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中央关与地方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中央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6-0007-07
清代政府在水陆要冲和商品集散地设置收税关口，对过往货物和船只征收货物税和船料，所征税费称为关税。明代将征收关税的关口称为钞关，将征收竹木的关口称为抽分局厂；清代前期或称榷关，或称钞关，或称某某关；称谓各异，原无一定；本文统一将这些税口称为税关。清代前期是中央集中财政，没有中央税与地方税之分，也没有中央关税与地方关税的区别。但实际上，除中央政府设置的税关外，各省也都设立多个税口；这类税口与中央政府设置的税关相比，不仅税款数量少，而且管理制度也颇有不同。为研究关税制度方便，有必要将各关进行分类。
对于中央关与地方关的划分，祁美琴已有研究①。祁文认为：“地方关与地方关税是两个概念，地方关是指其隶属关系与户关不同，而地方关税的来源，根据有关资料提供的信息，既有来自户关的税款，也有来自地方关的税款。”从财政税收的角度看，地方关征收的税款就是地方关税，与行政属性是两回事。本文将征收中央关税的关口简称为中央关，将征收地方关税的关口简称为地方关，并对两类关的划分及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一、中央关与地方关的划分
根据现代财政学理论，以“某一种税收的征收权和收入支配权，由哪一级政府来行使”[1] (p.84)作为标准，可以把税收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中央税是指由一国中央政府征收管理，其收入归中央政府支配的税种。地方税是指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其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的税种。”“税种划分的原则，一般是把需要由全国统一管理、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而把一些与地方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税源比较分散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2] (p.306)可见在现代经济学中，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的标准，一是征收管理权归哪级政府行使，二是收入支配权归哪级政府掌握。
如果用以上两个标准来判断，应该说，在康熙、雍正《大清会典》、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嘉庆、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则例》、《工部则例》等官方原始文献中，所列税关绝大多数属于中央关。清代是专制体制，财政大权集中于中央，关税的征收与管理权由中央政府掌握，主要体现在任命税官方面。管理税关的官员，或由中央政府委派专任监督征管；或由中央政府令督抚兼理，也就是由督抚派知府或道员等官管理。由中央政府管理的税官职衔有三种，即监督、兼管、督理。一般来说，某一关在不同时期管理官员的职衔是不同的，但无论税官级别高低，都不会影响该关的属性。例如崇文门，康熙以前归中央派员管理；康熙4年“崇文门归治中”，即由顺天府兼理，但崇文门税关仍是中央关；康熙7年恢复中央派员管理[3] (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雍正元年上谕：“崇文门无地方官可交，仍差内务府官。”[4] (卷201，工部5，《抽分》)可见崇文门税关是中央关无疑。但从征管官员职衔看，有督理与监督并存的情况。雍正7年户部议复督理崇文门商税佛伦的题本称：“以上议定应增应减条款，行令该监督李延禧一并刊入则例，竖立木榜，晓谕商民。”② 这里的督理与监督不是同一人，督理的职衔显然比监督高，所以由督理题本。但督理与监督也不是长期并存。乾隆43年至51年，崇文门监督由步军统领和珅充任，乾隆51年和珅被授“文华殿大学士，诏以其管崇文门监督已阅八年，大学士不宜兼榷务。且锡宝劾其家人，未必不因此，遂罢其监督”[5] (p.10754)。但是无论监督还是督理，从管理形式上看，大权都是由中央政府掌握。由中央政府令督抚兼理的情况，在官方原始文献中称为地方官监收，或称兼管。“嗣后税务，交与地方官监收，则于钱粮地方，大有裨益。著议奏。遵旨议准，淮安等九关，俱交与巡抚委员兼理外，嗣后九江、浒墅、扬州、龙江、芜湖、太平、赣关、粤海、浙海九关，停遣官员，交与该抚令地方官兼管。”[4] (卷201，工部5，《抽分》)祁文专节论述地方政府全面接管税关，此提法似乎不妥。因为“交与地方官管理”与“地方政府全面接管”是不同的。其实，无论总督兼理还是巡抚兼管，都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管理权，他们是代替中央行使权力的。正如雍正帝所称，“督抚系封疆大吏，更当仰体朝廷归并之意，关政不得视为带理，漫不经心，误任属员，听其剥削”[6] (卷16，p.269)；“将关差并归巡抚兼管，以巡抚为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尔等受朕委任之重……必期商民有益，方为称职”[6] (卷26，p.399)。
再看税款支配权。沿袭明代的规定，税关征收的税款由税官每日交本处关库收存，季满再委官解交户部[7]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御史伊
题本)。康熙55年改为“将交与巡抚监收之关税银两，俱令其岁底汇解”[4] (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一般“每十日一次传布政司库官，当堂拆兑，封贮藩库”[8] (p.1246)，“照例按季解部”[4] (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凡工关解饷，潘桃口、古北口、杀虎口岁入节慎库，余输户部”[9] (卷75，《工部·关税》)。雍正时规定，正额解交户部、工部，盈余银“解交内库”[10] (第2册，p.771)。督抚没有独立支配税款的权力，如果本地使用，需另折奏请截留。“岁额之外，所有羡余，该抚奏闻起解。应赏给者，再行赏给。尔等会同户部、工部议奏。”[6] (卷2，p.52)芜湖、凤阳两关，盈余银请“解贮安徽藩库，遇米贱之时，散于各州县买谷存贮，以备赈济之用”[10] (第8册，p.522)。荆关税银，除正额“按季交贮藩库，汇行解部外”，“请将所收盈余，年终交藩库，另奏听候拨用”[10] (第9册，p.278)。
各省也有税关，或称税口。如四川省，“查川省各关口收税，如成都府、广元县、阆中县、雅州、永宁同知、夔州府、建昌通判、薄江县、富顺县、遵义府等十处”[10] (第9册，p.327)；如贵州省，康熙21年湄潭知县杨玉柱称：“入黔以来，重重关税。”[11] (卷3，《革弊条议》)雍正10年“婺川县濯水地方，设立税口，征收盐税”[12] (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贵州永宁县与四川叙永厅同处一城，原各隶两省，“各设税口，征收盐杂等课”，以后改归四川，裁革县税，只征厅税[13] (卷67，食货志6，《榷政·杂税》)；再如广东省，乾隆4年“广州等十四府州县，经征广埠商税，并佛山埠等二十三处税口，应征税课，均系历年相沿，按则按额征收完解”[14] (卷167，经政略10，《商税》)；又如云南省，乾隆10年“开马白税口”[15] (卷27，征榷2，考5089)以后巡抚江兰又奏称“新设税口，试抽定额，并查办小钱等事，览奏俱悉”[16] (p.928)；等等。
这类税关，与中央关由督抚监收、兼管的税关不同。设立税口时虽需由督抚奏报、中央批准，但具体征管则由知府、同知、知县等地方官；以征收第一年所收实数为定额，只不过这些税关征收的税款远比中央关数量少。四川“保宁府阆中县榷关，设康熙十九年，每年正额杂税银一百零八两七钱六分五厘九毫，遇闰增银一十二两八钱七分七厘八毫，系阆中县知县征收，解交藩库”[17] (卷16下，《榷政》)。雍正7年“甘肃靖远县之锁桥，中卫县之
门，各设税口，令靖远同知、中卫知县稽查征收，按季造报”[12] (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甘肃巡抚鄂乐舜“请自乾隆癸酉年为始，将各税口分归本地州县，就近征收”[18] (第4辑，p.486)。雍正8年“云南开化府属马白地方，与交趾都龟银铜各厂接壤，商贩往来，设立收税所一处，令同知管理，俟一年后，将所收实数作为定额”[12] (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乾隆8年，“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张广泗疏称，新设鸭池河税，计一年收银一千二百四十八两零，饬令清镇县每年照此数征解。从之”[16] (p.431)。尽管各省每年要将所收税款数量上报中央，但税款归于该府杂赋项下奏报，留存布政司库作为地方公费。嘉庆4年，甘肃嘉峪关新设玉税，“尽收尽解，按季解交肃州，解司报部”[12] (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查得黔省各州县征收盐、杂二税，其正额银两每年入地丁项下奏销所收税羡，系归入耗羡册内报销。久经按年办理在案。”[19] (A226-33，B127025～127032)
不过，清人对地方关有自己的划分方法。清前期商税包括关税、落地税和杂税，其中杂税在官方文献中单独成章，很容易区分出来，“不随地丁者曰杂赋。杂赋有课……有租……有税(杂税有当税、有牙税、有契税，各省皆征之。其余或有或无，原编不一。其目有牛税、马税、驴骡税，有
税、有酒税、有坑税、有铁税、有茶税、有木筏税、有烟税、有靛税、有曲税、有石膏税。市集之地有落地税，皆随征随解，附于地丁奏销。至各关关税则监督奏销，不列于杂赋)”[20] (卷18，《户部》，括号中为原书小字)；关税也称过税，落地税也称坐税，“查甘省税课，除牙帖等项外，有商畜二税，内有过税、坐税之分。过税系贩往别地货物，即纳过路之税。坐税系置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即为落地税银”[15] (卷27，征榷2，考5085)。在康熙、雍正两朝《大清会典》等官方文献中，落地税附于杂赋项目之下，例如“福建共银三万四千八十四两九钱三分零，内闽安、竹崎、崇安、浦城、杉关等五关，并税课司额征银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六两六钱零”[3] (卷35，户部19，课程4，《杂赋》)。而在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关税项目中有了较清楚的划分，“闽安关税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五两有奇(系落地税，地方官随时地酌收，无定例)”[21] (卷47，《户部·关税上》)。以后在嘉庆、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等官方文献中亦有这种在括号中加注释的情况，如“闽安关额银一万七千三百五十五两有奇(系落地税，地方官随时地酌收，无例)”[22] (卷188，《户部·关税》)；所不同的是，嘉庆、道光时的官方文献，在杂赋项下单独列有落地税一目，以此将部分落地税与关税划分出来。如康熙42年，山西“雁门、卧口二处税课，令太原府知府征收。俟一年满，将银两报部，作为定额”[4] (卷53，户部31，课程5，《杂赋》)；“直省征收落地税银，在府州县城内者，照例征收。其在乡镇村落者，全行禁革”[23] (卷41，《关税·落地税银》)。落地税、杂税都是由地方官征收。康熙21年“设成都府四门杂税。又设雅州府榷关，每年税银，俱系知府征收”[13] (卷67，食货志6，《榷政·杂税》)。“今查各属地方所有落地课税，俱系尽数报明，归县征解。”“朕即位以来，屡有臣工条奏，各处地方官征收落地税银，交公者甚少，所有赢余皆入私囊。”[6] (卷89，p.193)从上述情况看，应该说，凡是征收落地税、杂税的关口都属于地方关；也就是说，地方关征收的商税既有流通税，也有落地税和杂税，不像中央关那样所征税款绝大部分是流通税。祁文认为：“如果说，户关税主要征收正税、商税、船料的话，而地方关则主要征收商税(即落地税)。”似与实际不符。另外，祁文从“由户部的贵州清吏司负责”与“由所在直省或有关各清吏司管理”两个条件来区分中央关与地方关，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税关是经济范畴的事物，从财政税收的角度分类更显合理。
此外，直隶、山东征收沿海商船的海税，也属于地方杂税类。祁文将天津海税单独列出，表明为中央关税，似可商榷。直隶永平府理事同知每年征收滦州、宁河、乐亭、天津等州县“海税银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两四钱八分有奇”[12] (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山东“胶州、莱阳二处，抽收海税一案，经升任布政司张保于署理抚篆时，题请胶州定额银七千五百四十两。莱阳定额银七百七十两，每年照数征收”[10] (p.540)。
天津开始征收海税，当在康熙朝设立四海关之后。咸丰10年天津设立海关收税，称“洋税”[24] (卷6，《海防兵制·附海口通商》)。雍正时，由管理天津关税务的官员兼征海税。雍正5年，“直属津军同知衙门，有额征海税一项”[10] (第10册，p.636)；次年“代理天津关务同知章尧迈、陈寿樊，因兼管海税，造册迟延”被革职[10] (第13册，p.45)。所以天津税官兼管海税的时间很短，以后由知县管理。“天津大沽口贩卖杂粮商船，饬令天津县查明取结，一例给与照票。其海口税务，即交与知县管理，并令大沽营游击验票放行。将每季所放之船，造册报部。所给照票，或有破烂，令船户呈请更换。其宝坻北塘海口大小商渔船，一应挂号给票使费，亦令严行禁革，交与该县给发照票，按额征税，尽收尽解。”[21] (卷50，《户部·杂赋下》)
天津关税与海税的不同之处，首先是正额、盈余银数量的区别。雍正元年，天津关每年定额“四万四百六十四两”，“铜斤水脚七千六百九十二两三钱一分二厘五毫”[25] (p.17)。乾隆时期，天津关税定额“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九两”[9] (卷16，《户部·关税》)。嘉庆年间变更各关税盈余银时，天津关二万两盈余银未变。光绪时，天津关“额税银四万八千一百五十六两有奇，赢余二万两”[22] (卷234，《户部·关税》)。乾隆以前以及乾隆时期，天津海税“随征随解，岁无定额”[26] (卷12，《田赋志·附关税》)。嘉道年间天津海税不断增多，不仅有正额，还有盈余。道光时期，天津关“海税每年定额收银四万两，以二万六千两作为正额解部，以一万四千两作为盈余，以外如再有余项，作为溢余尽数报明”[7]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直隶总督琦善题本)。其次是税款的贮存和解向不同。雍正2年，天津关税盈余银应解内务府库，简称内库；如地方需用，要奏请允准；天津等九关“俱交与地方官兼管。其应解正项钱粮外，所得盈余银二十二万一千两，与税课按季附解，交送内库等因具奏，行文在案”[27] (登录号070226)。天津关改委通永道征管，盈余银“仍照例解部外，实存盈余银一万六千五十八两，应否径解内库，抑令解贮守道库内，拨发天津建仓之用，臣未敢擅便”，请旨[10] (第3册，p.659)。天津海税属于地方杂税类，解贮藩库，归地方公用。道光时，直隶总督琦善称，天津海税正额“同盈余银两，一并解贮藩库，充地方公用”[28]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不过也有例外。康熙、雍正两朝《大清会典》关税项目中，并没有武昌厂关的记载[3] (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汉阳府志》：“《大清会典》此税不载于户部各省关税之下，载于工部杂税、落地等税项下，名船料银。”[29] (卷23，《食货志·关税》)武昌厂关事，可以在杂赋项目下找到[3] (卷35，户部19，课程4，《杂赋》)。乾隆时期，武昌厂关才被列入关税项目下[21] (卷47，《户部·关税上》)，嘉庆、光绪朝记载亦同。
穵运厅“旧系通永道所辖，康熙三十九年改归坐粮厅征收”[4] (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乾隆时称通州分司，即坐粮厅[21] (卷47，《户部·关税上》)。穵运厅、居庸关，虽然是中央关，但也存在记载不同的情况。康熙4年，各关税交地方官管理时，将“穵运厅归通蓟道。居庸关归昌密道”，征收税课[3] (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但在康熙朝《大清会典》杂赋项目下，同样有穵运厅、居庸关等税关的记载。直隶“穵运厅额征银六千三百三十九两二钱六分(旧差部员，今隶通永道)。居庸关额征银三千两(旧差部员，今隶井陉道)”[3] (卷35，户部19，课程4，《杂赋》)。在同书中分别记载在不同项目之下，说明康熙、雍正年间关税和落地税的划分还很模糊，但穵运厅、坐粮厅、居庸关仍是中央关无疑。康熙8年，通州坐粮厅等九关“原系臣部官员差遣，应仍旧例”；“穵运厅额税银六千两零。居庸关额税银三千两零。徐州仓征收税银三千两零。德州仓征收税银七百两零。此四差，税额俱少，应交与地方官征收。从之。”[30] (卷28，p.387)康熙51年，“坐粮厅衙门，督理通州张湾等处落地税务，额外赢余，以为挑浅及修理坝闸之用。今绕道避税者，多于黄村地方，设夫役稽查，商贾货物，照例征税”[4] (卷53，户部31，课程5，《杂赋》)。康熙末年，坐粮厅被中央委派专任监督，“坐粮厅监督图临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起，至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年差满”[10] (第4册，p.174)。康熙41年，居庸关“归并张家口”[4] (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乾隆年间，落地税与关税的区别逐渐清晰。乾隆8年，在坐粮厅商税则例改革中，原税则中有“伏地字样，行据该厅声明，即系落地，应一并更正”[31] (卷68，《税则·坐粮厅商税则例》)。
二、在中央关与地方关之间变化的税关
明代广西梧州、浔州两厂关延续到清代，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顺治、康熙时官方文献中尚无记载，可能是当时此地还未完全归入清朝版图所致。雍正时，两厂征收的税变为落地税，被列入杂赋项下。雍正4年，“梧、浔二府税银，令该抚将实在征收之数，详悉确查，另委廉干能员监收。每月尽收尽解，一年之后，视收过税银，于旧定解额外，赢余若干，据实定议具奏。其各省地方官落地税银，亦交与各该抚，除每年征收正额外，倘果有赢余，尽数详报该抚，据实报部”[4] (卷53，户部31，课程5，《杂赋》)。乾隆时，“广西梧厂税六万三千八两有奇(系落地税，地方官随时地酌收，无定例。浔厂同)”[21] (卷47，《户部·关税上》)。但乾隆32年广西巡抚宋邦绥的奏折将梧、浔两厂税与各府州县杂税分别奏报，由此看来，两厂应该是与地方关不同的中央关。“粤西各府州县经征杂税，均系按年征收截数至次年五月汇入地丁册内，具题奏销。惟梧浔二厂税银，向不按年计算，而以次数造报，每隔一年之后，始行奏销。如乾隆三十二年三月造报之册，乃系三十年之征税，非三十一年之税课也。溯其由来，缘雍正四于清查税银案内，接准部咨，行令委员监收，即以接征月日为始，不论有闰无闰，总以扣足十二个月期满作为一次报销。故遇闰之年即赶前一月，扣算期满久之积闰成岁以致月换年移，而奏销之期仍于每年三月办理一次。此现在逾隔一年造册具题之原委也。臣查梧、浔两关税务，例委梧州、浔州二府，就近征收。每岁共应解正额、盈余等项银一十万八千八百余两。其所收税银，每年有赢无绌，系按季报解，具批申送臣衙门，核明饬发藩司，兑收贮库，以为凑拨本省兵饷，及支给各官养廉之用。”[18] (第28辑，pp.162～163)嘉庆、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关税项目中也提到梧、浔两厂，列在关税项下，均未加括号注落地税，所以两厂确是中央关。乾隆36年，“梧厂裁减公费，归入正税银一千四百七十三两有奇。浔厂裁减公费，归入正税银九百十有五两有奇”[12] (卷190，《户部·关税》)。乾隆41年，“梧厂额税银五万四千六百二十一两有奇。盈余七千五百两。凡商贩货物，均分地道计数科税，照部颁现行条例征收(乾隆四十一年定，浔厂同)。浔厂额税银三万八千六百六两有奇，盈余五千二百两”[12] (卷188，《户部·关税》)。
明代嘉靖12年，在陕西潼关、大庆关设官，“验税商货”[32] (p.257)；天启7年“免榷潼关、咸阳商税”[33] (卷22)。在征收商税的同时，这些地方也设有税课司。“西安、潼关、三原、龙驹寨、大庆关等处，原设税司，并咸阳筏税，在明时各有额数，用资军需。”[34] (p.9)顺治3年开始委官抽税。顺治10年陕西巡抚高尔位题本称：“查得潼关商税旧例岁增至七千一百两，自顺治三年内起，以至九年终止，收解税数递益。况此时商贾大通，其税自是渐增，非酌并责成专官料理，恐此中之弊未易穷者。再查潼关设有一道□卫，又有西安府抚民同知分署，亦驻此关，虽各有职司之事，俱可以兼理税务。臣谓宜将潼关税务，或于该关道厅卫三官内，择其一员而归并，专司料理，庶杜委署者之觊觎，则商贾通而国课裕矣。”[27] (登录号086049)可见，顺治年间潼关已从明代的税课司变为税关，并由中央委派官员或派专官征管。有人称：“考自清初康熙年间设立税务，归户部主管，由驻关潼商道兼辖，其名曰商税税则。”[35] (税务篇)似有误。
康熙19年，“潼关、山海关，照例差六部满官一人。潼关兼收大庆关、龙驹寨三处税课”[22] (卷236，《户部·关税》)。康熙21年，“停差潼关、山海关部员，仍交地方官分管”[3] (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康熙40年，“陕西三原县征收商税银，于潼关、龙驹寨、大庆关三关兼并征收”[4] (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雍正10年之后，潼关税归于落地杂税项下，潼关降为地方关。“陕西潼关、咸阳、凤翔等处商筏蓄马等税，委官监收一年，共收过正余银四万三千八百八十六两一钱有奇。自雍正十年为始，统以定则正税报解，仍于年终将一年收过实数，并有无增减之处，先行据实造册报部，以便于次年奏销案内核封。”[12] (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乾隆11年，由于陕西省各地的税课征收不足额，巡抚陈宏谋与总督商量，改派道员征收。这次改派，既是陕西省内的官员调整，也说明这时的潼关是地方关。“陕省商筏、牲畜税课，自雍正十一年于清查税银事案内，委员监收，著有定额，计陕省税课共银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两零。乃自定额之后，节年经收，除龙驹寨一税，历有盈余外，其余各税不论额多额少，在在缺额。至乾隆六七两年，具报缺额尤甚……本都院与督部堂面商酌定，除延安税已据该司详请，仍归延安府知府经收，业已批准在案，所有西安省城税务应归西安府知府征收。潼关商税应归潼商道征收，汉中府税课司税应归汉中府知府征收，凤翔府税务应归凤翔府知府征收，榆林县商税应归榆林府知府征收，大庆关商税应归同州府知府征收。龙驹寨税务应归商州知州征收。”[36] (《饬委大员监收税课檄》)到清代后期，潼关又出现在官方原始文献中[22] (卷234，《户部·关税》)，说明潼关再次升为中央关。
直隶龙泉、紫荆各关口情况也经过变化。笔者没有掌握顺治年间记载龙泉、紫荆各关的史料，但是，从康熙4年各关税交地方官管理并将“龙泉各关口归并井陉道，紫荆各关口归直隶守道”的记载看[3] (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此前龙泉、紫荆各关口无疑都由中央政府派官管理，应该是中央关。但在康熙朝《大清会典》杂赋项下，也有龙泉、紫荆等关口的记载，如直隶“龙泉、紫荆等关口税银一千一百三十七两五分(以上拨充兵饷。如有余剩解部)”[3] (卷35，户部19，课程4，《杂赋》)。这时关税与落地税虽然没有明显的划分，但从实际情况看，龙泉、紫荆各关口征收的不是落地税，而是流通税。“臣所辖固关、龙泉、倒马、插箭、茨沟五关营，经抽驼税，自雍正四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年终止，除正额外，所有余羡银二千三百两零。”[10] (第9册，p.544)“直隶正定府属之插箭岭、倒马关，及所属之上城铁岭口，既收货物牲畜之税。而出入往来空身之人，向例复收税钱，著永行停止。”[12] (卷197，《户部·杂赋·禁例》)固关位于直隶井陉县与山西平定州、盂县、寿阳县等必经处，商人过关贩运私盐，“固关抽收税务之隘口，历来俱放行盐驮，每年所过之盐不下数百驮之多，按驮抽取税钱十文”[37] (第15辑，p.146)。这些税关有的由军队官员征管，有的由巡抚管辖，税款正额解藩库，余羡由军队使用。“臣今以固关、龙泉二处委令臣标左营游击胡兆吉。倒马、茨沟二处，委令右营进击董芳，各选殷实老成之人，前赴该关营协同监收。其插箭岭一处，臣委人前往监收，俱于本年八月初一日为始，每季按照原额将正项存留解交藩库。”“再查紫荆、马水、白石沿河等关口，原系正定镇所辖地方，康熙二十七年改隶巡抚，今不属臣管辖。”[10] (第7册，pp.798～799)“荷蒙天恩，赏给修理监甲、帐房、锣锅，除用过外，尚剩银五百七十九两，缴交正镇中军，存贮在案。”[10] (第12册，p.339)乾隆以后，官方文献在这些关的名称之后用括号注明是落地税，龙泉、紫荆各关口也正式归为地方关。龙泉、紫荆等关口“(系落地税，地方官随时酌收，无定例)”[21] (卷47，《户部·关税上》)。此后嘉庆、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关税项目中均如此。乾隆29年，龙泉、紫荆各关的正、余税银解部，但仍将其归于杂税项下。“直隶龙泉、茨沟、固关、倒马、插箭、紫荆、奇峰、五虎岭、白石、马水等关口税银，均委营员征收。每年正额银千一百三十四两七钱，遇闰加征银九十二两四钱七分有奇，赢余银两，比较上年汇册解部。”[12] (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与现代财政税收学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的理论概念不同，清前期人们有其传统而古朴的区别方式：他们以官方文献中关税项目下列出的关口作为中央关税，而将杂赋项目下列出的关口作为地方关税。除个别关口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外，绝大多数税关都适用于这种方法。表面看，两种划分方法的理念极不相同，但划分结果却十分相似，给人以殊途同归的感觉。这大概是因为两种划分方法的实质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是同样的。
一般来说，清前期政府对两类税关规定了不同的管理制度。中央关因征收税款数量较多而更受政府重视，政府对中央关的税额、税则、考核与税官任命都有完整的制度。而地方关征收税款数量少，由地方政府规定定额、税则，税款归入杂赋，上报中央政府备案，各关不用单独向中央政府奏报，也不用单独考核，一切征管与地方杂赋等同。两类税关，两种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国家的实际需要，无疑是正确而可行的。
注释：
①参阅人大清史所祁美琴著《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p.110～112，pp.131～138；祁美琴著《清代地方榷关考述》，原载《清史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pp.222～228。以下统称祁文。
②参见“督理崇文门商税监法”(稿本)，该书乾隆年间集成，是户部议复崇文门商税的六个题本，时间从康熙八年至乾隆四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