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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外交》杂志2009年1/2月号
要在中东地区获得成功，奥巴马政府需要找到建设性地与伊朗打交道的办法，并打造一项解决最终地位问题的巴以协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旦上任，就将在中东地区面临一系列亟待关注的严峻、复杂且相互关联的挑战：一个正在经历暴力活动的、脆弱停滞的伊拉克，尽管如此，但这依旧让美军疲于奔命；一个正在接近核门槛的伊朗；一个摇摇欲坠的巴以和平进程；受到强硬激进伊斯兰团体挑战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弱势政府；以及因多年的失败和观望而遭削弱的美国地位。奥巴马还将发现时间对他并不利。
美国的中东政策6年来一直被伊拉克所支配。这种情况没有必要也不应继续下去。奥巴马政府将能逐步减少驻伊美军的人数，限制其战斗性角色，并越来越多地把责任转交给伊拉克部队。可是，实施这种收缩必须是异常谨慎和深思熟虑的，以便使所取得的进展不会被一笔勾销。
伊拉克局势获得改观，这将允许新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伊朗上，在那里，一项危险的、造成不稳定的核计划的警钟正在滴答作响。在不设先决条件，并加上其他旨在避免德黑兰发展一项迅速生产大量核武器级燃料能力的奖励措施的情况之下，奥巴马应提议跟伊朗政府展开直接的官方接触。与此同时，他应该为一项国际性的努力打好基础，一旦伊朗证明不愿意改变路线，国际社会就将对它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基于风险和代价，美国或以色列对伊朗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是一个不具吸引力的选项，但作为一项取代伊朗原子弹风险的孤注一掷式选项，对此需要慎重的审视。为了增加以色列外交接触的容忍度，通过提供一个增强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和核保障，美国政府应该支持以色列的威慑能力。
美国总统也应该花大力气设法去推动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尤其是与叙利亚之间的和平协议。目前，大马士革与德黑兰结盟，叙以达成协议将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减少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外部支持，并改善黎巴嫩的稳定前景。在巴以关系方面，迫切需要采取外交努力，在两国共存方案依然行得通之际就此达成协议。尽管双方存在各种分歧，并且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能力控制任何新获得的领土，使得眼下不可能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但这些因素不是赞成放弃该问题，而是赞成现在就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创造各种有助于以后的外交获得成功的条件。所有这些倡议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是，重新强调将外交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项工具，因为如果得不到地区盟友以及中国、欧洲和俄罗斯的支持，美国再也无法实现其目标。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努力是不值得的，布什政府在一项欠考虑的转变中东地区的尝试中付出了太多的关注，并投入了太多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他们同时认为奥巴马政府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或国外其他地方。这类论点低估了中东地区不顾其他计划而将其自身推至美国总统议程之上的能力。简言之，中东地区所发生的事将不会继续停留在中东地区。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乃至能源安全以及管理当代全球性挑战，都需要管理中东地区。
影响力失而复得？
自1991年原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是中东地区的支配性大国。但近年来，由于未能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加上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未能在推动阿拉伯专制政权在实现民主化方面获得成功，美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了。近10年来，在解决该地区主要冲突和关注方面，美国几乎毫无作为，同时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傲慢和双重标准的名声。
这种地区影响力的减少因美国在整个世界相对地位的显著下降而得以强化。布什政府已经让人们对美国的能力和意图提出了很深的疑问，这些疑问因全球性金融危机而进一步加重。美国似乎无力履行所做出的许多承诺，而且当它做出尝试时，往往反而使得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中东地区国家仍旧指望美国充当其安全的最终担保人，并认为这个强国最有能力帮助它们实现各自的目标。该地区的许多人仍然钦佩并认同美国的价值观，而奥巴马在大选中胜出，这将会大大有助于提醒他们个中的缘由。奥巴马获得他们尊重的能力，对于说服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公众支持他们的领导人跟美国携手合作将是至关重要的。
奥巴马政府应该利用地区性和全球性大国跟美国一起共事的意愿，恢复华盛顿致力于外交的承诺。在布什政府最后几年，这样一种已获得恢复的承诺已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美国的外交官参与了一系列跟伊朗和朝鲜接触的多边努力，重建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并推动巴以和平。但要让这类努力真正有效，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官将需要更多的支持。
他们也需要一项重塑中东地区战略背景的计划。虽然反恐应该是美国中东战略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它不再需要成为这项政策的驱动力了。奥巴马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增强当地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防止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卷土重来，并支持那些失败国家中的各种机构，在那些国家，基地组织正在想方设法地落地生根。总统也应该向穆斯林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即美国不是在跟伊斯兰教，而是在跟一些违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暴力极端分子小团体交战。
由于咄咄逼人地促进“自由议程”，布什政府在阿拉伯世界遭遇到一些阻力。但其对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选举的坚持，使得拥有民兵武装的各个伊斯兰教派都能参与到这一政治进程，随后该进程处处都陷入瘫痪。在哈马斯自由并公正地赢得了巴勒斯坦选举之后，布什政府对其进行了抵制，这使得美国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对手举起了双重标准的旗帜。布什总统曾公开要求埃及和沙特政府应该开放各自政治空间，他在该问题上立场的后退，损害了其民主化事业的可信度。
奥巴马政府不该完全放弃这种努力，而是应该在美国利益与美国价值观之间达成一个更可持续的平衡。独裁政权压制民众的正当需求，并在很大程度上漠视这些需求，这些政权已造成了一种状况，反对主要聚集在清真寺里。这种趋势必须加以扭转。解决的办法不是提前大选，尤其当拥有民兵武装的各派对选举提出质疑时更是如此。相反，应该推动一个渐进的、变革性的自由化进程，这个进程强调构建市民社会、开放政治空间以及增强民主价值观，包括法治和司法独立、新闻和结社自由、女权和政府透明度。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向该地区年青一代提供对未来的希望，以及提供抵制宗教极端分子散布的那些黑暗景象理由的各种努力，美国需要集中给予支持。
首先，美国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是美国对中东地区各种问题感到如此担忧的一个核心原因，而美国的石油消费也帮助了伊朗和其他地方的极端主义者。如果汽油价格仍然居高不下，那许多美国人很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习惯。但既然油价已经显著下降，该问题的紧迫性也随之下降了；因此，奥巴马政府必须加倍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消费和推销替代性能源来源。这些政策将会进一步减少对石油的需求，放慢气候变化的步伐，并减少转移至诸如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财富数量。当20世纪90年代石油价格每桶只有10美元时，伊朗领导人在国外的活动与其在最近10年高油价时的那些活动相比，要远远谨慎得多，这并非巧合。既然油价再一次下降，在避免因其对伊朗经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国内政治后果的同时，内贾德总统将无力资助国外的冒险行为。
奥巴马政府可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之一，是将华盛顿的视野范围扩大至伊拉克之外。美军的“增兵”可以认为是美国战术的一个变化，而逊尼派和什叶派领导人在各自社区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意愿已为美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地区性问题创造了机会。伊拉克教派暴力冲突已受到有效的压制，在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已被彻底削弱。但局势依旧极为脆弱，追求大批次级任务的需要应该使得美国在2009年从头到尾都不可能大幅度减少美国驻伊作战和支援部队的人数。不过，到2010年中期时，奥巴马政府应该能够大幅度减少美军人数，也许减少至增兵之前水平的一半。这将与美国和伊拉克官员目前正在谈判的管理美军存在的协议是相一致的。与此同时，最优先的政治事项将是确保社区的和解和公平的石油收入分享。在外交上，当和解产生摩擦时，将不得不劝说伊拉克逊尼派的阿拉伯邻国跟巴格达什叶派所主导的政府展开合作。
美军收缩的时机和速度将是至关重要的：削减兵力速度太快可能重新造成不稳定，并为伊朗和基地组织创造机会；而削减兵力速度过于缓慢将会使得美军被束缚在伊拉克而无法参与其他使命。然而，美军收缩行动的圆满实施，应该使得奥巴马能够向伊拉克领导人及其邻国表明，他正在将责任转移到它们的肩上，同时也向美国人民说明，他们国家参与伊拉克战争即将结束。鉴于美国在过去两年当中为加强伊拉克稳定以及伊拉克民众生活正常化所做的一切，要是逐步实施的话，美军的收缩行动应该不会产生有关美国可靠性的问题。
扭住德黑兰
同时，奥巴马政府需要将注意力转向伊朗。布什政府成功地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但在这一进程中，它也消灭了德黑兰最具威胁性的敌人，无意中为伊朗谋求地区性霸主地位敞开了大门。阿拉伯各国政府认为，它们正在看到波斯人努力主宰其地区这一历史的重演，并担心得到伊朗支持、新近在伊拉克和黎巴嫩获得权力的什叶派社区将会鼓舞该地区其他国家如巴林和沙特长期受到压制的什叶派社区。以色列、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地区性大国看到伊朗正在开始一项咄咄逼人的活动以获得核能力，而国际社会对此似乎无力加以阻止。而在理念战争当中，在推动暴力极端主义是解放巴勒斯坦和让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获得尊严和正义的途径这一观点上，伊朗及其代理人哈马斯和真主党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与此同时，伊朗的挑战已导致该地区的其他行为体开始携起手来，并指望获得美国的帮助。埃及和沙特虽然对美国的领导力大失所望，但仍将会对美国的有效作用表示欢迎。甚至伊朗的盟友叙利亚也已经与以色列展开和谈，部分是为了改善其与华盛顿的关系，部分则是为了避免在正在出现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对立中特别偏向什叶派一侧。如果奥巴马政府能够显示温和、和解、谈判以及政治与经济改革将有实实在在回报的话，这将让美国在该地区重新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
要是伊朗铀浓缩活动按照它们目前的速度继续进行的话，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或不久之后，伊朗可能就已储存了足够数量的低浓缩铀，可以生产制造至少一枚核弹所需的武器级材料。伊朗可能仍然要等上一两年才具有更广泛的核武器能力。但一旦它拥有了生产大量武器级燃料的潜力，那么它在实质上已经跨越了核门槛，并迫使其所有的邻国和美国改变各自的安全评估。
以色列通过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预防性军事打击，一直在该地区保持着核垄断地位，它也极想对伊朗蠢蠢欲动。如果以色列确实发动打击的话，伊朗的报复可能会引发黎巴嫩战争、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以及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军队发动攻击。如果以色列不发动打击的话，这两个国家将处于一触即发的戒备状态，误判的可能性甚高。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如埃及、沙特和土耳其，将可能会加速各自的核计划。伊朗一旦具备了核威慑力量，可能会使它有恃无恐，加快在整个地区的颠覆活动。德黑兰也将具有向它所支持的某个恐怖组织提供核材料（被用作“脏弹”的核心）或者甚至原油裂变装置的潜力。
这些不利后果使得奥巴马政府提前与其他主要大国就伊朗核问题达成谅解极为关键。不幸的是，由于俄罗斯2008年8月在格鲁吉亚动用武力，使得争取俄罗斯已变成了一项更大的挑战。莫斯科也许很想回复到其冷战时期的做法，即运用军事援助和外交保护来支持中东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体。虽然可能无法阻止俄罗斯扮演搅局者的角色，但莫斯科是否愿意在中东地区采取建设性行动，至少是值得验证的。
当然，让俄罗斯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切身利益，就可能需要在莫斯科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作出各种让步。因此，奥巴马政府将需要决定在美俄关系上什么是优先议题。虽然华盛顿不可能放弃对东欧国家做出的各种条约承诺，或牺牲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独立地位，但它可以提供各种激励措施，如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控制在欧洲的弹道导弹防御设施、放慢北约东扩的步伐，或者财政上有利可图的协议，如可能的俄罗斯核燃料库，或者让俄罗斯参与一个国际性的核燃料浓缩共同体，以确保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增加合作。
反过来，争取俄罗斯支持一项共同对伊朗政策，这将更容易把中国带上船。北京不想让自己被排除在一项国际共识之外。随着对能源需求的增加，中国对波斯湾地区石油的自由流动的兴趣正在不断增加。不过，北京目前倾向于追求其与伊朗之间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向对方施加经济压力。奥巴马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与伊朗有关的一场危机将会对中国经济，并由此对中国的政治稳定造成不利的后果。
接触的紧迫性
要改变伊朗的行为尤其在核问题上的行为，奥巴马政府应该与伊朗政府直接接触。为什么？因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甚至更没有什么希望。遏制和制裁未能改变伊朗的方向路线。对伊朗核设施发动预防性军事打击最多只能使其核计划推迟几年，而同时却使以色列和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易遭对方的报复。无论是通过军事行动，还是通过支持内部起义，都不存在任何推翻伊朗政权这种现实的前景。设法更有建设性地接触伊朗政府将会产生比目前政策更好的结果，这一点没有任何的保证。但在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眼中，一个已失败的真诚的尝试至少将会增强随后诉诸更强硬路线选项的理由。
美国任何一项有关伊朗的倡议都将是极为复杂的。这项挑战的难度将会因为德黑兰决策过程的功能失调以及这个政权推动伊朗国家利益和其伊斯兰革命利益的愿望而增加。伊朗政府虽然具有现实主义和妥协的能力，但伊斯兰革命将美国视为“大撒旦”。过去在被迫作出选择时，伊朗领导人已做好了将国家凌驾于伊斯兰革命之上的这种准备。因此奥巴马政府应该设法找到一种办法，在坚决反对革命冲动的同时，解决伊朗合理的国家利益。
一项有关伊朗的倡议应该旨在推动美伊之间的直接谈判，重点放在将伊朗带入一个新的地区性秩序，并劝说它在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对抗、颠覆和核扩散来提升其影响力的同时，负责任地与其邻国展开接触。要取得成功将会极其困难，为了取得哪怕是适度的进展，美国都需要扩大其影响力。减少制裁、安全保障以及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这些胡萝卜将很重要，而有可能增加的制裁（包括较为严厉的金融制裁和禁止伊朗的汽油进口）这根大棒也很重要。
可是，在奥巴马政府着手发起这样一项努力之前，它将需要获得阿拉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支持。埃及、约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担心它们的利益将成为美伊缓和祭坛上的牺牲品。为了平息这些担心，华盛顿需要将这些国家视为其倡议中的正式伙伴，跟它们展开定期协商，并在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努力受挫时向它们提供一个核保障。
以色列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对伊朗发动预防性军事打击的这些缺点，尤其当它不得不独自采取行动时。即使很警惕伊朗的拖延战术，但它依旧倾向于支持一项阻止伊朗跨越核门槛的外交努力。它也将缔造和平，尤其与叙利亚之间缔造和平这个有利条件看作是获取对伊朗影响力的一种手段。然而，耶路撒冷对接触的宽容性要比华盛顿更为有限，因为它的威慑力不够强有力，有更大的理由担心德黑兰的意图。以色列从未做好准备去接受它周边地区又出现一个核大国，尤其是一个直接威胁其生存的核大国：鉴于以色列面积小、人口密集，伊朗发动任何规模的首次打击都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让外交接触奏效，在以美国为首的外交努力正在展开之际，奥巴马政府将不得不说服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这将需要增强以色列的威慑能力和防御能力，向它提供核保障以及额外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预警系统，同时向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盟友提供核保障以抗衡伊朗，虽然后者对华盛顿来说将是一项庄重的承诺，但它也许是阻止伊朗核计划触发地区性军备竞赛的唯一办法。
一项新的美国对伊朗倡议的第一步，应该是在一个多边框架内主导美伊谈判。这种模式应该是目前的六方会谈，其中，有几个区域性的行为体参加并为美朝的直接接触提供保护伞。
其次，华盛顿应该放弃其提出的作为展开正式谈判的一项前提要求：伊朗应暂停其铀浓缩计划。如果伊朗在谈判过程中确实暂停了铀浓缩活动，联合国就应该暂停对其的制裁；如果伊朗未暂停铀浓缩活动，就应该强化联合国和多边的制裁。
再者，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签约国，华盛顿应该愿意就伊朗所声称的铀浓缩是其“权利”一事展开磋商。在已增强的保障措施之下，倘若伊朗同意限制其浓缩计划，不再发展“突破能力”——生产大量武器级铀的能力，那么也许有必要承认伊朗的这种权利。然而，这种权利必须由伊朗去争取，而不是美国作出妥协退让。否则，伊朗会将它装入袋内，继续坚持发展工业性铀浓缩能力，这将使得它接近于获得制造核弹的能力，这是难以接受的。
最后，围绕着美伊关系正常化、伊朗资助哈马斯和真主党、反对巴以和平进程，以及其在伊拉克扮演的角色，应该展开各种平行的双边谈判。美国不应坚持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相反，某些刺激措施应该只跟伊朗在核领域的行为拴在一起；其他的刺激措施则可视其整体行为而定。
这些倡议的细节应当公之于众，以便使得伊朗人和美国人都知道。这种透明度将需要伊朗政府在面对国内选民时捍卫自身的谈判立场，而要是更多的压力变得必要时，这将有助于美国政府在国内外进行动员。
由美国或以色列作出军事反应这一选项，需要依旧置身于幕后，恰恰是因为要是没有这样一个选项，德黑兰可能会把由一位年轻的美国新总统发起的一项外交倡议看作是一个利用时间直至能够跨越核门槛的机会。如果伊朗政府证明不愿意与美国展开直接谈判，并不愿暂停其铀浓缩项目，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将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动武的决定之前，美国政府应该利用私人渠道告知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如果他蔑视国际社会而继续将核武之路走下去，他将会给其国家和政权带来各种危险。同样，美国将需要发表一项声明，绝对清楚地表明，伊朗动用核武器或转让核材料，势必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因为时间至关重要，奥巴马不该抱有届时将会出现一个更为通情达理的领导层的希望，而将这项倡议拖延至2009年6月伊朗举行总统选举时。以前美国对伊朗内部政治动态发挥影响的各种尝试都证明适得其反；美国根本就缺乏这样做的知识和心机。提议跟德黑兰展开直接接触的要点，是要与伊朗政府而不是与伊朗政府内部任何特定的派系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
通向大马士革之路
与此同时，发起一项阿以之间的和平倡议也将有助于引起伊朗的关注。在缔造和平，尤其在叙利亚轨道上缔造和平所取得的进展，将会在德黑兰引起担忧：对地区性至高无上地位的追求正在随着油价（其国力的另一个指标）急剧下跌而告失败。
叙利亚是伊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领土影响力的主要渠道。叙以之间的谈判有断绝这些联系的危险。把叙利亚从伊朗那里拉走，也将使德黑兰及其代理人哈马斯和真主党丧失一个重要盟友。这样一个战略性结盟将会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减少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外部支持，并改善黎巴嫩的稳定前景。
过去，伊朗将阿以领域所取得的进展看作是旨在孤立它的行为，它已成功地利用其代理人挑起了混乱，并颠覆了和解。它可能会想方设法故伎重演。但这一次，如果它选择跟美国接触的话，伊朗领导层将至少有一个继续前进的选项，因为美国总统在向伊朗提供一条可供选择道路的同时将会追求和平，而这条道路容纳了伊朗正当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关注。
与叙利亚议和的复杂程度应该不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叙利亚政府具有履行协议的能力，以色列人对此可谓深信不疑。有报道称，即将离任的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曾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提议以色列完全撤出戈兰高地，以色列另外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在20世纪90年代主政以色列时也曾向阿萨德的父亲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事实上，在2000年初克林顿政府时期，叙以之间存在的大多数实质性问题都已获得解决。
过去，以色列人寻求以戈兰高地换取和平，但对叙利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种承诺的深度表示怀疑。今天，各种利害关系极为不同：面对着来自伊朗的严重威胁，以色列人对叙利亚的战略结盟更感兴趣。如果阿萨德证明愿意做出这种转变，这对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和南部边界地区的干涉是一个沉重打击，并提供一个战略性红利，以此取代以色列人过去常常希望获得的已经贬值的和平红利。
土耳其是北约的盟国，它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接壤，并与以色列维持着长期的战略关系，它在这一进程中也可以发挥核心作用。土耳其目前的政府——由立场温和的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领导——已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更大的可信度。土耳其政府已利用这一点着手填补因布什政府拒绝跟叙利亚打交道所留下的缺裂，并成功地调解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的间接谈判。它也向在黎巴嫩的国际维和部队派兵，并表示如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也需要派驻类似的维和部队的话，它愿意参与其中。因此，奥巴马应该提议与土耳其展开合作，以推动叙以和平，并有效地应对来自伊朗的挑战。
由美国出面斡旋达成的叙以和平将不再将大马士革视为敌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导致叙伊同盟的解体。但只有在奥巴马政府参与谈判之下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除非知道自己与美国的关系即将实现正常化，否则叙利亚不会放弃与伊朗的战略关系。在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上翻开新一页的意愿，将给予奥巴马更大的能力来说服叙利亚尊重黎巴嫩的独立并更有效地管辖其与伊拉克接壤的边界。
挽救两个国家共存方案
在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仍然是一个敏感问题。伊朗人已利用了这种情况来推进其在更为广泛的中东地区获得领导地位这一难以置信的要求，并支持他们的这种观点，即暴力和恐怖主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途径，这种立场损害了那些将与美国携手，并通过跟以色列的接触来设法解决该问题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布什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已让美国在该地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通过在2007年发起安纳波利斯和平进程，布什总统本人迟迟才承认这一点。有些人仍然坚持认为，将重点放在此事上是个错误，因为该地区几乎没有领导人真正关心它，而一项解决最终地位的协议将不会解决该地区那些更为紧迫的问题。但这种观点忽略了大多数以色列人和数百万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意见，前者已将这种占领看作是一个危险的负担，而后者则将巴勒斯坦问题看作是自身耻辱的一个象征。此外，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使得阿拉伯领导人可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它们自身的各种失败中转移开。
奥巴马应该在4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来利用由安纳波利斯进程建立起来的这个框架。首先，各种谈判应该恢复，尽快达成一项解决最终地位的协议这种谅解应该予以保持，同时允许分阶段实施该协议。虽然在边界、难民和耶路撒冷这几个关键性问题上的差距已缩小，但美国将不得不帮助弥合各方之间的分歧。鉴于双方已在谈判上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应该提出美国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强加的——而且越早越好。为了鼓励进展，让奥巴马详细地叙述他对构成一项最终协定基础的基本原则的看法，这可能是必要的。
其次，奥巴马政府应该鼓励巴勒斯坦人兑现其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并鼓励以色列人兑现其冻结定居点活动的承诺。为履行按照四方（欧盟、联合国、美国和俄罗斯）为一项“两个国家共存”解决方案所提出的路线图中的这些承诺，双方都采取了部分步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在约旦河西岸的城市部署了接受过约旦训练的警察以维持秩序。但为了提高巴勒斯坦部队对付恐怖主义组织和团伙的能力，需要有更多的资金并加快训练步伐，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和团伙仍然在从事着反以暴力活动。因为这一进程将不可避免地耗费时日，所以，作为一项解决最终地位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总统也应该为部署国际部队（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或包括两者较为合适），并与巴勒斯坦部队合作直至后者有能力维持自己领土的治安奠定基础。
在定居点活动上，奥尔默特政府已减少了安全屏障之外的新建筑，但它仍准许在现有定居点内以及在大耶路撒冷地区建造数千套新的住宅，这激起了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领导人的强烈抗议。奥巴马将需要寻求与下任以色列总理达成谅解：所有定居点活动将在一定时间内（也就是说，6-12个月）被冻结，而同时谈判各方将把巴勒斯坦国的边界最后确定下来。一旦就边界达成协议，定居点的活动就可恢复，但只能在经过商定的定居点里，在其他涉及最终地位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这些定居点将被正式并入以色列。
第三，奥巴马应该通过提供更多的援助和支持放宽物资与人员流通，帮助改善约旦河西岸的状况。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沙勒姆·法亚德(Salam Fayyad)和四方特使布莱尔已开始启动当地的经济项目，并拆除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卡。重要的是，它们获得了以色列的合作和阿拉伯国家的资助。
第四，奥巴马应该寻求阿拉伯国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继沙特之后，阿拉伯联盟的其他21个成员国已表示，只要以色列撤退至1967年6月之前的边界地区，并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它们就愿意与以色列签署和约，并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可是由于谈判缺乏明显的进展，加上以色列人在定居点的活动，这已使它们对安纳波利斯进程感到失望。如果它们看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定居点的活动正在被阻止的话，让阿拉伯国家重新参与就将会变得更为容易些。需要对它们施压，让它们兑现各自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做出的财务承诺，并更加明显地与以色列进行接触。这些都应该贯穿于这个过程的始终，而不仅仅只是出现在该过程的结束时。
奥巴马将不得不决定如何应对由哈马斯带来的这个难题，哈马斯在2006年1月赢得了巴勒斯坦选举，随后于2007年6月通过军事暴动控制了加沙。哈马斯拒绝以色列的生存权以及巴以所签订的各种协议。它也鼓吹对以色列展开暴力活动和恐怖主义（称之为“抵抗”运动）并付诸实践。然而，鉴于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以及它获得至少1/3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将其排除在外的一个和平进程很可能会失败。
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将明确表明，是哈马斯而不是美国对加沙人的命运负责。作为加沙的统治者，哈马斯领导人应该不得不在向以色列南部城镇发射火箭、迫击炮和恐怖袭击与通过建立秩序以及采取引援必要步骤来满足巴勒斯坦人的各种需求之间作出选择。埃及协调的停火协议眼下得以保持，恰恰是因为哈马斯领导层已经在有效地监督实施该项协议，选择将加沙人的需要置于哈马斯对“抵抗”的兴趣之上。
美国应该鼓励这类发展，但应让埃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处理它们与哈马斯之间的关系。如果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继续得以保持，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实现和解，那么奥巴马政府应该与联合的巴勒斯坦领导层打交道，并授权美国官员与哈马斯在加沙进行低级别的接触。如果停火无可挽回，以色列军队重新进入加沙地区，那美国就应该同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建立并部署一支以阿拉伯国家为首的国际部队，以恢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控制权并迫使以色列撤出加沙。很显然，为了避免这种情形，这将是非常可取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将是确保在谈判当中取得进展，从而使哈马斯因感受到来自加沙居民的压力而不至于错过这趟和平列车，这趟列车已开始行驶在约旦河西岸了。
坚持到底
要让这些倡议取得成功，奥巴马必须使得它们成为个人的一项优先议题。国务卿将不得不带头做出外交上的努力，但由于这项雄心勃勃的中东议程将需要密切接触各方，所以所有接触都应同时进行，奥巴马应该任命特使来管理一项有关伊朗的倡议以及各种阿以倡议，每位特使通过国务卿向总统汇报。
谈判的速度不能听命于华盛顿，但在某些领域，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有关伊朗的倡议需要尽快启动，因为迫切需要在伊朗获得突破能力前就制止其铀浓缩计划。为一项巴以倡议所留下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因为巴以对两个国家共存这项解决方案的支持正在不断蒸发。将很难达成一项巴以协议，即使达成了协议，它也只能分阶段实施。相比之下，一项叙以协议可以更为迅速地达成。在任何情况之下，所有这三项努力都应该同时进行，因为某项努力上的进展将有助于在其他努力上产生进展。
在中东地区恢复外交对奥巴马将是一个苛求。只有一项整合的战略——这项战略预计到某个领域的行动对美国正在想方设法在其他领域所想要达成的东西将产生的各种后果，而且尽管分心是不可避免的，而它仍能够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唯此才有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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