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感言——文艺理论从哪里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感言论文,从哪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张德祥
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是在实现一种“解构”目标，从整体上来看，走过了一条“解构”之路，从冲破“禁区”到冲破“传统”，表现了极大的破除勇气。没有破除就不能前进，破除也就成为前进的一种方式，破除是艰难的。当我们置身在一片废墟之上，当一切规范都被我们踩在脚下之时，不无某种“前无古人，后无来看”的感觉，然而，我们却无法生存在这种“空旷”之中，我们必须重建，解构并不是终极目的。重建比解构更为艰难、更为麻烦、更为琐碎。
我们即将举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站在世纪之交，瞻前顾后，不禁感慨万千。
回眸二十世纪，深感近百年间，我们的“文”场（包括文艺理论批评领域）多半时间几乎变成了“武”场、战场，“打”、“杀”之声此起彼伏，批判口号不绝于耳，到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达于极至。虽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或者再往前延伸，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诸人吸收西学提出自己的文艺主张以来，我国的文艺理论批评不是没有建树、没有成绩，我们的许多学者、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或译介外国文论，或整理民族文萃，或陈述新说新见，自有其不可没灭的贡献；但是从总体上说，百年间常常是形而上学的否定压倒甚至代替辩证的肯定，消极的破坏盖过积极的建设。至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前，我们文艺理论数十年取得的不算丰富的成果，也被打着“革命”旗号的左爷们扫荡殆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情况才算有了转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策既定，文苑复苏，理论之花也逐渐绽出新蕊。于是乎，这之后的短短十数年间，“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文艺学引论”、“文艺理论教科书”之类新著纷纷出版；国外各种流派的文艺学、美学论著也以神奇的速度翻译问世。于是乎，美学“热”、文艺观念“热”、方法论“热”……“热”个不停，“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了又“新”，“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后”上加“后”，一时间令人眼花了乱，晕头转向；再加上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专著和古籍注本竞相推出，以及每年在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上发表的文艺理论的批评文章铺天盖地……，所以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是本世纪文艺理论批评最为热闹的时期，此种情景，怎不令人欣慰和鼓舞！至少有一点是必须大力肯定的，即我们终于从简单的否定、破坏的怪圈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正常建设的里程。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对话、共处和建设的世纪！
但是，在欢欣鼓舞之余，当冷静下来细细考察当今文艺理论的实际水平时，又觉得决不可过分乐观。其实，在热闹的背后，正隐藏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觉得目前的文艺理论在理论与创作、古与今、中与西、知与思四个关系上存在着程度不同、形态各异的失衡或脱节，以至使我们的理论批评裹足不前，因此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以至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在调整理论与创作、中与西、古与今、知与思的关系上使理论得到发展，求得突破。
就总体状况而言，目前的理论严重脱离于创作实际，大大滞后于创作实际。理论批评的所谓“热闹”、所谓“欢欣鼓舞”、常常限于“圈内。，甚至常常是圈内人自己带点盲目的良好感觉。理论与创作本应联系得最紧密，却隔了一层厚厚的墙。责任在谁？在理论，不在创作。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在构想自己的理论著作或论文时，常常不是从对创作实际的考察研究中抽绎出命题，形成判断，得出结论，而是已有概念、范畴的演绎、推论。这所谓已有的概念、范畴，或来自前人，或来自外国。例如，目前许多人正谈得有滋有味的舶来品“后现代”，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我们今天的国情、文情。就很值得怀疑。还有一些文章或著作把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老命题、老观念、老范式反复炒来炒去，象一个掉了牙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讲述一个掉了牙的故事。难怪许多作家一听到“理论”就本能地反感。这样的理论与他们的创作不相干，当然也就用不着关心它。有一位女作家在今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著文说：“说真的，我至今都还不明白许多文学中人对文学作品的衡量准则何以如此地僵化，教条和八股，一股子官僚作风的陈腐之气。他们总是热衷于将作品归纳到一种文学理论或者一种文学体系里去。比如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是形而下的还是形而上的？是马尔克斯式的还是昆德拉式的？是《红楼梦》式的还是《金瓶梅》式？如果某个作品易于归纳它就能够被认可，反之就不予认可。”（池莉：《写作的意义》）这个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我们的理论要想发展，就必须在与文艺创作实际的结合上狠下工夫。文艺理论与创作实际相脱离这一弊病是长时间里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根深蒂固的；因而要克服它，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以至于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理论批评必须紧紧地贴近创作实际，必须与作家结下亲如手足的情谊，并永远坚持下去。可喜的是，有些理论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这样做了。例如，陕西师大的畅广元教授倡导和组织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就某一位作家的创作和创作心理展开对话，一起研讨，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他们选择了当代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五位陕西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作为案例，作家的自我陈述与理论家的解剖分析相结合，写出了一本很有意义的书：《神秘黑箱的窥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这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际相结合的有益的尝试和有价值的开端。
中、西（洋）关系问题处理得不好，也是目前我国文艺理论界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也是影响文艺理论批评向前发展的关节点之一。有一种倾向是五体投地拜倒在西方文论和美学脚下，主张全盘西化，生硬地移植、套用，不加分析的吸收，让西方各种主义的思潮在我们的思想中为所欲为地驰骋，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不得不去借用西方的话语，你别无选择，因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是这样一种进程。”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主张和作法。目前正展开一场争论。其实，争论何止在文艺界，整个学术界都在进行；而且争论也不自现在始。研究中西关系如何处理，的确是涉及到文艺如何发展以至整个中国如何发展的大问题。
中、西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老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就在中西“体”“用”上争得不亦乐乎。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人相反，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中西体用之争在百年后的今天有了新的内涵。有人提出，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将证明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拼盘，而是一个系统”，这样，体用之争也就可以解决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也就是说，“中”也不是“体”，“西”也不是“体”，“中”“西”都是“用”，只有世界大同（“全球化的普遍规律”）才是“体”。这个看法无疑比前说更高明、更豁达、更深远。只是，今天距世界大同、全球一体实在太遥远。所以此说作为人类的终极理想，作为追求和奋斗的最后目标很有价值，但作为当下实际活动的操作规程，显得困难太大。对文学、艺术、文艺理论、美学等，尤其如此。
我主张关于中西体用问题、全球化问题，应该分清不同的层次和学科领域，区别对待。譬如，自然科学最容易实行全球化，而且必须全球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某些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等，也可以经过一定的过程（时间长短难说）实行某种程度的全球化，或者说实行起来困难相对小一些；至于哲学，实行全球化困难就会大一些，甚至很大。为什么科学比较容易“全球化”，而哲学却难于“全球化”呢？因为哲学的主要特质是“思想”，或者说哲学主要是“思”，而不仅是“知”；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特质是“知”。“知”的特点是对普遍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重在客观，比较容易趋向统一或同一；“思”的特点是对外在对象及自我本身的意义进行思考、求索、体认，重在主观，因此，常常更多地表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的社会集团（阶层、阶级等）特色，不同的地域特色，不同的时代特色，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特色，这就很难趋同，顶多达到“和”而不“同”，因此也就很难全球化。最难全球化的是文艺。因为文艺的特质虽也涉及到“知”和“思”，而主要的却是突出“情”，众所周知，“情”是所有精神现象中最难规范，最难同一的，是最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是最富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个人特色的，因而以情为突出特质的文艺也就最难全球化。
由此我们再说到文艺理论和美学。我认为它们比哲学更难全球化，它几乎同文艺本身一样难以全球化，更遑论“西化”了。理由有二。其一，由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把握对象所决定：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把握对象是最难全球化的文艺和审美活动。其二，由文艺理论和美学本身的把握方式和特质所决定：它们在把握文艺和审美活动这种特殊对象时，不仅需要“知”，还更加需要“思”和“悟”，不仅需要理解，还更加需要体验，这样，它们的民族特色、个人特色就会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突出。
我甚至认为有些东西是不必要求全球化的，文艺，文艺理论，美学，哲学就是。它们的本性与全球化相矛盾。自然科学可以早早地全球化，甚至在世界大同之前，它可以率先全球化。然而，即使世界大同了，只要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受好，有着不同的自然素质和性格差别……，那么他们的思想、情感，他们的“思”、“情”的方式就不会相同，这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艺，不同的文艺理论、美学和哲学。只有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亲切可爱。
再说一句：即使世界上一切都全球化了，只要还存在两个不同的人，文艺也不会全球化——这两个人会有各自不同的文艺，从而也会有各自不同的文艺理论和美学。
所谓文艺和文艺理论、美学的“全盘西化”就更不必说了。那么，难道我们文艺理论和美学就要与西方文论和美学在毫不相干甚至相互排斥的状态下发展？也不是。中西文化和美学必然各有个性、各有特色，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也决不可分优劣。中西文论可以交流、对话，也可以互相启发，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于自己有益的东西，但是绝不可相互取代。中西文论可以做亲密的朋友，友好共处，彼此尊重，达到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的状态。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才能在翻译、介绍西方文论和美学时，真正学到有益、有用的东西。我们绝不可拒绝学习和吸收（相反，我们应积极学习和吸收），但是学习和吸收的目的是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学习和吸收的结果是更好地成为我们自己，而不是失掉自己。在这里，重温一下“邯郸学步”的故事是有益的。
除了中西（洋）关系之外，古今关系可以说是本世纪学术界、文艺界、文艺理论界争论得最多、争论时间最长的问题之一。五四时期，有所谓《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保守派与“打倒孔家店”的革新派的对立和斗争；五十年代，又有所谓“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的论争。对于历史上这些论争的是非得失，需要用今天的观点进行再认识，这是一、两句话说不清的。但有一点应该指出，即当时争论的双方在观点和方法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倾向。即使建国后的那场争论（实际上是“厚今薄古”对“厚古薄今”的一边倒的批判），虽说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科学，也不那么“马列”。“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这两个提法本身就不科学。如果说“厚古薄今”是不对的，那么“厚今薄古”就正确吗？未必然。还是毛泽东的另一种提法好：“古为今用”。
古与今的关系，至今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界仍未解决好。主要问题表现为古今的割裂。我们的某些搞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对古、对自己的老祖宗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既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也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我们的某些搞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对今，对现在的文艺实际和理论状况又很隔膜，基本上不读或很少读现、当代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这就使得上述两部分研究者的水平都很难提高。而眼下，我觉得搞现代文艺理论的人不懂古代优秀传统，这一问题更突出。所以我主张，搞文艺理论研究，不必划分“古”、“今”的时间界限，不必说：你是搞古文论的，我是搞现当代文论的。我们搞的是统一的文艺理论。知今也知古，知古也知今，古今贯通，古今融汇。历史是统一的历史，是不间断的历史。不知古的人很难深刻地把握今，不知今的人也很难科学地了解古。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美学传统、文艺理论传统）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是在辩证的否定、变革中演化下来的。我们今天的“知”、“思”、“情”的方式，以至“知”、“思”、“情”的内涵，都包含着孔子以及孔子以前的“知”、“思”、“情”的因素。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西方“新批评”割裂作品（本文）与作家的观点难以接受？细究起来，恐怕与我们自先秦以来所形成的“知人论世”的传统有关。我们很难想象完全抛开作家（既不知“人”也不论“世”）会深刻地把握他的作品。我们民族的古老传统，已经不知不觉融化在我们今天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内涵和方式之中去了。我们身上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
古与今的关系，在当前的中国就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文艺理论、美学当然要现代化，而且必须现代化。但这现代化不是抛开传统的现代化，而是以数千年优秀传统为营养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哲学界、伦理学界、社会学界正在研究如何挖掘我们老祖宗的优秀传统以为今所用，为现代化所用，如儒家的“和”和“仁”的思想。这个研究方向是对的。我们的文艺理论界、美学界更应如此。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的理论应该而且必须从古与今的结合上寻找突破点。
最后我要讲到“知”与“思”的关系。上面我们已经多少涉及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文艺理论和美学既须有“知”，又须有“思”，是“知”和“思”的结合。“知”主要是把握和认识对象本身是什么，它的客观规律，它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说，“知”的问题基本上是科学范畴里的问题。“思”主要是在认识对象是什么的基础上，对它的意义进行思考、思索、思虑，包括对它的意味进行体察和领悟；同时还要对对象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意义进行思考、思索、思虑，包括对这种关系的意味进行体察和领悟。也可以说，“思”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哲学范畴里的问题。这样看来，文艺理论和美学既关涉到科学问题，也关涉到哲学问题。好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是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就其科学层面而言，它比哲学要“具体”，具有形而下的性质；就其哲学层面而言，它比科学要“抽象”，具有形而上的性质。
过去很少有人从“知”与“思”相结合的角度来界说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性质和特点。也很少有人以这样的角度作为标准来考察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现状及其优劣、得失。但，“知”与“思”作为文艺理论与美学固有的两种主要特质，其结合的好与不好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譬如，眼下我们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或论文，就存在“知”与“思”的割裂问题。有相当多的著作和论文仅停留在“知”的层面、科学的层面，缺少哲学的深度。它们着力研究的是对象本身是什么（当然，如果能够准确把握住对象本身的面目并描绘出来，也是有价值的），着力于对象本身的具体现象的描述和说明，至于这现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意味，却未进一步思索和体察。还有一部分著作和论文表面看起来很富哲学意味，但仔细推敲，又觉得玄之又玄。为什么？因它们的哲学思考并不是建立在对文艺现实的具体而准确的把握的基础上，而是从古代或外国借用来某些观念，从而对观念本身进行思考。这样，就令人感到他们的“思想之花”开放在空中，而不是开放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土地上。
我觉得，在今后几年以至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应该在“知”与“思”的结合部寻找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