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撰述论文,边防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1—0137—07
明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的边防史地著作，反映了当时边防危机的严峻现实。本文试通过描述性研究，揭示边防危机与边防史地撰述的关系，进而展现后者的史学特点和意义。
一、明中期以来的边防危机
明代史学中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是当时边防危机深化的结果。明王朝从中叶开始，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不再能实行正确有效的边域民族及贸易政策，而且边关的武备也几乎废弛。在这种情况下，立国以来一直困扰着明廷的“北虏南倭”的问题，开始突出了。其中在北方，东起辽东的鸭绿江，西至甘肃的酒泉，绵延近万里，累年经营的所谓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九边防线，此时不再是阻挡蒙古族铁骑的坚固屏障，当初远遁塞外的北元蒙古残余势力，此时开始频繁地南下侵扰，广袤的北方边防几乎年年有警：“自正德以后，瓦剌、俺答、小王子诸寇，先后扰边，中国宿重以御之，仅仅自保，间有战胜，亦无可纪”。[1]（《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其锋镝甚至深至京畿之地，使朝廷受到震动。其中最严重的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是年夏季，蒙古俺答部大举南下，入寇大同，“总兵张达、林椿死之”。“秋，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大败前来迎战的镇戍明军，“遂大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焚湖渠马房，畿甸大震”。[2]（《鞑靼传》）随后进逼京师，“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3]（《庚戌之变》）时戍守京师的军队“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言”。[2]（《丁汝夔传》）后来虽然有勤王的部队入援，但是领兵的将领及京师官员要么“忕懦不敢战”，要么“恇扰不知所为”，各部所率“凡十余万骑，相视莫敢前发一矢”[2]（《鞑靼传》）任凭俺答部在北京城外肆意抢掠达8日之久，然后“捆载而去”。[3]（《庚戌之变》）
与北部边防危机遥遥相应的是东南沿海疆域的倭寇之患。倭寇之患虽然开始于明代的初年，但是由于当时王朝初立，国势军力正强，对于犯边侵扰的倭寇打击积极，例如永乐十九年（1421）一役便“生擒数百，斩首千余”，[ 2]（《刘荣传》）所以倭患的问题相当一段时间并没有构成东南边防的危机。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在北部边防频频报警的同时，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也开始猖獗了起来。由于政治腐败，武备废弛，明军与入犯的倭寇只一交手，便惨遭失败：“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2]（《 日本传》）“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3]（《沿海倭乱》）“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从这以后，起辽东到广东，沿海绵亘数千里及一些与沿海地带相接的广袤地区，无不遭受倭寇的蹂躏，尤其是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受害更是严重，“终嘉靖之世，遂无宁日”。[4]（《嘉靖二十八年》）
二、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
明代边防的危机，促使边防史地撰述勃兴，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撰述的图籍数量多，一是撰述的时间相对集中。
关于第一个方面，前辈学者王庸先生所著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在这本书的甲编中，王庸先生以《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为题目，共分别著录了（一）“九边总图说”30种，（二）“边镇合志”30种，（三）“各边镇别志”64种，（四）“各路关卫区分记”91种；又以《明代海防图籍录》为题目，著录了有关明代海防的图籍101种。此外， 由于王庸的《明代海防图籍录》是“以地理设施及策略方术为主，专论历代事迹，如《驭倭录》、《倭患考原》均未著录”，[5]（《明代海防图籍录序说》）又因为“明代海防， 虽间为红毛等国所设，究以御倭为重，故论海防者，罔不按倭寇出入所由，以定防御之大计，是海防与倭寇实相为枢纽者也”，[5]（《附录》）所以又将吴玉华先生辑录的《明代倭寇史籍志目》附录在自己论著的后面，该志目共著录了有关倭寇的史籍达70余种。虽然这些著录的著作中有些并不属于明本土边防史地类的著作，如一些署名“日本考”的著作等，但是由于当时“论海防者，罔不按倭寇出入所由，以定防御之大计”，即把考察倭寇出入所由，作为撰述边防史地的一部分来看待，以期达到知己知彼“以定防御之大计”的目的，所以实质上也是当时兴起的边防史地撰述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样，仅王庸先生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一书正、附录所著录的有关南北边防图籍著作就达388种之多。而这些著作当中，按王庸先生著作的凡例，还不包括（一）“凡专述时间性之历史事实者，如高拱《边略》、方孔炤《全边略记》等”；（二）“凡明臣筹边防边之奏议甚多，兹无论别集总集，均不著录；如郑文彬《筹边纂议》、胡松《经理三关奏记》、王琼《晋溪敷奏》、杨一清《关中奏议》等”；（三）“凡类书，政书及地理总志等，非全讲边防而仅有一部分及之者，亦一概不录，如《大明会典》中《各镇事例》、吴学俨等《地图综要》外卷之各边图考、章潢《图书编》之《边镇》、黄道周《博物典汇》中之《九边》、罗洪先《广舆图》中之《各边图》等”；（四）“凡于北边各镇有关之省府州县志”，“均暂不录”。此外，除了王庸先生凡例中所明确列出的几类摒而不录的图籍外，还有大量的兵书，如茅元仪《武备志》中的《占度载》所列的方舆、镇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等类目，皇绿《武书大全》中所收陈廷时《地利海防》、徐光启《九边险要》等，以及周宗彝《修备纪略》、范景文《战守全书》、颜季亨《经世急切时务九十九筹》等等众多兵书中有关边防史地方面的内容。因此，若将所有的这些著作全部考虑进去，那么明代有关边防史地的图籍著作在整个史部中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泱泱大国”。
除数量多外，明代边防史地撰述时间的集中也很突出。仍以王庸先生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正、附录所著录的南北边防图籍著作统计，其中绝大多数的著作是撰述于嘉靖、万历或稍后边防形势日益严峻的时期。
明代边防发生的军事危机在唤起世人深深的忧患意识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于军事防务问题的重视并形成一时的风尚。此外，明代文臣指挥、武臣作战的军事领导体系，使大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臣加入到军事防务部门，也对边防史地撰述产生了积极影响。儒家思想中原本蕴含的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使他们能相对自觉地从历史理性的角度探讨边防危机的问题，从而促使对边防史地研究撰述风气的兴起。考察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作者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如《筹海图编》的组织者胡宗宪就是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曾经以御史巡按宣、大等北方诸边，后又以巡抚总督浙江诸军事的，其他如《九边图论》的作者许伦、《九边考》的作者魏焕、《九边图说》的作者霍冀、《九边兵略》的作者毕自严、《两浙海防类考续编》的作者范涞、《海防纂要》的作者王在晋……等等，都是进士出身并以文职官员担任军职或督诸军事的。
边防不断深化的危机对于当时那些身任职事和身历其害的文职军事官员的刺激显然很深刻，因此感时伤事，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边防史地撰述勃然兴起的直接动因。他们或利用工作之便搜集整理官方图籍档案编纂为帙，或将身历耳闻的事实记录成书，“寻得失于累朝，考虏情之终始”，[6]（卷7）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例如《海防纂要》的作者王在晋在《自序》中写道：“辛丑之岁（万历二十九年）晋甫受事闽南，倏忽警至，壮士环甲，与跃波跳浪之雄，共斗于天池。即文吏所司，不过号令期会而至于先声振胆，常终日终夜，蒿目以忧干戈，故疆圉之画，窃属心于南海之波崖。而不佞燥发，生长海澨与鱼虾邻。沙民之不知虏，犹夏虫之不知冰也。不知冰而知暑，虑必先于倭矣。顷者于役于浙，大中丞淄川高公时进小子晋，抵书以谈军旅。会城水陆军民兵十六营屯□队，时奉军令指麾调度，筹画机宜。间尝窃取载籍，旁搜统括，并述中丞公所为诹咨计议，有关海务紧要者，汇为一书，分十有三帙，名曰《海防纂要》……。”《九边考》的作者魏焕在《引》中亦说：“谨按兵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堠之政，其要害重大者，莫如九边，而事之不可臆度者，亦莫如九边。本兵之在朝廷九边之枢也，其机自职方始，非考验素定宁无负明时之委耶？焕不敏，承乏是司，窃用惧焉，乃拣集堂稿，团采边疏，询诸边将、译使，有所闻遂书之册，积久编次成书，分类备考。”
此外，明代边防不断深化的危机在朝野士人中唤起尚武精神和对边防军事问题探索的兴趣，也对当时边防史地撰述的兴盛起有推动作用。明代中后期士人中尚武的风气是很盛的，例如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6《解象三五十寿序》说当时“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而据道光二十八年所编的明著名学者陈第的年谱，亦说陈第“在家肄业经史之暇，学击剑，喜谈兵，人咸以狂生目之”。陈第亦歌曰：“忆我少年日，悲歌弄宝刀，饮酒动一斗，驰马弗知劳。”[7]（P6）如此热烈的尚武之风，自然要引起士人对边防防务的历史和现状格外注意，研究边防史地的热潮应运而起，有关书籍图籍的撰述随之兴盛，例如《明史》卷186《许进传》称《九边总图》的作者许伦：“好谈兵，幼从父历边境，尽知厄塞险易，因著《九边图论》。”乾隆《南昌县志·文苑传》引《大月山人集》说《九边图说》的作者万建章：“少负奇气，留心经济之学，随父宦京邸，客有从塞上来者，辄询边地形势，久之，益习。”雍正《山西通志·文苑传》载《两镇三关志》的作者尹耕：“豪宕不羁，性嗜酒，喜谈兵，尝为州守。生长边陲，知拈事，作《塞语》十一篇，申明边敌势要害。”说明社会上的尚武之风对于史学中的边防史地图籍撰述的勃兴是起有促进作用的。
三、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史学特点及其社会意义
考察中国史学发展史，传统史学中以军事防务为目的的有关边防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的史学撰述，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的杜佑所撰的《通典》，《通典》作为第一部典制体通史，专门列了“边防”一门，记述攸关唐帝国防务的边防地区或其周边一些民族、国家的现状、历史和地理的基本情况。降至五代、宋、元时期，由于长时期的多政权的同时并立，兵戎互见，疆域交争，使得边防的军事防务问题成为各个政权注目的焦点；同时，又由于攻守和战各朝廷内、朝野间意见不一，议论纷纷，于是以军事防务为讨论核心的边防史地专门图籍开始出现，如宋江默的《边防控扼形势图论》、陈武的《江东地利论》、程大昌的《北边备对》、宋祉的《东南防守利便》等。但是“夫古今局面固不同矣”，[8]（《序》）对于明代边防史地的图籍撰述来说， 除了承继宋元史学传统中的一些特点外，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具体问题的不同，又使得这些撰述从具体的兴起原因到所反映的整个特点都印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出时代的风貌。
与宋代的边防危机明显不同，明代除了末期面临着建州女真势力的崛起外，其它时期所面临的基本上没有一个是与之相埒，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军事政治势力。明代所谓的边防危机实质上是自身政治、军事上的腐败和边防军事策略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不当所致，因此明代很多边防史地撰述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所谓“忧危虑患者，其言钩深而曲中”也，[9]例如叶向高在其《四夷考》卷7中的“论曰”中说：“……正嘉之际，黠酋暴兴，族类蕃滋，近世未有曾铣发愤建谋，欲倾其巢穴，还我旧疆，而帷幄构争，萧墙生衅，伊吾之剑未鸣，而身首异处矣，岂不痛哉！虏既得志，益肆凭陵，鸣镝天都，彻烽大内，师中之寄，委于匪人。骑士材官，云蒸雾集，而不敢以一矢加遗。虏氛日恶，其有由然……穆皇初岁，虔刘汾石，几无孑遗。属天厌乱，孽虏扣关……而玩愒寖生，军实耗坠，迎佛掠蕃，狡谋百出，金钱内尽，藩篱外撤，故识者忧之。”又如冯瑗《开原图说》卷上云：“我国家设官而不详也，人情惮孤危，厌凉薄，故挂冠者众，而请缨者杳杳也。缺官废事，动经岁年，冲圉之常耳。非有殊异之擢，恐不能来死绥之士，至于营堡萧条，即墩台棋布，仅其名耳。额军耗矣，招募无几也，其谁与守？训练虽勤，稽查虽严，顾四钱月饷，历三季而始得，枵腹荷戈，安责御戎哉！观斯图者宁不为开原虑乎？”激忿之情，溢于言表。
对现实弊政批判的目的是要求对弊政的改革。赵士桢《筹海图编跋》说：“今衅端萌矣，必得虏在胸中，方能决胜于千里。肩安攘之寄者，宜因时转圜之图，无作刻舟求剑之策。”尹耕更在他的《塞语》中要求统治者“审几微”，及时革除弊病，他不无感情地慨叹道：“嗟夫！蝮蛇伤手，壮士解腕；竹落羁躯，猛虎决蹯；寒剂以攻毒，毒退而脾伤；燥饵以已寒，寒已而疡作，反之力也，而亦不易也。是故不察其轩轾者，不审其几者也。……我国家之居重驭轻，保中而宅大，以关雎麟趾之意，行采薇内外之法度，所谓衡本平也。而百余年来北虏渐炽，边警日急，板筑之声相闻于九边，征调之勤不堪于奔命，得微有轩轾乎？……于戏！愈趋而不止，悉萃而罔分，有过于此者乎？则夫所以为增损而轩轾之，又可后邪？夫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而况戕将之悖，婴城之变，向固有其端矣。酌疮疡之毒，以施攻治之方；理荣卫之和，以资元气之赖，是智者也。”于是人们纷纷以疗治国疮民癔为己任：“尝闻孝子不可不知医，今愚则云，为忠臣不可不知医；又闻秀才学医如菜作菹，今愚则云，官人学医可济国事。”[10]（《计治标本》）“法家先案而后断，名医因症而酌方，况事必有端，变不猝至，识其端而预防其渐，尤经略之上策也。”[11]（《凡例》）
《孙子兵法·计篇》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用间篇》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之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情者也。”边防史地图籍撰述的军事目的，使它表现出较之其它撰述更多的理性，这点在明代的边防史地的图籍中也有同样的表现。以魏焕的《九边考》为例。《九边考》共10卷，其中第1卷为总论，分镇戍通考、经略通考、番夷通考；以下9卷各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诸目分别叙述九边事宜。而各个部分之间均以实用为指归，在逻辑上环环相扣：“惧夫夷险之弗辨也，于是有疆域考；惧夫防守之弗严也，于是有保障考；惧夫将领之弗职也，于是有责任考；惧夫骑射之弗精也，于是有军马考；惧夫刍
之弗充也，于是有钱粮考；惧夫寇虏之莫知所从来也，于是有外夷考；惧夫筹画之弗审而无以为应变之地也，于是有经略考。”
明代边防史地图籍在编纂方面也富有特色。首先，明代边域史地图籍普遍重视图与文字的结合。这里的图主要是地图。地图与军事防务具有天然的联系，《管子·地图篇》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理。……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理。”明代边防史地图籍撰述的勃兴因是应当时边域军事危机而起，也就必然地决定了地形、地势图在这些撰述中的突出地位。例如郑若曾《筹海图编》凡例云：“一、是编为筹海而作，必冠以舆地全图者，表示一统之盛也；一、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边海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皆倭奴诸岛出没之处，地形或凸入海中，或凹入内地，故备倭之制当三面设险者，有当一面设险者，必因地定策……今略仿元儒朱思本及近日罗念庵罗公洪先《广舆图》 计里画方之法，凡沿海州县卫所营堡关隘，与夫凸出凹入之形，庶远近险易展卷在目……；一、总图载府州卫所者，举大而该小，若山沙图则又详外而略内，各有所重，亦互见也；一、附倭国图者，先内而后外也，附入寇图者，知所由入，则知所由御矣；……。”除地形地势图外，很多撰述亦有其它方面的图：“与夫兵器、兵船、客兵，有图有说，皆经略之不可无者”。[11]（《凡例》）因此可以说，郑樵所谓的“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的史学思想，[12]（《年谱序》）在明代的边防史地撰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其次，由于明代的边防史地的撰述大多是私人所为，这就使它能够摆脱官修史书的一些僵化的通病，“因事命篇，不为常格”，[13]（《书教下》）根据具体的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史目，创制不同的体裁，安排史事的编纂。例如张雨《边政考》卷5为，“稽三夷顺逆出没暨中国战胜与否之状，谨备书于历年之下，……按图索鉴，庶几集思广忠之一助”而创制的有关北虏、西域、西羌等“三夷”历史事迹图表；郑若曾《筹海图编》卷8的“嘉靖以来倭奴入寇总编年表”及“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等，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性。
在史学的编纂上，明代边防史地图籍的撰述也经过一个逐渐注重考实史料来源的发展过程，例如孙世芳《宣府镇志》的凡例便称：“志所纪事，多自二十一史中考用。若二十一史外，则汉唐以来诸简册，国朝诸志书，历代儒贤诸文集，以及稗官所述，残碑所遗，亦皆取可传信者补阙焉。如或考察未明，则宁略不备，非敢臆度县断，失本真也。”这种注重史料来源的可靠性，从魏焕《九边考》的凡例中看得最清楚，该凡例说：“一、凡九边图因职方司旧本，增以近年新设边墙崖堑，以备披阅；一、镇戍沿革，取诸各边图志；一、城堡墩台墙堑，增旧创新，取诸近年堂稿；一、军马登耗数目，取诸嘉靖十八九年各边开报手册；一、钱粮定数，取自户部各司手本；一、文武职官责任，取之本司各科职掌；一、番夷始末，考之《一统志》，参以边将译使之言……。”完全是以采用第一手材料为主。
明代边防史地撰述勃兴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也很深刻。首先，从明代社会意识发展的总体来看，边防史地研究撰述的勃兴与明代中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时兴起的实学思潮，实质上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危机的反应，从这个角度讲，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是整个实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具体落实，二者是逻辑上的包容关系。但是由于边防危机关系国家的安危，其影响社会生活之广泛与直接，远远压倒社会上的其它问题，甚至成为其它社会危机发生和深化的根源，不能不使世人感到切肤之痛而引起深思，魏焕《九边考》张环《跋》曰：“噫！今之刻集遍天下，不过玩物适情之具耳，视此集有益国家，有补于生民，有关于世道不同也。请广其传，且以为有事于九边者之一助焉。”而史称《海议》的作者唐枢：“少学于湛若水，深造实践，又留心经世略，九边及越蜀滇黔险阻厄塞，无不亲历，蹑履茹草，至老不衰。”[2]（《唐枢传》）反映了明边防史地撰述与当时实学思潮的密切关系。
其次，明代由于倭寇的侵扰而引起的东南沿海海防的危机，亦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这一情况的出现除了带来海域军事防御、作战形式及后勤补给等一系列新的军事问题，还带来了如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国家海权以及开放通商还是禁海锁国等等一系列新的观念性的问题。因此，由东南海疆的防务危机而引发的边防史地撰述热潮，必然会涉及这些新的观念性的问题。由于此时正是西方势力开始东渐的时期，所以对海权海防以及开放通商还是禁海锁国等问题的讨论，就别有一番意义。从当时有关海疆防御的史地著作所反映的思想看，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总体倾向是消极的，其中，在对于禁海锁国还是开放通商的讨论中，虽然很多人呼吁开放海禁，但是这些呼吁的出发点基本是从保证沿海治安的角度提出的，而不是考虑发展海外贸易，因此在观念上仍旧视海外贸易是一种入贡与回赐的形式。至于对海权海防问题的讨论，尤能看出明王朝随着国势的衰微而不断退缩内向的趋向，不再复有初期那种扬威海外的雄心壮想。嘉靖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的东南海防著作显示，虽然仍有一些人认为：“不御之于外海而御之于内海，不御之于内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于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责成将领严立条格，败贼于海者为上功。”[14]（《附御倭议》）即主张主动邀击入侵之敌于内海之外。但是更多的人则因怵于“天风海潮之不测”，而主张固守沿岸岛屿或内陆。即使是被当时人称许智勇双全在谭纶、戚继光和刘显之上而“堪大受”的抗倭名将俞大猷[2]（《俞大猷传》），在提出战术全面现代化，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敌于海上的同时，[15]（卷7、卷8、卷11）亦说：“海本辽阔，舟行全籍天风海潮，人力不可与抗。且我就所短而彼用所长，邀击于海中未为良策，故不如设备于海上”。[16]这种因“畏避潮险，不肯出洋”[17]（P2745）而把防御的重点置于近海及内陆的消极海防思想，对后来清王朝朝野的有关认识具有相当影响，而与同时期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的咄咄之势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衰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