吕布（Golub，2003）和卡利诺娃（Kalinová et al.，2010），该指数综合考察4类FDI限制性措施：（I）外资股权比例限制；（II）审查核准要求；（Ⅲ）关键人员规定；（Ⅳ）对外资企业的其他限制性措施。
（21）贸易结合度（TII）指数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贸易联系紧密。贸易专业化指数（TSI）用来衡量一国对于某项产业或产品，主要是净进口国还是净出口国。TSI如果为正数，说明具有出口优势（出口大于进口）；如果为负值，说明具有出口劣势（出口小于进口）。为更精确地显示两国之间的真实情况，本文选取双边显性比较优势（BRCA）进行分析。如果BRCA大于1，说明在双边贸易中占有显性比较优势；如果小于1，说明处于双边显性比较劣势。
（22）通过TSI和BRCA指标的评测，可以发现中哥之间存在产业和产品上的互补性。TSI＞0.5以及BRCA＞1的产品具有较强出口优势，当前出口量较小的产品有进一步的潜力进入对方市场的可能性。
（23）固定市场份额模型指数（CMS）是一定时期内，某国某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与为保持该产品原有市场占有份额应有的出口增长率之差。CMS数值为正，则表明该国该产品在这一时期内的出口竞争力相对于其他出口国有所提高；反之，则代表该国该产品在这一时期内的出口竞争力相对于其他出口国有所下降。本文以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平均增长率代替保持原有市场份额而应达到的出口增长率。为了量化竞争冲突，本文引入出口相似指标（ES），衡量中哥两国服务出口的比例匹配程度。ES指数公式根据芬格和克赖宁（Finger，Krinin，1979）。ES指数介于0和1之间，指数越接近1，表明两个国家的出口相似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两个国家的出口相似程度越低。
（24）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O）2004年的研究，FDI流出业绩指数反映在控制了母国经济规模之后一国对外投资的相对份额。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的研究，FDI流入业绩指数是一国FDI在全球FDI中所占份额与其GDP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的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