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市场需求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市场需求论文,中国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从供求脱节的可能性看需求分析的重要性
在经济学文献中，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通常是通过考察一国长期供给的潜力来确定的，市场需求及其制约常常仅仅作为一个短期性问题而在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中不予考虑。这种情况的存在，表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中接受了“萨伊定律”：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长期供给增长了，长期需求也就会相应增长，两者之间不存在值得注意的不协调关系。
“萨伊定律”的合理性在于，需求并不独立于供给；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社会的总需求来自社会成员的收入，而收入是由生产决定的；因此，供给决定需求。但是，“萨伊定律”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如果供给决定了需求的高限，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也决定了需求的低限，社会需求完全可能在既定的总供给条件下出现或多或少的波动。其次，供给本身也不是完全独立于需求的，一定的供给或供给能力的形成总是与需求或预期需求相关的；一国长期供给的潜力如果要转化为现实的长期供给能力，保证长期供给者获得完全成本补偿或正常利润的“长期均衡价格”必须发生作用，在各个时点上的市场出清价格将具有向“长期均衡价格”回归的趋势（如果前者暂时偏离了后者的话），而这就要求人们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时既考虑短期需求的稳定性问题又考虑长期需求与长期供给的一致性问题（即“长期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
从构成因素上看，经济学者们同意说，一国的长期供给潜力主要由劳动力人数、资本或储蓄资金的供给、生产组织的效率或技术创新能力来决定；在开放经济中，一国的比较优势及其发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需求一面，许多经济学者也同意说，一国社会需求的决定因素包括收入的增长率和收入的分布、社会成员的消费／储蓄意愿、人民大众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等等，在开放经济中一国社会成员对进口品的偏好和选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很明显，由于供给和需求分别取决于一些不尽相同的因素，它们之间存在着脱节的可能性。具体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脱节可以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脱节或缺口。这个可能性最早由凯恩斯指出。他的基本看法是，储蓄和投资往往由不同社会成员来进行，并分别决定于不同的经济变量，社会经济中因而缺乏自动的机制来保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
第二，收入分配中工资增长与利润增长之间的脱节。这是沿着《资本论》思路的经济学者的普遍看法。这种观点认为，利润是积累或投资的来源，工资是消费需求的主体；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机制来保证工资和利润的协调增长，那么消费需求增长会受到抑制，而生产和投资则将出现过度增长。
第三，开放经济中国内需求与国内供给之间的脱节或缺口。这是许多研究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的学者提出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一国在进口物品上的开支超过了该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收入（即出现贸易逆差），那么这意味着国内潜在供给小于国内现实需求，即一部分国内需求净转移到国外，净进口替代了一部分国内潜在供给；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可能是汇率的暂时失衡，也可能是非汇率的因素——例如国民进口消费倾向的升高（尽管这本身最终也会表现为汇率的失衡）。
上述三个方面供给与需求脱节的可能性早已为多数经济学者所熟悉。但是，供给与需求脱节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局限于这三个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别的一些供给与需求的脱节或矛盾。例如，城市化进程中供给与需求的脱节。设想一个建立在城乡移民工人和城乡市场相对分隔基础上的经济形态。在这个经济中，竞争性的城市工业大量雇佣来自农村的富余劳工，后者得到的平均工资虽然高于他们在农村就业的边际收入，但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中的永久性生活方式。这样，移民工人收入中的一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并流向农村家乡市场。理论上，以这种方式流向农村家乡市场的资金会形成对三种产品的需求：对原来使用非货币手段的当地交易活动的需求（即推动农村经济的货币化）、对当地生产企业（例如乡村企业）产品的需求、对面向农村市场的城市工业产品的需求。前两种需求的存在并在一定时期中的突出规模显然会限制城市工业产品的市场空间。尽管这两种需求随时间多少也会转化为对城市产品的需求（例如乡镇企业增加对城市工厂的设备采购等），但这至少说明在一定时期内对城市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并不必然尾随城市工业雇佣移民工人的就业增长而成比例地相应增长。
再如，工业化进程中生产的水平扩张与需求的纵深增长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水平扩张”可以被看成是产品在从问世到在全体有支付能力和购买愿望的社会成员中获得普及的过程。“需求的纵深增长”可以被看成是有支付能力和购买愿望的消费者根据产品性能和质量发展而更换现有存货或加快消费周期的过程。“生产的水平扩张”可以不涉及或较少涉及技术的连续变化，但“需求的纵深增长”却要求产品技术的不停变化。在经济增长的较低阶段或人口高速增长的经济中，“生产的水平扩张”有着较大的空间；但在经济增长进入较高发展阶段、人口增长趋于减缓时，“水平扩张”的经济效益倾向于呈现边际递减趋势，供给的继续增长越来越多地必须与“需求的纵深增长”相适应。这相当于国内经济学者常说的从“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向“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习惯了“生产的水平扩张”的生产者并不那么容易和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因为适应“需求的纵深增长”要求生产者具备新的投资开发观念和亲近消费者的基本态度。
综上所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市场需求并不必然与产出或产出能力的增长相适应，两者之间脱节的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存在的。这些脱节或需求缺口虽然往往出现在一定时期中，或者说属于短期性的变化，但它们在政策调整不当的时候也可能带来不利的长期性影响，从而影响到长期供给潜力的实现。历史上出现过的大萧条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考察未来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时，我们需要研究国内市场需求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探讨这些趋势对实现我国长期供给潜力的关联意义。
本文以下分别分析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两个方面。
二、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期趋势
我们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期增长趋势。影响总量消费趋势的因素主要是消费／储蓄倾向，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包括城乡经济差别和收入分布的效应等。
1.消费／储蓄倾向：影响总量趋势的决定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形成了按国际标准来看较高的储蓄倾向（储蓄率）。世界银行一项研究报告（1997a）显示，在1978—1994 年期间，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从大约1%上升到21%。 国内居民的高储蓄倾向，为我国的高资本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持。未来时期中，我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还会继续发挥这样的积极作用。未来时期中我国居民很有可能继续保持高储蓄倾向。
但是，一个相关问题是：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倾向会保持相对稳定趋势吗——即会不会在短期内大幅波动并引起不利影响？出现在短期中的消费／储蓄倾向的剧烈变动对经济平稳增长是极其不利的。过猛的消费增长会大幅度降低存货／生产比例，促使生产者调整价格并导致通货膨胀；过快的储蓄增加一方面可能导致市场需求缩小、生产者收入下降并进而引起新一轮的需求收缩，另一方面也可能引起投资收缩，即在储蓄资金增加后市场利率的下降虽然会促使投资增加，但这个增加可能不足以弥补由市场需求相对收缩而引起的投资需求曲线收缩性移动而造成的投资减少。
表1计算了90年代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率和边际消费倾向。 这些结果表明，自1991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率基本上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而且，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都表现出大幅度波动的情形。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仅在1992—1995年期间呈现了有规则的变化，即逐步上升；但在其他各年皆有升有降，相邻年份之间的差幅可达20多个百分点（例如1991—1992年间、1997—1998年间等）。从表1 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波动的剧烈程度更高：1992年超过了100 %，1998年滑落到负数，年度间的变动幅度达几十上百点（注：经济学教科书中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数值，但我们在这里观察到1992年和1998年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从两个方向超出了这个“正常的”数值范围。这似乎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教科书表述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而凯恩斯消费函数假定消费者有自发性消费而没有前期储蓄（即C[,t]＝α+βY[,t]）；但是，如果我们去掉自发性消费α，同时引入前期储蓄，消费函数可写成：C[,t]＝βY[,t]+γS[,t-1]；用增量形式表示△C[,t]＝ β△Y[,t]+γ△S[,t-1]，（其中△S[,t-1]＝S[,t-1]－S[,t-2]），这样，△C[,t]／△Y[,t]＝β+γ△S[,t-1]／△Y[,t]。在这个函数中，显然，由于△S[,t-1]既可为正也可为负，所以△C[,t]／△Y[,t]可大于1或小于0，同时， 它也不等于β（△C[,t]／△Y[,t]而不是β才是表1 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含义）。值得指出的是，这与从恒等式出发的结果是不尽一致的：按照恒等式，△Y[,t]≡△C[,t]+△S[,t]，自然有1≡△C[,t]／△Y[,t] +△S[,t]／△Y[,t]，也就是说，△C[,t]／△Y[,t] ≡β及△S[,t]／△Y[,t]≡γ，即1≡β+γ。基于这些认识， 我们可能需要对消费函数进行进一步研究。）表1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储蓄率（平均每人每年，现价元和%）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收入 消费 储蓄率 边际消
收入 消费 储蓄率 边际消
支出 费倾向 支出 费倾向
1990 1510 1279
15.3 686
585
14.8
1991 1701 1454
14.591.6 709
620
12.5152.2
1992 2027 1672
17.566.9 784
659
15.9 52.0
1993 2577 2111
18.179.8 922
770
16.5 80.4
1994 3496 2815
18.480.51221
1017 16.7 82.6
1995 4283 3538
17.487.31578
1310 16.9 82.1
1996 4839 3919
19.068.51926
1572 18.4 75.3
1997 5160 4186
18.983.22090
1617 22.6 27.4
1998 5425 4332
20.155.12162
1590 26.5-37.5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7和1998年；《中国统计摘要》1999年。本表数据基于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城镇居民收入为“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为“纯收入”；“储蓄率”为收入减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这里为年度消费增长额占年度收入增加额比重（%）；“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00 %表明当年新增消费中动用了前期储蓄，该指标为负数表明当年储蓄超过了当年新增收入。
在人口总数保持增长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的升高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带给消费市场需求增长不利的影响可以被部分地抵消掉。但在未来时期中，我国城乡人口总数将会呈现逐渐减缓增长的趋势（孙兢新，1994）。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消费市场需求的变化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直接受到城乡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如何维护城乡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相对稳定正在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进行一些意义深远的改革转型工作，在新世纪中我国还会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否认，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给我国城乡居民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如何妥善地协调好体制改革和变换、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带给国内居民的不确定性及其不利的经济影响，显然是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所必需的。
2.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
按照国际统计标准， 中国用了20 年左右的时间从低收入（lowincome）水平跃升至中低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水平。 很有可能， 中国将再用20 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跃升至中高收入（uppermiddle income）水平。随着平均收入水平的升高， 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一定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剧烈程度和快慢也将一定会给国内生产者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
表2 比较了我国城镇居民和其他若干国家居民的消费支出商品构成。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构成还带有低收入经济通常具有的那些特点，例如在“食品”和“衣着”上的支出比重较高，两者合计占城镇居民全部消费支出的59%。这么高的比重同时也意味着，随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个高比重会逐渐下降，其他项目所占比重会相应逐渐上升，这些非食品和非衣着的物品和服务将在我国城镇居民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空间。1985年时，“食品”和“衣着”两项占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合计为66.8%，之后的12年中减少了近8个百分点。在今后20年中，这个合计比重再减少10-15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表2 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国际比较（各项支出占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
食品
衣着
居住
交通
家庭
医疗
文娱
其他
通讯
用品
保健
教育
中国
46.6
12.48.65.67.64.3
10.74.4
美国
12.06.1
18.3
13.65.9
17.5
10.2
16.5
日本
20.16.2
20.29.86.1
11.0
10.3
16.3
韩国
29.74.0
12.3
13.26.96.3
12.5
15.1
印度
54.1
10.09.8
11.54.32.33.84.2
说明：中国数据为城镇居民，1997年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国外数据为全体居民，来自《国际统计年鉴1997年》，其中美国和日本数字为1992年，韩国为1994年，印度为1991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构成也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特点。例如，我国城镇居民在“居住”和“交通通讯”两个项目上的支出比重较低，不仅比中高收入国家（如韩国和日本）低，也比低收入的国家（如印度）低。我国城镇居民在居住（包括房租和水电气费等）上的开支比重较低，肯定反映了城镇居民在这些方面仍然多少享受着来自政府和工作机构的间接补贴，而这些补贴、尤其是那些“暗中的”补贴（例如低房租和低水价、低燃气费等等）大多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行惯例。再如在“交通通讯”上的开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我国城镇职工在工作机构附近地区居住（居住在由工作机构提供的宿舍群落）、由工作机构为职工提供集体交通工具、城镇居民喜爱使用私人成本较为低廉的自行车等等因素都可能是导致这种开支的比重在我国较低的原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工资收入的完全货币化以及城镇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可以想象，我国城镇居民将会逐步增加在“居住”和“交通通讯”上的开支比重，使这两个项目成为未来时期中居民消费需求中最快速增长的部分或部分之一。
近年来的一些迹象显示，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在一些领域中已经开始出现显著调整。例如在自行车拥有量上。自行车曾是我国城镇居民的主要私人交通工具。自行车在我国的广泛普及使我国在世界上享有“自行车王国”的称号。正如图1所示，我国城镇居民自行车拥有量到1995 年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但到1997年就转为下降了。而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高收入居民显著地减少了他们的拥有量（图1中1997年和1992 年曲线的差距随收入水平的升高而越来越宽）。
图1 城镇居民自行车年底拥有量：（按收入分组）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随着城镇居民对诸如自行车这样的消费品的需求在数量上接近“饱和”，新需求便会越来越多地由消费者的存货调整周期来决定。同时，消费者会越来越多地提出质量上的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需求变化，会促使生产者面临日益不同的、加快了变化速度的市场需求环境。为此，生产者必须相应调整自己的供给发展战略。首先，生产者必须不断开发出新产品，使现有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其次，生产者必须更加重视产品质量的改进以便迎合消费者变化了的口味。第三，在国内城市市场增长速度相对减缓的同时，生产者必须考虑拓展国内农村居民市场和国外市场。简单地说，生产者仅有利润极大化的动机是不够的，生产者还必须适应市场、不断扩大和改善与消费者的关系。
过去，我国虽然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但由于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低下和他们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通过非市场的、自给性交换来进行，农村人口并未给我国工业提供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如表3所示，1978 年时我国农村居民全部消费支出中仅有41%通过市场购买，其余的59%则通过自给性家庭经济活动来提供。这反映了那时农村经济极低的货币化程度，也反映了农村居民经济活动在极低的生产率背景下主要为自己提供食物的特征（表3中自给性食品支出占1978 年农村居民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51.4%）。
表3 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构成（%）
1978 1990 1997
全部生活消费支出 100.0100.0 100.0
食品 67.7 58.8 55.1
衣着 12.7 7.8
6.8
居住 10.3 17.3 14.4
其他
9.3 16.1 23.8
自给性消费支出59.0 35.9 30.4
自给性食品支出51.4 32.1 28.1
说明：统计数字基于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348页。
随着农村经济中的制度改进、生产率提高和商业化农业活动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的自给性消费比重显著下降，到1997年降到了30%。但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比重。1997年，包括这部分自给性消费在内的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总额为17940.5亿元， 剔除自给性消费后便只剩下12450.7亿元， 而农村居民的自给性消费则相当于当年我国按支出法计算的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7.2%。有理由相信， 如果这部分消费是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自给性活动来实现的话，那么，由于支出效应乘数，国内生产总值将可能比实际数字高出许多。
展望未来20年，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比重（恩格尔系数）有可能降低到45%以下（比1997年水平减少10个百分点），他们的自给性消费支出比重有可能降低到15%以下（比1997年水平减少15个百分点）。再设想那时我国农村居民的自给性消费活动完全限于食品（1997年时尚有2个百分点的自给性支出花在诸如居住和衣着等方面）， 我国农村居民实现在非食品物品和服务上的商品化或货币化。如果未来20年中我国农村居民平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2%，农村人口年均增长1%，在农村居民的长期消费／储蓄倾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总消费支出（尤其是通过市场购买的非食品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总额）便可能达到3.5-4.0%的年均增长率。这显然是一个可观的高速度。 即使设想未来20年中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年均增长1.5%，农村人口年均增长0.5%，他们通过市场购买的非食品商品和服务总消费支出也可能达到年均2.5-3.0%的增长率。这仍然是一个可观的速度。
三、国内投资需求展望
分析和预测国内投资需求可以参考历史上的“资本—产出增量比率”（ICOR）指标。ICOR反映1个百分点GDP 的增长需要多少个百分点的GDP用于投资活动。有许多因素会影响这个比率。例如，一定时期中出于补偿生产能力目的的投资需要多少（这受到历史上的投资质量高低的影响）、以资本替代劳动的投资需要多少（这受到工资水平和利率水平的影响）、等等。资本的使用效率在理论上也是一个因素。此外，从我国的历史数据来看（图2），经济周期也是一个因素。一般地说，在经济增长率升高的时候，ICOR倾向于下降；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候，ICOR倾向于上升。
图2 我国GDP增长率与资本—产出增量比率
注：ICOR中的资本为总投资，即包括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过去20年中，我国ICOR系数平均为4.2。这相当于说， 在过去2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0%的情况下，总投资占我国GDP的比重平均达到了42%。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地说，高收入国家中的ICOR较高，发展中国家的ICOR较低。设想未来20年中，我国的ICOR将在4.5-5.0之间、我国的GDP增长率在8%左右，那么，总投资占未来我国GDP的比重需要在36-40%之间。这个投资比重，与我国在90年代的平均水平相接近，高于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一般水平。
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未来我国的投资需求会继续保持这么高的相对水平。首先，通过改革开放和制度环境的改善，各类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将进一步调动起来。我国企业80年代曾有过的那种在“无约束”或“软约束”条件下的投资冲动性会在新环境下逐渐减弱，但基于经济计算和合理风险承担的投资会在新环境中相应生长起来。第二，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我国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通过大量投资得到了更新换代，但“以资本替代劳动”类型的投资活动在我国尚不普及，因为我国存在较为丰富的低工资劳动力供给。但是，随着这种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劳动成本的上升，“以资本替代劳动”类型的投资活动必然增加。第三，过去若干年中形成的我国固定资本存货（包括房屋建筑和道路桥梁等等基础设施）不少存在质量和寿命问题，简单地更新它们就需要大量投资。第四，过去若干年中我国大量投资集中在工业、尤其是加工业领域，许多其他领域受到了忽略。经济与人类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要求我国的投资活动在一些新的领域中得到大规模开展，弥补由于过去的疏忽而形成的差距。例如在环境保护、公共教育投资和城市交通等等领域中。
表4
概括了我们测算若干领域中未来20 年我国投资需求增长的可能情形（这里省略掉一些推算细节）。
表4
若干领域中我国投资需求增长的可能情形
领域
主要预测结果
如果到2020年我国新增公路总长为150 万公里(
约为美国1992年水平的一半),按历史估算成本，这
全国公路投资
将需要总共39750亿元投资额.按20年平均,这意味着
每年公路建设投资近2000亿元,是现有公路建设投资
水平的一倍多.这个数字,不包括已有公路的维护和
更新投资.
按照200万人口以上城市各需要200公里地铁线、
100-200万人口城市各需要100公里地铁线、50-100万
人口城市各需要50公里地铁线计算,到2020年我国各
城市地铁投资
个城市所需地铁线总长约为9500公里.如按全国平均
的每公里地铁建设成本3亿元计算,9500公里地铁线
所需投资总额按静态算法为28500亿元,平均每年为
1425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现有几个大城市年度地
铁投资总和的10倍.
如果未来20年中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率为4.0- 5.5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增长率为3.5-4.0%,两者乘
积的低高限分别为7.6%和9.7%.在城市住房建设成
城市住房投资
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为满足城市住房总面积的增
长,城市住房投资也需要相应的增长.考虑到城市居
民对住房建筑和安装质量要求的提高,未来20年中我
国城市住房投资平均增长率可能在8.0-10%.
近年来我国每新增1万千瓦发电装机容量,大约
需要5000万到1亿元投资额.2020年时,若我国发电
装机容量达到美国1995年水平或其2/3,我国发电装
发电能力投资
机容量将1997年水平增加27100到52600万千瓦之间,
即平均每年增加约2000万千瓦.这意味着每年发电能
力投资额为1500亿元,这相当于现在的投资水平.
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中,教育事业在我国
将受到更加高度的重视,政府对教育机构的财政投入
将会逐步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公共教育投资
比例将可能提高到介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与发达
国家一般水平之间.这两个水平在90年代中期分别为
4.5%和5.5%.也就是说,未来20 年中教育公共投资占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可能从目前的不足2.5%
上升到接近5.0%,即该项比例指标翻一番.
按照世界银行(1997c)估计,环境保护投资占
我国GDP比重在90年代中期大约为0.5%.他们认为,
环境保护和生
按照"中等投资方案",这一比重到2020年前将达到
态治理投资 1.0%;而按照"高水平投资方案",这一比重可能达
到2.0%.在另一个地方(世界银行,1997a),他们认为
,我国治理空气和水污染所需费用在今后多年中将
达到我国GDP的3.1%.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促使上述投资需求增长的实现，我国的企业制度应当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各类企业必须具备对市场环境及其变动作出灵活有效反应的主动性和能力。前面已经指出，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在现阶段具有一些不稳定的特点。这意味着消费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收缩或相对收缩。为了克服消费需求收缩带来的不利经济影响，应当充分发挥投资的积极作用。通常说来，在消费需求减速增长时，利率水平也会走低。如果企业投资能对低利率作出积极反应，经济增长减速势头就会得到相应遏制。因此，我们需要改善企业的微观经营机制，促使企业投资活动与利率水平及其变动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另一方面，既充分利用政府投资的有效作用，也对政府投资活动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四、结束语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可以概括如下：
（一）由于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的可能性，我们应当重视需求问题的研究；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时也应如此。
（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预计将会在未来时期中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同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构成也将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三）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稳定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采取必要的政策制度措施逐步减少经济体制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维护和增强消费者信心。
（四）为了对付经济周期波动，应当高度重视投资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特别应当强调活跃企业投资，促使企业对低利率市场环境作出积极反应。
（五）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各类生产者的利润动机已经显著增强。但是，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我国各类生产者还必须坚定地树立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在产品的水平扩张和纵深发展两个方向上作出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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