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概念的解构与建构_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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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身处日益变化与复杂的信息时代,“信息”本身一直被人们时刻重视(利用层面),却又时刻被忽视(研究层面)。从信息系统和信息活动的层面看,人类社会中信息系统的多样性(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系统、基于纸质材料的信息系统、基于话语的信息系统等)使得人们对作为其处理和传递对象的信息的认知多种多样,伴随其中的社会活动也日渐复杂,而信息系统的高效性和与信息相关的社会活动的展开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其中的“信息”。从学科发展的层面看,图书情报学所面临的实践问题和生存空间也在不断变化,研究者有必要对学科基石不断进行重新思考并促使其调整定位。从信息概念研究本身看,概念界定和认知的作用还应包括为理论整体提供认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的指导。由此,对现有“信息”概念进行解构和对预期“信息”概念进行建构都是有必要的。

“信息”概念的现状纷繁复杂。一方面,人们赋予其多种含义;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一种解释得到共同认可,而且人们对“信息”的解释还随着时间和背景的变化而变化。那么,人们在探讨“信息是什么”之前需要明确:“信息”不能简单等同某个物体,回答“信息是什么”的前提是回答“使用‘信息’一词的前提是什么”。在这种思路指引下,本文首先对现有的“信息”概念进行解构,即对概念化路径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信息是被建构的,并分析其建构的若干路径。

2 “信息”概念的解构

人们通常把信息和数据、知识联系在一起,并在“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阶梯链中对信息进行界定,认为信息是数据处理的结果和知识形成的诱因。在布鲁克斯方程中,信息还被赋予了改变人的知识结构的力量。在此认识论指导下,信息本身居于概念核心。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人没有利用信息或对信息有作为,信息是否还具有这种能力?信息概念本身除了信息之外,还应包含什么应有之意?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现有信息的概念化路径进行分析。

信息的概念化显然在图书情报学中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如Belkin[1]、Belkin & Robertson[2]、Brier[3]、Brookes[4-5]、Buckland[6]、Budd[7]、Floridi[8]、Hjrland[9]、Losee[10]、Meadow & Yuan[11]等。此外不少研究者还对信息的概念化研究进程进行了综述和分析,如Aspray[12]、Fischer[13]、Wellisch[14]、Wersig & Neveling[15]、Capurro & Hjrland[16]。本文意不在对信息的众多理论进行罗列式分析,而是按照其分类对其代表性观点进行概念化路径分析,由此试图找出信息概念化的合理解释趋势。按照Hjrland的划分,信息的概念主要包括两大类:客观性理解(the objective understanding)和主观性/情景性理解(the subjective/situational understanding)。前者的代表人物有Paker、Dretske、Stonier和Bates,认为任何差异都是信息;后者代表人物有Bateson、Yovits、Spang-Hanssen、Brier、Buckland、Goguen和Hjrland,认为信息是那些能够产生作用的差异[17]。这种划分方法基本能反映研究者对信息及信息活动的基本认识。

2.1 作为事物客观组织模式的信息概念

Bates对信息的解释是国内图书情报界较为共同认可的,属于“改良派”的客观性理解,即在肯定信息客观属性的主宰地位的基础上,提出信息概念还应包括由人赋予意义的事物或能量的组织方式。在Bates的解释中,一方面认为不管人们是否理解或利用信息,信息本身都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人们会对信息进行解释并赋予其社会层面和交流层面的意义[18-19]。为了说明信息的客观性,Bates把信息与科学观察联系起来,认为科学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信息,但是却没有说明该如何观察,也没有将一般科学观察同信息观察区分开。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观察到的现象都是信息。从这一层面上看,Bates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信息之所以成为信息的必要条件。造成此种概念化路径下的信息概念并不能有效指导信息系统实践和帮助人们理解信息活动。

2.2 作为物的信息概念

Buckland从信息系统的角度提出的“作为物的信息”。Buckland认为尽管信息的概念有多种,但从整体上看对信息一词的使用大致分为三类:作为过程的信息、作为知识的信息和作为物的信息。三种认识范式之间的差别体现为实体与过程的差别和显性与隐性的差别,而信息系统只能处理作为实体的、显性的信息,判断和选择信息则是构建有用和高效信息系统的重要任务。Buckland进一步分析如何判断事物可作为信息的标准,即该事物是否可被看做是证据,具有证明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证据特性本身是被动的,即该事物不会自动、主动地去证明什么,而是由人去观察、描述并将其归类,或正确或错误地对其进行理解、解释、归纳和演绎,甚至隐藏、改变和伪装[6]。Buckland的这种观点至少具有以下意义:揭示出什么是信息是由人所决定的,否定了信息的自我证明能力。从这种意义上看,Buckland所给出的信息系统中作为物的信息概念具有情景依赖性。但另一方面,既然信息系统是由信息构成,那么究竟该由系统的使用者还是设计者来决定和选择哪些信息来进入系统?遗憾的是,Buckland并没有更深入地从信息系统的角度来分析信息的概念。

2.3 信息的社会概念

相比较Buckland的观点,Goguen则从信息系统设计的角度更深入地分析了信息概念。Goguen从由于缺乏用户需求分析而失败的信息系统入手,提出全面的信息概念应该考虑信息的社会背景,即信息如何被生产和使用,信息系统的设计应该是信息的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协调。Goguen对于信息概念的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20]:(1)提出了信息概念分析的基本原则。可用以理解和设计信息系统;可以表达用户对事件的理解;必须表达包括信息隐私在内的道德问题;必须考虑到个人和群体对信息的不同意义构建。(2)分析了信息的特性。情景依赖性,即信息产生于特定的、具体的情景,只有与之联系才能完全理解信息;本地性,即信息意义的构建必须在一定的背景中,包括时间、地点和所处群体;交互性,信息不能在单个人心理认知层面被理解,必须在群体成员间持续的互动中产生;时效性,信息的解释依赖于当时当地的情景,甚至是对过往事件的当前解释;实体相关性,信息往往与特定情景中的物体相联系,因此,物体在情景中的存在方式将会对信息的解释产生重要影响;模糊性,在实际操作中,信息的意义解释程度只需要满足其使用即可,其余则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存在;开放性,信息不可能具有终极的、完备的形式,必须按照分析和发展的深入来不断调整。(3)干信息和湿信息的提出。按照信息对情景依赖程度的高低,适应于广泛背景的信息是湿信息,而完全情景化的信息则是干信息,但二者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即任何信息都具有一定湿度。(4)提出了信息的社会理论。信息是某一社会群体能够理解的信号的组合,在这一概念中,信号的组合就是背景,信息通过某一具有理解能力的解释与特定社会群体连接起来。需要注意的是,与后现代哲学中的结构主义同理,不同社会群体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对信息本身进行不同的意义建构。正如研究者针对“信息”本身提出的不同理解一样。Hjrland对Goguen的观点做了进一步探讨:信息不能仅从客观认识论的层面进行分析,必须根据情景化的、经验性的和特定领域标准对其进行分析、描述和表达[17]。

以上三种概念化路径体现出研究者对信息认识的演变:从Bates的改良客观性概念到Buckland的谨慎主观性概念,再到Goguen的完全主观性概念,研究者对“信息”的认识路径经历了从自我存在与证明到被证明,从“是什么”到“为什么成为什么”,最后是“如何成为什么”的转变;而概念化的方法论也经历了从追求理性与本质的大陆哲学到追求差异化认知的后现代哲学(尤其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转变。事实上,这种概念化操作方式的转变体现的是信息活动本身的变化以及用户对以信息系统为代表的信息处理工具的要求,即用户主动性的加强。从这种意义上讲,信息的概念化路径遵循了某种演化规律,即从信息本身到与信息相关的主体与活动。例如,研究者关注信息行为,并不是直接关注信息本身,而是与信息相关的社会实践,Case对信息行为分类的依据有职业、社会角色、人种群体,却独没有“信息”[21]。也许正如Frohmann所说,“信息”一词被广泛使用于多个研究领域,却独独不包括它自己[22]。

3 “信息”概念的建构

“信息”概念的建构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新方法论指导下提出信息概念化的路径,二是“信息”本身是被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建构的。Ekbia和Evans在Regimes of Information:Land Use,Management,and Policy中以土地拥有者和农户的信息需求为例,对信息展开了社会批判性分析,提出了具体信息在社会关系中的应用[23]。处于不同情景中的信息具有不同含义,分析土地拥有者的决策过程中的不同类型信息,不仅能够使土地拥有者和农户更易获得作为文献的信息,还可以理解二者之间的信任形成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在新方法论指导下对信息进行新的概念化的本意并不是推翻原有概念,不同概念是为不同理论研究目的所服务。因此,对“信息”概念的建构事实上是提出作为“客观存在”的信息如何转变为作为“社会存在”的信息,转变的路径和桥梁是什么?

3.1 信息的话语建构

这种概念化路径的前提是我们要首先肯定:信息的价值在于其是否具有证明性以及信息是从社会实践中来。前者需要得到某一社会群体的共同认可,而后者(社会实践中的不同信息类型)也需要得到社会群体的认可。因此,不同于香农通讯模型中作为信号的信息和布鲁克斯方程中能够改变个人认知结构的信息,共同的话语建构才是信息得以存在和被利用的途径和前提。其中,共同认可包括社会协调、文化形式(语言)、政治和经济价值观、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一致化[24]。“信息的话语建构”既是一种概念表述,也是对信息的社会和文化表述。在这种概念化路径下,我们必须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思考“信息是什么”以及其他与信息相关的问题。例如:特定信息行为和信息需求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信息概念是如何演变的,信息在组织和机构中被存贮和检索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是什么,信息具有哪些组织、经济和政治功能,信息的组织和利用中暗含哪些价值观。

3.2 信息的情景构建

这种概念化路径与Goguen对信息的理解一致,都认为信息产生于特定情景,只有在特定情景中才能对信息进行有用解释,且不同社会群体也会对信息产生不同的解释。Hjrland曾用不同人对石头所传达的信息的理解来说明信息的社会建构:

对于不同的个人(或不同的情景)而言,地面上的石头可能包含不同的信息。信息系统不可能描述其所有的信息,个人也不可能描述其完全正确的信息。由于每个人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角色的不同,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眼中的石头包含的是截然不同的信息内容,进而转化为他们头脑中各自不同的知识结构。

Goguen则用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格式化以及信息系统设计者、使用者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信息本身对情景的依赖性[20]。

3.3 信息的认知建构

信息的认知建构更多的是强调非生理性的认知系统(尤其是文化传统)对信息理解和利用的建构意义,人们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不仅依靠其生理构成,而是依靠其掌握的语言和符号系统。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个体认知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它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个体进行认知活动时,由于受到社会共同体的作用,认知过程必然是一个交流、反思、改进和协调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因而,意义赋予也就包含着文化继承,换句话说,由个体的建构活动产生的个体意义实际上包含相应的社会文化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信息的认知建构是个体、社会共同体和认知对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种信息的概念化路径并不是绝对区分的,三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即人本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信息意义构建和利用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的判断与2003-2005年间Knowledge Map of Information Science研究的结果相同,认为情报学领域中对于数据、信息、知识概念界定的主流路径是非本体论的、以人为中心的、基于认知的和条件化的[25]。

4 结语

“信息”是一个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应用广泛的概念。我们不仅要思考其作为信息的整体性含义,更应该明确其在特定领域中的角色和内涵。事实上,我们今天称之为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的学科最初被命名为文献学(documentation),同时,图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也经常被作为同义词使用。由于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和知识爆炸,我们经常讨论信息和知识的所指,但一些图书情报界的学者,如Buckland、Hjrland、Lund等却认为“文献”(document)的概念才是图书情报学中最核心的概念。甚至有学者认为“信息”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信息研究中的问题可以在没有信息概念本身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而将信息与相关性联系起来则是目前信息研究中最有成效的方法[26]。

由此,我们认为信息概念的研究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明确研究信息概念的目的,是为某一信息研究领域确立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在此基础上指导该领域内的信息活动;二是从操作的层面上看,信息概念本身并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与信息相关的人、行为和其他社会活动才是研究的真正目的;三是尽管众多可见的研究成果都关注信息,但并不意味着情报学真的可以以其为理论构建核心;四是我们必须追问遵循某种概念化路径下的分析结果是否会造成与其他路径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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