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三都赋序》之真伪及其价值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伪论文,皇甫论文,价值论文,三都赋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2)05-0559-06
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其间伪作，也充斥其中。中国古代伪书之多以及辨伪对学术研究工作之重要，梁启超曾作过简略的评述：
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藉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的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1](P247)。
其实，不但辨伪很重要，存真亦不可少，因为既然有人以伪乱真，也就必然会使人疑真为伪，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而疑真为伪，也会把科学研究引入迷途，凭借的资料在疑似之间，判断和结论也会犹豫不定。本文的辨析，意在存真，就属于这后者。
皇甫谧的《三都赋序》，写于西晋初年，当时或其后不久，就有人说这不是皇甫氏所写。此文的真伪问题，在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仍是件学术公案。由于此文在中古诗论发展史上，具有某种承前启后的作用，涉及到某些重要论题的定位和评价，所以尤应辨析清楚。
一、《三都赋序》的作者辨疑
皇甫谧应左思之请为其《三都赋》作序事，今之论者，多存其疑。郁沅、张明高认为：“这篇《三都赋序》是否皇甫谧所作，是颇可怀疑的。”“此序究为何人所作，姑且存疑。”[2](P138)王运熙、杨明亦言：“但也有学者认为其事其序，均不可信。今姑从旧说。”[3](P86)皇甫谧等为《三都赋》作序注，见之于正史，《晋书·左思传》言，《三都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自是之后，盛重于时”，“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早于《晋书》的《世说新语·文学》篇亦记其事：“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这是记皇甫谧为左赋作序的最早史料。持否定意见的首见于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左思别传》文，其中有几段对左思的为人和为文都有贬抑：“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洽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这几段话是否真实可靠，很值得推敲。所谓“颇以椒房自矜”云云，是指责左思因其妹左芬被晋武帝纳为贵嫔而以皇亲傲世，为齐人所轻视。至于言左思“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事，这不但断然否定了皇甫谧等曾为左赋作序注，而且进而斥其欺世盗名。这些指责所依据的史料是不可靠的。据《晋书·后妃传》，左芬是以文才被选“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其兄左思，位不过秘书郎，且专意典籍，不好交游，这能说是“以椒房自矜”，恃宠傲物吗？而所谓“皇甫谧西州高士，……非思伦匹”云云，所言全系推论，依据不足。皇甫谧是后汉太尉皇甫嵩曾孙，名宦后裔，西晋名儒，博学多识，屡征不仕，享有高名。但“居贫，躬自稼穑”，“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晋书》本传）这师从的乡人席坦，就非名门宿儒，可见皇甫谧与之交往的人，并非都是士族豪门。皇甫谧、张载、刘逵以及卫权为《三都赋》作序、注及略解，正是《晋书·左思传》引述的主要内容。唐人作《晋书》，是以臧荣绪的《晋书》为底本，兼收诸家史传而成的。臧氏虽属南齐人，但其书完成于刘宋时期。王隐的《晋书》，也言及皇甫谧为左赋作序事，王隐主要生活在东晋初年，其书是其父王铨之书的续作，所以对“西都旧事，多所谙究。”（《晋书·王隐传》）至于卫伯舆为左赋作序注事，据《三国志·卫臻传》裴松之注按言，卫臻有烈、京、楷三子，伯舆为卫楷之子：“楷子权，字伯舆，晋大司马汝南王亮辅政，以权为尚书郎……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权所作《吴都赋》叙及注，应是左赋的《略解》及序。裴松之评价了卫权叙注的得失，这就证明了卫权确实为左赋作过叙注。卫权的叙文明其写作缘起，就言及了皇甫谧为左赋作序和张载、刘逵作注事。上引均可见两晋及宋、齐史学名家，对皇甫谧等作序注事都持肯定意见。这从一个重要方面证明了皇甫谧作序事是可信的。对此持否定意见的《左思别传》是出自何人之手，其“凡诸注解，皆思自为”的判断，到底有无事实依据？现因该书的失传而已无从确知。从该书言左思“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的叙述语看，其作者很可能就是齐人，即左思同乡之人。左思并非出身于士族豪门，从其《咏史》诗看，他是蔑视门阀豪右的：“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这种态度，也就必然招至高门华族的仇视。而这带有诽谤性质的《左思别传》也就很有可能出自齐地的士族豪右之手了。饶有兴趣的是，引用《左思别传》语以反驳《世说新语·文学篇》有关为左赋作序注的刘孝标，也是家世青、齐望族，是“淄右名种”（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语），北国陷落后，刘孝标曾沦为北魏鲜卑贵族的奴隶。但他逃回江南后，仍能以士族的门第受到齐、梁皇朝的礼遇。刘孝标一生坎坷，颇值得同情。但从他引用《左思别传》语评价左思看，他的士族意识是很强烈的。而且率性而言，主观色彩很浓。指出《左思别传》是出自怨谤者之口的是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别传》不知何人所作，定出怨谤之口，不足信也。”（《古夫于亭杂录》卷三）很巧合的是王士祯也是山东人。《左思别传》之所以不足信，还在于盛行于魏晋间的“别传”体，近乎小说家言，戏剧性和传奇色彩都很浓，此体不属于正史，不要求征实。王瑶说过：“别传之体，盛行于魏晋间，《三国志》裴注及《世说》刘注，征引最多。”“许多历史的故事都被传说给戏剧化了，《三国志》注及《世说》注所引的一些别传之类的记载，常常有夸大失实的地方。例如《世说·文学篇》注引《左思别传》各事，严可均辑《全晋文》附考证云：‘别传失实，《晋书》所弃，其可节取者仅耳。’就是一个例子。”[4](P81)我们不能用《晋书》作者所弃的史料来证明《晋书》所记之误，说《三都赋序》不是皇甫谧所作。
至于今人依据《晋书》所载的史料，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到是应该认真辨析的。
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文学》篇第68条笺注：
按《晋书·左思传》：“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二陆入洛，在太康之末，齐王
诛赵王伦入洛，更在其后，其时赋尚未成，（按：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言：“齐王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三都赋》未成也。”）皇甫士安卒于太康二年（按：应为太康三年）安能为之作序？孝标之言，盖得其实。[5](P136)
郁沅、张明高二位编著《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于《三都赋序》“附札”中，也提出大体相同的疑问：
又《晋书·陆机传》（按：应为《左思传》）引陆机入洛后给弟陆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皆可证太康十年陆机入洛时，左思《三都赋》尚未完成，而此时皇甫谧去世已有六七年了，岂能为《三都赋》作序？此序究为何人所作，姑且存疑。[2](P138)
诚然，如果左思的《三都赋》在太康末年即陆机入洛时尚未写成，那么已于太康三年去世的皇甫谧为之作序，也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言“齐王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是“盖得其实”，那么不但皇甫谧为之作序事是不实之词，就是张载、刘逵以及卫权为《三都赋》作叙注事，也是个大问号。因为齐王当政是在太安元年(302)，其赋于后数年左思至终才改定，时间应是305年至308年，张载早已辞官回河北安平故里，可能已病卒于家。而刘逵、卫权在八王之乱后期已史无记载，可能已死于乱中。《晋书·左思传》言：“及思赋出，机绝叹服，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这几句话，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陆机也于太安二年(303)被成都王颖所杀。放在《晋书·文苑传》内的《左思传》，是以写《三都赋》为中心，皇甫谧等作序注事及有关的记述，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如果这些材料都不可靠，那么此传的史料价值也就所剩无几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将《左思别传》视为小说家言撇开不谈，仅就陆机在太康末年入洛后的“覆瓮”之说看，这条记载是否可靠也值得怀疑。因为这条史料不但与皇甫谧作序事在时间上有矛盾，也与左思“移家京城”“构思十年”以成赋的进程相抵牾。
左思的生年以及《三都赋》写作的开始及成书的时间，虽无法确考，但依据现有的资料，仍可大体推断。据《晋书·左思传》：“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证之其《咏史》诗：“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这说明其作赋起笔甚早，自视很高，也很自信。他写成《齐都赋》并进而想赋三都，大体在及冠之年，即二十岁上下。其时恰逢其妹左芬以文才被选入宫，于是“移家京师”，开始搜集资料，作写作准备。左芬何时被召入宫的呢？史无明载，《晋书·武元杨皇后传》：“泰始中，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召充选者使后拣择。”“泰始”是晋武帝的年号(265-274)，“泰始中”当是269年前后。古代女子在及笄之年即十五岁出嫁，左芬被选入宫，应是十五六岁的年华。以此推算，她的生年当是253年（？）左右。《晋书·后妃传》载：“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泰始八年(272)，拜修仪。”“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其“拜修仪”之年应为二十岁（？）。如果左思是“弱冠”“造《齐都赋》，一年乃成”，泰始中随妹入京年约二十一二岁，生年应是248年（？）上下，比其妹年长约五岁。左思兄妹于泰始中以冠、笄的年华入京城，当乃兄开始进入其赋三都的创作前准备并逐步实现其写作宏愿时，而“少好学，善缀文”的左芬，也进入了其一生中的创作高潮时期，《晋书·后妃传》记泰始十年(274)，杨皇后逝世，芬年二十二岁（？）时，献长篇诔文。咸宁三年(276)，武帝纳悼后，芬年约二十四岁，又受诏作颂文，两文均录于《后妃传》中，所叙也与《武帝本纪》之载相一致。而左思的撰作，如果从泰始中（269年）起始，至咸宁二年(276)，应是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了，也是创作的高峰期。所谓“构思十年”，是指创作前期的准备、创作中的运思、表达即意称物、文逮意的全过程，包括访问张载、了解蜀都事、阅读史料、“稽之地图”、“验之方志”，以及“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等。这十年是创作全过程所用去的时间，至咸宁五年(279)就应该完稿了。即便是如刘勰所论“左思练都以一纪”（《文心雕龙·神思》篇），那至迟到太康二年(281)，也会成篇了。左思完稿时，年岁当在三十二至三十四岁之间，亦即而立之年稍后。卒于太康三年的皇甫谧为之作序，在时间上是可以吻合的。为《三都赋》作叙注的张载、刘逵和卫权三人卒年虽不能确考，但据现有的史料考察，他们都在八王之乱中出现过，其卒年至少在晋惠帝永平元年(291)以后。为《魏都赋》作注的是张载，《晋书·张载传》言：“长沙王乂请（载）为记室督，拜中书侍郎……称疾笃告归，卒于家。”长沙王乂当政在太安年间(302-303)。为吴、蜀二都赋作注的是刘逵，刘逵在赵王伦当政时为侍中。《晋书·傅祇传》说：“及伦败，齐王收侍中刘逵……付廷尉。”伦败是在永宁元年(301)。至于为《三都赋》作《略解》的卫权，前文已言。他在永平元年(291)为尚书郎。如果《三都赋》成于咸宁末年或太康初年，那么《晋书·左思传》所记张、刘、卫三人为之作叙注事，就真实可信。而《左思别传》言“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皆不为思序注也”这些话，也就都是不实之词了。
考察一下陆机的生平、早年的经历以及左、陆年龄的差距，对于评估陆机入洛后的“覆瓮”之言的可信度，应是有帮助的。陆机生于吴景帝永安四年(261)，比左思小十二岁左右。当左思在及冠之年移家京师并欲赋三都之时，陆机则可能不到十岁。当左思潜心著述、精心构撰，“练都一纪”，陆机则是到了及冠之年，“年二十而吴灭”（《晋书·陆机传》）。前此的十年，吴国内有孙皓的暴政，外有强大的晋军压境，在这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承担军国重任的陆机之父陆抗，正在东战北御，疲于奔命，忧郁以终。陆机年仅十四岁而为牙门将，与诸兄弟分领其父之兵，走上抗敌的前线，两个哥哥陆续战死，机云兄弟仅以年幼而得保全性命。在家与国天地大翻覆的情况下，陆机的处境和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二十岁左右的陆机，大概是没有这门心思在作大赋的才能上与左思较短量长吧！（如果他真的能写出来，其笔下吴国都城的景象，大概与庾信的《哀江南赋》不会有多少差别的！）当陆机惊魂已定，治愈了国破家亡的心灵创伤，闭门读书十年后游宦京城，想在立功立言上一显身手时，已经是而立之年；而左思则在写好了《三都赋》后，又过了十年，并早已进入了不惑之岁了。陆机入洛后的“覆瓮”之说，当是在左赋流传若干年后所产生的很动听的传说，但与事实不符，是不足信的。
左思写《三都赋》，写了三个都城，三篇文章，“构思十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概念，较之其“造《齐都赋》，一年乃成”，是三倍以上的时间，十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啊！张衡写《两京赋》三首，也是用了十年。“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于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文心雕龙·神思》篇）这是刘勰用为文思缓慢的例证。十年辛苦是不平常啊！现在还没有一则可信的史料，能证明左思撰作是赋用去了十二年以上的时间，更不用说是用去了二十年甚至于四十年的时间了。左思于咸宁末年或太康初年撰成《三都赋》，是可以论定的，因为《晋书·左思传》与《后妃传》以及《武帝本纪》可以互证，那么《世说新语》《晋书》以及《昭明文选》所录皇甫谧作序事，就很难否定。而陆机于太康末年仍言：“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的这种文坛佳话，只能是后人为了赞美左赋而虚构的传说，是不能征实的，也是不须征实的。《晋书》的编撰者多文学之士，好猎奇，而不愿在实录上下功夫，以至在同一篇传文中所叙自相矛盾。清人赵翼说：“论《晋书》者，谓当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廿二史札记》卷七）《晋书·左思传》所记陆机“覆瓮”之言这则文坛佳话，大概也是为了“以广异闻”而采摘来的。也许是明知不实，也不愿意舍弃。
二、赋论的审美要求及其价值趋向
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是应左思的邀请并在左序论述的基础上写成的。其基本观点当然与左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但视野更为开阔，论述更为全面和深刻。如果说左论侧重言所写应征实可考，并以此一端来统辖全体，所谓“聊举一端，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左思：《三都赋序》）而皇甫谧所论，则是对赋的界说，主要特点、审美价值以及赋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和作赋应遵循的原则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扼要的评述。此文应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专题论赋的“诠赋”之作，在中古诗赋理论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所以考辨其真伪就显得很重要。
皇甫谧认为，赋是古诗之流，在表现方法上又不同于诗，是“不歌而颂”，“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 （《三都赋序》，下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其界定赋义，首先认定辞赋应是“美丽之文”，而且还须“极美”“尽丽”。铺陈华美，是辞赋最重要的外在特征；“纽之王教，本乎劝戒”，则是辞赋立意之所在，这两者都不可偏废。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辞赋应具词采美的强调。中古诗论家都提出过对诗赋的审美要求，早在建安时代，曹丕就明确提出了“诗赋欲丽”的命题，曹植也有过“文若春花”的赞语。皇甫谧在此基础上，依据辞赋的题材和表达上的特点，所谓“因物造端”，“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等，说明辞赋的词采铺陈，是能够而且必须做到“极美”“尽丽”。陆云为了鼓励乃兄陆机作大赋，也提到过左思《三都赋》在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语，触类长之，能事可见。”（《与兄平原书》其十九）所谓“世人已作是语”，应是指皇甫谧所概括的大赋的写作特点如“触类而长之”之类的话，已为读者所认同并在世人中流传。陆云认为，作大赋的能事，主要也就在此。而其兄文章又是“甚有辞，绮语颇多”，文词瑰铄，应是最适宜写大赋的。所以他多次在信中敦请乃兄应步《二京》《三都》之后，拟作以京都为题材的大赋，以传后世（注：陆云的《与兄平原书》，写于太安元年(302)，亦即陆氏兄弟二人被杀的前一年。从这封信看，左思的《三都赋》以及皇甫谧之序，已广为流传，为世人所熟知。且《三都》已与张衡的《二京》并列，被士人视为拟作京都大赋的典范。这种论定，也说明其流传较久，才有这种可能。由此可证《三都赋》的改定，“至终乃止”的话，完全是无稽之谈。陆云在这一年的信中，多次敦请乃兄继作京都大赋，只是陆机不久即被杀而未能命笔。《晋书·左思传》言“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绝笔焉”之类的话，也就都不可信了。）。只是陆机由于不久兵败被杀，没有来得及实现乃弟的祈愿。
皇甫谧认为，大赋的“极美”“尽丽”与“纽之王教，本乎劝戒”，是可以互相依存而相得益彰的。并不是强调了前者就必然淹没了后者；也不是重视了后者就应当排斥前者。扬雄所批评的“辞人之赋丽以淫”之“淫”是过分和失中之意，也就是对“极美”“尽丽”的一种贬语。汉儒把“丽以则”和“丽以淫”对立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抵制和排斥“丽以淫”。曹丕论诗赋，突出一个“丽”字，并与“经国之大业”承接和联系起来，开始修正汉儒以政治功用论排斥诗赋审美价值的见解；皇甫谧则进而言辞赋应“极美”“尽丽”，并明确要求与“纽之王教”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言辞赋应用最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社会功用论的内容。其与陆机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与“亦禁邪而制放”（《文赋》）并举一样，都是儒家诗学在西晋时期新发展的标志。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篇对赋体的界定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就是对皇甫谧所言的赋应“极美”“尽丽”，“敷弘体理”和“本乎劝戒”诸端作了最简要的和精确的概括。
就辞赋的起源和发展史说，皇甫谧依照传统的见解，认为赋是起源于《诗经》，是“六义”的一种，是古诗之流，形成和兴起于战国：“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王道缺而诗作”。这是儒家诗学的基本观点之一，皇甫谧以之解释赋体兴起的时代的政治成因。“纽之王教”也就成为赋中必备之义了。这失志的贤人，首推荀子、屈原，其“遗文炳然，辞义可观”，是辞赋之首。继之者“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华文失实，意竭词奢，则有乖于“《风》《雅》之则”。汉代的辞赋名家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马融、王延寿等则是承接了这个传统，“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麟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虽然司马相如之俦时有虚夸失实之处，但终能将“初极宏侈之辞”与“终以约简之制”相联结。这曲终奏雅，也就是“纽之王教，本乎劝戒”，因而不失为辞赋中的英杰。从上述的评论中可见，皇甫谧是以词美与教化的两端以及两者的珠联璧合来评判历代辞赋家的得失。虽然他也重视词意征实的一面，但只不过是用来对“极宏侈之辞”的一种制约，而不是象左思那样，以考实的一端，“摄其体统”，把写赋的得失，都“归诸诂训”。这正是皇甫谧的赋论不同并高出于左论的地方。正是由于这种立论的角度的不同，所以皇甫谧论赋史，能高瞻远瞩，探源溯流，对西汉以来的著名的赋家及其代表作一一给予肯定，从而使人们第一次对西晋以前的辞赋发展史有一个较为完整和全面的认识。
《三都赋序》理论贡献，还表现在对左思《三都赋》的评价上。皇甫谧评左赋，既充分肯定其现实的政治意义，也赞美了他在重视征实上所取得的成就，而尤其是前者：“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前者是高度赞美了左赋的时代意义和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晋魏交禅，亦复如此。所以这实际上也就是歌颂了晋承魏统，华夏为一。《三都赋》是为西晋大统一唱赞歌的。太康元年，晋武帝一举灭吴而统一全国。此赋成为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大题材，完成于此时的《三都赋》，产生了那样大的轰动的社会效应，所谓“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应是与这个大背景分不开的。几个名人为之写序加注，予以推举，只不过是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而已。至于皇甫谧认同了左论关于赋作应重视写实的见解，并加以标举，但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又高出一筹。他既指出左赋的“山川城邑”和“鸟兽草木”等“物土所出”均能“依其本”；还进而说明赋中对三国治政得失的“体国经制”，又都能咸“本其实”。而后一点对“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是尤为重要的。左思以征实自诩，但对其价值的认识却未达到这样的高度。皇甫谧的评述，应该说是把握了左赋的要义并能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左赋的价值的一种很深刻的见解。
左氏和皇甫氏关于赋应写实的意见，从赋学思想继承关系说，又都是受到班固赋论的影响，班固的《两都赋》言：“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义正”与“事实”并举以及这两者依存的关系，就是左氏和皇甫氏论赋的一个重要的立论点。与之同时但年岁稍轻写作上也略后的陆机，则是侧重承继了司马相如的赋学思想，在理论上倡导想象、虚构和艺术夸张。如所周知，实录是史学的创作原则，而赋学是诗学的组成部分，是不能与史学划一的。
综上可见，皇甫谧赋论最特异之点和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从赋体的特点生发，突出强调赋的“极美”“尽丽”的审美内涵，这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士族文士对诗学的新的审美要求，从而与汉人论诗划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明这一新的审美原则时，又与传统的儒家诗学功用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界定赋义，探求赋体的起源，都一本于儒学，但他摈弃了汉儒排斥诗的审美价值的见解，化解了扬雄所言的“诗人”和“辞人”，“丽以则”和“丽以淫”之间的对立。“极美”“尽丽”的“丽以淫”和“纽之王教，本乎劝戒”的“丽以则”，不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还可以相得益彰。皇甫谧第一次力图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作了明确的表述，从而为儒家诗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当然，建安时期的曹丕、曹植的批评论，在诗学上也开创了新风尚，但是他们都没有象皇甫谧那样，同时很明确地举起儒家诗学的社会功用论的旗号。稍后的陆机与东晋的葛洪和南朝的刘勰、钟嵘以及沈约、萧统、萧子显和萧绎等，大体上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推进，并在诗学理论上作了更深更广的开拓，结出更丰硕的成果。皇甫谧的理论成就，当然不能与上述后继者中诗论名家相提并论，但是使中古诗论走出了两汉时期片面强调功用论而排斥审美特性的死胡同，使儒家诗学开创出新的局面成为可能。皇甫谧在西晋初年作为儒家新诗学的首倡者，其椎轮大辂之功是不可没的。他在中古诗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主要是有见于此。至于说这篇赋论是产生于魏晋时期的中国第一篇比较完整的赋论，对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的论赋程序，有某种前导和启示作用，那是抑又其次了。
收稿日期：2002-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