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学重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能不少关心当代文学的人不会忘记，在“新时期”文学经历10年之际，北京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全国性会议，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对刚刚过去的10年文学成就，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几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认同。又一个10年过去了，对90年代以来这1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似乎批评的意见不少，而且各种批评意见之间的差距也相当大。
一些批评者对90年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是因为90年代产生的作家作品在美学观及价值观上，与批评者原有的价值期待相抵触；而有的批评者对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的不满，是基于对90年代整个文学发展状况的无法接受，90年代的文学已不像“新时期”的文学那样，在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精神向导和思想启蒙作用，90年代的文学较多的是描写和揭示日常生活中平常人的个人生活遭遇和生活烦恼，这些琐碎的私人生活在那些习惯于欣赏社会人生宏大画面的眼光看来，未免太无价值了。还有一些批评者因为个人的兴趣转向别的领域，他们对90年代的作家作品因不了解而生隔膜，由隔膜而疏远了90年代文学。
与上述批评意见不同的是，90年代后期，一些关注90年代文学现象的批评增多，而且，相当多的批评家认为90年代对中国文学的成长而言，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新时期”。在这些肯定90年代文学的批评中，批评家的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不少人认为90年代延续了“新时期”的文学传统，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依然是那些“新时期”出道的作家创作的。而另一些意见认为，90年代文学最重要之处，在于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结构，90年代的作家不管你如何写作，都面临市场经济的影响，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只有90年代才有的文学现象，如，自由撰稿人、书商这些90年代才有的社会角色，大众传媒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影视与当代文学的密切关系，文学期刊的策划对新作家作品传播的影响。
还有一些批评家认为，9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不同于“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和“先锋作家”的新作家群体在文坛登场。这批新作家的成长背景和个人经验完全不同于上述三种作家群，因此，新作家的新作品尽管在90年代还处于幼稚期，但就其中的个别作品而言，无论是传递出来的个人经验，还是运用的艺术手法，都是前三种作家作品中所少见的。由这些新作家的新作品，我们感受到一种多样的文学空间正在形成。上述围绕90年代文学而形成的各种意见，事实上，在一些报刊杂志中屡屡有所反映，但大都是个别杂志或个别人的意见，人们还无法在一个较为完整和较大范围里来获得评论者对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不同看法。因此，在新世纪开始之际，组织全国规模的文学问卷调查，对我们了解批评家们如何看待90年代乃至今天的文学，无疑是有益的。
当然，公众的意见并不决定文学的走向。在向国内百名评论家征求的意见函中，发起者的原意是了解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可以说，每个评论者基于各自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可能完全重复，即便是同一被肯定的作家作品，评论者推荐的理由也完全不一样。
譬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是这次问卷调查中被评论者普遍看好的一部作品，但仔细考察每一位评论者的评语，就会发现评论者都有自己的评价尺度。有人认为《长恨歌》体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文学叙述”，有人则认为《长很歌》是“上海市民精神的刻镂，小说叙述方式的试验”。还有人认为该小说的特色在于“因其在适当距离中重释了历史”。而且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性别的评论者的评论出发点，又有差别。上海本地的评论家倒是不怎么看重《长恨歌》的上海特色，甚至一些上海评论家认为王安记的另一部小说《叔叔的故事》更有文学意味。
但外地的评论家倒是普遍注意到王安亿小说的“海派”特色。相比之下，40岁以下年龄层次的评论者较多地认可王安忆小说在小说叙述上的价值，而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倒是很少涉及。余华的作品也是评论者提名较多的，但不像王安忆那样集中在一部作品上，像《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在细雨中呼喊》都被评论者提到。在这些被推荐的作品中，一些以往争议较大的作品，又一次引人注目。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得票前10名的作品中唯一一部散文集。有评论者认为它“较好地将深邃的思想与艺术智性结合起来”。有评论者认为《文化苦旅》最大的特色在于“壮美的大散文”。还有人认为该书的价值在于“样式上的突破”。
在所有的这些推荐名单中，给人印象深刻的至少有四点——
一，是“知青作家”在90年代取代了“右派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包括王蒙在内的一批“右派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几乎很少有评论者提及。被推荐的10位作家及10部作品，差不多都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知青”辈作家，如，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张炜、莫言等。
二，是小说依然占据了评论者的主要阅读视野。被推荐的10位作家中，除余秋雨外，其他9位全都是小说家，而且前10部作品， 除了《文化苦旅》外，也全都是小说。这种阅读格局的形成，体现了小说评论家在当今评论队伍中的主导地位，而散文、诗歌及影视文学的评论，依然处于弱势。
三，是女性文学在90年代很活跃，但女性批评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铁凝、迟子建、陈染等女性作家的作品，都有被提名，但总体得票并不多。这可能是因为参与推荐的评论家大都是男性的缘故吧，被推荐的作家作品中，名列前10名的，除王安忆和她的《长恨歌》外，其他被提名的作家作品都是男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样的推荐结果，当然与评论家以男性群体为主的整个结构有关。假如让一个女性为主的群体来推荐的话，结果大概会完全不同。
四，是有两类作家作品值得关注。一是现实主义类型的作家作品。尽管在纯文学范围内现实主义被视为是一种最恪守常规的稳定因素，但这类作家作品的影响依旧。陈忠实的《白鹿原》得票仅次于王安记的《长恨歌》，百名评论家中有相当多的人肯定这部作品，其中不乏在艺术趣味上较前卫的青年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家族、文化、权力结合得非常好”的作品。还有一类就是90年代出现的“新生代”作家作品（广义上的“新生代”）。像陈染、韩东、毕飞宇、须兰、朱文等新作家及其作品，被一些评论家所推荐，对他们的推荐意见主要集中在他们的作品传递出90年代特有的生活经验以及表现格式上的独特方面。“新生代”作家作品的确在90年代后期形成了社会影响，他们所传递的生活经验是80年代中国文学中所没有的。假如我们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文学存在的话，那么，评论家的权力不是漠视这种存在，而是要对这种存在进行了解、评价和解释。