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搭配——基于斯旺模型的拓展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模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017-06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巨额的贸易逆差与国内借贷经济模式的共存标志着美国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然而，这种内外失衡的美国经济模式却与中国经济的国际收支巨额贸易顺差、大量外汇储备以及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状态相得益彰，构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既成就了美国十余年平稳的经济增长，也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使得中美两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架马车。然而，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终结了这种国别经济失衡所构成的相互之间相对均衡的发展模式。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国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使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依赖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中国也深刻体验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寒潮。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危机到来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以及纠正产业空洞化的长期战略，我们应当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所一贯奉行的发展模式必须尽快加以调整。中国出口主导型发展模式不仅受制于国外需求的萎缩以及进口国的保护措施，而且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还增加了通货膨胀以及储备资产缩水的风险。因而，纠正经济发展的失衡状态是当务之急，也是金融危机赋予中国的结构性调整机会成本最小的良机。运用经济学工具对内外失衡状态进行分析，或许能够找出问题所在，并寻找出一种解决之道。本文通过对斯旺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从调整失衡状态的政策组合来看，斯旺界定的四个失衡区域过于粗糙。本文将每一个失衡区域均一分为二，并采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将其调整为均衡。运用拓展斯旺模型分析中国经济所得出的结论是，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与长期内人民币升值相结合的政策组合是逐步将中国经济调整为均衡状态的有效路径。
二、斯旺模型及其发展
（一）斯旺模型的主要内容[1]
1955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2]提出了著名的斯旺模型。在假定经济体不存在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等同于经常账户收支的前提下，斯旺模型分析内外均衡冲突并提出支出转换政策与支出增减政策需搭配运用才能解决内外失衡的问题。
图1 斯旺模型
斯旺认为，当一国处于国际、国内失衡状态之中时，仅依靠一种政策工具来解决失衡问题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例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点O′（国际收支逆差、国内通货膨胀）的时候（如图1所示），如果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支出增减政策，则会促使经济状态向A点移动，虽然一定程度缓解了国际收支的失衡，但却导致国内经济衰退，出现大量失业。如果采用本币贬值的支出转换政策，则会使经济状态向B点移动，结果是离YY线越来越远，即国际收支失衡的缓解是以国内通胀进一步恶化为代价的。所以，要在实施紧缩的宏观政策的同时，搭配本币贬值的政策，促使经济状态由O′点移动到E点。
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① 中的资本流动因素运用于传统的斯旺模型中，指出资产负债表效应与资本飞逃效应，并提出汇率与利率政策的配合。徐长生和苏应蓉运用新斯旺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问题，提出应当采取利率、汇率“双升”的政策手段[3]。然而虽然近年来中国在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方面有所松动，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中国，但是中国资本金融账户仍实行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并未完全开放（如表1所示），而且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的市场化程度还非常有限，因此传统的斯旺模型用于分析中国的政策选择仍然是适用的。
（二）拓展斯旺模型的研究
斯旺模型将内外经济的失衡状态分为四种情形，并得出单一的政策工具难以同时解决内外失衡的结论，这是非常可贵的。笔者通过对此模型的进一步思考，认为在斯旺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将每一种失衡状态分为两个区域，而且，同在一个失衡区域的O及O′（如图2所示）所采用的政策组合是存在差异的。
图2中，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的失衡状态可以分为Ⅰ、Ⅱ两个区域；国际收支逆差与失业状态可以分为Ⅲ、Ⅳ两个区域；国际收支顺差与失业状态可以分为Ⅴ、Ⅵ两个区域；国际收支顺差与通货膨胀区域可以分为Ⅶ、Ⅷ两个区域。即使对于同处于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的O点及O′点（图2中分别位于Ⅰ、Ⅱ两个区域），要将其调整至均衡点E，所采取的政策是不相同的：O点需要采取本币升值与紧缩性宏观政策配合来将其调整至均衡状态；O′点需要采取本币贬值与紧缩性宏观政策配合来解决。两种不同的政策组合是由失衡点距离国内均衡线与对外均衡线的位置所决定的。如果距离国内均衡线较近，如O′点，说明其国内通胀问题相对于国际收支失衡而言并不严重，虽然本币贬值会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但仍可以运用本币贬值搭配紧缩的宏观政策来调整内外失衡的问题。如果距离对外均衡线较近，如O点，则意味着国际收支失衡相对于国内通货膨胀而言压力较小，虽然本币升值会加大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但仍可以采取本币升值的措施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搭配紧缩性财政政策，使得内外失衡状态均最终得以调节。
图2 拓展斯旺模型
三、斯旺模型的应用：中国政策的搭配
从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的视角考察，1994年起，中国进入了长期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时期。即使在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了持续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态势（如表2所示）。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3 71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735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增加4 619亿美元，达到15 282亿美元。2008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4 261亿美元，增长15％，增幅较上年减少32个百分点；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为190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减少74％。外汇储备增加4 189.78亿美元。2009年，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等主要项目收支规模较2008年有所下降，但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仍然保持“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2 97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32％；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 44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6倍，新增外汇储备3 821亿美元；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总顺差4 717亿美元，其中，经常项目顺差3 0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占GDP的5.2％，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 2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2007—2010年外汇储备余额分别增加4 619亿美元、4 189.78亿美元、3 821亿美元以及4 717亿美元。截至2011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国际收支双顺差态势的持续以及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加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储备资产缩水的风险，同时也会削弱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因而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状态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从内部均衡的衡量指标之一——通货膨胀率的视角考察，2007年3月CPI指数突破3％，并于2008年8月达到8.7％的高点，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在金融危机引发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2009年CPI比上年下降0.7％，通货膨胀似乎不治自愈。但进入2010年以来，通胀风险又开始显现出来：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2％，10月CPI达到4.4％，11月份CPI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以来的新高。虽然12月份CPI调整为4.6％，但进入2011年，通货膨胀成为难以控制的问题。2011年前两个月份CPI尚且保持在4.9％，3月攀升至5.4％，4月、5月的CPI分别为5.3％、5.5％，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始终高于10％，国内居民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比较强烈。因而，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通货膨胀的风险不断加大，降低和稳定物价水平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
运用内部均衡的另一衡量指标——失业率来考察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虽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低于5％，然而如果综合考察广大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员以及伴随城市化进程刚刚转变为“城市人”的城郊人口、国企改革中下岗人员等被忽略在统计范畴的人群以及“登记失业”造成的统计误差等因素，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应当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2008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社会蓝皮书》认为，中国城镇失业率约为9.4％。2010年3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年会时曾提到，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4]。可见，失业一直是掩盖在官方失业率之下的隐性问题，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绝不可对失业问题掉以轻心。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状况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通货膨胀是显性问题，尤其在通货膨胀预期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应该位于拓展斯旺模型（如图2所示）的区域Ⅶ或Ⅷ。但Ⅶ区域内各点距离国内均衡线较Ⅷ区域内各点更近，说明国际收支顺差相对于通货膨胀问题更为严重；同理，Ⅷ内各点的国内失衡较国际收支失衡更为严重。在采取本币升值的政策下，解决Ⅶ区域的失衡需要搭配扩张性宏观政策，解决Ⅷ区域内的失衡则需要搭配紧缩性宏观政策。那么，目前中国经济究竟处于区域Ⅶ还是处于区域Ⅷ呢？这是确定中国采取何种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图3 斯旺模型应用于中国经济分析
2010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是2007年12月20日以来的首次加息；随后2010年12月26日，央行再次将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由2010年年内两度加息以及截至2011年2月陆续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举措，足以显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也意味着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经济进入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顺差的失衡状态而且通货膨胀的问题更为严重，即图3所示的区域Ⅷ。假设中国经济处于失衡点O′，则需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然而根据开放状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当面临经济内外失衡的局面时，政府仅采取支出增减政策进行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要使经济恢复到均衡点E，应当以人民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搭配紧缩性的支出增减政策。由图3可见，这样的政策组合从实施的过程看有两条路径：第一，首先采取紧缩性支出增减政策，再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这种政策在实施之初，会使失衡点进一步偏离国际收支平衡线（EE），但却可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如能把握好时机适时适度地推出人民币升值政策，则会使内外失衡问题同时得到解决。第二，首先采取人民币稳步升值的政策，可使国际收支顺差逐渐得到调节，但人民币持续升值可能会导致国际收支进入逆差状态，因此必须适时推出紧缩性支出增减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从而将经济调整至内外均衡状态。
通过分析可见，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区域Ⅷ，在支出增减政策的选择上，应当采取紧缩性政策，但在与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上如何具体操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路径二的政策组合是更优的选择。若采取路径一，即首先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然后搭配人民币升值的政策组合，不仅在政策实施之初会加剧国际收支顺差，而且由于外汇储备增加所形成的外汇占款会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不利于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路径二，首先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支出转移政策，既有利于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又通过减少外汇占款以及降低进口商品价格等多个角度起到缓解通货膨胀的作用。同时搭配紧缩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问题。
四、结论
通过运用拓展斯旺模型分析中国的内外失衡状态可以得出结论：要解决中国的内外失衡问题，当前应该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措施并搭配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应同时推出
虽然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形势下，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受到更多的认可，但笔者认为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紧缩性宏观政策的推出应当区别对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应当适时推出，财政政策却应继续保持一定的宽松性。居民的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意愿通常是判断一国国内经济活力的主要依据，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测度显示，“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2009年3月开始持续加速上升，但主要由政府消费和集团性消费增长构成，居民的消费意愿和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并没有开始上升。”“企业投资意愿虽然有所回升，但动力明显不足。2009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高速增长，但主要是由财政信贷资金投资增长率迅速上升造成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增长率的上升极为缓慢。”[5]由此可以认为，目前国内经济活力还未完全恢复，有待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继续扶持。之前提到的国内较高的实际失业率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并未真正走出阴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时收紧，则可能使中国经济“硬着陆”，进而导致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斯旺模型只是笼统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应对方案，但未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构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制定给出答案，因而本文在斯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应对措施：
1.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当适度推出
为拉动经济增长，2008年9月中旬至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百天之内五次降息，12月当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7 718亿元，同比多增7 233亿元。2009年1月前20天，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9 000亿元[6]，创单月历史纪录。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政府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无可厚非。但是，在结构性失衡没有得到有效调整，国际收支顺差仍然继续的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货币供给增加与国际收支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会形成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并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201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在通胀压力不断累积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收紧有助于减少流动性，缓解通胀压力。央行2011年三度加息，可以看到政府治理通胀的决心。但同时也需要警惕，以加息为主要方式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会增加房贷的压力，而且增加包括房地产企业的广大经济实体贷款的压力，一旦形成坏账，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打击不容小觑，因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要适度，避免超调。
2.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加强民生保障
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消极作用，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国内需求的诸项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中国中央政府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出台，不仅有利于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国务院出台的措施看，政府已将拉动内需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重点是推动国内投资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同时防止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死灰复燃，显示出中央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坚定决心。但在政策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中央政府的长久大计会与地方政府的眼前利益出现矛盾，从而使中央政府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以及提升人民福利的政策目标难以在地方落实。因此，加强对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管理，严格审批每一个具体项目，控制每笔资金的流向，严查“双高”项目以及重复建设问题可以适度避免资金的浪费。此外，应将民生工程以及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中之重。
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较快发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但是作用的周期较短。与之相比，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国内消费需求不仅有助于走出目前的经济低迷，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从而保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中持续、稳健的发展。与提振经济这一周期性目标相比，调整经济结构失衡，依靠内需发展经济应该是我们设定的最终目标。应当看到，中国内需潜力较大，不仅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而且居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远高于其他国家。如何在世界经济低迷、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挖掘内需潜力，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实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应当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通过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激活民间资本对社会保障的关注。强化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网的建设，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失业有救助。其次，应当通过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逐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通过增加供给量逐步挤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回归正常价格，减轻居民购房的沉重负担。最后，推动教育、服务业的改革进程。要增加政府对教育以及公共服务业的投入，减少国民接受教育、享受公共服务的支出；鼓励民间资本、国外资本进入，增加市场供给，以解决供不应求导致的价格过高问题。另外，通过调整税收、增加政府转移分配以及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才是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保障。
（二）对人民币升值的思考
虽然人民币升值问题被美国推升至政治层面，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我们应当头脑清醒，理性对待。既不应当屈服于外在压力而被迫升值，同时也应当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采取主动、独立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从调整国内经济失衡的角度看，一方面，人民币稳步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带动国内替代商品的价格下降，有利于降低国内物价水平，缓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人民币稳步升值会降低进口能源、资源、原材料价格，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不仅有利于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从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角度分析，人民币稳步升值会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有利于改善和优化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从而有利于经常账户趋于平衡，并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人民币稳定升值会促使国内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从而缓解资本金融账户失衡的压力。同时，国际收支的平衡又是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砝码，因为持续的顺差必将增加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会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是人民币国际化踏出的第一步。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年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从美、欧、日转向了美国和中国。美国以占全球经济30％的实力，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50％，而中国以世界经济5％—7％的实力，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25％[7]。所以，只有在人民币升值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部署，才符合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地位，才能形成强国无弱币的合理格局。由此可见，采取长期内人民币稳步升值的政策是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现状决定的，是符合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的。
由拓展斯旺模型的分析可知，长期内的人民币升值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所在；从现阶段的背景看，金融危机也恰好为人民币稳步升值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市场的需求仍然稳定，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减少，这对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而言，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外部需求疲软的情形下，即使让本币贬值，中国出口行业也难以继续维持以往的业绩，因此，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被迫要加以调整。权衡两种情况不难发现，如果在外部经济环境良好的条件下调整汇率，我们会为人民币升值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所以，应该抓住有利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实现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11-08-15
注释：
① “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一是外债的国内价值激增所引起的对一国偿付头寸的负面影响，即资产负债表效应；二是资本流入的骤停甚至资本外流对一国流动性头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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