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评詹姆斯#183;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詹姆斯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生态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6)02-0140-06
詹姆斯·奥康纳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不仅系统地反映了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而且也反映了他以生态批判为视角，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批判，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旨趣。
詹姆斯·奥康纳声称要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在奥康纳视域中，他是如何认识和评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呢？虽然奥康纳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种种责难，但并不意味着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奥康纳充分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和对社会发展的预见性，“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与资本之间的深刻矛盾除了有其他方面有所表现外，更多地表现在日趋多重化和交叉化的财政金融危机和政治文化危机上。”[1] (第3页)“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都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凸显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1] (第2页)奥康纳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来反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通过指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
首先，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理论空场”。在他看来，“对土地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以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政治生态学所关心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难道不是被遗忘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是，绝对是。”[1] (第5-6页)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的确存在着上述所论及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空场”[1] (第6页)。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存在着对“丰富的生态感受性”[1] (第5页)的理论缺失，“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1] (第7页)。
其次，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第一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或轻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它们包含着人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的。第二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 (第436-437页)在奥康纳看来，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社会劳动的讨论中将自然与文化抽象出来，不可能找到将社会的文化和自然系统这两者都包含在内的内涵丰富的、成熟的“社会劳动”概念。
那么，奥康纳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责难是否成立呢？关于马克思主义中有无生态学思想，一度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生态学思想，认为生态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它尚不构成问题，或认为马克思一生中关注的主要是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和解放问题，生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之外；第二种观点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因为它过分强调了人与自然对立和冲突的方面，其理论中预设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的理论前提。奥康纳不同意上述两种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备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在他们的视域中，人类历史与自然界无疑是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他们认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6] (第6页)。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运动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同时也意味着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而这种“重构”就是必须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应该说，奥康纳的上述观点，对于完善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至于奥康纳指责历史唯物主义轻视或忽视“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我认为是缺乏理论依据的。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的大量表述中，经常使用的是“社会生产力”、“物质生产力”等范畴，强调生产力实现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力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也强调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生产资料的自然性、客观性和生产者的自然属性。其次，奥康纳没有注意区分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导致了他把对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混同于对马克思本人的批判。“对于‘人们彼此间的社会关系是在物质生活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这一表述，马克思主义者们是烂熟于心的；但是，他们对于另一个重要表述就知之甚少了，即‘人们与自然间的物质关系是在社会生活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1] (第437页)，虽然奥康纳也曾区别过马克思本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的学者[1] (第69页)。显然，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我认为，奥康纳所指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特指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奥康纳所指认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是指自第二国际以来特别是苏俄所理解的“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奥康纳也存在着对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泛化的倾向。
针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理论缺失，奥康纳的解决方案是，实现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改造”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奥康纳“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突破口。
首先，奥康纳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1] (第63-64页)。传统历史唯主义因袭了“技术决定论”的思维范式，片面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规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中，“自然”和“文化”的维度是缺失的，或者说，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要立足于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又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必须面对自然和文化的历史性累积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次，奥康纳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维度，即客观性的维度和主观性的维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客观性的维度。生产力是客观的，因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客观的，生产关系是客观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体现出自然性的特征，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而且还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性维度，亦即自然维度。自然系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人化自然即第二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也是独立的历史性存在。“‘第二自然’并不因为其‘第二’性，就少一些‘自然’的特性。”[1] (第61页)“尽管自然系统之具体形式往往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结果，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构成自然系统的化学、生物和物理的过程是独立于人类系统之自主运作的。”[1] (第74页)只有认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性维度即自然维度，才有可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生态学的视野中来考察。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主观性的维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受文化价值规范的影响。在奥康纳看来，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其实都是与文化规范问题融合在一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观性维度亦即文化维度。在奥康纳看来，只有把握了主观性维度即文化维度，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力以及人们之间的不同协作模式。
最后，奥康纳致力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1] (第59页)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1] (第61页)。一方面，劳动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劳动过程是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的力量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发展过程，人类在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构自己，不能把自然界当做人类劳动的外在对象来考虑。另一方面，劳动也是一种文化实践，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在劳动中形成和发展，一定的劳动又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上展开。劳动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总之，自然与文化的交互作用是在一定的社会劳动中实现的，也由此成为社会劳动中不可分割的两重规定性。劳动水平的差异性、劳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是自然和文化非均衡作用的结果。
生态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生态问题需要在劳动即生产实践中来解决。首先，必须承认自然界本身的客观先在性和对人类活动的制约性，尊重生态环境自身的内在客观规律。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 (第383页)违背生态规律，只会导致生产实践的失败，换来的只会是惨痛的教训。其次，必须合理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实现劳动社会形式的合理化，使各种生产要素得以有效配置并合理利用。防止或减少环境的污染，“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 (第385页)。
奥康纳选择“改造”和重新诠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突破口，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在生态学意义上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实现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准备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其批判精神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扬，如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威廉·莱斯和本·阿格尔的文化价值批判等[3] (第86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应视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由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到生态批判，最终形成总体性批判，标志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领域进一步得到拓展。
詹姆斯·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仍然是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不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矛盾以及危机所导致的把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重新整合进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以及由此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性的形式之中的过程。”[1] (第253页)由此，他选择了从分析资本主义矛盾问题作为切入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重矛盾：第一重矛盾也就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一个特定形式是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属于体制的，它与生产条件没有什么关系；第二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中，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以追求无限增长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自我扩张系统，另一方面自然界无法进行自我扩张，其发展的周期和节奏也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由此必然的结局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资本主义各要素成本的提高，从而导致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又往往和生态危机交织在一起。第二重矛盾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
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是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问题的重要理论家，但认为“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其资本主义的积累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1] (第198页)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自然界的退化的厉害程度”[1] (第198页)，没有完整地把握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资源的稀缺性”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奥康纳着重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方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通过技术革新，获取工人劳动所创造的超额价值，一方面是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工人再生产的成本不断下降。资本在无限扩张的本性驱使之下，不断扩大生产，相应地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与使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一个充满经济危机的过程，同时也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从总体上说，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譬如，剥削率的增强)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是与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联系在一起的。”[1] (第293页)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资本运行的成本，进一步加重经济危机。
奥康纳强调，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是从需求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为了维持或者恢复利润而降低成本时，其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市场对商品的需求也会下降，从而真正获得的利润也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问题，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存在问题。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是从成本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为了维持或者恢复利润而降低成本时，其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抬高了其他资本的成本，最起码是抬高了资本总体的成本，从而生产性利润也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没有问题，但剩余价值的生产存在问题。奥康纳还认为，资本现在面临着上述双重矛盾，既面临成本的上升问题，也面临市场需求的疲软问题。“单纯从经济的维度来对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进行阐释，甚至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单纯从经济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所做出的解释更具有非法性。”[1] (第283页)可见，在资本主义矛盾分析问题上，奥康纳是试图通过“补充”的方式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得出了资本主义是反生态的结论。
奥康纳所构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正如他本人所说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要阐明的是新社会运动的实践。”[1] (第254页)
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多重社会背景。首先是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是社会总体性危机的集中体现；其次，在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各种激进的绿色思潮和环境保护运动；再次，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了严重挫折，并且也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相似的生态环境问题；最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存在缺乏充分解释力的问题。因此，“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成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1] (第19页)把这些激进的绿色思潮和环境运动纳入到社会主义运动，分析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产生偏差和造成生态问题的原因，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上的展开。
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奥康纳进行了辩护式的说明。首先，由于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和包围。为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和新生政权的巩固，经济增长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赶超型发展战略，推崇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虽然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通过迅速的工业化来实现的，工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的运用，必然带来生态问题。最后，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得已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必然受到世界市场体系的影响，受到普遍的市场规律的制约，由此带来生态问题。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生态问题，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相比，它们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地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1] (第418页)。社会主义和生态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冲突。
虽然奥康纳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作了种种辩护，但并不表明他认同传统的社会主义(旧式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奥康纳主张积极变革传统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的结合。具体来说，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实践中必须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把社会主义从“分配正义”迷恋转向对“生产正义”追求；旧式社会主义提倡的是“对财富和收入作一种更为恰当的分配”[1] (第424页)，倡导的是“分配正义”而不是“生产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义惟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1] (第538页)。第二，在理论和政治上必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制度展开批判，建立起一种能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两方面之间关系的民主政治形式，“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1] (第439页)。第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新定义生产主义，主张一个社会可以通过有效的原材料循环利用、推广节能技术的运用等途径达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重新审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避免由于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第四，生态运动不仅要“‘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而且也要‘地方性地思考，全球性地行动’，然后最终‘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1] (第476页)。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成本的大规模外化的基础上，使现代生态危机进一步恶化和加深，大部分的生态问题不能在地方性的层面上获得恰当的阐释和有效的解决，可见，“大多数的生态问题的原因和后果，甚至它们的解决方法都是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1] (第434页)。
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不仅根本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恰恰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对比之下，各种流行组织或运动则局限于社区、都市或村庄，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地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对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破坏性的辩证关系，他们就更是无能为力了。”[1] (第434-435页)
那么，什么是奥康纳所指认的生态社会主义呢？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1] (第525-526页)的社会形式，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或建构生产力的方式的一种批判，在实践中则是对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一种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存在一致性，它所寻求的正是使传统社会主义本身的批判性理想得以实现。其次，生态社会主义也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关联于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态社会主义则关联于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态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那么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批判。”[1] (第529页)最后，“生态社会主义严格来说并不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而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和日益逼近的危机的一种实证分析。”[1] (第527页)它力图通过各种斗争尽力使交换价值服从于使用价值，使利润导向型的生产从属于需要导向型的生产。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构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是紧密相连的。奥康纳强调在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首先要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说，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中对当代现实问题的一种回应，这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论域，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包含有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或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被遮蔽的问题，奥康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内涵制度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生态批判，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制度批判扩展到了生态批判和价值批判领域。由于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没能揭示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更不可能构想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基本制度与运行机制，从而使得人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无限期待与向往成为一种乌托邦。这也正好说明，包括奥康纳在内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处于探索之中，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仍面临众多未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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